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是城市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转换器。发展智慧城市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缓解"大城市病",提高城镇化质量。从城市信息化发展阶段看,我国许多信息化先行城市已经初步具备建设智慧城市的信息基础、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同时,不断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也为智慧城市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缺乏统一规划、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不健全、资金瓶颈等诸多问题。为此,要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关系,实现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保障信息集成共享和互联互通,重视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在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基础上全面整体推进。     

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究科技创新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对象,通过构建科技创新能力和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模型等分析工具,研究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演变过程,考察其中发挥关键耦合作用的子系统与要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镇化经历了以核心城市为发端、沿交通干线延伸,最终泛均质化的演变过程;科技创新进程滞后于城镇化进程,但二者时空演变规律呈现出高度的过程拟合特征;(2)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随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提高而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更为关键;(3)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且随时间推移呈现空间分异特点;耦合重点随时间推移变动且更加聚焦,社会发展程度是科技创新和城镇化耦合的关键。研究指出,重视城镇化的社会发展建设、重视区域创新扩散通道建设和区域社会互通、重视基于过程拟合的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耦合点发现将有助于提升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必然面临并需要科学引导与管理的重大问题.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重转型"背景;表现为人口城市化(异地转移)和农村城镇化(就地转移)"双重城镇化方向";是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双重动力驱动下的城镇化;是在制度变迁方面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的"双重发展模式".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要在产业转型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将人口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城镇化机制结合起来,并积极多渠道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城市能否因“智慧”而“绿色包容”？——基于中国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融合的产物,而包容性绿色增长则是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战略思想,智慧城市试点能否推动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还有待进行检验。该研究基于2009—2020年2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智慧城市试点对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外,还对政策效应的子系统路径、区位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智慧城市建设会对包容性绿色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政策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并且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和绿色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不显著。(2)智慧城市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其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均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在东北地区表现出显著的消极影响,在中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3)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点,智慧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邻近非试点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绿色增长,但是仅能显著促进邻近试点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为了提升政策试点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应将重点放在推动包容性增长,基于各地的...     

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关系的计量分析

在界定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和功效函数法测度了江苏省1985～2008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并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表明：（1）1985年以来,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城市化水平总体上逐步提高;（2）城市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均为一阶单整序列;（3）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但长期内其有利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且长期的响应作用程度更显著、更稳定;（4）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对来自城市化的冲击响应强烈,城市化的冲击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解释水平达到了5844%,而城市化对来自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响应较弱,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对城市化的解释水平较低。因此,应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有序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提高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     

供给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机制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实现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消除过剩产能,提高有效供给,是经济新常态下维持经济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不仅面临着传统"城市病"的威胁,还面临着"资源诅咒"的困境,制度保障不足、产业刚性严重、要素创新低下已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大瓶颈。资源型城市迫切需要提升供给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解城市转型难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全面提升供给质量的角度,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新思路。文章首先结合宏观、中观、微观的整体分析思路,从制度供给、产业供给和要素供给三个层面分析了供给侧改革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驱动效用,有助于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产业结构体系和要素创新体系。其次,界定阐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因子,主要包括:行政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制度等5个制度供给因子;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环境、区域产业差异等4个产业供给因子;人力资源水平、科技创新、资源供给、生态环境、资金供给等5个要素供给因子。最后,以制度改革为保障,要素创新为手段,产业转型为核心,构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综合机制,调控不同生命周期下不同层面影响因子的协同主导作用,实现制度、产业、要素三方供给要素的良性互动,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城市三位一体的转型,为顺利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资源集聚能力空间格局及网络结构

