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研究:基于心理感知和环境干预的分析

在农村生活污染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加快推动合作化治理,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合适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是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目标的有效手段。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探讨心理感知与环境干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心理感知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对环境的容忍程度越低、自身环保意识越强的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的可能性越大;（2）环境处罚制度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有促进作用;（3）交互效应分析表明,环保政策宣传和环境处罚制度在农村居民自身环保意识对其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切实推动农村居民选择环保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以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进而实现“农村美”的目标。     

社会监督、村规民约与农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参与行为——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关键一环,为提升其治理效果,需要引入村规民约和社会监督的双重力量,构建包括社会监督在内的完整规制体系.将村规民约与社会监督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分析村规民约与社会监督对农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影响,并在不同监督主体的情境下,分析村规民约对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影响效果.结果 表明:(1)村规民约在促进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中起重要作用.其中,村规民约的惩戒规制机制作用显著,然而其价值导向和传递内化机制未能发挥应有功能,表明村规民约存在"相对性制度失灵"现象.(2)社会监督对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有正向影响.村干部、村民邻里和保洁员作为监督的中坚力量,其构成的社会监督网格能有效约束农民的垃圾处理行为,其中,村民邻里监督的效果最好.(3)社会监督在村规民约与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间起着调节作用.社会监督由于集成了不同群体的优势特征,弥补了村规民约存在的缺陷,因而提高了村规民约对农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行为的约束力.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业市场化探讨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原则等进行分析,提出只有大力发展垃圾产业,才能根本解决我国城市垃圾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垃圾产业市场的形成条件、构成和所应采取的策略。     

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响应机理及决策因素分析

农村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满足农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响应及程度将直接影响农村垃圾治理成效.基于989份农户调查数据,将个体内在感知层面的环境责任感、政策认知和外在关系层面的制度信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究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的影响机理,并利用双栏模型(DH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7.62～16.42元/月·户,对农村生产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134.62～435.08元/hm2·季;(2)环境责任感和政策认知正向影响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生活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政策认知还对农户农村生产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3)制度信任直接影响农户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同时还正向调节农户政策认知和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并在环境责任感和垃圾治理投资意愿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建议在完善农村垃圾治理政策的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农户对相关环境政策的了解度,增强农户环境责任感,从而激发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积极性.     

城市垃圾分类回收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与差别责任分析

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过程中合理界定各主体的利益责任,对实现垃圾减量化与资源化至关重要。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研究多为定性的政策性建议研究,本文对回收体系中各主体的利润责任进行了定量研究。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与受益者原则,生活垃圾处理的责任方为居民,但依据我国国情现状与垃圾处理的公共物品属性,政府成为公共环境的主要维护者。依据Stackelberg博弈理论,分析不同分类比例下,居民、收运企业、处理企业效益情况,构建利益经济模型;依据权责利对等原则,确定各主体应承担责任比例。结果表明:居民垃圾分类比例的变化会影响各主体的利益责任比例。结论研究可为建立规范生活垃圾回收体系,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城乡一体化导向的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研究

目前,生活垃圾对我国城乡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城乡居民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造成的严重危害,制约了城乡的可持续发展,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面对"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的严峻形势,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了城乡一体化导向的实质及统筹治理的特点。从统筹治理主体的缺位、立法过于倾向于城市、环卫基础设施缺乏城乡一体化规划、缺乏统筹治理协调机制、公众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不一致五个方面指出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的困境,并提出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的有效策略:明确统筹治理主体,实现城乡生活垃圾统一监管;完善生活垃圾治理相关法律制度,使立法倾向趋于平衡;保障资金投入,实现城乡环卫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布局;建立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城乡居民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统一,以法律制度保障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     

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研究

对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北京城八区生活垃圾收集、分类收集、转运、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和垃圾物流现状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改进的建议及处理处置设施的规划,为北京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建设和完善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农村生活垃圾产生特征、处置模式以及发展重点分析

农村生活垃圾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关注热点,本文综述了其产生特征、处置模式和发展重点。目前,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与调查方法、区域经济水平、村庄产业类型、家庭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因素有关。基于废弃物分级管理原则,生活垃圾管理应倡导源头分类(有机垃圾、无机垃圾和有毒有害物质),并分析了集中处置模式、分散处置模式的适用性。最后,文本提出了促进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有效处置和可持续利用的发展重点。     

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分析——基于云南省465个农户调研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重要内容.基于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465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实证分析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有86.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支付意愿的均值为45.616元/户/年;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也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产生影响.对比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的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村干部、地区等变量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差异,说明农户参与和农户支付是两种不同的机制,需要区别对待才能更好洞悉农户意愿.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村干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     

