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环境参与：类型、研究议题及展望

公众参与是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历经40多年,学界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能够展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和相关研究的整体图景,为从公众的角度推动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变提供研究参考。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公众环境参与的内涵、发展和研究特征,并将其总结为反抗型、政治型和日常型参与三个理想类型,为理解不同的参与表现提供了参考框架。文献梳理发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动机普遍为利益获取、维护公民权益和维护人类环境可持续发展,后两种取向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凸显;影响公众环境参与的因素主要有信任因素、人口统计因素、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以及媒介使用等变量,其中信任因素和公众环境意识呈正相关,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以及媒介使用三者在影响公众环境行为方面具有强关联性,但人口统计因素和信任因素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公众环境参与面临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模式和市场的"失灵"以及公众自身能力不足等多重困境;可以从构建多主体、多形式的环境治理模式,为公众赋能和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寻找优化路径。既有研究推动了实际问题的解决和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也为多元参与环境治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思路和理论基础。互联网和环境实践的发展赋予学术研究新的命题,学界应更加关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研究、公众平台和线上环境行为研究以及时空比较研究。     

城市滨水区景观保护的法律规制——以重庆为视角展开

城市滨水区是城市中最具活力、最繁华,也是最能体现城市景观特色与文化内涵的地段。但恰恰是滨水区之于城市发展重要的经济促动性,使得政府在规划、开发时往往过于关注经济利益,而忽视其生态可持续性与城市居民的公共利益。城市滨水区景观保护不仅仅是景观规划设计层面的问题,更应该从法律体系的层面对产业功能的调整,文化精神的复兴以及社会活力的再生等予以规制。因此不仅需要规划部门从整体、大局出发进行规划,维护城市景观的整体性与协调性;同时,更需要法制部门完善立法,重塑滨水区景观保护的法治理念与生态目标,形成完整的滨水区景观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从滨水区的开发管理,土地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交通模式的规制以及生态、历史文化景观维护等方面实现法律规制的保障     

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反思与重塑

全球气候治理离不开公众个体气候变化科学知识、公众参与法律规范认知素质的培养与提升,一定程度上则取决于以知识和规范认知为基础的公众个体自觉而合理的气候变化应对行为。从环境心理学角度解构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可以发现,认知的来源或基础主要集中在经验传导、舆论塑造、教育传输以及规范指引等功能或作用。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除存在着传统的、一致的障碍与难题,从认知视域解读,还暴露出公众难以认清气候变化客观紧迫性,难以辨识气候变化的科学成因与准确应对,更难以判断参与过程的公共政策选择与支持等困境。以认知、态度与行为理论以及规范指引行为理论为逻辑思路,构建出一条主动的、责任的公众参与气候应对路径以解决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规范难题并回应公众参与的一般困境。通过建立以公民教育和气候变化教育为两大层面、以知识、情感与技能为三大层次的认知供给体系弥补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公众参与能力欠缺以及公民气候变化应对法律责任时机尚不成熟的缺陷,夯实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知识基础、情感基础与资格基础;通过建立公众气候变化传播权,解除信息公开单向线性的弊病和破除公众参与被动、后置的阻难,提升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决策的可能性、主动性和有效性,确认公众风险沟通的话语权;通过拓展公众非正式和个体化参与的途径,紧急应对当下公众参与在知识和能力上的局限;通过确立公众个体非正式、组织化的参与行为的权利与效能,纠正气候变化应对科技对策与信息传导潜在的利益取向偏颇,强化公众觉知与科学数据之间的连结,降低沟通与政策实施成本,并反向刺激公众参与的自主意识。     

基于适宜性分区的规划用地协调性与合理性评估

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简称“两规”）是我国目前主要空间规划,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建设用地的扩张,“两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深。空间适宜性分区的提出,缓解了“两规”矛盾的升级,极大促进了“两规”之间的联系,也为其协调提供基础依据。从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方案评估出发,探索基于空间开发适宜性的规划协调评估方法,并以无锡为例开展实证研究。评估结果分析表明：无锡远景规划在环境敏感地区建设用地增长较快,适宜开发地区增长缓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不能满足未来用地需求,约束建设用地扩张,不符合无锡现实发展情况     

