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激励视角下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结构优化

本研究针对"公司+农户"型供应链面临的双边投资意愿不足的现实困境,论文尝试在不对称纳什谈判博弈和Stacklberg博弈的框架下,分析"公司+合作社+农户"型农产品供应链提升双边投资意愿的理论依据,从而为农产品供应链的治理结构优化提出政策建议。数理模型分析显示:1与"公司+农户"型供应链相比,"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中的农户种植投资和公司销售投资的意愿均能得到提升。2"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的农户利润水平与合作社谈判力正相关;当合作社具有相对较强的谈判力时,即使合作社规定的资本留存率较高,农户利润水平依然能够高于"公司+农户"型供应链。3当合作社谈判力在某一特定范围内时,公司与农户利润水平均能实现Pareto改进。4当考虑到公司和农户进行长期合作时,"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中确保农户履约的保证金阈值显著低于"公司+农户"型供应链。最后,利用数值仿真分析了合作社谈判能力、资本留存率等因素对公司与农户利润水平的影响以及农户保证金阈值的变化。论文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农户和公司在"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中的地位更为平等,合作社能够形成对于公司的制衡力量,这大大降低了农户进行种植投资后可能面临的"敲竹杠"风险,农户的种植投资意愿得到提升。当农户加大种植投资后,合格农产品产量将会提高,这反过来又会激励公司提升销售投资意愿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我国未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制度创新必须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壮大为基础,大力发展"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也有助于让农户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循环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外生性决定因素分析

农户是循环农业最直接的生产主体,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本文以湖北省六个国家和省级生态农业试点县市区为研究范围,借助农户调查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因子分析法和OLS方法,建立"循环农业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外生性决定因素回归模型",从计量角度测量了各种外生性因素对循环农业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一是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地理位置和环境设施等因子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政府、农业技术协会和农业企业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农业企业和技术协会为直接影响,政府为间接影响.二是"政府+协会+农户",以及"政府+企业+协会+农户"的发展模式对提高农户技术效率具有更明显的效果.对此,本文认为,必须将农户、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和农业技术协会联合起来,做到四位一体整体推进,共同促进循环农业的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纵向一体化水平测度:模型与实证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纵向一体化发展,对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理论、交易成本理论、需求层次理论以及社会分工理论等视角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纵向一体化进行了理论说明。其次,在对现有纵向一体化测度方法总结的基础上,基于调研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陕西省50家果蔬类农民合作社纵向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结果表明:①陕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纵向一体化总体水平不高,样本合作社纵向一体化水平均值为0.244 8;②分环节看,产中环节一体化水平(均值0.353 0)高于产前(0.201 3)和产后环节(0.255 5)。表明合作社按照传统习惯注重产中环节服务,但对产前环节和产后环节业务纵向拓展不够;③分产业看,蔬菜类合作社(均值0.252 1)纵向一体化水平总体高于水果类合作社(均值0.237),水果类合作社需要加强产中和产后环节纵向一体化水平。最后,从深化合作社纵向一体化水平的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一是完善多方利益联结机制,使社员、合作社、农资供应企业、农产品销售企业等不同主体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稳定产业链条;二是尽快制定并落实合作社税费减免办法,鼓励合作社业务向产业链下游加工、配送、直销等环节延伸;三是加强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建设,积极开拓农产品高端市场,用经济利益引导合作社深化产前、产中环节的纵向一体化水平。四是加大对合作社资金扶持和信贷支持,缓解合作社在农资采购、冷库建设、配送体系车辆配置等方面的资金困难,促使其业务范围前向、后向不断延伸。五是相关研究机构帮助合作社制定发展规划,根据合作社自身情况,找出其纵向拓展的重点领域,提高其纵向一体化水平。     

