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乡城转移、城市化模式选择对异质性减贫效应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贫困乡城转移的背景下,构建理论模型将城市化的减贫效应分解为集聚效应、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对城市化减贫效应的三种机制进行了分解,然后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依次实证检验了城市化整体对城乡减贫的影响、核心城市和二级城镇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不同贫困测度指标,分东、西部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区的总体贫困和城乡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且随着贫困的乡城流动,空间相关性趋于增强。城市化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效应。城市化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机制是通过集聚外部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实现减贫,因此核心城市对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尤其是对东部城市地区充当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避风港",二级城镇的减贫影响更大。因此,在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时,应充分考虑城市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影响,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贫困的差别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城市化的契机实现贫困减缓,需要强调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和城市贫困人群的减贫作用,约束城市化要素集聚给贫困人口带来的公共服务成本提升等负外部性。同时应在西部地区强调核心城市的减贫效果,着力通过放大要素集聚和生产效率提升对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核心作用。并且,由于贫困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未来减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展开。     

异质性收入视角下人力资本对农民减贫的作用效应研究

在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快速转移的城镇化浪潮中,农民非农收入不断增长,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使得涉农收入也不断增长。研究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是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减贫及其减贫性质、效应大小,对于新时代加强和完善教育人力资本扶贫意义重大。根据人力资本作用异质性特征,文章研究了人力资本作用农村非农收入和涉农收入下的异质性减贫效应。研究发现:①若没有农村人力资本参与,农村各年的贫困发生率至少会上升1到3个百分点。②分时段的贫困动态变化分解显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农村贫困下降的贡献达到15%到23%。③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显著和城乡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农村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减贫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加非农收入实现,而通过涉农收入一定程度上是阻碍贫困率下降。④人力资本减贫这一贡献主要源于农村个体人力资本变动通过非农收入下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且分配效应逐渐大于增长效应,说明就增加非农收入实现减贫而言,农村人力资本个体分布结构朝合理化方向发展。⑤人力资本变动通过涉农收入减贫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均是阻碍贫困率下降,说明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关系、促进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实现城乡人力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涉农收入增长的重要性。     

贫困乡城转移、城市化模式选择对异质性减贫效应的影响

在贫困乡城转移的背景下,构建理论模型将城市化的减贫效应分解为集聚效应、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对城市化减贫效应的三种机制进行了分解,然后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依次实证检验了城市化整体对城乡减贫的影响、核心城市和二级城镇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不同贫困测度指标,分东、西部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区的总体贫困和城乡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且随着贫困的乡城流动,空间相关性趋于增强。城市化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效应。城市化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机制是通过集聚外部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实现减贫,因此核心城市对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尤其是对东部城市地区充当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避风港",二级城镇的减贫影响更大。因此,在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时,应充分考虑城市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影响,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贫困的差别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城市化的契机实现贫困减缓,需要强调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和城市贫困人群的减贫作用,约束城市化要素集聚给贫困人口带来的公共服务成本提升等负外部性。同时应在西部地区强调核心城市的减贫效果,着力通过放大要素集聚和生产效率提升对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核心作用。并且,由于贫困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未来减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展开。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旅游需求波动、风险管理与非线性减贫效应研究

旅游发展能够有效匹配贫困人口的资源禀赋,是产业扶贫的重要支撑。为更好地发挥旅游的减贫效用,本文基于旅游波动和风险管理视角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多样化关联进行了逻辑统一,在使用HP滤波方法测度旅游需求波动的基础上,使用门限面板模型对2000-2013年中国旅游发展的非线性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旅游波动是影响旅游发展减贫效应的重要因素,但国内旅游波动和入境旅游波动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国内旅游波动主要体现为上行波动,能够在增长的稳定预期下,有助于旅游企业和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旅游从业者进行专业化供给,从而有助于减贫。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体现出双门限的非线性特征,在旅游发展的初始阶段,并未能体现出显著的减贫效果,越过第一个门限值后,旅游减贫效应开始凸显,但在第二门限值之后,处于第三阶段旅游发展减贫弹性递减。因此,旅游产业具备成为阶段性重要减贫动力来源的潜力,但在旅游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应秉持辩证和动态视角,当意识到旅游减贫效应已经步入递减区间时,要进行主动、系统、综合的风险管理。理解外部环境变化对旅游发展冲击的潜在结果,通过旅游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贫困人口应对风险冲击的韧性,并通过互助、保险等风险应对手段,促进资源在不同风险状态之间的转移,提升旅游减贫绩效。     

政府减贫行为的动态效应——中国农村减贫问题的SVAR模型实证分析(1990-2008)

脱贫人口返贫率偏高是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应该仔细考察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跨期响应,从而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评价政府减贫行为绩效.本文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一起纳入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以弥补现有文献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的局限,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动态地评价政府行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目前的政府行为,无论是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还是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的政策干预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冲击响应衰减很快.为了降低脱贫人口返贫率,政府减贫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扩展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使经济增长成为他们获取稳定收益的源泉.     