基于遗传算法的可持续土地利用动态规划

在建立和求解多目标可持续土地利用动态规划模型过程中,采用遗传算法并结合多目标模糊优选理论处理多目标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问题。其详细步骤为：在分析区域特征基础上构建时间序列;通过现状分析设置土地利用类型决策变量,确定优化目标和约束条件,构建土地利用结构多目标优化模型;用灰色GM(1,1)预测模型对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多目标模型参数进行预测;用遗传算法多目标优化方法对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模型求解得pareto解集;最后运用多目标模糊优选动态规划方法对规划期内各时间段的pareto解集进行模糊动态优选,以最大优属度判定原则确定出最优决策序列。自贡市的实例表明,该方法有助于解决多目标协调问题,并通过提供多方案选择性,从而使规划更具灵活性,同时又便于充分吸纳公众参与,减少规划中的不确定性,增加规划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法治的困境和出路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一路象北”事件中,尽管中国政府和民众对野生亚洲象采取的各种积极保护措施值得世界称赞,但重新审视和科学规划野生动物栖息地应是当务之急,而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意义重大。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能够表达其对野生动物保护及与此相关的公共安全事务的愿望、意见和利益诉求;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执法,可降低行政部门监控违规行为及其影响的成本,并减轻起诉违规者的部分负担;在野生动物保护中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不仅契合公共利益保护的目标,还能通过确保公众有序开展和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弥补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机制的不足。目前,尽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在风险防范和生物安全保护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却未对“公众参与”原则与制度的构建给予足够重视。公众参与制度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运行环节的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及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因此,法律应保障公众享有一定的野生动物保护参与权。在立法阶段,应明确法案起草、论证、审议全过程的公众参与,保障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渠道多元及进行立法前评估,以增强立法权威性;在执法阶段,完善野生动物保护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举报权并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司法阶段,明确规定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对社会组织提起的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法律依据和相关支持。     

我国区域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的若干问题

区域规划是协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地区关系的区域开发与国土整治方案,是市场经济下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大举措,目前我国的区域规划编制和实施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是各层次规划衔接不力,从而了区域规划的实施和应用。借鉴国外的规划体系、内容和实施途径,针对我国区域规划的实施问题,提出如下建议：（１）建立完善的区域规划体系、协调区域规划与经济计划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关系。     

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协调发展研究

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规划实施5年来,催生了大量的产业园区规划建设,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缺乏协调发展。通过对各产业集聚区的实地走访调查,分析产业园区个体分布与整体空间协调、个体与整体定位协调、个体之间定位协调等方面问题,提出应当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建立区域协调机制、组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协调发展的对策。     

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检视与完善路径

跨行政区划环境问题的整体性决定了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更强调增强司法协作意愿,更需要整合各区域内的资源,加强合作、综合治理;跨行政区划环境问题的交互性决定了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更强调建立跨行政区划的司法协作体系,更需要加强立法层面的协调保障与司法层面的统一协作。基于此,该研究采取法规范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对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规范进行分析,对检察机关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改革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出：由特定检察机关集中管辖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将“虚拟治理成本法”量化公益损害制度化的北京模式;省内、省际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采取上级协调协同治理与同级省际之间协商并举的青海模式。这些改革实践提供了现代化的检察机关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智慧,为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成熟制度参考。与此同时,因法律规范供给不足,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设立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层级设置不清的困难;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管辖权仍具属地性,与人民法院的管辖冲突不可避免;检察机关在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缺乏强制力、行使调查取证权的相关保障不足、调查取证存有环境困境;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     

论《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与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

建立良好、和谐一致的环境法律体系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基础。《环境保护法》确立的环境目标责任制、排污收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等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需要变革与创新。许多新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亟待上升为法律制度。因此,《环境保护法》扮演着整合性环境立法的角色,修订时应持资源、环境与生态的整体观念。基于调研和理论思考,提出6点建议：提升立法层次、增强法律权威;确立环境优先、追求社会至善;制约行政权力、明确政府责任;提倡环境自治、保障公众参与;突破诉讼瓶颈、鼓励公益诉讼;理顺权责关系、提高管理效率,以期为《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成都市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研究