地方政府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理论作用与实践确认

在中国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既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贫困农户减贫脱贫,也可保护和恢复当地生态环境,是实现生态文明与扶贫开发战略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以贵州省从江县推广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为背景,将贫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个主体共同纳入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并结合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地方政府在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能够且应该在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真正发挥关键性的"一锤定音"式作用,方能尽快促成该项目。而在农户、农业合作社均加入该项目的情况下,无论地方政府选择何时推动该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最终都能实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个主体策略选择的均衡稳定。当然,发挥地方政府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可以通过增加地方政府推动该项目的综合收益、减少其投入成本和增加其不推动生态扶贫的执政公信力损失等方式,以实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共同加入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最大程度保证贫困农户减贫脱贫。其中,增加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综合收益、增加其不推动该项目的执政公信力损失,将更显著地促成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推广的均衡稳定。根据以上结果,提出应根据不同区域环境,有针对性地设计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建立信息共享和沟通交流机制,增进农户、农业合作社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信任,提高地方政府对市场化项目收益的认知,以及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对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审核机制等政策建议。     

江苏沿江地区农业产业化地域类型与发展研究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新形势下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90年代江苏沿江地区开始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现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形成了加工企业带动型、流通企业牵引型、专业市场辐射型、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依托型、主导产品推进型和外向型农业导入型等多种农业产业化地域类型,对促进江苏沿江地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实现江苏沿江地区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途径是：构筑农业创新体系,包括完善农村市场组织体制和农业运行机制、建立新型的农业投资机制、创新农业土地流转机制和转变行政、农业科研部门的服务职能;进一步调整与优化农村经济、农业和农产品结构,加快建设区域专门化农业生产基地;加强农业技术革新和农业科技示范园的建设,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建设适应现代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农业经营理念,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     

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研究

农户是农产品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农户生产可追溯农产品必然增加额外生产成本。农户对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非常关键。本文实证研究了446位蔬菜种植农户对"基本可追溯蔬菜"、"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和"经政府专业机构认证的可追溯蔬菜"三种不同类型的可追溯蔬菜的额外成本承担意愿,并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MVP)计量模型,研究了影响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愿意承担的额外成本分别为不高于总成本的2.41%、2.18%和3.34%,对"基本可追溯蔬菜"的认可度和额外成本承担水平高于更加高级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并对"经政府专业机构检验认证的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具有最高的承担愿意。学历、蔬菜种植规模与垂直一体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对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农户的年龄、家庭农业收入,对蔬菜可追溯体系的认知,是否实施无公害、绿色或有机蔬菜等质量认证工作等变量,不同程度地显著影响其额外成本的承担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应当首先推动初级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基本可追溯蔬菜")的普及,随后逐步选择年龄较轻、学历较高、蔬菜种植规模较大、参与农业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实施更高级的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农户记录的可追溯信息是否需要经过政府专业机构的检验认证,由农户根据成本与收益的考虑自行选择,可以增加蔬菜可追溯体系的普及率。     

区域龙头企业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影响研究

当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对企业实施规制,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龙头企业的经济利益冲突时,政府的规制行为与规制效率是否会受龙头企业影响?已有的研究较少涉及这一公共管理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从环境规制视角出发,基于1999—2013年的中国31个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在省级层面实证检验了当存在利益冲突和规制能力约束时,区域环境规制水平是否会受到龙头企业以规模衡量的能力影响;如是,其方向和机制又是什么。本文研究发现:(1)龙头企业规模越大,区域环境规制水平越严格;(2)龙头企业规模对区域环境规制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实现,一是龙头企业所在行业的区域经济地位,行业的区域经济地位越重要,越容易引来政府的环境规制关注;二是龙头企业在所在行业的经济地位,某企业在行业的比重越高,越容易引来政府的环境规制关注;(3)龙头企业规模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间关系是政府有限环境规制能力有效运用的结果,当政府规制能力不足时,政府在规制中会"抓大放小",重点加强对龙头企业的环境规制;随着政府规制能力上升,企业规模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回归系数会逐步下降,而且会在统计上不再显著;最终,当政府掌握充分的环境规制能力后,企业的规模可能会在降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上发挥一定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当政府与企业存在利益博弈时,政府的利益首先得到满足,仅当政府的利益得到满足后,企业才可能利用其实力影响政府规制以获取规制利益最大化。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消除了"政商勾结"污染环境的忧虑,另一方面也提示要严格限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利益诉求范围。     

