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补偿: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和依据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周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述"草畜平衡奖励"对于后续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结合内蒙甘肃两省(区)的实地调研,对草畜平衡奖励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研究结果显示: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所存在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标准偏低的问题,也有标准差别化的问题。草畜平衡的实现包含了两种活动类型,一种是原本超载的地区和牧户通过减畜来实现草畜平衡;另一种是原本不超载的地区和牧户继续维持草畜平衡,避免出现超载的情形,两种活动类型需要区别对待,前者的补偿是必须的,在一定的政策设计下,后者的补偿不一定是必须的。无差别化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产生了错误瞄准的问题,难以达到遏制超载的目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需要差别化,核心在于瞄准草原超载的主体,将超载程度纳入考虑因素。超载程度越高,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草场承包面积越大,需要适当调低草畜平衡奖励标准;草畜平衡标准(与草地生产力成反比)不能单独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与草场承包面积相结合才能综合反映牧户的草地资源禀赋;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越高,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将超载程度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并不是鼓励超载这种现象,而是为了超载主体能够实现有效减畜所做出的合理补偿。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抑制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吗?——基于社会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成为减少牧区牲畜养殖数量和保障草原可持续利用的政策之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牧户通过长期交往形成的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草原生态保护中政策监督执行成本高等问题,还能形成减畜的集体行动从而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探讨社会资本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内蒙古、甘肃两省474户牧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检验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社会资本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策监管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为负。社会网络在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社会信任对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和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此外,是否草场流转、非牧业收入占比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政府优化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的发放方式,加强政府对牧户减畜的监管力度,同时发挥社会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作用。     

草原生态补奖背景下异质性资源禀赋对牧户福利变动影响研究

在维系草原生态平衡框架内,凭借现有的资源禀赋实现牧区的经济发展和牧民的福利增进,是牧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在已有生态补偿和人类福利研究的基础上,对草原生态补奖后牧户的福利变化进行理论分析。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包含6个福利维度20个因子在内的牧户福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考察草原生态补奖前后内蒙古边疆牧户福利变动情况,剖析家庭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等异质性资源禀赋约束下牧户的福利差异,为建立牧户福利持续提升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思路。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后牧户的福利水平提高了0.017,但牧户总体福利水平依然不高且仍有提升空间。②牧户福利水平的变动,受牧户拥有异质性资源禀赋的制约。从横向看,对牧户福利变动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自然资源禀赋、社会资源禀赋、金融资源禀赋、家庭资源禀赋和人力资源禀赋。从纵向看,补奖后家庭资源禀赋更丰富的草畜平衡型牧户比禁牧型牧户的福利状况更好,牧户的受教育年限越长、生计多样性指数愈大、人均草场面积越广、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越多,牧户的福利水平越高。③与补奖前相比,补奖后牧户间福利分配差距拉大。为此,建议对于不同资源禀赋的牧户,有针对性地适当加强资源倾斜,转变补偿制度,因地、因户采用多元化的补奖方式,转变牧民观念,以期持续改善补奖后边疆牧户的福利状况,缩小牧户内部福利分配差距。     

邻里效应对牧户载畜率决策的影响——北方牧区的经验证据

草畜平衡管理已经在中国实施近20年,但天然草原超载过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仍然是制约北方草原生态恢复和畜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何进一步降低牧户载畜率,实现草畜平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该研究基于社会经济学视角,理论分析了牧户载畜率决策邻里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对牧户载畜率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并利用2020年在内蒙古、甘肃两省牧区对820户牧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均值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分组回归等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牧户载畜率决策存在邻里效应,表现出"近墨者黑"特征,且这一效应在控制内生性后依旧存在;牧户会受邻里高载畜率、高超载过牧比例的消极驱动呈现出高载畜率和高超载过牧概率,从而陷入超载过牧的恶性循环。(2)机制分析表明,邻里效应通过提高牧户畜牧业预期收益和降低牧户的心理负担提升牧户载畜率。(3)调节作用分析表明,邻里效应会受到榜样群体的调节,村干部、党员、富人和能人等榜样群体的负向示范强化了载畜率决策的邻里效应,抑制牧户降低载畜率。(4)异质性分析表明,邻里效应在低载畜率、贫困牧户、汉族牧户和受教育程度高的牧户群体中作用更小;当政府外部生态监管严格和村域内部非正式制度健全时,邻里效应对牧户降低载畜率的抑制作用更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政府在微观草畜平衡管理中,通过打造高效畜牧业样板、树立生态典型、强化舆论压力、改善生态监管和注重政策瞄准等方式,破解载畜率决策邻里效应的负面影响,降低牧户载畜率。     

