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

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是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基于对云南昆明、浙江杭州、福建厦门、河南信阳等四个城市的570位茶叶消费者的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分析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的因素,通过Interval Censored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消费者额外价格支付水平的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54.2%的消费者愿意为可追溯茶叶支付额外价格,消费者愿意为可追溯茶叶支付的平均额外价格是高于普通茶叶的5.752%,由此可见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的支付意愿比较高,但其支付水平相对较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对茶叶安全性的担忧程度是影响其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的两个显著因素;如果消费者愿意支付茶叶可追溯的额外价格,则其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对茶叶可追溯体系的态度将显著影响消费者对额外价格的实际支付水平。因此,应该逐步提高消费者的收入,进而提高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的支付意愿与支付的额外价格的能力,以加快中国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同时,社会团体、消费者组织与茶叶生产者应当通过相关的宣传活动,普及茶叶可追溯的相关知识,进而提高消费者对茶叶可追溯体系的信任度,提高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并由此提高消费者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的支付水平。另外,由于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需要生产者和政府承担大部分的生产成本,政府应该通过降低可追溯茶叶生产企业的税赋等,调动企业生产可追溯茶叶的积极性,促进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和完善。     

消费者对不同层次安全信息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研究

为满足消费者猪肉安全需求,防范猪肉的安全风险,国家商务部等从2010年开始分批选择若干个城市实施肉类可追溯体系.可追溯猪肉能否有效推广内在地取决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本文基于随机n价实验拍卖方法,对江苏无锡市区272位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层次安全信息的三种类型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愿意为具有可追溯属性的猪后腿肉支付一定的溢价,且对具有养殖信息与政府认证信息的可追溯猪后腿肉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而进一步运用MVP模型的研究证实,消费者对三种不同层次安全信息属性的可追溯猪后腿肉的偏好具有差异性.因此,政府完善猪肉可追溯体系并与政府认证机制相结合是满足消费者对不同层次安全信息的可追溯猪肉的市场需求,促进可追溯食品推广普及的重要路径.     

具有事前质量保证与事后追溯功能的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消费偏好研究

本文从中国猪肉供应链体系存在的主要风险出发,构建由可追溯信息、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原产地、价格等四个属性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可追溯猪肉属性体系,将原产地属性与可追溯信息属性、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属性分别作为可追溯猪肉的事前质量保证、事后可追溯的功能信息属性,并以江苏省无锡市332个消费者为案例,基于选择实验方法,借助Nlogit 5.0分析工具,采用随机参数和潜在类别模型研究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偏好。研究表明,消费者对完整的可追溯信息属性具有最高的支付意愿,同时偏好于本地产属性、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属性,因此设置事前质量保证与事后追溯信息属性相结合的完整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对促进可追溯猪肉的市场普及意义重大。具有养殖、屠宰加工的可追溯信息属性与本地产属性、可追溯信息真实性的国内第三方认证属性具有互补关系,并且消费者对产地属性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因此在目前猪肉可追溯体系中事后可追溯信息属性设置不完备的情形下,完善具有事前保证功能的原产地标签制度是符合市场需求的。消费者偏好于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偏好程度依次为可追溯信息真实性的政府认证、国际第三方机构认证、国内第三方机构认证。研究还进一步证实,价格敏感型、无差异型与可追溯偏好型三种类别的消费者对不同层次的可追溯猪肉的信息属性的偏好具有异质性,而且不同类别的消费者均偏好于完整可追溯猪肉的信息属性。     

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研究

蔬菜消费在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化学农药的施用严重影响了蔬菜质量安全,推广和施用生物农药成为当前提高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最现实的路径。然而,本文对中国江苏省丰县294户蔬菜种植农户的调查显示,分别有66.00%、71.43%和69.05%的受访农户对生物农药没有认知、没有施用过生物农药和对生物农药的施用效果持怀疑态度。为进一步考察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本文以理性人为假设条件,以农户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对农药的残留认知、家庭蔬菜种植面积、蔬菜价格水平认知作为自变量,并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存在偏误与分离问题,引入带罚函数的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结果显示,具有女性、年龄在40岁以下、感知化学农药残留危害、受教育年限在9年及以上等个体特征和家庭蔬菜种植面积在5亩以下、非农业性收入在3万及以上、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等家庭特征的蔬菜种植农户更愿意施用生物农药,而政府补贴与政府农药施用的技能培训对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的驱动不足。据此,本文提出了,政府应该借助于农业合作组织推广生物农药;加大对施用生物农药的支持力度;指导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应重点建设优质农产品的销售网络等政策。     

