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减灾能力信任与公众水灾风险认知——基于社会调查及分析

探索公众的自然灾害认知,有助于揭示风险潜在因素,为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提供基础依据.依据在重庆、湖南等部分省市的洪灾易发区开展社会调查收回的635份有效问卷,通过统计分析公众对于区域社会减灾能力的信任及其水灾认知,并探讨了信任对认知的影响.结果表明,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持信任态度,信任高低依次为:监测预警预报＞基础设施＞防洪工程＞政府应急管理,且信任的高低受年龄、灾害经历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存在差异.减灾能力信任会影响到公众的灾害风险认知,信任的增强会降低公众对洪灾的恐惧心理和对风险大小的判断,同时产生积极和消极并存的防灾行为倾向.因此构建"文化自觉"的科学防灾文化观有利于正确指引公众认识到减灾措施及能力的限度.     

科技信任、管理信任及其对公众水灾风险认知的影响——基于长江中下游的社会调查

信任和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两者通过认知行为决策及行为后果这一环节构建互馈关系。探索公众对社会减灾能力的信任及其对灾害风险认知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揭示灾害风险的潜在因素,调适风险认知与避灾行为,从而降低灾害风险。选取水灾发生频繁、强度大、防洪措施多样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为研究区,运用随机抽样调查和入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获取资料,研究公众的水灾科技信任和管理信任的水平、影响机制、动机-效应差异。主要结论有:①公众科技信任水平普遍高于管理信任。信任水平受到公众性别、年龄、灾害经历、城乡差异等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信任具有区域共构的特点;②科技信任改变了公众水灾风险认知,加强了其灾害应对信心,降低了其对受灾风险的估测,对其避灾行为倾向影响显著,而管理信任对公众水灾风险认知及防灾备灾行为倾向的影响均不大;③信任的产生动机以认可减灾措施有用性为前提,科技减灾和管理减灾由于具有不同的减灾原理及作用时段,导致了公众的不同信任动机及其效应。     

家户水灾社会脆弱性的评估方法研究——以长沙地区为例

中国是洪水灾害发生频繁的国家之一，研究水灾脆弱性对中国的灾害风险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合理评估脆弱性尤其是社会脆弱性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利用Hoovering改进模式，选择湘江流域的长沙地区为研究区，对研究区内的家户进行了社会脆弱性评价。结果表明，长沙市区的5个区内，高脆弱性家户最多的是天心区，最少的是雨花区。而就社区而言，高脆弱性家户最多的足裕南街街道和桔子洲街道。该结果反映了长沙不同行政区、社区社会脆弱性的差别，可供确定受援地区和受援人群及开展援助活动，乃至灾后日常风险管理参考。     

太湖流域水灾演变与环境变迁的相关分析

新石器时期以来,太湖地区的水灾发生机制和表现形式严格受控于海、地、气系统的能量均衡和转换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遵循由海洋优势性向海面控制基准下陆源洪水的演变过程.愈接近现代,成灾和干扰因素愈趋复杂,逐渐呈现出水灾与环境相互反馈使水灾加深(岗身体系形成并完善,太湖形成并扩张以来),以及人类活动、水灾与环境三者间相互反馈使水灾频度加大等趋势(尤其自南宋以来).提出了相对高海面的水灾控制基面效应和太湖水灾扩张效应等观点.     

中国水灾社会脆弱性评估方法的改进与应用--以长沙地区为例

中国是洪水灾害发生频繁的国家之一,研究水灾脆弱性对中国的灾害风险管理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合理评估脆弱性尤其是社会脆弱性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论文对评估社会脆弱性指数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传统评估方法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改进Hoovering评估模式.选择湘江流域的长沙地区为研究区,应用改进模型对研究区进行了社会脆弱性指数的评估.结果表明,长沙地区社会脆弱性从1980年至2000年基本处于下降趋势,但是在2002年和2003年增长迅速.2003年,长沙5区4县中社会脆弱性指数最大的是开福区,其次是长沙县,而宁乡县的社会脆弱性指数最低.     