随着科技创新资源由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的线性模式转向合作的空间网络模式,探究其空间格局及网络结构特征,剖析空间格局及网络结构形成的原因,对区域实现科技创新引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ArcGIS可视化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04～2017年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资源集聚能力的空间格局及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资源集聚能力呈现逐渐增强的态势,两极分化现象严重,由东向西梯次变弱,且具有明显"领导型—追赶型—跟随型"的特征;(2)科技创新资源集聚能力空间网络联系愈来愈密集,网络密度呈现下降趋势,网络等级、网络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3)中心度排名前十位城市的科技创新资源集聚能力与其他城市空间网络联系较多,并在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和扮演支配者角色;(4)包含上海、苏州等33个城市的板块一属于"净溢出"板块,包含重庆、成都等26个城市的板块二属于"双向溢出"板块,包含武汉、长沙等41个城市的板块三属于"经纪人"板块,包含贵阳、昆明等29个城市的板块四属于"净受益"板块.鉴于此,从大力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核心城市科技创新驱动和推进科技创新资源合作平台的构建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与战略探索

资源型城市经济性转型正面临着重大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问题：①城市产业结构属于资源型、粗放型的传统初级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与效益低下；②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巨大；③资源濒临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严重；④机制体制问题突出。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成功转型需要战略创新。具体战略包括：发展目标创新——社会福利均等化、经济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整治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三大效益目标；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一多元化产业结构优化。构建生态产业体系。转变传统增长方式；资源替代与产业替代战略；科技创新战略——依靠高新技术的后发优势战略；生态城市战略；机制体制创新战略等。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

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和约束日益突出,我国很多规划建设指标的目标值仍然盲目借用发达国家水平,未充分考虑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因素之间的反馈作用。本文通过构建城镇化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城镇化过程中资源、环境、经济、人口的动态反馈机制,结合蒙特卡洛模拟、HSY算法,识别城镇化过程中对资源环境系统影响明显的灵敏指标,并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优化灵敏指标的取值。对比分析美国、欧洲、日韩等不同国家的城镇化发展现状,参照其建设标准,同时结合灵敏指标的优化取值,设定出不同路径的城镇化模式,应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情景分析,从而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建议。结果表明:在现有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应规避欧美国家的资源消费水平,至少不超过日韩的集约水平;要显著提升对城镇工业、交通等部门资源利用效率;注重构建大中小各类城市的协同发展与布局;设定城镇建设土地、用水和能耗等指标的"天花板"尤为必要。     

中日韩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变化比较研究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一种强烈的地表人类活动过程,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给资源环境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城市化过程的直接表现是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用人口城市化表征城市化水平。中日韩是亚洲和东北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核心国家。以中日韩三国为例,基于面板数据模型框架,对比分析1950-2012年三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和过程,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定量研究三国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中日韩三国城市化进程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化起点不同、发展速度不同、所处阶段不同。中国城市化起步分别比日韩晚80年、20年。中日韩三国城市化水平的发展趋势均呈快速增长,日韩两国在二战后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均远超中国。目前日韩两国均已处于城市化后期,并已经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经济体,两国城市化率分别为91.73%,83.47%;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中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城市化率为51.78%。中日韩三国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变化有着密切关系。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与土地资源、水资源呈显著负相关,与能源使用量呈显著正相关。中日韩三国城市化率每提高1%,人均耕地面积分别减少24 m2,10 m2,9 m2,人均水资源量分别减少64 m3,43 m3,21 m3,人均能源消费量分别增加42 kg,76 kg,111 kg。借鉴日韩经验,建议中国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环境监管,控制废弃物排放,建设生态城市,实现城市化快速发展、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共赢。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剧增。受经济、社会等诸多驱动因素影响,各地建设用地扩张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有助于理清建设用地扩张的机理,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因素分为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两个方面,采用基尼系数及基于半对数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考察了2006—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1)2006—2015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比较明显,衡量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先升后降,最后稳定于0.3左右;(2)财政赤字率、经济政策执行力、经济增长、人口城镇化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负向驱动作用;(3)经济增长、财政赤字率、经济政策执行力等三个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区域差异的贡献最大;(4)影响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为此,应从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拓宽政府融资渠道、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等多方面入手,破解城市建设用地过度扩张的困局。     