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影响研究

通过对Kaya恒等式的扩展,应用LMDI将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分解为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收入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四种效应,对我国29个省市2007-2013年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城镇化对我国各省市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促进作用远超非城镇化要素,城镇化已成为推动各省市物流业碳排放的关键因素;且物流业各要素对处于不同城镇化阶段的省市影响并不一致。对成熟城镇化省市而言,收入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是物流业碳排放的稳定推动因素,人口城镇化则是稳定的抑制因素,产业城镇化刚刚由推动因素转变为抑制因素;对初级和中级城镇化省市而言,人口城镇化的抑制作用和收入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依然显著,但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正在增强。从城镇化各要素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贡献来看,收入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最大,且对广东等经济大省的推动作用更明显;人口城镇化的抑制作用最大,且对山东、四川等人口大省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但波动剧烈;空间城镇化对东部经济大省的推动作用已趋稳定,但对中西部省市的推动作用持续增强;产业城镇化对各省市的作用差异显著,且均较小。研究认为避免"一刀切"的物流业碳减排政策和城镇化规划、引导居民绿色生活和解决职住分离对我国实现物流业碳减排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帮助。     

公共产品供给真的能减少中国农村瞬时贫困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公共产品对农村减贫具有一定效应,而农村贫困分为慢性贫困与瞬时贫困两类,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瞬时贫困的效应如何?本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确实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改善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2009年CHNS的1 657个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分位点下的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发现:非贫困家庭的存在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得的减贫效应,实施瞄准式的精准扶贫必要而且迫切;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第二,医疗卫生服务减少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对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并没有显著作用。第三,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同时会增加瞬时贫困成分占总贫困的比重,但会减少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与东部地区相比,通信信息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以及教育对中西部地区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都有更好的减贫作用,但是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低于东部地区。为了有效地降低瞬时贫困:(1)要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2)要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专项供给,提高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3)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特别是农村自来水和排污设施的建设;(4)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职业技能培训。     

中国农村贫困的测度与模拟:1995-2003

本文介绍了基予GQ Lorenz曲线的参数方法测度贫困的基本原理，测算了1995—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重点对贫困的变化进行模拟分析。不同贫困线的模拟分析表明：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的移动具有较商的敏感性，其政策涵义是扶贫不应当只注意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且也应当注意陷入贫困风险商的家庭。贫困分解的模拟分析表明：不仅收入与贫困发生率有关，而且分配不合理却增加了贫困的深度和强度，其政策涵义是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贫困人口的收入及其分配上。     

中国城市居民自雇者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困:1989-2009

研究工资领取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文献较多,然而,关于自雇者的收入差距及贫困问题的研究却受到忽视。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检验了1989-2009年间我国自雇者群体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趋势变化。本文首先对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进行了分组分解,分组选择了四个标志,分别是教育、行业、地区和性别,这样的分组可望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某些具有政策性意义的问题,然后使用Mookherjee方法对广义熵指数进行了组内不平等、人口比例、平均收入的变动分解,利用Ravallion方法对贫困指数进行了组内、组间及交互效应的分解,研究发现:进入本世纪以来,自雇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出现了持续上升的态势,贫困率居高不下;熟练劳动力的回报相对上升、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构成了自雇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趋势变化的主要成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组内不平等而言,教育和地区对收入不平等上升的贡献较大,非熟练劳动力、中西部自雇者和服务行业的贫困上升是导致自雇群体总贫困上升的决定力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贫困恶性循环、福利依赖与再就业收入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自实施以来,贫困恶性循环的状况并没被遏制,而且还出现了福利依赖现象。从受助家庭成员的再就业状况来看,其再就业收入使其摆脱贫困的境地了吗?笔者基于中国6省市的微观经验数据,结合准明瑟计量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社会救助家庭再就业及就业收入的差异性。测算结果显示,在工资指标中,社会救助家庭的工资与非社会救助家庭差异性很大,而造成这种差异的所有解释变量中,受助家庭特征影响效应占到一半以上。大概有29%的社会救助家庭成员能够跳出"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笔者以这个贫困恶性循环圈为切入点,来研究受助家庭如何从福利依赖走向再就业岗位而获得更多收入。本文根据结论给出的建议是社会救助措施应该要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动态的变化,不应过度的看重绝对贫困的救助,更应该从权力贫困、政治贫困等视角入手,而制定出相配套的社会救助制度。     