可追溯猪肉:信息组合与消费者支付意愿

本研究立足于消费者个体偏好差异,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设定猪肉可追溯信息的不同组合,以实证调查为手段,通过获得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偏好数据,研究消费者可追溯猪肉消费的现实需求,为政府食品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和普及可追溯食品、构建安全食品市场体系提供决策依据,同时检验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方法的差异与一致性。以此为目标本研究基于相同的样本,采用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非假想性实验法研究了无锡市143位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虽然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在不同实验机制下存在一定差异性,但对猪肉可追溯信息一致的偏好序,且参与者更偏好于政府认证信息、养殖信息,并在总体上对包含完整可追溯信息的猪后腿肉具有较高支付意愿。因此,政府在建设肉类制品可追溯肉体系中应该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引入政府监督机制,保障可追溯信息的真实性,规范可追溯食品认证机制,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信任,促进可追溯食品持续发展;引导生产者设置可追溯的养殖信息,从源头环节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既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又可追溯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的责任;同时应对生产者实施必要的政策补贴,确保具有可追溯信息的猪肉价格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区间内;在此基础上注重引导支持生产者生产多信息组合的可追溯猪肉,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最终促进安全食品市场体系的健康有序发展。     

城市居民对低碳农产品支付意愿与动机研究

与普通农产品相比较,低碳农产品生产所增加的成本如何合理分担是我国建设低碳农业体系中的核心问题。而消费者对低碳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所形成的额外价格的支付意愿与支付动机又是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基础。本文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与对照法,通过对天津、山东和江苏等地的调查,以猪肉为例探究了消费者对食品低碳属性的支付意愿水平,并重点评估了消费者对食品低碳属性的支付意愿是源自利己动机还是利他动机?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消费者愿意为猪肉低碳属性的平均支付意愿为3.87元/斤;如果消费者事先获知低碳食品并不意味着更高的营养价值或安全属性的信息,将会显著降低他们的支付意愿。也就是说消费者为食品低碳属性支付溢价的动机来源于利他和利己动机两部分,如果消费者确信消费低碳食品只对环境有利而没有增加自身的效用,会显著地降低支付意愿。     

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意愿和政府角色——以重庆市江北区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试验区为例

土地流转进行与否和方案的制定首先要考虑的是农户意愿,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行为和角色也要建立在农户流转意愿的基础上.了解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对于指导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比"双溪农户"和"一般农户"土地流转现状和农民对政府土地流转工作的了解情况,分析了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角色问题.结果表明: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十分强烈.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是农户转出土地的首要直接因素;收入总数和结构与土地流转意愿互为因果关系;农户愿意转出耕地,而不愿意转出园地;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愿意转入土地,可能发展为农业经营大户.无论是已经大规模发生土地流转的村庄还是尚未大规模发生流转的村庄,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目的、意义以及方式等基本信息都不是很了解.因此,政府在土地流转中要适度引导和监督,不能过度干预农民的意愿和行为.     

基于消费者对产地信息属性偏好的可追溯猪肉供给侧改革研究

基于目前市场上可追溯食品品种单一且存在明显结构性失调的现实特征,本文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运用真实选择实验与Logit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可追溯猪肉设置可追溯信息、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与价格属性的基础上,将产地信息属性纳入可追溯信息属性体系,研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产地属性支付意愿,以及影响消费者对加贴产地标签的可追溯猪肉购买选择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在构成可追溯猪肉的不同类别的信息属性及其层次中,消费者对可追溯信息真实性政府认证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对高层次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支付意愿,而且相对于外地产标签信息属性,消费者更偏好于具有本地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同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家庭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其对加贴产地信息属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的购买选择。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是,现有可追溯猪肉所包含的安全信息属性残缺不全,并不具备事前预警功能,品种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失调,应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鼓励生产者生产多信息属性的多品种可追溯猪肉,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丰富市场以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与普通猪肉相比较,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上扬,可通过实施精准减税等政策引导可追溯猪肉的生产,以降低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扩大可追溯猪肉的市场容量;在稳定生猪养殖等支持政策的同时,逐步推行产地政策,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提供猪肉安全信息甄别机制。     