草原生态补偿: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实施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于完善下一期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利用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470户牧户样本数据,从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个方面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即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进行了评估。生态绩效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草原利用方式更趋合理,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明显,但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样本调研旗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42%,总体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收入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平均每户理论收入影响为-8 607元,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5%;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 686元,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不只是单纯标准偏低的问题,同时也有标准差别化问题,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出调整。政策满意度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为57%,其中陈巴尔虎旗的政策满意度最高,为87%;四子王旗其次,为62-63%;阿拉善左旗最低,为18-32%。政策满意度与实际收入影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并不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政策满意度越高,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但生态效果可能不佳。     

后禁牧时期农牧交错带草场利用和管理的探索——基于对宁夏盐池县开牧试验的实地调研

禁牧政策实施以来,草原上违规放牧现象一直是"公开的秘密",显性的禁牧政策文本与隐性的偷牧行为间形成僵局,禁牧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亦受到质疑。为打破僵局,探索禁牧草原的后续利用和管理,宁夏盐池县大水坑镇进行了开牧试验。通过对开牧试验村以及非试验村8个村庄4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研究发现开牧试验方案恢复了农户草场使用权并实行鼓励社区参与的草场管理机制,农民的滩羊养殖行为、草场使用和管理行为都发生了改变,在保证草场质量的同时农户生计得以改善。社区资源禀赋、社区精英、明晰的产权、草场管理行动的制度化、政府的监管与奖惩结合是草场社区化管理的影响因素。开牧试验启示要实现草场管理政策的可持续性,应注重草原生态保护和农户生计发展的兼顾、草场使用权的恢复、管理方案的弹性、社区参与的管理机制和生计替代政策。政策僵局的打破不能依赖于政府的数量可观的生态补偿,而需要借鉴开牧试验的经验,在更为综合的市场框架下建立纳入个人承诺和社区管理的草场使用制度。     

2020年我国基本遏制草原生态环境整体恶化趋势

我国将用 5年时间 ,使草原严重退化区、生态脆弱区和重要江河源头区的草原植被有所恢复。到 2 0 2 0年使草原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得到基本遏制。目前 ,我国草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突出 ,草原”三化”面积仍以每年 30 0 0万亩的速度扩张 ,草原严重退化引发的一系列生态问题 ,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广泛影响。目前 ,我国退牧还草工程已正式启动 ,已垦草原退耕还草工程也将于年内启动。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强调 ,各地要落实基本草原保护制度、草畜平衡制度和禁牧休牧制度。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加快基本草原的划定工作。在落实草原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 …     

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路径

草原牧区面临加快经济发展和保障生态安全的双重重任,本文探讨了牧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路径,提出草畜平衡政策要以压缩牧民数量为核心,积极引导过剩牧民进行产业转移,鼓励牧区牧民进行联合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要建立生态补偿基金,为生态恢复和保护提供长效资金保障。     

黄河上游玛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和生态环境管理的政策设计

黄河上游玛曲草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对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意义重大。本文参考Costanza等人提出的方法和谢高地等人的研究成果估算了玛曲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为96.25亿元／年，远高于经济产品1.93亿元／年的现价。基于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要求，提出了以改变超载过牧为目标、以生态补偿为核心内容的草地生态系统管理的政策设计，生态补偿的标准应不少于0.93亿元／年。生态环境管理的政策内容主要包括：产业开发和产业转型、生态移民和牧民定居、草场管理、技术推广以及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和促进社会进步等。     

宁夏盐池县生态保护政策对农户的影响

生态保护政策能否真正起到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被农户在经济利益上所接受。盐池县的草原退化和沙漠化问题严重，主要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经济活动造成的。近年来盐池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生态保护政策，并开始实行草原禁牧的政策，以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环境。农户调查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的生态保护政策并不成功。90％以上的农户仍然在草原上偷牧，禁牧使农户收入减少是导致该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虽然农户的生态意识较为理性，但是目前的生态保护政策与农户经营行为之间至少存在两大矛盾：一是，生态效益长期性与农户追求短期效益的矛盾；二是，生态环境外部性与农户小农意识之间的矛盾。     