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决定:市场收益还是政策激励?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我国新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农户是生态循环农业的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厘清农户参与生态循环农业的根本动机,对于制定有效的生态循环农业推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湖北省391份农户调查数据,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市场收益、政策激励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从事意愿与行为影响路径的基本假设,并利用OLS方法分析市场收益和政策激励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其次,运用优势分析法评估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最后,通过交互效应检验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收入预期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均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最重要的因素;焚烧秸秆惩罚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有积极影响,沼气池建设补贴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有促进作用;收入预期与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在影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本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的首要因素,因此,要着力完善生态农业市场体系,增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的盈利信心;另外,政策激励对于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具有促进作用,应该做到约束与激励并行,同时注意加强农业政策的科学设计与落实执行。     

中国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定量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农业企业社会责任,是对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一种延伸,有助于深化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对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修正与扩展出农业企业社会责任星形模型,并以此构建出中国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明晰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利用中国59 384家农业龙头企业的监测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分别从农户增收责任、消费者食品安全责任、企业员工福利责任、农村慈善事业责任和科技创新责任五个维度对中国农业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定量测度,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内部因素和地区外部因素上的差异及其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企业内部因素方面,中国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规模、是否上市、企业所有制类型和经营情况特征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规模大、实现上市、经营情况好的农业企业更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地区外部因素方面,经济因素中仅有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对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文化因素与制度因素则对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该研究强调,需完善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发挥大型农业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建立健全农业企业...     

基于产业化发展的农业人才“回流”问题研究

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人才支持,但长期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偏向城市的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等,造成农业农村人才大量流失,出现人才"空心化"、产业化人才匮乏等问题。随着农业生产链条的不断延伸及分工与合作的逐步深化,满足产业化需求的人才结构也逐步细化,许多关键领域的人才缺口较大,如:推动产业化扩张和规模化发展的规划管理人才,提升产业科技水平和产业链延伸交融程度的农业技术人才,促进产业链顺利延伸和产业集群发展的综合服务人才等。当农业农村现有人才存量无法满足产业化发展需求时,在地方政府指导下,合理引导掌握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农村籍大学生以及非农籍社会人才回流农业,是确保农业产业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相应的,实现人才顺利回流农业,需通过日益延伸的农业产业链内部市场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并引导产业化紧缺人才组成专业型或互补型人力资本团队并积极参与产业化过程。     

"三权分置"背景下多元经营主体农地利用效率——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实证经验

随着"三权分置"农地制度改革的深入,更多的非集体成员可以进入到农业生产行业,多元农业经营主体的涌现必将对我国的乡村农地利用、农业生产和社会形态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长江中下游地区617份农业经营主体入户调研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从产值、产量两个方面测算了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得到了如下结论:从规模效率来看,产值上资本农场的表现最好,产量上家庭农场则更优;从技术效率来看,产值上传统农户最优,而产量上资本农场最高;从综合效率来看,产值上资本农场最高,产量上家庭农场最高.农地利用效率结果可以得到的政策含义是若我们的政策目标是追求的是产值,则农业经营主体扩大经营规模仍是有效的选择,资本农场的效率最高;若我们追求的是粮食产量,则家庭农场是目前最优的选择.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研究——基于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选择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作为中介变量,采用"双重差分-中介效应"模型和农户调查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不仅对农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效应,而且通过增加生计资本总量和改善生计资本结构,进而对农民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2)相比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更能显著增加生计资本总量和改善生计资本结构,进而更能显著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3)地方政府主导模式通过增加生计资本总量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更强,而新型农业经营经营主体主导模式通过改善生计资本结构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更强;(4)通过winsorize缩尾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证实研究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日本第四次修订《食品、农业和农村基本法》及启示

