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的新探索

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大背景下,探讨我国农民工发展的特点和问题.首先从大中城市的利弊分析入手,探讨了小城镇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分析发展小城镇是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的根本途径;然后从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指出随着第三产业比例的增加尤其是服务韭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总结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加大农民工的就业力度的关键;进而从体制上探讨如何改革城乡的二元结构问题.总之,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在流动、就业、安置上的问题,这就应该从国家的体制方面、政策方面及人的观念上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终推动力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就是为了合理稳步地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再就业问题探讨

基于对河北省石家庄市城镇化改造后状况的调研,剖析了城镇化后劳动力就业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提高新型城镇化后再就业指数,政府必须搭建政策平台,社区要不断创新组织形式,社区居民应充分利用好"第一桶"金,只有这样才能使生活质量改善有可持续性。此文旨在对城镇化后得失进行反思,作为新型城镇化借鉴参考。     

城镇化中的城市污染、失业与经济发展政策的效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化的发展受到了密切的关注。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显示出了令人瞩目的"生态问题",因此,环境保护、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成为当今的热门话题。发展经济学中的哈里斯-托达罗(Harris-Todaro)模型解析了城镇化中的劳动力移动等问题,该模型认为城乡劳动力移动的动因是劳动者的收入差别,其中还未考虑到环境问题,如今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深刻,尤其近两年在中国境内大面积出现雾霾天气,大气污染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环境的恶化,使得一些人迁出大城市甚至移民国外,即所谓的"环境移民",考虑到城市污染会影响消费者的效用,从城乡效用的差别角度分析劳动力移动则是对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一个新的扩展方向。本文拟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框架内导入环境污染并考虑环境污染对劳动者的负效应,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法分析城镇化中的环境保护政策、最低工资制度和关税保护政策的经济效应,比较静态学的计算结果表明:①保护环境的政策虽然会使城市失业增加但对全民的福利增加是积极的;②利用关税保护重污染行业虽然可能减少失业但却会恶化环境,对全社会福利的提高是消极的;③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水平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因此本文认为,城镇化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以增加全民福利为目标,污染削减技术的改善和城市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是积极的绿色发展政策。     

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究科技创新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对象,通过构建科技创新能力和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模型等分析工具,研究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演变过程,考察其中发挥关键耦合作用的子系统与要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镇化经历了以核心城市为发端、沿交通干线延伸,最终泛均质化的演变过程;科技创新进程滞后于城镇化进程,但二者时空演变规律呈现出高度的过程拟合特征;(2)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随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提高而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更为关键;(3)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且随时间推移呈现空间分异特点;耦合重点随时间推移变动且更加聚焦,社会发展程度是科技创新和城镇化耦合的关键。研究指出,重视城镇化的社会发展建设、重视区域创新扩散通道建设和区域社会互通、重视基于过程拟合的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耦合点发现将有助于提升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     

中国城镇化态势分析和可持续城镇化政策建议

在阐述今后15年中国城镇化面临的就业和收入差距、资源和环境、区域发展、政府管治等四大挑战之后，分析了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0．6、0.8、1．0和1．2个百分点的4种态势。如按1978—2002年城镇年均提供636万人就业考虑，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不宜超过0．7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2005年上半年城镇安排595万人就业，则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2个百分点也是可行的。但是，对于所有4种态势，土地短缺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最后就可持续城镇化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①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②贯彻落实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③高效利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④统筹城乡规划，加强对经济区发展的引导；⑤贯彻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⑥建立多元化的城镇基础设施投资体制，大力吸引民间和国际资本；⑦全面推进城镇管理体制创新，制定公众参与政策；⑧坚持按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办事，控制地方政府的城镇化热情。     

