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企业污染减排：智能治理的环境效应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技术红利”为企业实现绿色治理提供了新的模式,提高了企业对生产经营过程中污染物排放的治理能力,形成了企业污染减排的新生动力源泉。对此,该研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机器人数据库,系统分析人工智能发展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人工智能发展产生了“机器代人”的现象,发挥了智能减排的优势,进而对不同企业的污染排放带来了异质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用工成本削减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管理效率提升效应是人工智能影响企业污染减排的具体机制,并从生产末端治理、生产前端控制、生产流程管理上实现企业减排。进一步,在考虑核心指标衡量方式、经济体量和发展政策、政策冲击影响和内生性问题等稳健性分析后,人工智能发展依然具有显著的污染减排作用,并促进了企业生产结构的优化。上述研究结论表明,人工智能为绿色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技术交流提供了快速的通道,人工智能发展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生产结构,促进绿色技术融入企业的生产流程中,极大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提高了企业对自然环境的友好程度,因此政府部门应聚焦人工智能发展领...     

中国环境保护投资失真问题分析与建议

在对“十五”期间中国环保投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环保投资结构与环保投资的重点。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口径偏大、投资方向与需求不匹配、投资结构不合理是影响环境效益的重要因素。若以最直接相关的污水处理投资和垃圾处理投资替代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口径．将使同期全国环境保护投资缩水50％左右。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量的迅速增加和环保投资口径的虚化。已经掩盖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不足的严峻现实，环保投资的失真现象严重。为确保投资效益与环境效益相协调。建议明确环保投资概念．修改现有的环保投资口径。在进一步加大环保投资力度的同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强化污染治理效果。     

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因素分解

本文基于两阶段创新价值链下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构建了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体系,同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这些指标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分别计算出两个阶段的技术创新效率,再通过DEA法测算各区域工业企业整体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进行因素分解。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开发阶段,考虑环境因素比不考虑环境因素的效率要低,中、西部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更加严峻,三大区域绿色技术开发效率差距悬殊。2在绿色技术成果转化阶段,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东、中和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从高到低依次排列。3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整体效率偏低,而纯技术效率是导致整体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区域差距悬殊且存在继续扩大的风险,中、西部地区在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个方面均有很大提升空间。4辽宁、河北、黑龙江、新疆、山西、内蒙古、云南、青海等区域要注重提高区域技术,安徽、吉林、江西、广西等区域则要注重减少资源冗余,宁夏、甘肃则既要注重提高区域技术还要注意较少资源冗余。未来,中国应该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将环境污染指标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体系,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以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区域协同发展,发挥东部地区引领作用,缩小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因地制宜,根据各省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不高的根源,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加大绿色技术开发、清洁生产设备等方面的投入,控制污染物排放,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鉴于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势,我国政府强调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实现节能减排、产业升级,加强重点行业污染物减排。节能减排的主体是企业,因此研究污染密集产业中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微观企业数据,通过技术创新的投入指标、产出指标、效率指标和基于DEA的Maluquist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对污染密集产业中不同类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对比分析,探寻不同所有制企业对污染密集产业可持续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①私营企业在污染密集产业中的研发总投资最多,新产品产值最大,技术创新效率较高,因此其对污染密集产业的技术创新的贡献最大;国有企业在竞争性污染密集产业中的研发投资较少、新产品产值较小,但其在垄断性污染密集产业中研发投资最多,新产品产值很大,虽然效率一般,但总体来说贡献较大。外商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新产品产值介于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规模不算很大,但其研发效率远高于国内企业,因此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集体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新产品产值都远小于其他各类型企业,研发效率相对较低,仅高于国有企业。②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大多数污染密集型产业中存在技术效率的相对进步,反映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存在技术追赶效应;外资企业在多数污染密集型产业中的技术效率相对不变,继续维持相对优势地位;私营企业在5个产业中存在技术相对衰退、5个产业技术效率相对不变;港澳台企业在所有污染密集产业中都存在技术效率相对衰退,这反映了港澳台企业的技术优势正逐步丧失。③在所有污染密集型产业中,各类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都不强,存在相对的技术衰退,未能赶上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基于此,我们认为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环保法律法规,加强对企业污染监察力度,加大政府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科研投入,积极鼓励各类型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     