日本政府2015年推出了《食品、农业和农村基本法》的第四次修订,以保证粮食供应和食品安全;推动集约化农业经营,保障农业收入稳定;推动农产品出口和农业技术创新;改善补贴政策,稳定农村人口作为下一阶段日本兴农政策的核心内容。我国农业发展面临许多与日本相似的问题,如农业经营规模小、效率低,务农收入低、人口显著减少等。在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老年化加速的背景下,分析和借鉴日本最新的兴农政策,提出对我国农业政策的若干启示:1以我国近期最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和农药残留、化肥实施等国家标准的落实、健全为法制保障基础,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和规范化经营管理、建立食品生产全程可追溯机制、加强省县乡三级农产品和食品监测检验能力建设,以尽快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水平;以培育需求和引导兴趣、技术支持、市场协助建设为手段,激励农户和消费者自主投入生态农业发展。2重点完善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统筹和政治、经贸、投资谈判支持,依靠政府的强力支持推动已起步的"一带一路"食品与农业投资发展势头,以壮大我国农产食品出口和农业海外发展。3近期以加强土地流转监管法律政策和财政金融配套扶持政策的建设为主,使支持力度集中于土地实际经营者,以有效提升新型规模化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和质量。4将农业补贴由集中于农业生产补贴向兼顾农户收入保障和生态保护、农业发展转移,将农户收入保障形式由财政补贴向保险保障转变,以求农业补贴和保险更高效、长久地兼顾农户收入保障和支持引领农业发展。     

农产品安全生产:农户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

农产品安全生产作为食品安全的源头和保障,事关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大局。为深入了解农户的生产行为,有效破解农产品安全风险防范这一关键问题,文章以改进农户的农药施用行为为切入点,基于河南、山东、江苏、浙江、黑龙江等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100个行政村的986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PSM),根据具有相似培训参与倾向的未参与农户行为来估计已参与农户的反事实行为,以衡量和测度农户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对其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农技人员、农业合作组织、农药经销商、亲友邻居、大众传媒等多种类型的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对于减少农户的农药施用量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不同类型的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对农户农药选择、农药施用频率以及农药施用量的影响不同,其中,由政府主办的培训与接受亲友邻居、农技人员、农药经销商和农业合作组织的技术指导对于减少农药施用量的效果最为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的具体对策建议是:一是政府应重视农户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在防控农产品安全生产中的作用,加强培训的宣传推广力度;二是提高农技人员的知识素养,完善农业合作组织;三是加大对农药经销商的管理力度,增强农药经销商的信誉度;四是结合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农户文化程度等因素考虑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的实施规模;五是构建和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的培训方式,促进安全生产信息的传播,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对农户的正面影响作用。     

规模经营主体综合技术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水稻生产为例

推动以新型经营主体为依托的粮食规模经营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基于江苏省水稻规模经营主体调查数据,运用计量分析及DEA-Tobit模型,从主体差异、要素配置、管理营销等方面,实证检验规模经营综合技术效率的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现阶段水稻规模经营的综合技术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分解后的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有待提升。规模经营带来了水稻投入成本、总收益及劳动生产率的同步上升,区域差异明显。规模差异比属性差异对综合技术效率及其分解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家庭农场、合作社与企业对综合生产效率的影响依次上升。开展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适度规模经营较为适宜。提高产品价格更能促进各类主体综合技术效率的提升。要素配置及管理经营能力对综合技术效率及其分解效率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效应。提高劳动力生产经验及稳定土地流转更有利于综合技术效率的改善。完善价格市场、政府引导技术推广和加大土地连片整治对各种效率的提高也起到积极作用。大力培育各类规模经营主体有助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     

地方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水稻种植户的分析

农业生产效率变化是地方政府干预流转政策效果的重要表现。本文依据江苏省六个市的调研数据,在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析农户生产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比地方政府是否干预以及不同干预角色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差异,为完善地方政府农地流转服务决策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样本农户的综合效率在0.406和1之间,平均综合效率为0.737,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地方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效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可能由于地方政府流转补贴以及大规模流转偏好,导致政府干预下农户经营规模过大,经营能力与规模不匹配导致了效率损失。(3)地方政府不同干预角色对农户生产效率均有显著的负效应,表明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出现"政府失灵",同时,地方政府主导型对生产效率的负向影响小于中介型,说明政府主导型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中介型干预的"政策失灵",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较好地减少了农地流转违约风险,约束了经营主体生产行为。(4)其他变量中,土地投入、地块数量、技术指导对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增加劳动与资本投入、以及自然灾害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基于以上分析,建议对政府的农地流转角色和行为进行限定,将政府权力限定在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强化监管服务功能,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防范风险等方面,逐渐退出"双重"角色,依靠市场主体发挥作用;同时,地方政府切忌盲目推动农地流转,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适度规模为前提,确立效率优先和家庭经营模式为基础的农地流转政策。     