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理论基础、分析框架与政策启示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推进低碳经济转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和行动单元。着力于推动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机统一,低碳发展水平的排名和评价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领域重要的理论分析和新型政策管理工具。开展低碳城市建设评价,其重点是要在明晰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导向的基础上,解决如何科学界定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基本模式与分析框架,进而求解以何种速度和规模去推动城市向低碳经济转型。围绕"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本文以城市低碳发展质量(效率)为测量维度,通过突出"探索低碳发展模式、践行低碳发展路径"的政策重点和实践需求,对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内涵进行解析,阐释了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理论基础与政策导向;采用分类分析的评价模式,从核心概念、理论基础、指标设置、评价方法及应用等方面对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国际国内经验进行针对性梳理;构建了低碳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技术路径,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评价工作的政策重点和保障措施:(1)厘清气候治理对低碳城市建设的影响机理;(2)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具有最佳拟合优度的指标构建;(3)完善评价程序及对接城市低碳发展蓝图;(4)在明晰评价方法、评价指标的统计意义和政策内涵的基础上提高已有评价体系之间的衔接与耦合度;(5)加强评价结果的使用,为精准快速把握新型城镇化蕴含的碳生产力机遇、准确研判城镇化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妥善应对城镇化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福利约束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调研数据,构建包含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功能活动和自由程度的可行能力框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福利水平对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并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机会、政治参与和心理感受等福利状况的改善均可以有效降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其中,职业培训、子女上学情况和政治参与状况的改善对降低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最为明显,表明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福利诉求已经从早期的收入水平提升和社会保障转变为社会机会和政治参与。农业转移人口不仅关注自身的社会机会,同时还关注下一代的社会机会,表现为通过职业培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为子女争取更好的上学条件提升代际的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的分组计算表明,福利对逆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对于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更为显著。高收入群体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导致其对于福利的诉求更强,因此福利水平改善可以明显降低其逆城镇化倾向。而低龄化群体大部分为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等更接近于城市,留在城市的意愿强烈,因此其福利水平改善也可以显著降低逆城镇化倾向。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方面,继续完善居住证制度,逐步剥离和户籍绑定的福利制度,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对城市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应针对重点福利诉求和群体制定倾斜性政策,重点解决职业培训和子女上学等问题,优先满足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市福利的诉求。     

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能源消费

城镇是现代社会财富积累的中心。矿物燃料为主的一次能源不仅是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也是现代城镇化发育的基本动力来源。随着城镇化发育不断走向成熟,城镇的生存和发展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日趋强烈。这种消费需求不仅体现在总量增长方面,而且更体现在质量提高方面。世界和中国的实践均证明了这一点。所不同者,在产业发展政策和能源消费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能源消费表现出明显的不尽人意:第一,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迅速,甚至进入21世纪以来也是如此;第二,能源消费结构演进缓慢、特别是进入国家城镇化快速发育阶段后的表现更是如此;第三,能源产出效率提高有限,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如此能源消费特征,对中国城镇化的持续发育构成了巨大挑战,因此,建议加快城镇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能源消费结构演进和提高城镇能源消费质量。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扶贫策略研究

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与东中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的扩大.同时,随着全国贫困人口绝对规模的减少,贫困人口的分布进一步向西部地区集中,生态环境在诸多致贫因素中越来越突出.文章从西部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空间分布的关联性以及地区贫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深入解析了西部地区贫困和生态环境互为因果的耦合机理;分析了当前西部地区扶贫开发面临的生态环境、资金、人力资本、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严峻挑战;提出了生态扶贫的概念和基本内涵,即: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同步进行,生态恢复与脱贫致富相互协调;设计了原地扶贫和离地扶贫两大生态扶贫模式,并提出了不同生态扶贫模式的特点、实施范围和基本内容.原地扶贫通过创造生态管护就业岗位,发展当地特色生态绿色产业体系,实现贫困人口在当地就业,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同时,通过拓展整村推进和本地教育工程,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能力.离地扶贫则以生态移民为主,并结合城镇化战略,引导贫困地区劳动力向城镇和东部沿海地区转移,通过异地就业、生活实现脱贫.最后,提出了实施生态扶贫战略的相关政策建议,包括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开发,以特色农副产品开发、特色生态旅游和绿色品牌建设为核心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及以生态移民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创新等.     

中国城镇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效应分析

揭示城镇化进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对于实施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规划中的城镇化战略,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等三个纬度的城镇化度量指标,再加上考察城镇化影响因素的诸多变量难以寻找单一数据指标进行衡量,使得传统计量方法进行城镇化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文在城镇化影响机制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方法,采用全国282个地级城市的统计数据,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探求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消费需求、金融深化、空间聚集、人口素质和政府作用等因素对于城镇化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要素投入、人口素质和空间聚集等经济发展因素可以促进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并有显著的影响;而政府作用、消费需求和金融深化对城镇化程度也有正向的作用,但目前的数据显示,其影响水平并不显著。从总体上讲,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促进城镇化的根本因素。而2002年与2011年数据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城镇的人口素质和城镇的空间聚集效应等在城镇化进程中也逐步发挥了关键作用。据此,建议决策当局在制定和实施城镇化战略时,应根据结构模型所展现的路径关系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内部路径机理,协同使用相关的政策及各项因素的促进激励措施,优先保证内生驱动因素作用的有效发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研究

