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路径优化

顺利推进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仅事关林农脱贫致富,更关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及江河上游生态屏障构建。受独特的自然地理及人文历史条件制约,这些区域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面临两难困境,整体进程滞后。本文基于对四川省"三州"民族区域高山河谷集体林区制度改革实践的考察,尝试性构建了一个博弈视角的制度分析框架,从制度演进的内外约束两方面,对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改革的制度实施及不良激励因素予以理论阐释,并从中发现改善激励、提高制度运行效率的重点和路径。这一制度分析框架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强调"共时性关联",即作为整体性制度系统中的不同制度安排,不可能孤立地被设计或改变,而是存在耦合关系,只有当关联制度互补共生、相互支持时,整体性制度安排才具有耐久性和生命力;二是强调"历时性关联",即新制度须与既存制度产生耦合,成为博弈参与人的共同信念,才能最终演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三是强调"社会资本嵌入",即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对于外部植入的正式制度变迁具有嵌入性影响。通过分析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改革三大目标取向的冲突与权衡、集体林权制度"植入"与民族社群习俗规范相互"解构"、利益驱动下的林农权益与社会排斥,认为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改革既不能简单进行制度移植,更不能搞"一刀切",而是须充分尊重和善加保护利用少数民族社群长期存续并具效率的山林治理规范,支持社群传统"社会资本"适应性改造,均衡相关主体利益并实施一系列深化配套改革。     

全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综述

1994年9月,由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主办的“全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山西省运城地区召开。会议围绕“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这一中心议题,展开激烈的学术研讨。现将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一)关于生态经济学 对目前的生态经济学研究,有学者提出了以下看法:(1)研究生态经济学必须以人的客观需要为中心,否则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就会失去目标。(2)以人的客观需要为中心,也就是以人的福利水平来判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及其变化,只有这样,才能辩证地对待人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做法。(3)生态经济学判断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标准应是生态经济效益或社会生态经济效益,并以此来取代单纯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作为判断标准。在生产实践中,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三者的优化是不可能兼容的。但生态经济效益最     

南方集体林区林权制度改革回顾与分析

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集体林权改革的回顾.对其中一些特点和规律进行了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有:首先自建国以来,我国南方集体林权制度变迁总体上表现了产权公有程度的倒U字变化的规律.产权公有化程度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最大.在此之前,公有化程度不断加强,而在此之后,公有化程度则不断减弱.其次,自1950年以来.我国南方集体林权制度变迁是比较频繁的.但是不同的阶段其变动的特点以及频率也不尽相同.大体可以以"大跃进"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大跃进"之前,林权制度变动频率相对较小,同时明显地朝着公有化的方向发展.在"大跃进"之后,林权制度变动的频率开始进一步加大,变动方向更加不确定.再次,林权制度变迁的进度和程度园林木种类和地区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最后,我们发现公有化程度与林业管理绩效之间呈现出了负相关关系.     

基于生态效益的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结构优化

满足生态安全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矛盾、实现土地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区,基于2002~2009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汇总数据,引入土壤有机碳储量和土地利用绿当量两个生态指标,评价了城市圈发展不同阶段土地利用结构的生态效益;并通过TOPSIS模型对历年土地利用结构生态合理度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2020年多目标优化模型,获得了符合城市圈发展需求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呈现"四增三减三稳定"的数量格局,且生态效益指标和生态合理度均呈正向的发展趋势;进而提出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建议。研究结果对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土地利用调控方案的优化以及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集体林权改革评价:林产品生产绩效视角

新一轮的集体林权改革已经开展了6年,对这一轮改革及时进行评价,不但对于认识改革的效果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有效地推进改革也是必不可少的.本文通过分成地租模型预测,集体林权改革对林产品生产效率会产生正向的影响,这些正向的影响主要包括林户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和林产晶产量的增加,同时也可能会对林产品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利用此次林权改革的主要省份之一--福建2县11乡(镇)29村320林户调查数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前者,林户劳动投入由改革前146.53工日增加到改革后的180.76工日,增长了23%;竹产品的产量也由改革前的1 312.33 kg增长到改革后的1 815.09kg,增加了38%.另外,基于肯德里克方法,本文计算了集体林权改革前后林产品全要素生产率,对比二者发现,改革对林产品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产生正向的影响,相反而是负向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下一步的林业改革在做好相关配套改革的基础上,还要注重提高林产晶全要素生产率.     

