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财税政策评述

财税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是国际上最常用的两类基于市场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选择其中的一类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市场政策工具,并将二者视为是不能兼容的。相比于碳排放权交易,财税政策影响范围更广,往往受到更多政治因素制约,政策设计也更加复杂。财税政策在英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果,并且通过灵活和复杂的设计,与碳排放权交易共同实施。英国的实践说明,财税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中不仅可以共同实施,而且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本文重点分析了包括气候变化税、排放价格支持机制和气候变化协议在内的英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财税政策设计的特点、政策设计中的主要考虑因素,并分析了英国相关财税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间的衔接与协调方式。英国在财税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的衔接与协调中,综合考虑了不同政策的实际影响,既避免了单一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过大,又降低了财税政策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此外,英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财税政策中还设计了一系列灵活机制,平衡了控排效果与政治影响,并使政府和排放企业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有利于利益相关方接受相关政策。英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实践对于我国以及考虑采用财税政策或碳排放权交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配额价格关联机制研究——基于计量模型的关联分析

依据温室气体排放凭证种类的不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产品可分为碳排放配额和碳排放核证减排量两种。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日益活跃,以及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不同产品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也日趋紧密。如何认识并利用产品价格的关联关系,对于及时掌握碳市场的价格信号,依据不同阶段合理选择交易产品的类型,稳定和调控市场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碳排放配额和碳排放核证减排量两种商品的现货价格以及期货价格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比较上述商品价格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碳排放配额的价格在市场上处于主导作用,对碳排放核证减排量价格有引导作用,碳排放核证减排量的现货价格对碳排放配额的现货价格也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不同阶段的碳排放配额期货价格对碳排放配额现货价格的冲击作用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在未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理,应重视碳排放配额现货价格,注重发挥不同的碳排放权产品在价格管理方面的作用,逐步形成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内不同产品价格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机制。     

国外碳排放MRV体系分析及对我国的借鉴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美国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制度和日本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计算、报告和披露系统的MRV体系,以及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及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报告制度的MRV体系现状,对比我国与国际成熟体系间的差距,提出了我国碳排放MRV体系建立的相关建议。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减污降碳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其减污降碳的政策效应引起广泛关注。文章将二氧化碳减排与环境污染治理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省份面板数据,以碳排放交易机制为政策背景,采用改进熵权-TOPSIS模型计算环境污染指数测度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污染程度,以碳排放量与环境污染指数的交乘项表征减污降碳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减污降碳效应。研究结果发现:①与非试点省份相比,从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来看,碳排放交易机制降低了试点省份二氧化碳和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试点省份的减污降碳水平提升了16%。从试点个体的政策效应来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表现较优即碳污排放呈显著下降趋势,广东表现次之,而湖北表现较差。②作用机制分析和异质性检验发现,碳排放交易机制通过能源消耗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的提升,同时,减污降碳水平呈现区域异质性,东部和西部地区表现最优,中部地区表现不佳。③进一步,以灰色关联模型探究各省份碳排放与环境污染物的减污降碳水平协同减排潜力,计算结果发现,上海、广东、广西、贵州、新疆等5个省份的平均关联度值大于其他省份,呈现较高的减污降碳潜力。因此,要加快推进并完善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发挥市场激励型的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二氧化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物的协同减排作用,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制定区域差异化的减污降碳政策,加快实现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协同效应。     

中国碳减排承诺解读及碳交易发展研究

中国政府2009年末温室气体减排承诺的宣布,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使得节能减排和碳交易问题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解读了中国的减排承诺,回顾了排污权交易和碳交易的发展,分析了排污权交易和碳交易面临的问题,并展望了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认为中国现在制定的碳减排标准减少的是碳排放的增量,既是环境问题又是经济问题,今后减排目标会进一步细化。通过与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碳市场对比,认为建立有效运营的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当务之急是抓紧交易配套资源的建设,如能耗监测系统、配套法律、相关人才培养等,使碳交易平台专业化,以主动掌握碳定价权。碳市场展望方面,认为国内碳市场有望随着各行业、地区减排目标的设定而逐步形成和发展     