消费者对不同安全信息属性可追溯猪肉偏好的研究

食品可追溯体系是通过在供应链上形成可靠且连续的安全信息流,从而确保食品具备可追溯性,以克服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由于建立完整的可追溯信息体系必将增加食品的成本,并传导到价格之上,未必能满足消费者偏好。针对消费者偏好,选择实验是当前研究的主流方法。由于选择实验存在不相关独立选择的偏误,本文以河北省唐山市1 200位猪肉的消费者为案例,设定生猪养殖场信息、食用的饲料信息、屠宰信息、猪肉加工信息、猪肉防腐剂使用信息以及贮存信息等六种可追溯安全信息,以20位专业人士对可追溯猪肉成本的估计为基准,上下浮动10%,设定三个价格层次,引入菜单选择实验就消费者对不同可追溯安全信息的偏好作出实际调查,以克服选择实验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潜类别分析方法,研究了消费者群体对可追溯猪肉不同安全信息属性的偏好。潜类别分析的配适性检验结果显示,消费者可以分为"高级"、"中级"、"低级"三类群体。其中,低级消费者可能性最大,其次为高级消费者,中级消费者的可能性最小。这表明,中国的消费者群体存在两极分化。高级消费者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生猪饲料以及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中级消费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与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低级消费者群体只关注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生猪屠宰场、是否使用防腐剂、贮存猪肉的冷库三个安全信息属性不是主要被关注的属性。为防范食品风险并满足消费者偏好,本文在模型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需要建立不同层次(包含不同完全信息属性)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供生猪饲养、猪肉加工两类安全信息则是建立可追溯体系的必备前提。同时,本文指出,需要从政府、企业、消费者在食品可追溯体系中的基本特征与功能定位出发,探索并形成额外生产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     

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分析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化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有效手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基于云南省5个州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户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是否兼业、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生态补偿重要性认知、森林经济效益是否比生态效益重要、生态环境满意度、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政策执行信任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其中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以及获得政府补偿的情况对兼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是否兼业、非农收入比重、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传统散户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政策执行的信任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对种植大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完善政府农村就业服务职能,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业;完善生态功能区环境教育体系和宣传制度建设,强化农户环保意识;强化政府职责及其政策推广、执行力度,构建综合、完善的生态补偿宣传媒介;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措施等具体对策建议。     

投资激励视角下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结构优化

本研究针对"公司+农户"型供应链面临的双边投资意愿不足的现实困境,论文尝试在不对称纳什谈判博弈和Stacklberg博弈的框架下,分析"公司+合作社+农户"型农产品供应链提升双边投资意愿的理论依据,从而为农产品供应链的治理结构优化提出政策建议。数理模型分析显示:1与"公司+农户"型供应链相比,"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中的农户种植投资和公司销售投资的意愿均能得到提升。2"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的农户利润水平与合作社谈判力正相关;当合作社具有相对较强的谈判力时,即使合作社规定的资本留存率较高,农户利润水平依然能够高于"公司+农户"型供应链。3当合作社谈判力在某一特定范围内时,公司与农户利润水平均能实现Pareto改进。4当考虑到公司和农户进行长期合作时,"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中确保农户履约的保证金阈值显著低于"公司+农户"型供应链。最后,利用数值仿真分析了合作社谈判能力、资本留存率等因素对公司与农户利润水平的影响以及农户保证金阈值的变化。论文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农户和公司在"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中的地位更为平等,合作社能够形成对于公司的制衡力量,这大大降低了农户进行种植投资后可能面临的"敲竹杠"风险,农户的种植投资意愿得到提升。当农户加大种植投资后,合格农产品产量将会提高,这反过来又会激励公司提升销售投资意愿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我国未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制度创新必须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壮大为基础,大力发展"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也有助于让农户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蔬菜出口产地农户对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及其农药决策行为研究