林业生态经济发展多维度公共政策选择与测度

本文基于2003—2013为期11年的跟踪调研,使用涵盖9个省份共1 497个样本农户的数据,多维度实证检验了中国林业公共政策对林业生态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并测算了各项政策的贡献度。结果表明:(1)对于以个体农户林地面积为主要指标的林业生态效应,本文考察的公共政策都有显著的正向贡献,其贡献度大小依次是:产权政策35.53%,管制政策8.63%,财政政策8.21%。具体到细分措施,造林补贴主要针对生态林有最为显著的效果;而对于商品林,抚育补贴、集体林权改革、林木资源管制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2)对于林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林业公共政策也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不过各政策贡献度大小排序与其对生态效应不同:产权政策5.14%,财政政策0.83%,管制政策0.16%。细化来说,林地流转、林木采伐指标限额和造林补贴政策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前三项。(3)不同省区由于所处区位差异、资源禀赋差异、环境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差异,各项林业公共政策在各地区的贡献度也不尽相同。对于林业生态发展,产权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山东省43.82%,财政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辽宁省13.63%,管制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福建省11.66%;而对于林业生态经济发展,福建省的产权政策贡献度最高,达到10.06%,财政政策和管制政策贡献度最高的均是湖南省,分别为1.8%和0.87%。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宜采用因地制宜方针设计各地区林业公共政策的优选方案,激发商品林的生态功能,培育生态林的经济功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行造林补贴普惠制,增加抚育补贴中用材林的比例,创新采伐管理方式。     

基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林业政策协调与合作研究

林业作为环境与发展的纽带,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覆盖了政治承诺、国家发展规划、缓解贫困等复杂政策问题,林业政策也越来越成为一项公共政策。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林业政策制定过程日益重视部门间的协调与相关利益主体的合作。本文阐述了林业政策协调和合作的内涵,综合Scharpf的负向协调和正向协调理论,以及Metcalfe对部门间政策协调等级的划分来构建分析框架,将林业政策协调分为"自主决策、信息通报、意见咨询、避免冲突、达成共识、上级裁决、设置红线、明确优先目标、整体战略"九级,并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例,评估我国林业政策协调和合作的水平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发现在中央层面,林业部门已经认识到了林业政策协调和合作的重要性,林业政策协调位于第三到第五层级,处在负向协调到正向协调的过渡区间,林业部门也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利益相关群体展开了某些合作,但是政策合作的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在基层,林业政策协调则多位于第一层级,基本处在无协调状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也较为欠缺。林业系统内部林业政策协调和合作位于第五、第六等级,基本实现了林业政策的正向协调,而非林业系统内部林业政策协调和合作位于第一层级,基本处于无协调状态。在林业部门与非林业部门之间,非林业部门上下级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仍然有待加强,林业部门应该允许更多利益群体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关注弱势利益群体的政策介入能力建设,加强与非林业部门的协调与合作。     

基于污染权角度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型及应用

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一直是理论界的研究重点,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将现有的研究方法划分为费用分析法、机会成本法、支付意愿法和水资源价值法等,分别评述了各种方法的特点、优劣以及在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研究应用中的主要结论,在此基础上,基于污染权角度,采用机会成本法和水资源价值法,构建了一个基于计量经济学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其核心在于强调了流域上下游居民均有适当的"污染权",即便在上游地区达标排放的前提下,由于下游地区对水质的较高要求,借助行政手段对上游地区采取了较强的环境管制,在缺乏足够生态补偿的情况下,上游地区由于环境管制而放弃了部分"污染权",也即是其为了更高的环境标准而放弃的机会成本,这部分机会成本可以视作下游需要向上游支付的生态补偿金额.以浙江飞云江流域为例,利用该模型测算出下游温州市每年应向上游文成县提供3.24亿元的生态补偿,用于购买文成县为保护温州市"大水缸"所放弃的污染权.     