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与能源效率协同发展实证研究

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技术创新可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两种类型,且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上具有差异性。然而,只有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都与能源效率协同发展才能更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协同学理论,建立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采用1995-2009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和能耗数据,对中国高技术产业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能源效率协同发展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解释。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1995-2009年,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协同发展的程度并不高;工艺创新与能源效率协同发展程度要高于产品创新与能源效率协同发展程度,但产品创新与能源效率协同发展增长速度更快。高技术产业应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降低能耗,提高技术创新-能源效率协同水平。其中,提升工艺创新-能源效率协同水平将成为未来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与能源效率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     

中国汞污染治理的现状与策略研究

汞是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生物扩大作用的有毒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文分析汞污染及其危害,综述国内外汞污染治理研究情况,总结国际汞污染治理主要技术与措施情况,结合中国汞污染治理的现状,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汞污染治理的策略:建立国家汞污染治理战略和行动计划;加强技术研发、引进与推广;建立汞污染治理动态信息平台;加大汞减排投资规划;减少燃煤领域汞污染排放;开展汞污染治理宣传教育。     

我国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及其治理研究进展综述

本文从城市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污染来源、污染危害、污染空间特征、污染评价方法和治理方法等方面来对我国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提出了相关的治理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与中国区域能源效率

在内生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国内RD资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RD溢出和地区能源效率的分析框架,运用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将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国外RD溢出分为两个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进口贸易渠道传递的国际RD溢出。并将29个省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对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RD溢出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FDI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的能源效率有正的影响,而对西部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FDI企业通过进口贸易带来的国际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有显著负影响。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度和技术水平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场地土壤六价铬污染治理试验研究

为深入研究唐山市老自行车厂场区六价铬污染机理和确定治理方案,本文通过一系列的浸泡和土柱试验,查明了六价铬在场地包气带中的污染原理和硫酸亚铁还原固定治理土壤六价铬污染的可行性与相关参数。试验结果表明:污染场地内包气带中六价铬的运移主要受吸附和解析作用的控制。使用PH值为3.0,质量浓度为2.4%的硫酸亚铁溶液作为治理药剂,可将污染场地包气带中93.24%的六价铬去除。     

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来自中国省级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首先按照各省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与按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的地方环境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的排名情况把中国30个省份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强,区域2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弱。区域1包括北京、海南等14个省市,区域2包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市。其次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分析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最后借鉴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开放经济是否存在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1)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区域1呈现出开放程度和污染物排放双低的特征,而区域2则表现为双高特征。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污染物排放较高,采掘业污染物排放年均增长速度最快。(2)样本期内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均表明开放经济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对外开放不是助推环境污染的原因。(3)中国环保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环保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4)开放经济对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具有门槛效应,当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高于门槛值-1.221、-1.016时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很难发挥。(5)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为门槛变量时,有107个观测值低于门槛值,占总观测值的44.58%,其中有59个位于区域1,占55.14%。鉴于此应继续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进一步提升环保财政专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适度的对外开放,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开放经济下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     

基于复合污染指数的省级环境技术效率测算

在环境问题,特别是当前复合污染问题愈加突出的背景下,运用科学方法对复合污染程度进行量化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各个省份的环境技术效率,可以为制定相关政策、开展节能减排工作提供重要依据.该文尝试用熵值法及污染物权重系数调整构建复合污染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我国29个省区市2003 - 2009年间复合污染状况、区域环境技术效率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省的环境技术效率有较大的差异,东部省份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为落后.绝大多数省份的环境技术效率值随时间变化呈下降趋势,但是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我国“十一五”中后期经济发展模式的逆转,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等行业发展过快,2005年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69％,显现出过度工业化的特征.直观分析可以看出,环境技术效率的变动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间存在反向关系,环境技术效率的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大小的影响较大.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技术创新与企业排污强度

贸易与环境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同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是环境效应改善的关键动力。该研究在阐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企业排污强度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4年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排污强度的影响,并使用2010—2019年上市公司和制造业分行业数据进一步验证核心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总体上表现出正向环境效应,即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可以降低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这一核心结论在经过更换衡量指标、更换样本数据以及内生性讨论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通过产出效应与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企业排污强度;(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技术水平以及区域特征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外资企业、高技术水平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排污强度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4)与传统新古典框架探讨环境问题关注...     