防洪工程信任对公众水灾风险认知的影响初探——基于长江流域部分地区问卷调查的分析

研究影响公众自然灾害风险认知的因素,有助于寻找风险因子,为加强风险沟通与理解、制定风险管理策略提供基础依据。防洪工程作为人类抵御水灾的重要手段,具备使公众对其产生信任动机的条件,成为影响公众水灾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之一。选择位于长江流域上游的重庆、中游的九江和岳阳、下游的上海和吴江等地区进行问卷调查,通过统计分析共885份有效问卷的数据,研究了公众对于防洪工程的信任程度,及其对水灾风险认知的影响。结果显示,防洪工程明显的御灾效果改变了大多数（3／4强）民众对水灾灾害属性的认识,由此建立了工程信任;信任使得多数（80％）公众对水灾风险的评估值很小,尤其是对个人受灾的风险估计出现乐观偏差;进而产生了消极与积极并存的防灾意愿倾向,并导致实际的防灾备灾行为不足。研究还发现,工程信任、风险评估是属于社会共构的心理特性,各地公众基本持一致的观点或态度,但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相较而言,长江中游的民众对水灾的风险感知最强,其次是上游地区的民众,下游地区民众的风险感知最弱。由于对防洪工程的信赖而降低风险意识,是公众风险认知中存在的风险因子之一。     

基于河网水系变化的水灾危险性评价——以永定河流域京津段为例

城市化过程中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导致河道填塞、河网缩减现象普遍，城市水灾增加。基于灾害系统思想，构建了基于河网水系变化的水灾危险性评价体系，并以永定河京津段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近40年来研究区水系结构简单化趋势明显，河道长度减少了20．5％，条数减少了36．4％，水系调蓄能力下降，在同样的致灾强度下水灾危险性加大；（2）在假设暴雨重现期为50年的条件下，经济密度差异决定了水灾潜在危险区的空间格局，居民用地将成为水灾重度危险区；平原段水灾重度危险区占5．7％，中度危险区占33．1％，滨海段重度危险区占13．9％，中度危险区占26．8％。研究结果可为区域综合减灾、水灾预报提供依据。     

地震预警系统应用的社会影响调查与分析

地震预警系统建设是降低地震灾害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地震预警系统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应用中存在一定风险。设计了若干个关于地震预警系统应用的社会调查问卷,以通过调查结果定性地评估地震预警系统产生的社会影响,统计公众对预警系统的认识和需求,分析预警信息发布对公众的影响和公众对地震漏报、误报等风险的接受程度,以及地震预警系统相关的法律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对地震预警系统的期望程度及有效性评价均很高,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地震预警相关知识了解较少,对紧急事件应变能力较差,对预警盲区和漏报等风险接受程度较低等。最后,结合国外地震预警系统的研究成果和应用现状,提出了相关建议及应对措施,希望能对我国预警系统的建设提供参考作用。     

基于互联网的地震预警问题的社会调查与分析

通过互联网对地震预警问题进行了社会调查,统计和分析问卷10 349份.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接受通过地震预警来减轻地震灾害的方式,认同地震预警的主要目标是减少人员伤亡,表示在信息公开及掌握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在地震预警时不会产生恐慌.同时,51.2%的被调查者认为,由地震部门发布预警更合适,而政府的责任是根据预警做好应急准备.72.1%的人表示对地震科普知识了解较少的现实表明,我国的地震知识普及率仍然很低.而公众能否理性地接受地震预警的实践,与地震知识普及程度关系很大.     

土地利用变化对农业自然灾害灾情的影响机理(二)──基于家户调查、实地考察与测量、空间定位系统的分析

作者在文献［1］中讨论了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对农业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的影响机理。本文在对湖南省洞庭湖区常德市鼎城区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应用全球定位系统技术（GPS）,深入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与经济密度）对水灾引起的农业灾害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户年纯收入水平与水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比例是决定农业水灾的主要因素．     

韧性理论视角下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与灾害风险管理刍议

韧性理论引入灾害风险管理领域,为世界防灾减灾实践提供了新理念,并在国内外韧性城市社区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但针对乡村地区,尤其是高脆弱性的贫困村韧性社区建设的研究还较为鲜见.该文以韧性理论为基础,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通过对贫困村社会生态系统特征的分析,探讨了新时期我国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与灾害风险管理发展方向及特点.研究...     