碳交易体系助力中国避免碳陷阱、促进碳脱钩的效应研究

作为调和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减排工具,碳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关系到中国减排目标的实现与经济模式的选择。本文通过构建点弹性与弧弹性两类Tapio脱钩指标,基于倍差法(DiD)与半参数倍差法(SPDiD)分析了2007—2015年碳交易机制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水平的影响,为助力中国摆脱碳陷阱、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市场能够将碳排放的负外部性转换为内部性,促使试点地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由此中国碳试点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并未导致试点地区GDP与人均GDP增速放缓;同时试点政策促进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可转换为促进碳强度的降低,则碳交易体系显著促进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两者的脱钩水平,助力中国摆脱碳陷阱。基于市场机制的碳交易能够激励高污染行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由重变轻"、能源结构"由黑变绿",解决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且碳市场的构建有效实现了"碳试点计划"的目标,完成了碳交易体系构建初期的目的,达到构建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要求。应积极推进碳交易体系建设,发挥碳强度目标的碳脱钩功效,完善市场交易制度,维持市场运行稳定;全国统一碳市场短期应以推进碳排放和经济增长脱钩为主要目标,综合考虑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并积极发挥其创新效应。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的法律困境及完善路径

作为一种以碳排放权为担保标的而获取融资的创新型碳金融制度，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立足于“双碳”目标的实现需求，衍生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运营，并有利于为减排企业提供节能低碳转型的必要资金、有利于为金融机构提供新的风险管理工具、有利于强化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进而助推碳中和经济、绿色金融、碳交易市场的繁荣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然而，由于缺乏统一性、权威性的立法规范，当前有关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的行业标准、地方指引和交易所规则存在规定模糊、规定不统一甚至相互冲突等现象，导致碳排放权担保融资业务面临碳排放权法律性质不明确、碳排放权担保方式有争论、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的登记机构存疑惑、碳排放权担保财产的处置方式存争议、碳排放权担保融资款项的用途待规范等问题，阻碍了碳排放权担保融资业务进一步地推广和普及。因此，应综合考量现有法律、政策、市场、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在效率、公平、秩序等价值间作出取舍，并以审慎的态度和务实的作风得出最适宜当前碳市场制度演变趋势、绿色转型阶段性特征，以及金融创新发展需求的最佳结论，进而将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确定为行政许可权，明确碳排放权担保方式为质押担保，...     

碳金融市场的风险识别和监管体系设计

当前,全球碳交易体系分割且从属于不同的政府或区域管辖之下的发展特征,产生出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分散交易体系如何链接、各市场减排效果如何比较等问题。由于国际碳市场相对发展还不成熟、预期寿命不确定、波动性较强,且由于碳市场发展历史较短,缺乏长期的定量数据记录,市场上为参与者提供的风险管理工具很少。而随着2013年中国七省市的区域碳交易试点陆续启动,结合全国层面的自愿减排交易体系,碳交易将成为中国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在发展初期,我国碳金融市场至少存在机制设计风险、市场供给风险及违规操作风险等方面的挑战。因此,无论是从市场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经济部门和市场稳健发展还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均应识别碳金融市场的风险,以保证有效的交易和定价机制、避免欺诈和价格操纵、平衡信息透明度及保密程度为基本原则和目标,尽早从监管法律、监管机构及权限、监管范畴及监管内容等多方面全面设计碳金融监管体系。     

基于时变参数模型的中国区域碳排放权价格调控机制研究

区域碳排放权价格的差异制约了中国全国性碳市场的建立,亟需寻求价格调控方式。本文通过Phillips and Sul模型分析了北京、深圳、上海等碳排放权价格收敛性,结果显示单纯市场作用无法形成统一价格,进而运用状态空间方法构建时变参变量模型,从能源价格、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度等角度,分析了碳排放权价格差异的影响因素组成结构,提出了价格调控机制。认为降低焦炭价格、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提升交易市场活跃程度以及加大违约处罚力度,是缩小中国区域碳排放权价格差异,形成统一价格的有效调控方式,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提供了决策支持。     