干旱冲击下草地租赁对草场退化及牧户生计的影响

近年来草地租赁市场在牧区出现并逐渐发展。然而,作为调节牧户资源的市场制度,其对草原社会生态的影响莫衷一是。Agent-based model(ABM)是社会科学领域先进的定量分析模型,可用来模拟复杂环境中主体间的交互关系及作用结果。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分析了内蒙古牧区“人-草-畜”关系,揭示了牧区社会生态的复杂性,之后在此基础上,运用ABM模拟草地租赁中“人-草-畜”关系,通过调节干旱发生概率及牧户草地出租意愿,分析干旱冲击下草地租赁对草场退化及牧户生计的影响。为了更合理地展示和模拟牧区实际,本文结合2015—2016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的调研数据和部分文献、年报数据,对ABM中相关的参数进行设定,构建了用于模拟干旱冲击下牧区草地租赁的模型:①控制干旱概率,调节出租意愿的模型结果表明,在一定的干旱冲击下,草地租赁是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缓解干旱导致的草地退化,提高牧区草场的总体生产力,并提高参与租赁户的生计水平。②控制出租意愿,调节干旱发生概率的模型结果则表明,当干旱加剧时,仅有单一的草地租赁制度无法阻止草场退化和牧户收入下降,草地生态及牧户收入仍然会受到干旱冲击的较大影响。因此,完善草地租赁市场,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干旱冲击对草地退化的影响,提高牧户收入。但为了保障牧区社会生态的可持续性,还需发展牧业合作社和草地合作小组等其他制度。ABM可以通过对现实变量的参数化来模拟现实状况,对指导类似草原牧区等存在多个主体交互关系的社区实践具有重要作用。     

青海省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与评价研究

国家对草原生态特别是西部牧区的生态保护高度重视,相应出台草原生态奖补等措施,打破了西部牧区传统畜牧业生产中人、草、畜的要素安排模式。如何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实现西部牧区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的协调统一,已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为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青海省从2008年开始在牧区六州试点开展了生态畜牧业建设,实现了牧区外部性的内部化从而形成牧区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功能协调发展。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就青海省2008-2010年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益构建AHP评价模型。建模过程中,将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评价分成三个层次;将政策效应评价指标分为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生态指标等三个方面,具体包括畜牧业产值、种羊场能繁母畜数、种牛场能繁母畜数、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牧业收入、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中农村牧区存款、牧区县定居牧户数、草原建设人工种草当年新种面积、草原建设围栏草场面积等9个细化指标。通过模型分析显示,2008-2010年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评价排序结果为:12010年0.643 0,22009年0.220 1,32008年0.136 9;2010年和2009年政策效应均优于2008年政策效应,2010年政策效应最佳。模型分析得出的政策含义主要有:生产发展、生态好转、牧民持续增收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已成为当前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畜牧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生态旅游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已成为保护区周边社区家庭重要的生计,生态旅游经营收入是社区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本文基于中国7省40个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人均纯收入以及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以期能为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收入效应提供新证据,为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完善生态旅游发展政策提供实证支撑。研究结果表明:1倾向得分匹配法消除了家庭选择性偏差后,估计出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收入效应为20%左右,而对人均非农收入的收入效应为47%左右。使用多元线性回归高估了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8%左右,使用Heckman模型也高估了生态旅游对家庭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17%左右。2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身体状况、家庭负担比以及耕地面积对农户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3结合当前的生态扶贫政策背景,政府以及社会可能高估了生态旅游经营对周边社区家庭收入的影响,追求立竿见影的扶贫效果往往在短期内会获得一定的收效,但是缺乏长期驱动力,最终导致治标不治本的扶贫。因此,政府要合理规划地方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创建一个更有利于社区参与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一方面,让周边社区家庭参与到生态旅游经营的管理和决策工作中,在生态旅游管理中拥有自主权和决定权;另一方面,建立生态旅游参与的外部约束机制,保障周边社区的利益。     

三江源生态移民对草地资源依赖性分析

基于移民、牧民访谈和问卷调查,对青海三江源泽库县生态移民的生活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移民对草地资源依赖性变化,以了解生态移民政策的成效与不足,并探讨现有政策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对三江源生态补偿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完善提供参考和研究基础。研究结果显示:生态移民家庭经济收入有所提高,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下降,生态补偿、务工、经商对于家庭收入的作用已明显显现。移民家庭从事畜牧业降为20.1%,务工家庭增加到37%,30.5%的移民参加过技能培训,但能源使用经济负担有所增加。53.90%的牧民愿意移民,但对移民后就业及生活设施建设仍有较大顾虑。总体而言,生态移民生活整体情况有所改观,移民后草地资源不再是家庭主要收入的基础。政府应完善技能培训体系,加快后续产业培育,重视生态移民工程前期规划,加大生态补偿资金支持力度。     

草地流转与牧户效率:“能人”效应还是“资源平衡”效应?