垃圾块体填埋法及其应用前景

分析了垃圾排弃的现状、危害、潜在价值及现有的垃圾处理方法,提出创新垃圾处理方法势在必行。与已有的垃圾处理方法比较,垃圾块体填埋法有自己的特点,以社区为单元的垃圾源头分类投放、收集和预处理,能使垃圾实现分类化处理;通过垃圾中可回收废物的回收利用,能使垃圾最大限度资源化;通过垃圾分类粉碎、脱水、压缩成块体,使垃圾有效地减量化;经过消毒、分类堆砌有助于垃圾填埋场地的分类管理和安全监控,使垃圾处理基本无害化;回收、堆肥、焚烧、填埋,使垃圾处理综合化;填埋场的复垦与开发利用,使垃圾处理环保化。该方法的推广应用,可使垃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和市场化目标得以实现。     

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模式探讨

结合农村生活垃圾的特点和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介绍了"分拣—堆沤处理+肥料化利用"和"压滤—填埋处理+能源化利用"两种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利用模式,及各自的工艺流程、技术特点和应用实例。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模型构建

城市生活垃圾问题是21世纪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甚至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公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是21世纪最有前景的产业之一,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也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文明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历经20多年的发展,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相比日趋严重的生活垃圾问题和数量庞大的生活垃圾产量,仅凭政府的力量无法保障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管理目标的实现,因而有必要借助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力量的加入。该文基于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关系的现实基础分析,剖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的演变及特征,分析了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各个阶段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模型,并衍生到分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收集、运营及处理的三大环节。同时,根据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不同程度以及政府管制程度的强弱,构建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三种模型,即公众诱导式参与模型、公众合作式参与模型和公众自主式参与模型,分析了三种模型的特点、优缺点及各利益主体的职责,以梳理解决城市生活垃圾管理问题中政府和公众的职责,推动政府和公众的互动合作,改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促进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的实现。     

关于对城市垃圾处理及利用问题的探讨

固体废物——垃圾,《辞海》中谓之“被倾弃的污秽废物”。城市垃圾,是居民生活、生产中不断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和建筑垃圾等。对环境的污染,人类健康的影响,被称为世界公害。我国的垃圾处理及利用问题,日趋突出。尤其是近几年“洋垃圾”进口,国内也有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垃圾的情况。1995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为解决城市垃圾的处理和利用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是继《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土保持法》之后,又一重要的环境保护法律。     

三峡库区生活垃圾的重金属污染程度评价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与处置主要以填埋为主,且大部分为简易填埋或堆放,形成众多的垃圾堆放场。它们不仅影响周围的生态环境,而且威胁到居民的身体健康,特别是不少堆存的生活垃圾受到重金属元素不同程度的污染,任意放置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评价生活垃圾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程度有助于垃圾堆放场的环境影响评价以及污染防治措施的提出。以三峡库区为例,通过测定三峡库区各个区县主要垃圾堆放场堆存生活垃圾的重金属元素含量, 包括砷、铅、铬、镉和汞,采用单因子评价和综合评价法确定三峡库区堆存生活垃圾的重金属污染程度,为库区的环境保护提供决策支持。     

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困境与义务进路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出台,标志着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由点及面地渐次展开。生活垃圾兼具污染性与资源性的特点,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政策设计层面,亦或是在实践层面,都以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主要目标。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归纳分析对规范性文件、政策文本及其社会效果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出当前在涉及生活垃圾分类这一议题中所存在的"四个断裂":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在法律体系中的断裂、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断裂、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循环机制的断裂、法律政策设计初衷与运行实践的断裂。"四个断裂"是对阻碍生活垃圾分类诸多因素的概括性总结,对"四个断裂"的消解与弥合,需要在技术创新、生产安排、生活方式、法律规范、行政管理模式等领域进行调整。本文立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主体——公民这一切入点,提出确立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对于不同程度地改善"四个断裂"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包括预防义务、填补义务、改善义务、合作义务,不仅在内在结构中具有规制、指导功能,在外在体系上也具有衔接和协调功能,且该种衔接和协调功能能够在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循环机制、法律政策设计与运行实践、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之间得以延伸和嵌入。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实现,以生活垃圾分类义务框架的重构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为基础性要素,同时需要政府转变其单中心治理逻辑,提供良好的外部管理环境和"互联网+"技术创新的便捷性支持。     

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现状及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与农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农村生活固体垃圾产生与排放的数量快速增加,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环境、农民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该文的主要目的是基于甘肃和河北省60个村和240个农户的调研资料,深入了解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和管理现状及影响生活固体垃圾有效处理的制约因素.结果表明,大多数村没有处理生活固体垃圾的设施,总体看甘肃省拥有的处理设施要好于河北省.超过一半的村中生活固体垃圾都没有人管理,但部分村开始制定相关的管理计划.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状况与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交通便利程度的改进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不利于当地生活垃圾的处理.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方法与应用——以北京市为例

