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建立了一个分析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认为政府支持、创业资本和创业动机是影响农民工创业的三个关键变量,并利用2010年7月在湖北省恩施州获得的858份返乡农民工数据对这一理论框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创业资本和创业动机均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获取政府支持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创业动机变量明显提高了政府支持变量和创业资本变量影响农民工创业的概率。另外,我们还发现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创业也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但政治面貌变量影响不显著。     

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在多数农民工流入城市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农民工选择返乡。回流农民工创业对增收减贫及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通过对四川省的调研研究了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家庭打工人口数越少、务农时间越短的农民工创业意愿越高。同时,结果也发现户耕地面积越小的农民工创业意愿较高。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创业意愿也具显著影响,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创业意愿较强。此外,男性相比女性更具创业意愿,但该变量统计上不显著。     

创业环境维度视角下的农民工回乡创业选择

农民工回乡创业对缓解农村就业压力和增加农民收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什么样的环境能够促进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研究较少。主要从创业环境维度的构念出发,运用实地调研数据通过probit模型的回归分析考察创业环境维度变量对农民工回乡创业选择的影响。主要结论为:创业环境维度中,融资环境和教育环境对农民工回乡创业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市场环境和政府环境对农民工回乡创业选择的影响显著;当地市场流动人口的增加和政府支持创业政策的出台,以及农村完善的社保体系的建立,都会促进农民工回乡创业。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乡城迁移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研究

在2011年天津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借鉴推拉理论重新梳理影响农民工城乡迁移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析出和显化在不同代际农民工城乡迁移和宅基地退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推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宅基地在住房养老中的作用、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性别、教育程度、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在拉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和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和是否同城里的人交过朋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与回流决策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回流一直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引导大规模农民工顺利流向城市并融入城市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农民工的回流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回流的解释,显然忽视了农民工城乡长期保障的影响效应。本文希望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用长期保障解释农民工回流现象。首先根据已有文献对农民工回流原因的研究提炼了长期保障的涵义,将其划分为城市长期保障和农村长期保障;然后构建了一个基于长期保障的农民工回流决定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3年全国8个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这一模型;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了城乡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机制。在当前中国,长期保障才是农民工回流农村问题的关键。分析结果显示,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且对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影响更显著,对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城市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或者有城镇居民医保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农村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户籍地有耕地、有新农合或者上一年寄回老家钱物越多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更强烈。因此,健全劳动合同关系和城镇居民医保体系,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有利于减弱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3市的调查

与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的广泛与深入比较而言,专门针对女性农民工的研究由于调研数据的匮乏而较多的停留在定性与个案研究层面。本项研究通过对湖北省黄石、鄂州和仙桃三市1122名女性农民工的实地调研,分析了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并从"留城意愿"的角度,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其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调查与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相比男性农民工而言,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渠道更加单一,行业分布更加狭窄,就业区域更加集中;影响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不仅包含代际差异、文化程度、流动距离与培训程度等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一般共性因素,同时表明女性农民工的个性心理特征对其社会融入影响较大。针对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面临的特殊问题,本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指明了今后需要着重研究的方向。     

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北大核心CSCDCSSCI

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点为农民工市民化。本研究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当前农民工结构、素质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基础上,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城乡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工作压力等7个因素对其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有重要影响。而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或因对宅基地的未来收益看涨,大多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宅基地。     

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

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点为农民工市民化。本研究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当前农民工结构、素质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基础上,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城乡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工作压力等7个因素对其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有重要影响。而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或因对宅基地的未来收益看涨,大多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宅基地。     

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由于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和成长的时代背景不同,其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差别。两代农民工无论是初次职业选择还是现职业选择,其职业结构、行业结构、职业目标和职业诉求、职业稳定性乃至当前工作条件、月均收入等方面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对其初次职业选择影响因素以及现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多项Logistic回归表明,家庭因素较多地影响着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他们因为家庭原因比较注重获得一定的、较稳定的收入。而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中,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但也反映了其具有较强的家庭观念,并且比较关注工作条件。     

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与城市融合

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湖北省武汉市的实地调查,用order probit模型研究了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作用,并基于PSM方法对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程度普遍不高,67.3%的农民工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比例只有9.3%。回归结果发现,相对于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来说,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城市完全融合的概率更大。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对农民工城市退休养老生活保障的正式承诺,降低其对未来城市养老生活不确定性的风险预期。同时,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影响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因素,发现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所从事行业、就业单位性质及就业单位是否按法规签订劳动合同等因素均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程度。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增加;相对其他行业及单位,建筑行业和私营企业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能性更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政府应加大监督力度,切实督查企业劳动用工规范,确保"应保尽保"、足额缴纳;企业应充分认识规范劳动用工制度的重要意义,提高经营风险意识;基层工会组织应发挥监督、代理功能,成立劳动争议协调组织,积极参与农民工社会保险相关事务的协调、监督工作;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自身权益保障意识。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入户调查数据对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农民工具有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但由于受到市民化能力的制约,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转化为市民,因此尽快提离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成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城乡二元制度中,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外,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未来城乡二元制度的创新重点不能再继续停留在形式化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层面,而应该尽快切换到对农民工的预期和收入等权利和待遇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上来.     