退耕还林(草)政策下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究——以内蒙古太仆寺旗为例

基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太仆寺旗1995、2000、2005和2008年四期土地利用现状和同时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CLUE-S模型理论框架,结合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和生态系统过程模型,设定生态效益最优、经济效益最优、综合效益最优、现状及预测五种情景,并基于五种情景,对太仆寺旗的土地利用数量需求和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优化配置。结果表明,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导致区域土地利用的剧烈变化,但其综合效益与生态效益变化趋势一致。从用地结构来看,太仆寺旗的土地利用现状还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通过综合最优目标的优化,耕地、草地和其他用地在优化后的比例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30.34%、35.33%和12.48%,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分别提高了6.2%、2.1%和3.89%,并且向着更加生态与集约的方向发展。从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上来看,其东北部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显著,退耕还林(草)政策仍是导致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子。今后,只有以综合效益最优为目标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才能保证在现状土地利用效益不减少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增加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土地利用既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又能提高其经济产出,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分析框架:补偿主体视角

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是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改革方向,其目的是通过在政府补偿的基础上增加市场化和社会化补偿手段,以改变当前政府公共财政补偿面临的困境,健全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本文应用文献研究法、案例法、演绎推理法等研究方法,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协同理论为基础,探索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基本框架,为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思路。研究认为,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在于依靠多元补偿主体,去分担一个共同的补偿量,通过协同运作,实现多渠道补偿,提高生态补偿的效率。基于"目标关联维度"的范畴,生态补偿的协同涉及到目标与效益维、时间维、空间维和途径维上的统一。利益趋同、权责体系和先定约束是能够表征生态补偿有效协同的序参量,其中,对流域生态保护所产生的公共利益趋同是协同补偿的驱动力量,相对明晰的权利和责任分担体系具有决定作用,通过法律规定、政府规制、协商达成的先定约束是最终实现补偿支付的控制参量。应在统一目标下选择和管理这些序参量,进而产生多元主体系统协同补偿效应。具体而言,补偿主体方面,可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应利益相关者"权、责、利"的角度,把流域生态补偿主体抽象为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组织三元主体。补偿标准方面,以流域生态保护成本为下限,以外溢效益为上限确定补偿标准范围,依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收益结构"和"能力结构"原则,从时间、空间和主体维度初步构建动态责任分担、区域责任分担和主体责任分担机制。补偿途径方面,应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对市场主体的规制和社会公众组织的引导,构建政府补偿、市场补偿、社会补偿相互耦合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模式,建立三元主体网络型协同运作机制,并需健全相关法律保障体系、资金保障体系和监管评估体系,以保障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顺利实施。     

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分异性研究

城市群已成为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评估和判断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及其与城市化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计算方法,对"十一五"期间(2005~2010年)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基本特征和时空格局进行定量分析。并以其25个城市为研究单元,对"人口—经济"视角下的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发展关系和区域分异进行探讨。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均属"良",空间分布大致以上海—苏锡常—南京为界,呈南高北低中间差的特征。2010年较2005年生态环境状况稳中有好,浙江省和沪宁沿线的大部分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政策调控下的污染物排放减少是其好转的主要原因。"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发展呈现不同的发展轨迹,发展类型以可持续型为主,而以苏北五市为代表的少数城市则表现为生态脆弱型。     

FDI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益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探究1999-2013年间FDI对我国工业生态效益的影响。首先,根据构建的工业生态效益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总体及各省区工业生态效益值。发现除2008年底世界金融危机导致次年的工业生态效益有小幅下降外,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各省区态势在空间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其次,选取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加入WTO(2002年)和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理念(2007年)为时间节点,分地区、分时间段实证检验FDI对我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工业生态效益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差异性。中国加入WTO后,FDI在东部与中部均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在西部却无显著影响。这主要是由于西部投资环境、距离市场空间距离较长、生态环境薄弱、投资限制较多等因素,导致FDI在西部较少。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我国吸引外资时,会更倾向于选择更加环保、清洁的企业,提高工业生态效益。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对我国工业生态效益的提升效果不是很明显。东、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对工业生态效益的影响较为明显。其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虽然并不发达,但国家有各类支援西部的计划,致使西部高素质劳动力有所增加。全国、东部、中部平均工资与工业生态效益均呈现显著正相关,西部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十七大之后,对工业生态效益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在今后的发展中,应针对各地区区位优势进行针对性的开放政策,而不是单纯的由于地理上的东中西依次进行分阶段的改革开放,针对不同的地区,可进行开放试点,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吸引外资,提高生态效益,改善生态环境。     