成都市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上,是我国为数不多的较典型的同心圆城市之一。目前,成都市的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中期阶段。从空间结构理论入手,对成都市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行政辖区内的14个郊县（区）呈现具有黄金分割特征的五边形结构,并可划分为5个五边形。它们分别是：龙泉驿-新都-郫县-温江-双流5个近郊县、区构成的卫星城镇环;大邑-崇州-邛崃-蒲江-新津5个郊县构成的远郊城镇环;以都江堰为共同顶点,由近郊卫星城镇与远郊县、区构成的2个五边形城镇环（郫县-新都-青白江-彭州-都江堰、郫县-温江-崇州-大邑-都江堰）,以及成都主城区东、南部尚待形成的五边形城镇体系结构。在理论上论证了成都市向东、向南发展的客观性、必然性。     

基于NUTSP的湖南省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单元划分研究

标准地域单元划分是国土空间规划关于国土空间综合分区进行空间评价的基础。为了给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更好的单元服务,在借鉴欧盟NUTS划分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基本评价单元模式——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NUTSP)理念,构建了标准地域单元划分的原则、依据和技术路线,并结合湖南省对省级尺度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的具体实施途径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根据NUTSP划分原则与方法,结合湖南省域内不同地域的地形地貌特征、资源禀赋差异、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等因素,并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相衔接,对全省现有122个县级行政区划单元进行适当合并与拆分,重新划定135个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单元,能从最大限度上满足未来全省国土空间规划对空间同质性与异质性的表达需求,对未来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和探索"多规合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可持续发展中的规划问题

本文首先从系统论的角度对规划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阐述了规划作为一种手段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意义。规划是将现实世界与理性世界的人类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整合在一起的过程。使社会有序、和谐的运行。规划的体系结构由战略规划、整体规划、部门规划、空间规划构成，在规划的层次性和时效性的关联下而形成。规划的对象和内容依人们对自然(生态)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技术秩序和经济秩序等的不同理解和追求而具体确定。     

城乡生态单元分类、评价与制图研究——以苏州市花桥镇为例

生态单元制图是通过对区域遥感信息的解译及与现场调查信息的叠合,得到可视性较强的生态信息图谱,是将景观生态学成果应用到城乡规划中的一条有效途径。生态单元制图如何与中国城乡规划编制相衔接,提供专业、可靠的基础性研究成果,是本文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将城市所有用地类型都作为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和"城市化"的生态单元分类方法,完成了符合我国《城市用地分类与建设用地标准》的生态单元制图分类系统(9大类37小类)及其景观生态学指数分析;通过绿地率、建筑密度、乔木树冠覆盖度、植物物种丰富度等各单项指标进行分层及叠加综合评价制图,科学全面地识别不同用地的生态价值。认为可以通过提出诸如各类城市用地的附属绿地的面积、容积率高低、建筑退让范围、大乔木的保护措施等具体细致的规划要求,来保护及调整城市用地内部的绿地面积及植被丰富度、乔木的覆盖度等生态指标,确保重要的城镇自然系统在城市开发过程中不受冲击,以及如何实现我国城市绿地的"精明增长"等后续研究方向。     

省域空间开发功能区划方法探讨

空间开发功能区划通过划定各类功能区,使尽可能多的经济社会活动配置在低环境敏感性、低开发成本、高发展潜力的空间,实现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初步探讨了省域空间开发功能区划的方法和指标体系,提出了经济发展潜力、资源利用成本、生态保护价值的定量评价方法及其区域分异规律研究思路,确定了不同经济、资源和生态组合对应的空间开发功能类型,并引入三维魔方图方法进行综合分类。在此基础上,对江苏省进行了以县市为单元的功能分区,将其作为江苏省进行空间开发秩序调整和管制的依据。     

Adaptation planning and the use of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s in local government in England and Germany