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预期效益还是政策激励?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主体,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行为是我国农业转型的关键。预期效益和政策激励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作用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本文基于山东省两县级市507份设施蔬菜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的影响因素,并运用ISM模型判定各影响因素的内在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研究发现:第一,预期效益中的环保型技术成本预期、废弃物回收利用成本预期对农户农业生态转型参与行为具有阻碍作用,预期效益中的收入预期对农户农业生态转型参与意愿具有促进作用。第二,政策激励中的政府监管和政策补贴对农户农业生态转型参与行为具有明显的靶向指导作用。第三,环保型技术成本预期、废弃物回收利用成本预期等预期效益因素是表层直接因素;政府监管、政策补贴等政策激励因素是深层根源因素。因此,要推进优质优价农产品市场机制形成,提供农业生态转型示范模式。推动设施蔬菜生产的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建设,加强按照环境友好型方式生产出来的绿色蔬菜的辨识度。重视绿色蔬菜示范基地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业生态转型模式,增强农户进一步参与农业生态转型信心。同时,政策约束与政策激励结合,落实农业生态转型政策激励。运用大数据科学制定农业政策,对污染环境、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生产方式要严格禁止,并采取经济惩罚措施。对环境友好型生态农业生产方式要加以鼓励引导,对生态循环农业生产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强化政策执行和舆论监督。     

农户异质性对农业技术培训参与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加速和农民合作社的涌现,我国农户的异质性不断提高。本文将农户是否流转土地、是否加入合作社视为农户异质性的重要表现,考察其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基于鲁晋宁三省1 039户农户数据,构建了零膨胀负二项模型(ZINB)进行计量分析,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租入土地不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农业技术培训参与,但加入合作社会让农户参加更多培训。具体而言,租入土地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期望次数是不租入土地农户的1.04倍,而加入合作社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期望次数是未加入合作社农户的2.11倍。当前农业技术培训过于大众化造成的低瞄准性,是租入土地的规模经营农户没有对培训表现出更多需求的重要原因。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农业技术培训政策需要做出适当调整,应结合已经分化的农户需求实行分层定位,提供差异化的技术培训服务,增强对不同培训目标人群的瞄准度;应给予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服务的合作社更多支持。     

家庭借贷、经营规模与农户土地经营意愿基于小农户、中农户和大农户分化视角

以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4省区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实证分析家庭借贷、经营规模对农户土地经营意愿的影响,并基于分化视角对农户土地经营行为选择问题进行探讨.结果 表明:(1)家庭借贷获得是农户进行差异化土地经营决策的重要机理因素,在农业信贷刺激下现有农户多选择转入、转出或参与土地入股,表明农贷扩张有益于土地经营规模适度集中;(2)经营规模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经营意愿,但随规模分化产生效应不同.以小农户为参照组,中等规模和大规模农户选择转出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最强,选择转入土地经营权意愿最弱;(3)经营收益对农户土地经营意愿的影响最为敏感.可以认为,土地经营收益的稳定增长及其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农户从事土地经营发展的基础性支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规模经济与效率的理论解释,并为促进农户土地经营规模适度、比较收益提高的农业发展方式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与建议.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促进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吗——以稻虾共养技术为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提高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水平,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为进一步探究其对推广生态农业技术的影响,基于湖北、湖南、安徽共930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和解释结构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推广生态农业技术的影响及其层次关系.结果表明:(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稻虾共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2)农业合作社、种养大户或家庭农场对稻虾共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不显著,但农业企业对稻虾共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3)影响层次方面,技术含量、种养历史和土壤质量是影响经营主体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的直接驱动因素,而年龄和地形条件是影响经营主体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的深层次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