基于生态效益的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结构优化

满足生态安全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矛盾、实现土地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区,基于2002～2009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汇总数据,引入土壤有机碳储量和土地利用绿当量两个生态指标,评价了城市圈发展不同阶段土地利用结构的生态效益;并通过TOPSIS模型对历年土地利用结构生态合理度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2020年多目标优化模型,获得了符合城市圈发展需求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呈现“四增三减三稳定”的数量格局,且生态效益指标和生态合理度均呈正向的发展趋势;进而提出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建议。研究结果对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土地利用调控方案的优化以及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生态效益、经济租金对生态保护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保护向全社会提供了巨量生态效益。然而,对农户而言,生态环境的改善也造成了胁地效应、野生动物攻击等困扰。与此同时,生态保护行为改变了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生态保护前后的收入发生变化,形成经济租金。农户的利益变化直接决定了生态保护受偿意愿,却鲜有研究在分析受偿意愿时全面地考虑生态效益和经济租金因素。本文将生态效益和经济租金引入农户的效用函数中,将生态效益分解为生态正效益和生态负效益,将经济租金分解为劳动的经济租金和土地的经济租金,分设三种情景探讨生态效益和经济租金对受偿意愿的影响。采用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CVM)考察陕西省851位退耕还林农户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选取右端截取模型对样本总体和地区子样本分别进行实证分析,验证生态正(负)效益对受偿意愿的弱(强)化作用、经济租金对受偿意愿的强化作用以及生态效益的边际效应。结果表明:(1)陕南和陕北在受偿意愿、生态正效益、生态负效益、耕地产出和劳动收益上均存在显著差异;(2)从陕西总体来看,生态正效益每增加1项,受偿意愿减少14. 97%,生态负效益每降低一个等级,受偿意愿减少27.46%,生态效益的弱(强)化作用得到验证;(3)耕地产出和土地租金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劳动经济租金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为正,土地的经济租金对受偿意愿的强化作用得到验证;(4)从陕南和陕北地区分别来看,陕北地区生态正效益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大,陕南地区生态负效益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大,生态效益的边际效应得到验证。据此,本文建议:(1)结合生态效益的弱(强)化作用确定补偿标准,建立针对生态负效益的补偿制度;(2)瞄准低效益土地开展退耕还林,通过劳务输出等方式提高退耕农户收入;(3)建立退耕还林任务配额交易制度,引导退耕还林任务向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倾斜。     

浅析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选择——以镇江市为例

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选择应遵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原则、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本文在借鉴其他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基础上,以镇江市为例,依据其社会经济及其生态环境禀赋等基本情况,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和生态制度五个方面为立足点,以"发展低碳绿色的生态经济、营建绿色美丽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和谐的生态人居、建立健全长效的生态制度、弘扬特色鲜明的生态文化"为着力点,以建设"低碳镇江、绿色镇江、和谐镇江、人文镇江、美丽镇江"为主要目标制定一套镇江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分级权重,从而为打造生态城市品牌为载体来绘就科学发展、环境和谐、生态文明、特色鲜明的美丽镇江提供坚实的基础。     

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

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利用中部地区37个资源型城市2005—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30个指标数据,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动态变化进行测度,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结果表明:(1)2005以来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型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减弱,社会城市化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并趋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资源条件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但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对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影响力正变得日益重要。(2)各城市间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较大,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较小。自2005年以来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的城际差异无较大改变,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城际差异正变得日趋缩小。位于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变动较之其他省份更为显著。(3)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协调类型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并以初级协调型为主。2005以来中部地区多数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保持不变,关系恶化的资源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西和湖南,关系更为协调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位于山西。(4)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显著,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再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成熟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5)城市化滞后仍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差异分析