国家级新区发展异质性及驱动机制研究——以上海浦东新区和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国家级新区建设是转型期国家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手段,推动了城市空间重构和功能重组,从而成为城市研究热点。从经济发展、人口集聚规模以及建设用地扩张三个维度刻画对比了上海浦东新区和南京江北新区的发展的异质性,并进一步剖析发展的驱动机制,发现两地发展异质性的表象原因是发展阶段的差异,更深层的是区域发展驱动机制的差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强化新区与母城的联系,是实现新区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浦东新区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对所在区域及全市的经济快速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全球资本汇聚、产城融合、城市大事件营销是新区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发展型政府的作用及政治精英的影响力对国家级新区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上述研究,对于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新区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收缩的综合测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城市扩张与收缩并存现象已经显现,过去以增长型城市规划作为顶层设计的战略模式需要作出调整,这必然需要更为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城市收缩现象及其时空分异。构建城市收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收缩度模型、主客观赋权法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评价,并运用DPS处理软件中的灰色关联分析探究城市收缩的驱动机制,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从收缩城市数量和严重程度来看,2011—2017年综合收缩城市有10个,人口收缩城市41个,经济收缩城市28个,社会收缩城市3个,且不同类型收缩城市的严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②从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变特征来看,2014—2017年较2011—2014年的收缩城市数量呈现明显增长趋势,空间分布上以东北地区为主,并开始在全国其他省区蔓延;③从长期收缩和短期收缩来看,不管是综合收缩城市还是人口、经济和社会收缩城市,均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且长期收缩城市在数量上要明显少于短期收缩城市;④从不同维度收缩城市的组合关系来看,人口-经济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多,人口-社会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少,没有出现经济-社会收缩型城市,而且全维度收缩城市也开始逐渐增多;⑤从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来看,交通状况、环境质量、人口增长和科技创新是导致城市收缩的主要因素,由此归纳出核心城市或区域吸附、资源枯竭、区划调整等几种驱动机制;⑥从城市收缩的应对策略来看,应按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因城制宜的原则,从城市精明收缩、复兴导向的城镇化策略和韧性城市建设等角度来灵活应对城市收缩问题。     

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基于专利视角的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互联网发展是否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以往研究针对互联网发展和城市创新之间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鲜有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进行深入剖析。众所周知,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既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也成为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因此,文章从专利视角入手,在系统梳理互联网发展与城市绿色创新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05—2019年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相比较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对绿色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进行再次回归分析,结果依旧稳健;②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互联网发展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技术研发能力和加强外部监督水平这三个途径来推动地区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③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理位置和城市规模下,互联网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和大型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而对东部地区和规模较小城市的促进作用一般。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新时期,一方面要推动互联网向社会经济各领域渗透,以各产业融合促进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提高互联网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既要重视创新资源的投入,又要提高创新产出的质量,从而更好地挖掘地区绿色创新潜力,提高信息技术水平,以实现地区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     

创新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测算、外部性与提升路径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方面，创新是驱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该研究基于2006—2019年共277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EBM-GLM模型计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为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运用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创新型试点城市政策能够促进绿色发展。进一步从城市网络外部性视角，运用空间双重差分（SDID）模型分析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的溢出效应，并探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减排降污、促进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水平，降低污染排放量。(2)进一步地，创新型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技术进步，而对城市绿色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3)由于城市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会对邻近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产生负向的溢出效应。更进一步地，在城市网络外部性的影响下，这种负向溢出效应主要作用于邻近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上，对邻近城市绿色技术效率的溢出效应不显著。(4)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提升财政支持力度以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推动创新型城市绿色发展，应重视城市网络外部性的作用，...     