西部地区促进农民工就业的产业选择

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存在大量返乡农民工和就地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工亟待"就业"与企业亟待"用工"凸显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矛盾和产业结构偏差。西部地区调整产业偏差,进行慎密的产业选择,成为必然。通过构建农民工产业供求模型,对农民工产业流向进行理论分析,表明在区域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的过渡期以及在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和高端技术产业对资本和技术的偏好,限制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通过运用比较分析法,考察西部产业选择的宏观与微观条件,透析出西部的资源特点、产业发展现状、城镇化水平、非农产业收入状况、非农产业就业吸纳能力。在理论模型推导和现实社会经济状况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选择思路和选择结果,即西部地区应重点发展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旅游和旅游服务业和公益事业。     

信息社会进程中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与城市融入

农民工进入城市,脱离了家乡政府的管理,原有的生产技能失效,可用的社会资源和信息渠道急剧减少,因此重建人际网络的需求强烈。信息社会背景下,手机、网络等信息传播产品的普及,为农民工突破政策壁垒建设人际网络提供新的途径。并进而打通职业上升通道、提高自我认同,促进了城市融入的进程。本文在对回答了农民工在寻求支持时为什么选择人际网络而非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网络之后,对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络的现状进行了讨论,包括影响因素和人群差异两部分。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农民工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人际信息传播网络的更新直到城市融入进程加快的理论框架,并画出理论框架图。     

农民工对流出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影响

随着各地农民工的大量外出,农村的经济、政治、居住环境等都受到了极大影响。本研究拟以四川省为例,通过在不同区域内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构建相应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系统地分析农民工对流出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所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农民工的流动对山区人居环境改善的影响最大,丘陵次之,平原最小;在对家庭影响方面和对公共环境影响方面,农民工对丘陵的影响值都明显高于平原和山区;在对周围人影响方面,对山区和平原的影响值差异不明显,但对丘陵地区的影响却基本为零。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拓宽农民工的就业途径;加强宣传教育,重视对农民工的科普知识教育;合理规划环境,强化农村环境监管体系。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终结是市民化,但是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市民化阻碍,这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沈阳和余姚两地区进行了案例调查,得到了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调查数据,首先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对新生代的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进行了测度,并预测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指标进行分位数回归分解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影响,以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是影响其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市民化抑制程度高于80%时才会使市民化抑制程度下降。因此,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的享用水平;发展和健全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市民化抑制程度较高的地区应特别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     

农民工举家迁移决策的理论分析及检验

近年来,农民工以家庭形式进入城市务工经商逐渐增加,经典的迁移理论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现象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传统模型更多关注个体,而缺少对家庭进行整体性分析。本文以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决策机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多期动态模型,模型以生活成本为核心,分析了对城市生活成本信息的积累与修正,以及城市社会网络规模的变化对举家迁移的影响。模型表明农民工家庭中最初迁移者对城市信息的积累和家庭社会网络的扩大能够降低迁移成本不确定带来的风险,并促进举家迁移的发生。随后本文使用一项在北京市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是否举家迁移的Probit模型表明家庭结构、自经营的协同效应和务工的机会成本等影响迁移成本的重要变量都对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决策有关键性影响,验证了理论模型以迁移成本为核心假设的正当性。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举家迁移的家庭进程务工时间较长,其城市的社会网络规模也普遍大于非举家迁移者。实证结果表明模型对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基本特征给出了较好的解释。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与驱动力对于促进其主动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镇就业、定居进而构建并不断提高生活满意程度的过程,因而生活满意度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驱动力。利用四川省成都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与实证分析,基于29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探讨了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追求平等、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其生活满意程度取决于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结果。最后提出了就业环境公平化、社会福利均等化及市民化教育等对策建议,从而有利于促进其从经济、社会到心理的城市融入。     

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基于天津市578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对天津市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在性别差异的视角下,分析了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是年龄、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家庭劳动人口数量、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对农地的态度、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评价、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的评价。只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农地经营成本、农地经营收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外出找工作途径、农地转出程序评价、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评价、是否参与新农保、对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只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非农就业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所在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制度嵌入、绿色技术创新与创业企业碳减排

"双创"的蓬勃发展以及"建设美丽中国"时代背景下,创业企业成为承担社会环保责任、实现碳减排目标、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主体,如何提升创业企业的碳减排担当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基于制度理论和嵌入理论,结合中国第10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中的2 703家创业企业调研数据,在将制度嵌入划分为政治嵌入、市场嵌入和行业嵌入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探索三种类型的制度嵌入对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的影响,并同时分析企业内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制度嵌入中的政治嵌入、市场嵌入和行业嵌入均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在投资方面的碳减排担当,且创业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嵌入比政党身份嵌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市场嵌入比政治嵌入和行业嵌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2)制度嵌入中的市场嵌入和行业嵌入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在费用方面的碳减排担当,且市场嵌入比行业嵌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3)创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的碳减排担当。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和拓展了碳减排担当领域的研究情境,凸显了碳减排制度多主体参与的特征,且为探讨企业的碳减排责任问题提供了整合性的研究框架。在实践上对于理解中国情境下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的影响因素,打开外部制度嵌入以及内部绿色技术创新对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作用机理"黑箱",探索提升创业企业碳减排责任和担当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今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基于大连市3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从外部环境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情况两方面,构建了市民化指标体系,修正了基于C-D函数的市民化进程模型,采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定量分析了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特点,运用Mapl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①市内四个主城区的市民化水平低于副城区;②市中心及其辐射地带市民化水平较低,城乡结合部市民化水平较高;③市民化指标与市民化水平空间分异不匹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制度环境处于阻碍阶段,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接纳程度较好,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已经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城乡结合部和副城区(郊区)是其定居城市的最佳区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国家、社会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个平台,加快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