基于生态系统视角,引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构建了包括生态系统压力、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和生态环境管理水平的3个子系统,27个指标的省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0个样本省份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状态及生态文明协调度进行了实证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差异,指出子系统评价值在60分以下省份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包括: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按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存在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西部地区。②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综合评价和协调度评价情况看,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排名和协调度排名具正相关性。③从子系统评价结果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中部地区小,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西部地区小;我国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西部地区。④依据评价结论,建议东部地区要花大力气实现生态系统的健康;中部地区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还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西部地区要以保护脆弱生态环境为目标,避免"三高一低"产业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布局,还要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     

中国省际水资源利用的公平性研究

水资源低效利用成为目前各省经济发展中要素投入的"新常态"问题,由此产生层出不穷的跨界用水纠纷和水污染事件,因此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消耗的关系,改善地区间用水的公平性。选取水资源禀赋量、人口数量、GDP总量和用水总量等指标,借助对比柱形图、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多种方法,对中国各省份水资源利用的差异性进行分析,并根据水资源消耗的主要用途及水资源污染的严重态势,从经济和生态两个视角分别构建用水匹配指数,通过指数矩阵对各省水资源消耗的公平性进行评价,从而从总体上对全国各省水资源利用情况进行判断。研究表明,基于人口加权的全国生活用水基尼系数为0.311,且各省的基尼系数值差异较小,生活用水相对公平;但上海、江苏、宁夏等省份水资源禀赋与用水量严重不协调,西藏、四川、广东等省份资源禀赋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各省经济用水差异性较明显,且东部用水泰尔指数的地区间差异要明显高于地区内差异,东部地区用水泰尔指数的地区间差异贡献率占主要地位,达到62.92%,大约为西部地区的10倍;水资源经济与生态效益双强型省份仅只有5个,而23个省份都是经济效益或生态效益单强型,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弱型省份有3个,这也充分表明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经济产出或水污染排放物相对于其水消耗总量是不对称和不公平的。根据研究结果得出如下建议:针对不同类别的省份,国家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改变目前各省份用水的差异性,不断促进用水分配趋于公平。另外,各省份应积极响应国家宏观政策,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大力发展优势产业,以优化地区间用水的公平性。     

湖北省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价

以湖北省所辖的17个市、州为样本，选取与农业水资源利用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相关的指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计算出各个市、州的水资源利用的效率评价指标。对这些地区的效率水平进行了排序，并且具体分析了相关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水平低下的原因所在。结果表明，生态效益已经成为影响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提高区域内总体效率水平，应寻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相对均衡。     

林业生态安全的共生耦合测度模型与判据

基于生态与产业共生理论,推导和改进林业生态安全测度的模型、算法和判据,使之成为可操作的实用技术。为了既能保留林业生态安全特征指数的生态经济意义,又能通过其指标体系追溯生态安全问题的原因,构建了森林生态—林业产业复合系统的Lotka-Volterra共生模型(林业L-V共生模型),以实现指标体系与特征指数的耦合。为此,首先采用包含林业生态安全的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结构模型(FES-PSIR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SEM)的结构化和定量化方法,建立林业生态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同时,根据上述SEM方法,可以得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从而克服传统权重确定方法的主观性。然后,根据权重系数和林业L-V共生模型,将指标体系进行逐层耦合,构造出综合特征指数:森林生态与林业产业的共生度指数。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林业生态安全在共生空间的动态演化规律,构建包含共生度和生态受力系数两个维度的林业生态安全级别动态判断矩阵。研究表明,本文提出的林业生态安全测度方法能够显著提高林业生态安全测控技术的效能。第一,由于共生度指数是林业生态安全的前因,因此该测度方法能够实现林业生态安全的"前因性预警",克服了"就生态论生态"的传统方法的滞后性。第二,通过动态判断矩阵又可以预测林业生态安全的未来走势,因此该测度方法在"前因性预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实现了"后果性预测"。第三,对上述林业生态安全的共生耦合测度过程进行回溯解耦,可以逐层分析出导致林业生态安全问题的各种具体原因,从而为相关部门制定林业生态安全的有效管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