中国城市收缩的综合测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城市扩张与收缩并存现象已经显现,过去以增长型城市规划作为顶层设计的战略模式需要作出调整,这必然需要更为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城市收缩现象及其时空分异。构建城市收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收缩度模型、主客观赋权法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评价,并运用DPS处理软件中的灰色关联分析探究城市收缩的驱动机制,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从收缩城市数量和严重程度来看,2011—2017年综合收缩城市有10个,人口收缩城市41个,经济收缩城市28个,社会收缩城市3个,且不同类型收缩城市的严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②从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变特征来看,2014—2017年较2011—2014年的收缩城市数量呈现明显增长趋势,空间分布上以东北地区为主,并开始在全国其他省区蔓延;③从长期收缩和短期收缩来看,不管是综合收缩城市还是人口、经济和社会收缩城市,均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且长期收缩城市在数量上要明显少于短期收缩城市;④从不同维度收缩城市的组合关系来看,人口-经济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多,人口-社会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少,没有出现经济-社会收缩型城市,而且全维度收缩城市也开始逐渐增多;⑤从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来看,交通状况、环境质量、人口增长和科技创新是导致城市收缩的主要因素,由此归纳出核心城市或区域吸附、资源枯竭、区划调整等几种驱动机制;⑥从城市收缩的应对策略来看,应按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因城制宜的原则,从城市精明收缩、复兴导向的城镇化策略和韧性城市建设等角度来灵活应对城市收缩问题。     

科技产业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协同发展的系统动力学研究

长期以来资源型城市为国家提供了主要生产资料,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资源型城市原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使资源型城市发展普遍面临严峻困境。资源型城市必须转变原有发展模式,选择以科技产业为支撑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科技产业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协同发展系统包括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环境子系统和资源子系统四个子系统。在分析四个子系统各因素间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整个系统的因果关系模型,进而构建系统的流图模型,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变量间方程,从而初步建立起科技产业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协同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模型进行检验表明,模型真实、有效、可信。可进一步运用该模型进行政策模拟。通过设置四个政策变量,企业RD投入系数、企业对产学研RD投入比例、政府对产学研RD投入比例、产学研运作效率的取值,从而设定了五种模式以进行政策模拟。政策模拟的结果显示:只提高RD投入并不能有效促进科技产业发展;只提高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资金投入,而不注重提高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运作效率,也会造成RD资源的浪费;提高RD投入的同时全面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促进科技产业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协同发展的最佳政策模式;RD资源有限的资源型城市,通过全面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也能较好地促进科技产业与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协同发展。政府、金融资本、科技中介机构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成功运作从而实现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实现"府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协同运作是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关键,是促进科技产业与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协同发展的最佳政策实施模式。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

针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问题,展开全方位、多视角的分析阐述,指出了认识对城市化问题的种种误区。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应该与国情国力、工业化发展形势相协调,过程应有序、健康。并认为：（1）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城市化水平以界定在50％－55％为宜,而不应该盲目追求西方国家不同国情的高指标、高比例;（2）对城市今后的发展规模应有稳步发展;（4）乡村城镇化必须发展生态农业与生态工业、走集约化、专业化的道路。正确引导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把城市发展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人口流动、产业政策、区域平衡、科技进步、外向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当作整体一盘棋来统筹制定总体战略。     

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

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分析是完善空气污染与城市化互动机理研究框架的关键,亦是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参考。文章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反映城市化综合水平,并选取2013—2018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年均PM2.5浓度来衡量空气污染,探究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及其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1)空气污染对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负向反馈效应,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是空气污染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两个重要作用机制。空气污染对城市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均存在显著的负面作用,进而对城市化产生负向反馈效应。(3)空气污染对城市化的反馈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空气污染对北方城市、中部与东北地区、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存在更为显著的负向反馈效应;此外,二者在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文章认为,污染气体减排仍是当前缓解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负向反馈效应的有效措施,而集约高效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更是根本举措;实施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以创新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结构以缓解空气污染对城市化的负向反馈效应;此外,在对大中城市进行污染防治的同时,要警惕小城市的空气污染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