土地是农业社会中小农户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参与土地流转成为小农获取土地以匹配家庭其他生产资料,从而提高其生计的重要途径。不过,鲜有研究揭示土地流转在多大程度上、并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农户的效率,因而有学者主张应将土地转入能人之手。为了探究土地流转能否提高参与者的生产效率、提高多少以及如何提高,本研究依据416个牧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Metafrontier-DEA方法,对资源平衡效应、能力效应和综合效应三种效应假说进行验证,分析草地流转市场对牧户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从户主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来看,草地转出户的能力确实低于转入户的能力,草地呈现出向能人聚集的现象。(2)相对于未参与草地流转的牧户而言,参与了草地流转,包括转入和转出的牧户技术效率显著提高(增幅2.75%)。(3)将参与草地流转的牧户细分发现,转入草地牧户和转出草地牧户的技术效率均显著高于未参与草地流转的牧户的技术效率(增幅分别为2.76%和3.36%),而转入户和转出户的技术效率差异并不显著。这表明,草地流转市场对牧户技术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资源平衡"效应,即牧户通过转入草地来匹配家庭多余的劳动力、牲畜和打草机等生产性资产;或通过转出部分草地,使剩余草地与家庭中其他生产要素匹配,从而使牧户的各种家庭资源从"失配"状态调整到"适配"状态。而牧户能力的高低并没有显著影响效率,说明草地流转效应中,"能人"效应的作用有限。因此,在现有经营环境下,政策主要应规范和引导土地流转市场,促进参与者自愿进入土地市场以获得效率提升,而不必过于强调将土地转入能人之手。     

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及差异性——以武汉、荆门和麻城为实证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和黄冈为实证,分析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及差异性,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大部分农户比较重视农田生态环境数量、质量保护,但对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和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较匮乏;2多数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但有经济补偿时其参与意愿会提高;3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有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情况、农业收入比、了解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和是否知道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流域生态服务市场化补偿管理制度

为平衡流域上下游之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利益的矛盾,解决依赖政府支出补偿能力有限的问题,我国许多地方尝试着在流域生态补偿中引入市场机制,各地涌现出大量的生态服务市场化补偿案例,成为目前中小流域生态服务补偿的有益探索和重要补充。为保障流域生态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对其管理制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在总结国际生态服务市场管理实践和政策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流域生态补偿相关的管理实践、政策和法律制度进行评价,并以此为基础,从管理政策、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3个层面,给出我国生态服务市场管理制度的框架设计     

农牧交错带生态经济耦合评价模型及其实证研究

生态经济耦合评价模型是揭示生态与经济互动关系及其系统耦合要素演变过程的一种有效分析方法,农牧模式的生态经济耦合评价模型是开展农牧交错带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定量研究的有效手段.本研究基于生态经济耦合评价模型,以陕西省吴起县为例,利用黄土丘陵沟壑区各监测站数据和吴起县2007年土地利用现状、地形、坡度等数据,模拟分析了吴起县种植业作物产量与泥沙流失量随人均梯田面积的变化特征,评价了吴起县草畜业生态经济耦合现状并模拟分析了预计可达到的生态经济耦合指数.结果表明:坡耕地改梯田不仅能小幅度增加作物产量,而且能大幅度减少泥沙流失量,具有显著的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耦合指数可以定量表征生态经济耦合过程及其状态,吴起县目前农牧模式生态经济耦合过程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草畜业模拟生态经济耦合指数仅为992.20 元/t,大规模开展舍饲草畜业不可行,未来需在加强草场管理和合理载畜的前提下,逐步取消禁牧(放养羊)政策.     

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分析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化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有效手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基于云南省5个州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户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是否兼业、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生态补偿重要性认知、森林经济效益是否比生态效益重要、生态环境满意度、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政策执行信任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其中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以及获得政府补偿的情况对兼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是否兼业、非农收入比重、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传统散户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政策执行的信任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对种植大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完善政府农村就业服务职能,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业;完善生态功能区环境教育体系和宣传制度建设,强化农户环保意识;强化政府职责及其政策推广、执行力度,构建综合、完善的生态补偿宣传媒介;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措施等具体对策建议。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安徽省黄山市为例

利用2012年安徽省黄山市成为生态补偿试点这一事件作为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分析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对黄山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生态补偿政策使试点城市的人均GDP降低2.93%;且生态补偿政策对人均GDP的降低效果具有滞后效应,降低效果为2.15%。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结构的改变是人均GDP下降的主要原因,体现在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及第三产业的产值未能弥补试点城市为生态补偿政策付出的机会成本。从政策评估的角度看,生态补偿政策是以牺牲上游地区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因此,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要注重经济、生态、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