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从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及社会机会等方面构建失地农民福利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基于农地价值理论视角,将失地农民可获得的福利划分为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态福利3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利用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及宿迁市540户农户调查数据对征地前后农民福利水平进行测度,以探索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由于实行了"土地换社保"征地补偿方式,苏州市和南通市目前处于城镇化发展改革阶段,且前者在"人的城镇化"方面更为成熟;宿迁市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仍处于传统城镇化发展阶段。(2)苏州市和南通市失地农民福利水平呈上升趋势,总模糊指数分别从0.444、0.369上升到0.529、0.385;宿迁市样本农户福利水平则有所下降。(3)除苏州市外,南通市和宿迁市样本农户的经济福利均出现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36.1%、34.5%;三个地区失地农民社会福利均有所提升,且苏州市和南通市农户福利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宿迁市;生态福利方面,除南通市外,苏州市和宿迁市均出现下降。(4)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下,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明显受损,城镇化改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福利受损,尤其是社会福利得到较大提升。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真正实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步发展,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的同时,政府还需通过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就业指导培训、提供一定就业安置等途径实现征地补偿方式多元化,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环境保护等的投入。     

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

江苏省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份的典型代表,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时期的城镇化是一个融合人口、土地与经济的复杂系统,不能从单方面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归纳总结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衡量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过程,研究不同时空城市在人口、土地和产业三方面协调发展的状态。结果显示,1998-2009年12年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不同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城镇化驱动力量不同,协调发展度也处于上升状态,从衰退发展阶段(1998-2003)逐渐发展到过渡阶段(2004-2005),最后到达协调发展阶段(2006-2009);在空间分布上,以2009年为例,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协调发展度总体水平较高,但是也存在区域分异明显的特点。     

基于PP-DEA模型的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的综合评价

区域城镇化发展存在差异是客观现象,对这种差异进行科学、理性的评价是城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以安徽省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为研究对象,以基于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和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为基础,从静态的发展水平和动态的发展效率两个方面对安徽省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进行了综合评价,并通过构造综合差异指数把安徽省划分成4类城镇化发展水平区,包括高水平区、较高水平区、中水平区和低水平区,为此指出安徽省城镇化发展既要注重提高城镇化发展在资源投入、利用上的效率,又要坚持走提高发展质量和技术含量的内涵型发展之路。研究结果表明:基于PP-DEA模型的研究方法可有效克服传统的基于多元统计方法的综合评价技术的不足,能够更科学、更全面地反映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差异情况,其能对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城镇化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差异性影响

以劳动力转移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化、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内生变量,文章首次将三者结合起来,将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置于城镇化的分析框架,研究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相互关系以及城镇化进程对两者的差异性影响。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建立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后发现:城镇化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化与政府投资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与民间投资不存在这种关系,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挤出效应;从城镇化与政府投资关系的动态演化看,城镇化并没有引起政府投资的变化而是相反,因此我国的城镇化推进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模式而非市场主导型,作为主要投资主体的政府以大规模财政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政府投资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导因;政府投资对城镇化的推进具有滞后效应,政府投资存在绩效损失。我国现有的城镇化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是我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城镇化问题上的延伸,政府政治人的角色决定了其具有不计成本实现施政目标的特性,从长期看,政府投资由于效率低下而应让位于民间投资,当前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模式必须转变为市场主导型模式。为此应界定城镇化推进中政府投资的边界和范围,削弱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直接干预、全力打造服务性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投资,并提高城镇化推进中政府投资的效率。     

中国城镇化、配套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拉动

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失衡的一大表现,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于此同时,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还受制于配套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本文首先探索性地构建城镇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采用2000—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城镇化水平、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其中重点从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探讨配套产业发展的调节效应。此外,在估计过程中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区域异质性,对于东、中、西部分样本还进行了分组对比考察。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城镇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工业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2)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由于配套优势,城镇化的推进更能有效地促进农村消费的提升;(3)东部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存在于工业化水平由最低端向中端攀升的过程中,而在西部地区,由于工业发展低效益伴随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及对当地耕地的低效利用,工业发展反而削弱了城镇化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通过促进农村消费实现扩大内需,本文研究的政策建议包括:在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要特别注重对配套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培育,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稳定就业。东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应是扶持工业最不发达区域,缩小区域之间工业发展差距,西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则在于提高工业发展的效益,引导农民工回流,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和模式。     