清洁发展机制下碳信用交易生产理论剖析与借鉴

由于全球变暖导致的各种极端天气现象频繁发生,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是目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碳信用交易的产生为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在国际碳信用交易市场上,我国是主要供给者,但参与交易尚处于CDM项目阶段,不能参与碳信用的二级市场交易并且没有自己的交易体系,这不利于在国际碳市场上争夺定价权。本文系统研究了CDM机制下我国企业参与碳信用交易的理论及实践问题。首先对Putty-Clay Vintage模型进行了深入分析,阐述此碳信用交易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评价其贡献和不足,重点在于提出了企业参与碳信用交易的分析框架,有助于他们在一定的碳减排成本约束下实现最优化生产。其次,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效率低,要从根本上降低CO2排放量实现节能减排,必须为企业搭建平台实现国内碳信用交易。因而,针对我国发展碳信用交易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探讨了该生产理论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标准发展现状及政策建议

企业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不仅是当前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体系当中的重要环节,还是保障我国顺利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重要技术支撑。本文在对国际现有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标准及其基本框架分析的基础上,识别了我国进行企业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未来我国强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政策对策建议。     

低碳省区试点政策的净碳减排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低碳试点是实现中国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旨在探索和推广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低碳建设的做法及经验。客观评估低碳省区试点政策效果,有助于更好积累和推广省级层面的低碳建设经验,进而全面推进绿色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作者基于2000—2017年中国26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从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两个方面,对辽宁、广东、陕西、湖北、云南和海南等6个“低碳省区”试点政策的净碳减排效应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通过安慰剂检验和双重差分(DID)估计对政策效应的稳健性进行验证和补充分析。研究发现:低碳省区试点政策下,辽宁和湖北的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均显著下降,即政策效应双有效;广东和云南的人均碳排放显著下降,而这两个省区的碳强度变动并非源于低碳试点政策;低碳省区试点对陕西和海南的碳减排均无效,相反,这两个省区的碳强度以及陕西的人均碳排放显著上升。分析认为,导致各省区净碳减排效应异质性的因素有以下四点:①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越低,越有利于人均碳排放控制;省区经济水平越高,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越高,越有利于碳强度控制。②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叠加有效促进碳减排。③政策实施前,省区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指标越低,其减排空间越小,减排难度越大。④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惯性作用会长效推进碳减排。有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在省级层面合理布局低碳产业,特别是低能耗、低排放的第三产业,有效降低能源消费;推动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较高的省区率先减排;加大对经济欠发达省区的节能减排资金与技术支持;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完善,形成长效的低碳发展机制,实现生态绿色和经济增长和谐共赢。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标准发展现状及政策建议

企业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不仅是当前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体系当中的重要环节,还是保障我国顺利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重要技术支撑。本文在对国际现有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标准及其基本框架分析的基础上,识别了我国进行企业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未来我国强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政策对策建议。     

基于碳交易市场连接的宏观调控机制研究

将碳市场连接与宏观调控相结合,通过引入碳市场额外性函数和排放权随机定价模型,构建了包括碳价格趋同和碳市场减排真实性两个最终调控目标的中央计划者宏观调控多目标优化模型。本文首先引入"额外性函数"来描述名义减排目标和真实减排目标之间的偏差水平,指出额外性函数反映的是减排目标的弹性,即"碳市场不能实现减排目标的概率"。然后本文提出碳市场的成功连接包括两个主要的特征:碳价格的趋同以及碳市场减排真实性的提高,并将这两个指标作为全国碳市场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由此建立了多目标优化宏观调控模型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在额外性函数,价格趋同函数以及配额分配数量之间构建了关联,为宏观调控策略的设计建立了理论基础。为了进一步了解市场连接和宏观调控对企业交易行为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简化的企业响应模型,模拟结果表明,不确定性水平会对企业的最优利润点产生影响,进而改变其交易策略。最后本文指出中央计划者在采用数量工具进行市场调控时,不能仅仅盯住市场价格,同时应该盯住不确定性水平,这意味着中央计划者在进行调控时需要适当引入预期管理,具体策略包括:在配额初始分配时尽可能从紧;引入拍卖机制管理需求侧不确定性等。     