泥石流堵河影响因素研究——以岷江上游为例

以岷江上游为研究区,选取堵河型泥石流沟4条、堵塞型和不堵河型泥石流沟各2条,在详细分析和比较8条典型泥石流的流域特征、一次有代表性的泥石流过程的泥石流流体特征及沟口处主河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专家问卷调查,得出了与泥石流堵河关系较为密切的因素,它们是:泥石流规模、堆积区主河宽度、泥石流沟床比降、泥石流流量、入汇处主河流量、泥石流颗粒级配、入汇处主河比降、泥石流粘度、重度、泥石流沟与主河夹角、泥石流暴发频率等。     

地铁地基液化变形的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了一些对地铁隧道抗震稳定有较大影响的因素。例如,地铁隧道的整体平均容重和地铁隧道的埋深,尽管它们对地基的孔隙水压力发展影响不大,但却对地铁隧道的震后残余变形影响相当显著。还有,砂性土中粘性土的含量多少对砂性土的动力行为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最后,从能量的角度分析了输入不同地震波的地铁地基土层动力反应的差异。     

偏心结构在双向地震作用下扭转反应之影响因素

对偏心结构在双向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扭转反应进行了研究。以纤维模型模拟双向地震作用下混凝土柱的双轴弯曲,考查刚度偏心es、强度偏心ep和自振周期T等因素对结构扭转的影响。通过弹塑性时程分析得到的结果表明,在双向地震作用下,随着刚度偏心的增大刚性边和柔性边表现出不同的反应特点,前者“延性需求”变大,后者滞回耗能增加;单双向地震作用下,结构弹塑性扭转随强度偏心的变化趋势相同,当0相似文献   

西方灾后重建经济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介绍了Yasuh ide Okuyam a的灾后重建经济理论,重点分析了灾害发生以后经济的变动情况,以及在灾害后的经济重建过程中,储蓄率和技术进步率等变量将如何变化,进而如何影响灾后的经济重建过程。阐述了借鉴此理论对中国汶川8.0级地震灾后重建的指导意义。     

Post-disaster community tourism recovery: the tsunami and Arugam Bay, Sri Lanka

Tourism is highly vulnerable to external, non-controllable events. A natural disaster can affect the local tourism industry in numerous ways, and such events are particularly devastating for small communities whose local economy is heavily dependent on the sector. Loss of infrastructure plus negative media stories can have long-term ramifications for the destination. In spite of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tourism, post-disaster recovery efforts in this sector are often overlooked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which focus on more traditional livelihoods such as agriculture or fishing. This paper describes Mercy Corps' support of tourism recovery activities in Arugam Bay, a remote village on the east coast of Sri Lanka, following the 2004 tsunami. The local economic base is built largely on two sectors: community tourism and fishing. As many other actors were supporting recovery in the local fishing industry, Mercy Corps concentrated on revitalising the tourism sector.     

某加筋土边坡稳定性系数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分析

加筋土边坡的稳定性不仅与地震影响系数和填土的粘聚力、内摩擦角、重度有关,而且与筋条铺设的间距、筋条的长度等因素有关。本文通过对某加筋土边坡工程的稳定性计算,分析了各因素对边坡稳定状态的影响程度,得到地震影响系数的敏感性为-1.47,填土粘聚力的敏感性为0.014,填土内摩擦角的敏感性为0.039,填土重度的敏感性为-0.01,筋条水平间距的敏感性为-0.02,加筋筋条长度的敏感性为0.033。这一研究结果为边坡设计提供了依据,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气象因子对落叶松毛虫的影响分析

利用大兴安岭地区7个气象站1975-1992年的积温（≥10℃）、月平均相对湿度、降水量、温度观测资料和1989-1990年当地落叶松毛虫普查资料，对大兴安岭林区落叶松毛虫大发生前各气候因子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了一些规律。选择了三种气候因子的复合经验指数--干燥度、湿润度、温雨系数，分别分析了它们与松毛虫发生的关系。     

西北干旱灾害影响因子分析

干旱是西北地区最严重的灾害，利用西北地区降水和农作物旱灾面积统计资料，将干旱灾害事件与影响因子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厄尔尼诺事件当年或次年，南方涛动指数负距平，太阳黑子低值，青藏高原为多雪年，地表径流枯期，西北干旱灾害发生率较高。     

新时期公众对地震谣言的认知状况分析

通过对北京地区不同阶层人群的防震减灾科普知识、需求及科普形式创新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以及对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政府成功制止谣言的传播和2010年山西部分地区地震谣言传播事件进行的分析,阐述了地震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基础以及政府危机传播策略在地震谣言事件中存在的问题.防震减灾科普知识的匮乏以及对地震部门工作的不了解导致公众对地震谣言的识别能力低下;媒体对地震知识的概念混淆,使得高知人群更容易对国内地震预报工作产生误解;政府仅仅通过单一媒体对地震谣言进行简单的辟谣,效果将会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