基于城镇化门槛模型的中国OFDI的碳排放效应研究

由于以城镇化为重点的经济发展被视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且城镇化、跨国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在现有文献中已被证实,构建包含以上三者的一体化分析框架是本文的主要目标。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研究如何更好通过"走出去"来实现城镇碳减排和经济集约化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2003—2012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探讨各城镇化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碳排放发生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城镇化面板门槛模型和碳排放拓展模型,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阶段性差异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存在城镇化率门槛值的制约,处于中高城镇化阶段的地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降低城镇碳排放水平的效果较之于处于低城镇化阶段的地区更为显著。具体看来,在中游城镇化率区段,对外直接投资能实现过剩产能输出和产业链升级,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传导路径;在高度城镇化率区段,对外直接投资能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输出和技术溢出,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则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传导路径。进一步对城镇化集聚成本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分别是高度城镇化人口拥挤成本、竞争加剧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阶段的碳排放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要想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碳减排的作用,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尤其需要"因势利导"加快传统产业资本输出,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结构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则应在工业化过程中,注意避免沦为高碳产业资本的污染"避难所"。     

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一个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战略发展框架

对中国农村人口问题有两种不弼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导向：一是城市化。二是城镇化。由于“城镇化”模型的基本结构是：“城镇化”=“城市化“ “乡镇化”其框架所明含的“乡镇化”倾向必然存在下述显著弊端：选择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的农村化乡镇框架；将会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压力产生短期缓解而长期困抗的不良后果；将会导致资泊配置的浪费；将会导致后果严重的长期环境污染；违背了农村人口的最优化理性选择；乡镇企业存在和发展主妻理由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中国农村人口目艇t性发展的战略框架是：必须和只能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尽快理智而清晰地确立城市化的惟一发展战略；尽快建构“教育化 城市化”的提升国民素质的社会发展框架；尽快把县级城市作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根本空间选择和主要社会载体。中国在这方面具有广阔的制度创新空间。应尽快通过镧度现代化而开辟出一条农民市民化和人口现代化的制度通道。     

城镇化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渠道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研究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渠道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依托Black、Henderson城市化模型和Stokey污染模型,在最优化框架下推导城镇化、人力资本积累、清洁生产和碳排放之间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都是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城镇化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等渠道来抑制地区碳排放。基于2000-2012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半城镇化率三个城镇化指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三种估计方法,实证分析城镇化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样本期间内,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对碳排放存在正向影响,但是城镇化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技术推广来抑制这种不利影响;其次,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我国碳减排进程,人力资本积累渠道会弱化城镇化对碳排放的正向作用,也即人力资本积累会降低城镇化对碳排放的边际影响;最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清洁生产也有利于我国碳减排进程,清洁生产渠道也会弱化城镇化对碳排放的正向作用,和人力资本积累渠道相比,清洁生产渠道对城镇化和碳排放之间关系的边际影响显著性降低。因此,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强化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技术推广的作用是避免城镇化进程中出现"高碳锁定"的关键路径。     

中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程度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是否协调在过去几年倍受关注。选择了我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1996~2006年)这一时间段,通过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采用离差系数模型对这10 a间我国各省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1)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总体失调,土地城镇化超前;(2)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程度区域差异明显,不同发展阶段的省份表现出来的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增长速度及其协调程度不一样;(3)各省份应根据自身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当前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形成机理研究:理论、实证与政策框架

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庞大非正规就业部门日益引起关注,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结构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转型中国的现实。本文运用比较研究、计量经济等方法,对中国独特的四元就业结构进行了分析,梳理了非正规就业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中国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形成机理与主要驱动因素,并提出了消解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压力的政策框架。研究表明:中国的非正规就业部门有其独特的形成机理,是多项公共政策综合作用和主动选择的结果。城乡人均收入落差、伪城镇化、经济垄断程度等则是其主要驱动因素。因此,在坚持小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精细化同时推进的同时,要践行去管制政策以释放自由市场力量,建立统一且平权的劳动力市场以推进非正规就业部门与正规就业部门的融合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