企业内部碳交易市场探析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加剧,企业逐渐认识到将气候变化问题上升到企业战略高度的重要性.在企业的生产运营过程中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目前企业自主减排的动力不足,这不仅需要外部激励,更需要企业具有内生性动力.而只有依靠企业运行机制的修整和改良才能在根本上激励企业减排的自发性.企业内部碳交易市场的构建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它将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基于“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理念,建立企业内部碳交易市场,在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权的重新分配和交易.它具体包括三个互为联系的子市场,即碳信用市场、碳项目市场和现碳交易市场,各子市场的良好运作也需要三重保障,即减排基金的合理构建、产权的明晰和监督机制的完善.通过构建内部碳交易市场,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权在企业内部的市场化运作,提高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保障企业抓住气候变化带来的战略机遇,规避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机制的减排有效性评估及影响要素分析

驱动管理对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一项重要功能。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减排机理和倍差法原理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减排有效性评价方法,通过碳排放权配额总量松弛度计算、管理对象分别在对照期和实验期的相对减排率测算比较,建立起机制减排有效性充分必要条件的判断矩阵,对我国7个碳交易试点机制进行减排有效性的评价和分析,提炼出影响碳交易机制减排有效性的要素,为国家碳交易机制运行提供参考。研究表明:在管理对象具有减排潜力的情况下,如果配额总量供给低于碳排放需求,碳交易机制能有效地发挥促进减排的作用;当管理对象处于边际减排效应递减阶段时,配额总量的松紧程度对碳交易机制的减排有效性影响不大;碳交易机制所处经济体的整体碳排放水平和经济结构变化程度对减排有效性具有较大的影响。影响碳交易机制减排有效性有4个关键要素:碳交易机制管理对象的减排潜力大小、配额总量松紧度、碳价水平和经济波动幅度。建议:(1)优先选择减排潜力大的企业进入碳交易机制,对行业的减排潜力进行预评估,根据减排潜力大小设置合理的配额总量;(2)对配额总量设定采取定期评估与调整机制;(3)运用财政或金融手段将碳价维持在合理的价格水平区间内,使其发挥刺激企业采取主动减排行动;(4)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经济环境状态对碳交易机制的部分要素进行因地制宜的调整,以增强碳交易机制的减排有效性。     

碳排放影子价格模型——以深圳市电力行业为例

以煤电为主的电力行业是中国最大的温室气体(Green House Gas,GHG)排放部门,该部门GHG排放量约占全国GHG排放总量的40%,因此能否有效控制电力行业GHG排放增长将直接影响国家GHG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在电力行业碳排放受限情况下,GHG排放权(也称碳排放权)成为电力企业生产所必须获取的一种资源。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以系统发电总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电力系统数学规划模型,利用对偶原理求解GHG排放权的影子价格。以深圳电网为案例,本文计算了电力系统GHG排放权的影子价格并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碳排放总量对GHG排放权影子价格的影响较大,同时各种能源资源的丰富程度也会对其产生影响;核能发电可以降低发电系统平均成本,也有助于减少发电系统对碳排放权的需求,因此可以有效抑制碳排放权资源影子价格的上升;化石能源发电碳捕集和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改造也可以减少发电系统对碳排放权资源的需求,也会起到降低碳排放权影子价格的效果。本文所得的GHG排放权资源影子价格可以为碳排放权定价和制定碳税税率提供科学参考。     

强制减排交易机制外企业会自愿减排么?