食品安全与农药残留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基于此,本文应用山东省蔬菜出口产地安丘市39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及其农药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学历层次、农产品国内销售和出口日本的比例、农户对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评价及是否接受农药残留检测显著影响其对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而农户的平均生产支出、是否接受农药残留检测、检测标准的严格程度及是否作生产记录影响其农药使用行为。此外,本文发现该制度的实施导致一些农户产生逆向选择,且农户的农药使用因种植结构而不同。针对当前农业生产的特点和食品安全现状,为了促进当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保护生态环境,政府应加强对农业主体的培训和技术指导,引导当地农户加强与产业组织的联系,有效开展农药残留检测、优化种植结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农业绿色流通的动力机制——基于三方博弈模型的均衡分析

农业绿色流通既是通过农业全产业链绿色流通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整个经济体系全域性绿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该研究从产业链视角出发,探究农业绿色流通内部的动力机制,能够更加精准更加高效地实施相应对策推进农业绿色流通发展,进而通过农业绿色流通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绿色发展。在农业绿色流通机制中,农户对于农产品流通和信息传递的双重作用使其将政府与消费者有效衔接在一起,三者相互制约同时又相互促进各自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结合农业绿色流通机制的特征,将政府、农户、消费者三方引入到同一逻辑框架内,构建相应博弈模型,博弈环境和参与者自身情况的差异对博弈均衡结果均会产生影响。通过对不同博弈环境下三方博弈模型均衡结果的推导和比较可以发现：(1)政府的推广成本是决定其在农产品销售中竞争力的根本因素,具有推广成本优势的地方政府在任何博弈环境中都会更占优势。(2)农户的绝对成本具有无关性,其相对成本通过改变农户对农产品匹配状态的关心程度影响博弈结果。(3)补贴信息不对称将使农户获益,但不会改变农户对农产品匹配状态的关心程度,其不利于消费者和推广成本劣势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应充分考虑推广成本、补贴成本...     

农地退出意愿对化肥、农药使用强度的影响——基于鲁、苏、皖三省农户的实证分析

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不仅会影响农产品品质,还会给农村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在化肥、农药过量使用比较普遍的情况下,如何减小化肥、农药的使用强度是当前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文章从城乡转型发展需要农地与农业劳动力"再配置"出发,理论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户的农地退出意愿对化肥、农药使用强度的影响,然后利用2019年7—8月调查获得的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种植小麦、玉米和稻谷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853户农户调查数据,将农地退出分为部分退出、全部退出两种类型,以单位耕地上的化肥、农药投入金额反映农户的化肥、农药使用强度,采用可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效应模型(TEM)估计了农地退出意愿对化肥、农药使用强度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在给定的退出补偿标准下,分别有多达50.40%和34.50%的农户愿意退出部分农地或者全部农地;与不愿意退出农地的农户相比,愿意退出部分农地和全部农地的农户,其化肥、农药使用强度分别高93.24元/亩和97.44元/亩,农地退出意愿越强,农户生产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化肥、农药使用强度越大。基于是否愿意或乐意接受国家征地、是否想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农地退出意愿对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有稳定可靠的正向作用。因此,为了进一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农业绿色发展,需要加快完善进城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农地的制度安排,积极培育规模农业经营主体,进一步推动农地资源优化配置。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以抽样调查获取的42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住房状况、其它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不强烈,仅41.5%的农户愿意居民点整理,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生活成本增加、失去生活保障以及恋土情结等;(2)农户住房套数、与邻居血缘关系、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农户职业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住房套数越多、收入越高、与邻居血缘关系越远的农户整理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则越不愿意整理搬迁;(3)为有效推进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切实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努力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可追溯猪肉:生产与消费政策