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1998-2011北大核心CSSCI

该项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退耕还林背景下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相对贫困的动态变化趋势、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以人均总资产作为农户年收入和资源禀赋拥有状况的代表指标,以贫困发生率H,贫困缺口指数I,Sen指数,FGT2指数作为贫困状况分析的指标体系对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的人均总资产以及相对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测算,并通过考察贫困群体内部特征以及吴起农村整体和贫困群体的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动态变化原因及解决办法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实施前后,吴起农户人均总资产持续增加、农村产业结构正在改进、农民资产偏好正由持有储蓄转向持有固定资产变化;而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变化趋势,相对贫困的广度、强度和深度也都呈现类似变化;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贫困群体相对人均固定资产产值较低;贫困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吴起农村整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贫困群体内部人均总资产水平过于平均,缺乏发展动力是贫困群体经济难以改善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文章给出了应该适当加大贫困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分阶段实施扶贫计划,提高贫困农户自身能力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建议。     

资源依赖:增长诅咒还是贫困陷阱?

"资源诅咒"假说为资源与经济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关于其存在性的争论从未停歇,国内也少有"资源诅咒"在社会福利领域的探讨,而实证中资源依赖指标的内生性和研究时段随意性问题也受到了质疑。本研究利用2003—2015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借助准实验模型避免内生性,依据资源市场价格将研究时段分为繁荣期、波动期和萧条期,从增长与福利两个层面同时检验了资源诅咒的存在性问题,实证发现:①资源依赖没有显著带来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差异,传统增长式诅咒并不存在,短期内资源型经济存在较大波动性;②资源依赖显著恶化了贫困、收入不平等等福利水平,存在资源福利陷阱,时间趋势上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的福利水平差异正在逐步缩小。通过理论分析发现,资源依赖可能通过以下四个途径恶化贫困:资源工业自身对劳动力吸纳不足、资源工业繁荣带来产业飞地经济阻碍了多元化发展、遗留计划体制下的城镇偏向政策与市场发育不足以及资源工业的生态破坏性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利用全互交模型实证发现,资源依赖的确对增长减贫弹性产生了负面影响,抑制了增长对农村贫困群体的涓滴效应。这意味着,在注重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更需要关注资源红利式增长在城乡收入分配公平以及农村减贫效应等方面的弱质性表现,通过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租金,加大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交通等基础公共品投资,以及增加涉农领域的财政转移,来弥补资源依赖对增长"包容性"的不利影响。     

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研究

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不在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如何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从盯住经济总量增长转向用减贫目标统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影响着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但既往研究对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贫困减缓没有形成共识。本文基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分析了专业化、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FGT贫困指数的关系进行了门限回归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确认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始和发展阶段趋于增强,并且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的减贫效果更显著;多样化的减贫绩效低于专业化,且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高于不相关多样化。细分产业来看,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比其他多样化结构更具减贫效果。贫困地区在减贫的产业结构选择上,首要目标是改善专业化程度,其次是在多样化的既定前提下,谋求相关多样化,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别,既往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贫困线附近群体的贫困减缓,而对深度贫困群体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减贫产业结构,改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还应辅以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改善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从而增强从益贫产业结构中获益的能力。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易地搬迁,家庭贫困与收入分异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当代中国重大民生工程,易地搬迁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家庭贫困仍未成共识,后2020扶贫成效的巩固和提升有赖于瞄准相对贫困的群体,由此深化对移民社区动态和生计的理解是重要的。文章基于减少贫困和缩小差距双重视角,从微观农户层次定量考察易地搬迁的政策效应,深入剖析了导致移民接续生计分化的因素及其贡献比率。使用来自陕南的调查数据,借助反事实分析框架,模拟了移民在不搬迁情境下的收入,通过比较搬迁和不搬迁情境下移民的贫困和收入差异变化发现,搬迁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强度,帮助他们跨越了“贫困陷阱”,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原来的低水平均衡,可能伴生移民收入分异的问题。收入差异决定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导致不同类型家庭收入分化的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无论对于移民还是非移民,是否为生态示范村、耕地面积、家庭规模、是否靠近车站、宗教信仰都是左右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信贷可得性、可求助户数、是否为低保户对移民收入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式和非正式的外部支持经由家庭生计选择深刻地影响着搬迁户的发展方向和层次。研究结果意味着,扶贫搬迁面临消除贫困和平衡发展两难兼顾的现实挑战,在搬迁扶贫的过程中,既要关注贫困的减少也要防范收入分异可能导致的移民社会脱节和社区撕裂风险,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为此,除了要保证资源再分配中的公平公正,还要注意提供正规的信贷支持和拓展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相关群体创造平等的发展环境。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     