制度软化、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大气污染治理问题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传统研究并未对政府、公众行为和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予以足够重视。文章构建了一个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我国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通过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经验论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测算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省际格局变化不大,中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其次,全国、中部及西部经验结论符合研究假说,即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引致的制度软化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具有负向冲击,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正向影响,且公众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效率下降,但东部经验与研究假说相反。最后,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容易忽视大气污染治理的供给;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在条件分位上具有"波特拐点"特征;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效应在东部地区并不明显,但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技术进步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提升在全国范围内显著;外商投资能通过技术外溢、严格的规制标准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但目前这种正向影响只存在于东部地区。故需要将环境质量指标及相关要素纳入地方政府的政治考评体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政分税制体制、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推进传统产业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等。     

环保督察制度对企业环境保护投资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并扭转地方环境治理失灵的困境,2015年中央政府审议通过并印发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明确建立环保督察工作制度。目前,鲜有研究探讨环保督察制度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文章基于2008—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工具变量(IV)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等多种方法验证了环保督察制度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环保督察制度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的预期效应和滞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环保督察制度促使重污染企业增加了环保投资水平。②环保督察制度对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存在预期效应,也存在滞后效应。环保督察制度实施的前一年预期效应显著,实施的后一年滞后效应显著。但随着时间推移,环保督察制度对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力度减弱。③环保督察制度对国有控股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程度大于民营控股企业,对大城市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程度大于其他城市企业。这意味着,要扭转地方环境治理失灵的困境,需要继续将环保督察制度作为中国环境治理的利器,强化与完善环保督察制度,提升其领导层级和权威。构建常态化的环保督察制度,同时完善环保督察法律法规体系,树立环保督察制度的法律权威。另外,强化对中小城市的环保督察,督促地方政府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环境监督。研究为进一步强化与实施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河长的边界:对流域污染治理行政力量的反思北大核心CSCDCSSCI

探究河长制在跨界污染伴生的搭便车问题中的作用,对于破解流域水污染环境治理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4—2019年国控监测点水质数据和河长制演进数据,该研究通过构建上下游水质模型全面考察了上游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上游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能够有效改善下游水质,然而,这种水污染治理的激励作用仅限于省内上游区域。②在确立了省级河长的地区,省内上游地区实施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应更为明显,这可能得益于省级河长在省内带来的良性环境治理互动。③相比之下,上游外省地区的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反而加剧了下游区域的水污染,“以邻为壑”的发展模式依然存在。综上,尽管河长制可以通过强化本地环境绩效考核对地方官员环境治理产生激励作用,但并未扭转跨界污染会伴生搭便车问题的本质。因此,在水污染治理过程中,依据行政边界划分落实治水责任的河长制对于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是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调整。据此,该研究建议在坚持环境分权的同时,将下游特别是跨省下游地区水质纳入地方官员考核内容,从流域整体层面确立总河长,加强流域内省际间的治污协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污染治理的搭便车问题,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实现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基于DEA的城市群环境投入产出效率测度研究

随着产业集群、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城市群逐渐形成,城市群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也成为影响城镇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社会问题.目前,城市群的资金投入与环境污染治理的效率,投入产出中的环境变量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城市群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等问题是我们亟需认知的.基于这些思考,以我国十大城市群环境污染与资金投入的统计数据为实例,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运用DEA模型的计算软件,基于传统的DEA模型、相似SFA模型和调整后的DEA模型三个步骤进行了探讨.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对我国十大城市群环境污染治理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十大城市群在环境投资与污染治理效率方面存在差异性,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半岛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城市群在投入产出效率上高于其他几个城市群,同时也显示我国十大城市群在环境污染治理效率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最后,提出了十大城市群在环境投资与污染治理方面的思考.     

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及其关键影响因素

在系统地归纳了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以环境治理投资总额作为投入指标,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在水、气、固体等方面控制绩效作为产出,建立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DEA方法的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再以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为母因素,以各评价指标为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模型,通过《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0》和《中国统计年鉴2010》收集2009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投入产出数据,得到我国各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及其关键影响因素,证实控制关键因素--环境治理投资总额,能够有效地提高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大数据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大数据提高了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速度与效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现有研究针对大数据发展的红利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但鲜有从企业绿色发展视角进行的分析。为系统评估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该研究在理论分析大数据发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在机理和知识产权保护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借助“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外生政策冲击,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三种渠道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调节效应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在大数据发展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应完善大数据发展政策,持续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加强大数据发展政策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设...     

农户分化、生态认知对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

农田面源污染治理是打赢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加强农田面源污染治理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农户是农业生产的微观决策主体,其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是农户有效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基于洞庭湖流域353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LS-SEM方法分析农户分化、生态认知与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 表明:(1)农户分化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化程度高的农户其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也较高;(2)生态认知在农户分化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农户分化可通过正向影响农户的生态认知进而提升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3)农户年龄和劳动力比重对其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应了解农户的利益诉求,制定合理的农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提高农户生态认知水平,以提高农户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