在食品可追溯体系推广与普及的过程中,满足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所呈现信息的内容与类型的期望至关重要。通过相关信息的公开,能够有助于消费者辨别食品的质量与安全,并提高消费者的信任。为了解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信息内容的偏好与需求,本文选择猪肉为例,从目前我国已经实施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取18种涵盖养殖、屠宰与销售的可追溯信息。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和五位专家的反复调查构建了将不同可追溯信息分别与食品安全、食品质量和食品信任三种标准相对应的网络框架,基于该框架并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构建评估模型,展开150位消费者的随机调查,研究消费者对猪肉可追溯信息的偏好。评估结果显示,消费者偏好的8种猪肉信息依次为:兽药与使用情况、饲料与添加剂、饲养过程、养殖环境、疫苗、包装日期、质量认证与标志、检疫信息。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的背景下,政府引导推广和普及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过程中,应重点支持包含生猪养殖环节中养殖环境、疫苗、兽药、饲料与添加剂、疾病、检疫等信息,加工环节的分割包装日期信息,以及质量认证与标志信息等可追溯猪肉的生产,并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同时可能对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尤其是遏制事件发生后可能产生的重大疫情传播与扩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政府及时、有效地防控社会层面上的死猪恐慌。     

低成本背景下食品可追溯体系难以推广的原因分析——以可追溯猪肉为例

我国食品可追溯体系多基于条码进行追溯单元识别,建立和运营的成本较低,然而经过多年的推广,仍呈现普及率低、包含信息少和应用范围小等特点。本文结合影响成本和收益的可追溯广度、深度和精度三个指标,以可追溯猪肉为研究对象,选取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规模以上屠宰加工企业为案例,根据对企业生产、供应、销售和品管的中层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员工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和直接观察获取的资料,分析屠宰加工企业实施可追溯的成本与收益,比较屠宰加工与终端销售两个环节实施可追溯相应的利益分配,揭示可追溯体系推广不力的深层次原因。结果表明,企业实施可追溯与内部信息化管理密不可分,存在实施可追溯的内在需求与动力,但由于不良事件的概率很低,很多可追溯的收益由于其无形的特性,外部示范效应小,对企业实施可追溯决策的影响弱。可追溯猪肉在销售终端被赋予高端产品的形象,价格跃升和以有机食品作为类比参照物的营销方式形成了价高量低的终端市场特征,影响企业投资可追溯意愿的决策,进而阻碍可追溯的推广,同时,屠宰企业实施可追溯具有整体性和同一性,产品的同一性导致生产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未能实现差异化定价,存在利润分配不均和产业链失衡发展。根据成本测算分析,为促进可追溯体系推广,政府应建立统一的全产业链可追溯信息平台,减少生产、销售等环节实施可追溯的软件费用。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以抽样调查获取的42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住房状况、其它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不强烈,仅41.5%的农户愿意居民点整理,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生活成本增加、失去生活保障以及恋土情结等;(2)农户住房套数、与邻居血缘关系、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农户职业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住房套数越多、收入越高、与邻居血缘关系越远的农户整理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则越不愿意整理搬迁;(3)为有效推进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切实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努力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及差异性——以武汉、荆门和麻城为实证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和黄冈为实证,分析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及差异性,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大部分农户比较重视农田生态环境数量、质量保护,但对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和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较匮乏;2多数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但有经济补偿时其参与意愿会提高;3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有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情况、农业收入比、了解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和是否知道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预期效益还是政策激励?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主体,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行为是我国农业转型的关键。预期效益和政策激励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作用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本文基于山东省两县级市507份设施蔬菜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的影响因素,并运用ISM模型判定各影响因素的内在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研究发现:第一,预期效益中的环保型技术成本预期、废弃物回收利用成本预期对农户农业生态转型参与行为具有阻碍作用,预期效益中的收入预期对农户农业生态转型参与意愿具有促进作用。第二,政策激励中的政府监管和政策补贴对农户农业生态转型参与行为具有明显的靶向指导作用。第三,环保型技术成本预期、废弃物回收利用成本预期等预期效益因素是表层直接因素;政府监管、政策补贴等政策激励因素是深层根源因素。因此,要推进优质优价农产品市场机制形成,提供农业生态转型示范模式。推动设施蔬菜生产的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建设,加强按照环境友好型方式生产出来的绿色蔬菜的辨识度。重视绿色蔬菜示范基地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业生态转型模式,增强农户进一步参与农业生态转型信心。同时,政策约束与政策激励结合,落实农业生态转型政策激励。运用大数据科学制定农业政策,对污染环境、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生产方式要严格禁止,并采取经济惩罚措施。对环境友好型生态农业生产方式要加以鼓励引导,对生态循环农业生产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强化政策执行和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