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与致贫因素分析

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目前,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的决战决胜阶段,精准脱贫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本文以贫困突出的江西革命老区为例,采用ESDA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发现:①从时间维度看,2000—2016年,受国家贫困标准线大幅调整影响,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呈现三个断点下降时期,总体脱贫进程加快。②从空间维度看,江西革命老区各县(市、区)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明显减少,贫困分异特征表现为高贫困地区集聚于南部的集中连片区或国家级贫困县,低贫困地区主要集聚于北部的非贫困区。③进一步通过空间检验发现,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以"高-高"集聚模式为主,并形成"空间贫困陷阱",均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或国家级贫困县;少数地区的贫困还存在"低-低"集聚模式,形成"脱贫溢出效应",均属于非贫困区。④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之比和中学教师负担学生数显著加剧了江西革命老区贫困水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贫困空间滞后项的显著为正也再次验证了江西革命老区"空间贫困陷阱"及"脱贫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相邻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卫生技术人员比例的减贫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实现江西革命老区精准脱贫建议。     

中国相对贫困测度与城乡差异

中国在2020年完成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以发展差距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通过降低不平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来治理相对贫困问题,对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该研究研究地区发展差异和不平等对中国弱相对贫困标准构建的影响,并对不同地区层次和不同贫困标准下的中国相对贫困分布状况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对贫困标准构建框架,最终使用Shapley分解和Fairlie分解两种方法对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相对贫困与不平等密切相关,但最终决定于各地区具体的收入分布形态。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对相对贫困线的设定和相对贫困的分布都具有显著影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和不平等程度均高于城镇地区,不论是使用全国统一的还是城乡分设的相对贫困线,农村地区将依然是中国未来扶贫的主战场。收入、工作、生活质量、户主教育和省份是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中,收入和工作解释了2018年城乡相对贫困差异的49.88%,生活质量和户主教育分别解释了10.41%和9.28%。但是不平等和生活成...     

公共产品供给真的能减少中国农村瞬时贫困吗?

公共产品对农村减贫具有一定效应,而农村贫困分为慢性贫困与瞬时贫困两类,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瞬时贫困的效应如何?本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确实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改善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2009年CHNS的1 657个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分位点下的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发现:非贫困家庭的存在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得的减贫效应,实施瞄准式的精准扶贫必要而且迫切;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第二,医疗卫生服务减少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对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并没有显著作用。第三,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同时会增加瞬时贫困成分占总贫困的比重,但会减少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与东部地区相比,通信信息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以及教育对中西部地区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都有更好的减贫作用,但是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低于东部地区。为了有效地降低瞬时贫困:(1)要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2)要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专项供给,提高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3)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特别是农村自来水和排污设施的建设;(4)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职业技能培训。     

农村人口动态多维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

能力贫困、动态贫困、多维贫困更符合贫困的本质和走向,本文利用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村平衡面板数据,运用Biprobit模型基于个人层面可行能力和主观福利感受分析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结果表明:农村人口年龄、从事农业活动时间、区域差异、受教育程度、绝对收入、社会地位及相对收入等均对农村人口持续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从事农业活动时间、区域差异、年龄、相对收入、户籍和绝对收入均对农村人口陷入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农村人口从事农业活动的时间越长,持续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高,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低。东部、中部、西部发生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较高,而东部、西部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较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越高,农村人口发生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性更高。相对收入较低的农村人口易于陷入多维贫困,然而相对收入对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的作用不明显。社会地位对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产生消极作用,却对陷入多维贫困的影响不显著。主要研究结论:打破"持续多维贫困"恶性循环应从"小处"着手,以"输血"为主,"走进去"识贫,"走出来"脱贫;防范农村人口陷入多维贫困应从"大局"着眼,把发展和消除不平等作为解决多维贫困的根本途径,引导"脱贫"和防范"返贫",提能力避返贫,新思路促扶贫。精准扶贫机制要建立在契合贫困本质的贫困标准上,找准"贫根",寻共性扶贫,诊特性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