强制减排交易机制和自愿减排交易机制都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市场手段。目前中国的强制减排交易机制纳入了部分行业进行管制促使企业自主性降低碳排放,在试点范围内,企业整体履约率保持较高水平,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呈现双降趋势,但强制减排交易机制外依然存在大量企业,激励这些企业参与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主动降低碳排放,有利于国家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利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本文从现实背景出发,以强制减排交易机制外企业为研究对象,引进政府强制减排概率和财政补贴参数,构建动态博弈理论模型,分析企业和政府的行为选择,根据不同类型企业市场势力大小,研究促进企业参与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的可能策略选择。研究结果发现:①自愿减排交易机制是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的成本有效的选择,自愿减排机制可以促进企业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但企业的市场势力会影响企业执行自愿减排的效率;②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下,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发挥重要作用,促使企业改进自愿减排的效果;③对企业的补贴政策在社会福利损失较小时,可以发挥辅助性作用,提高企业自愿减排的积极性和减排水平。因此,对于强制减排交易机制外的企业,增强企业参与自愿减排的积极性,提高企业自愿减排水平,政府管理部门需要根据企业的行业类型和特点,制定精准、细化的自愿减排减排政策,需要保持一定的潜在管制压力进行协调和引导,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借助一定的财政补贴手段来提升企业自愿减排水平。     

论构建中国用能权交易体系的制度衔接之维

用能权是具有公私法双重属性的管制性财产权。用能权交易是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一项制度创新,对实现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用能权交易制度旨在从供给侧实现节能降耗目标,与其并行的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还包括节能量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节能量交易与用能权交易的规制对象、规制手段、制度设计目的和约束功能相近,故两者存在制度重复建设问题。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设计目的具有协同性、规制对象有交叉,但两者在用能权指标和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履约等方面存在制度衔接不畅问题。通过法学和制度经济学分析,对用能权交易、节能量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整合与重构提出了建议。中国应当取消目标节能量交易制度,并以核定用能权交易取代项目节能量交易。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衔接层面,应当打通用能权交易体系和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立联合履约机制,即允许用能单位或排放单位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使用用能权指标、核定用能权、碳排放配额或核证减排量履约。用能权指标与碳排放配额在履约方面的衔接机制重点在于一级市场的对接。用能权的初始分配仅仅是为重点用能单位设定节能义务的过程,应当以公平为原则,并且采取免费分配的方式。相对于用能权交易制度,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则是为了控制排放单位对碳排放空间这一资源的过度利用。因此,在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环节,政府应当通过有偿分配的方式以实现国家对碳排放空间这一稀缺资源的所有者权益。建立核定用能权和核证减排量的联合履约机制,既允许用能单位购买核证减排量抵消其超额耗能,也允许排放单位购买核定用能权以抵消其超额排放,并对抵消比例设定限制。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机制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我国实施以市场为基础的重要环境规制之一,但此交易市场建设能否诱发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的有关研究仍然不足。以我国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研究对象,采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准自然实验,选取2004—2016年全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评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诱发效果,并使用排列检验法进行有效性检验;进而,定量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正式运行后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探索七个试点效果差异的成因。研究发现:①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整体上诱发了试点地区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②各试点的政策效果存在一定差异,除重庆外的六个试点对政策响应较为迅速,其中北京、上海的诱发效果最显著,天津、广东、深圳和湖北次之,而重庆试点未能对政策作出充分的响应。③碳排放权交易对低碳技术创新作用中的政策"信号-预期"机制在我国首次得到验证,该机制在除重庆外的试点地区都得到了较好的构建。④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良好的协同作用,促进低碳技术创新,但其未能与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相同作用;除重庆外,碳排放权交易这一市场型环境规制与控制型环境规制也呈现出协同作用。据此,应积极推进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以发挥其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诱发作用;但在统一市场建设过程中应重视地区差异,分步骤稳步推进;还应注重加强政府政策信号管理,引导企业开展低碳技术创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