中国缺乏生活垃圾管理成本核算,各类隐性补贴使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被低估。本文将这一成本界定为社会因生活垃圾焚烧而承担的,以市场价核算的成本。基于生命周期评价(LCA)框架建立了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核算方法,将该成本分为补贴项目与外部成本。前者包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税收减免,采用直接成本法、机会成本法、比较法计算;后者采用美国加州环保局热点分析计划建立的暴露途径分析方法,利用空气扩散模型(AERMOD)、空气扩散与风险评估工具(ADMRT)、"工资—风险"法计算二口恶英致癌健康损失。基于北京市运营的3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运营数据、排放参数、地形与气象参数对成本进行评估,结果表明:2015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20.4亿元,相当于1 088.5元/t;其中,补贴项目占比30%,相当于324.5元/t,健康损失占比70%,相当于752.8元/t;垃圾处理费和电价补贴分别占补贴项目的 50.2%、20%,是焚烧厂的主要收入;生活垃圾管理"收集—转运—焚烧"全过程社会成本为42.2亿元,相当于2 253元/t,远高于40—300元/t的处理费标准。生活垃圾焚烧代价巨大但被隐蔽,又缺乏专门的危险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与健康风险评估,垃圾焚烧社会成本存在失控风险。建议:建立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核算准则,实现成本显性化;明确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降低目标,以强制源头分类、计量收费政策降低垃圾清运量、焚烧量;建立危险空气污染物定量风险评估制度,实施二口恶英减排。     

我国中部某市农村垃圾现状调查及处理对策研究

以我国中部某农业大市为研究对象,重点调查了解其农村地区垃圾的产生来源、种类、数量、收集、清运和处理方式等具体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可行的农村垃圾处置对策。调查结果表明,该市农村垃圾产生量为1516321t/年,人均垃圾产生量为0.79 kg/天。产生的农村垃圾中62%是生活垃圾,24%是农牧业废弃物,4%是农村地区工业产业垃圾。该市农村垃圾收集清运率相对较低,仅占垃圾总产生量的50.9%,且垃圾的处理方式仍以较为落后的简易填埋为主。针对该市农村垃圾的实际情况,建议采用分类收集和处理的方法是较为经济可行的途径。     

农村居民生活固体垃圾排放及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2010年底对全国6个省1 118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村各类生活固体垃圾的排放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运用调查数据描述农村生活固体垃圾排放量及排放结构的现状;然后对生活固体垃圾排放量进行单因素分析;最后,运用计量模型,在控制其他影响的情况下,对生活固体垃圾排放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2010年农民人均每天生活固体垃圾排放量约为1.07kg,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以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省最高,达到1.19kg,而云南省最低,只有0.87kg。厨余类垃圾是我国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最主要构成部分,所占比例高达27.6%。研究结果还表明,我国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排放量不仅受收入水平的影响,还受到相关的政策因素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生命周期成本研究

农村环境治理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近年来,新型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逐渐被应用于农村环境治理领域。但是,农村环境治理具有典型的微利市场特征,且受快速城市化引发的空心化及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多种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而PPP模式本质上对市场机制和配套制度依赖性高,客观要求存在长期稳定的回报机制。PPP模式是否适用于农村环境治理,客观需要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结合农村环境治理和PPP项目的特征,构建了农村环境治理的PPP模式生命周期成本的分析框架;并选择中国首例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分别测算其生命周期综合成本及其不同情景下变动趋势。研究发现:(1)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是PPP模式有效性研究的重要方法,适用于PPP项目周期较长的特征,能够避免以短期有效性代替长期有效性、以单一环节有效性代替整体有效性的问题,实现科学、全面的评价,为决策提供可靠支撑。(2)农村环境治理的微利市场特征对PPP模式的生命周期成本有效性影响较大。以全国首个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为例,理想状态下政府与社会资本的生命周期成本分别为660元/t和627元/t,社会资本的营利空间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3)农村环境治理PPP项目的生命周期成本变动较大,受项目设计、农村劳动力稀缺程度、快速城市化和农村空心化程度、治理政策和需求变化以及社会资本类型等诸多因素影响。(4)农村环境治理的PPP模式需要因地制宜,结合区域实际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从生命周期成本的角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审慎推进。这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激励社会资本进入、合理选择社会资本、健全谈判协商机制、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多元共治等方面深入制度创新,以保障项目稳定及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