Planning for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s often regarded to be a local imperative and considered to be more effective if grounded on a solid evidence base and recognisant of relevant climate projections. Research has already documented some of the challenges of making climate information usable in decision-making but has not yet sufficiently reflected on the role of the wider institutional and regulatory contex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institutional context on the use and usability of climate projections in local governmen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44 planning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documents and 54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planners in England and Germany conducted between July 2013 and May 2014. We show that there is little demand for climate projections in local adaptation planning in either country due to existing policy,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s. Local government in England has not only experienced a decline in use of climate projections, but also the waning of th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genda more widely, amidst changes in the planning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severe budget cuts. In Germany, spatial planning makes substantial use of past and present climate data, but the strictly regulated nature of planning prevents the use of climate projections, due to their inherent uncertainties. Findings from the two countries highlight that if we ar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usability of climate projections, we need to be more aware of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within which planning decisions are made. Otherwise we run the risk of continuing to provide tools and information that are of limited use within their intended context.     

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异研究中指标标准化方法研究

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异研究中指标标准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等方法,这类方法默认各区域集约临界值相同,从而使得评价中区位好的区域土地集约水平高于区位差的区域。基于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理论提出新的指标标准化方法,指出传统指标标准化方法的问题,并以重庆市耕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异为例进行实证比较。研究充分考虑了不同区域因禀赋差异造成的单项指标理想值(临界值)的差异,弥补了传统指标标准化方法的不足,有助于完善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异的研究。研究表明:土地利用集约度是一个相对概念,其参照物为区域土地集约临界点,理论基础是级差地租Ⅱ;区位不同导致区域间土地利用强度存在差异,它是级差地租Ⅰ的一类现象,这类差异可称为"禀赋差异";每个区位点适度指标标准化值Y与该区位指标现状值x₁₁和集约临界点x₁有关,与其他区位指标现状值无关;传统标准化方法将指标现状值或现状平均值设为集约临界值,没有考虑不同区位集约临界点差异,因而空间分异结果更符合土地收益空间分异规律;重庆市耕地集约利用度空间分异研究表明该方法在空间分异、集约度绝对值和区县集约度比较等方面优于传统方法,更符合不同区县耕地利用实际。     

江苏镇江地区聚落体系的空间集聚性多级分形特征

为定量研究市域尺度上的聚落体系的分形特征,以ArcGIS9.3软件为平台,选取江苏镇江地区团聚状聚落体系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豪斯道夫维数分析了聚落体系规模分布的分形特征,通过计算关联维数和集聚维数,从聚落要素的空间相关性和聚落随机集聚的向心性两方面,分析了聚落体系空间结构的分形特征,对聚落体系的空间集聚性的多级分形特征作了重点探讨。结果表明：镇江地区团聚状聚落体系在规模分布和空间结构上都具有比较明显的分形特征,表现出自相似结构;镇江地区团聚状聚落体系的空间集聚性存在多级分形的特征,中心村的空间集聚能力强于城市和镇;地形和聚落体系的发育程度是影响聚落体系的空间集聚性主要原因。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利用分形思想进行聚落体系规划,有效地利用地理空间资源     

流域立法视角下生态流量保障的制度供给--以长江流域为例

生态流量保障的重难点在于流域生态流量不足问题的妥善解决。生态流量不足基于产生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型”和“人为型”。“人为型”生态流量不足的根源在于《水法》第4条规定的三生用水关系未得到妥善处理,实质上是水资源分配和管理不合理所致。具体表现为水资源保护理念镶嵌在制度表层、生态流量缺乏核心制度保障、流域规划匮乏强效监督机制、流域水资源分配信息公开不足、末端行政考核制度偏重水质管控、生态用水制度顶层设计与地方实施间落差巨大等。流域立法作为立法体系的中间环节,对上位法具有填补协调功能,对地方立法具有引领指导作用。建议在流域立法过程中,通过制度设计解构流域生态流量保障现存的制度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成流域特有保护理念到实体制度的转型。二是基于流域生态修复、水资源生态红线管控制度的开展以及有效衔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需要,建立生态流量管控指标制度体系不可或缺。三是基于流域规划对三生用水的初始分配性,将生态流量供给纳入流域规划体系中,从水资源分配初始阶段保障生态流量,同时强化流域水资源规划制度的监督机制,健全规划制定的程序性规范,明确科学考察和调查评价人员的构成规则、方式及模式。四是依法加深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及监督权。五是完善行政考核制度体系强化对生态流量供给的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