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方向识别及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将劳动、资本和能源要素纳入有偏技术进步的考虑范围,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别对2003—2019年无环境约束、弱环境约束和强环境约束情形下中国工业行业有偏技术进步方向进行测度、识别和比较,利用FGLS模型对影响有偏技术进步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忽略环境约束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与无环境约束情形相比,弱环境约束与强环境约束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明显较低。②当不存在环境约束时,工业技术进步方向主要表现为劳动节约/资本使用、劳动节约/能源使用和资本使用/能源节约;加入环境约束之后,技术进步方向主要表现为劳动使用/资本节约、劳动节约/能源使用和资本节约/能源使用。③环境约束下工业技术进步方向主要受到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研发强度、对外贸易开放度、人均资本存量和能源生产效率的影响。环境规制对无、弱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对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型FDI阻碍了无、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而资本型FDI仅对弱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研发强度的提升有利于有偏技术进步,而贸易开放和资本深化则阻碍了有偏技术进步。能源生产效率抑制了无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但促进了弱、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为促进工业绿色技术进步,政府应提高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补贴水平,完善和丰富环境约束工具,实施阶段性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政府环境监管调节作用的分析

地区差异化环境税政策为污染企业通过跨区转移回避环境成本提供了空间,由此带来了污染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显然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增加了环境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难度。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强度也会影响环境税的绿色创新效应,忽略政府环境监管因素,有可能对污染减排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作出不恰当的推断。文章构建政府环境监管、环境税与地区绿色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5—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政府环境监管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了环境税对邻地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税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均呈现倒“U”型特征,且政府环境监管通过提升环境税的创新补偿效应、降低政府官员的环境规制俘获概率,进一步增强了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环境税绿色创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明显,本地环境税绿色创新的非线性特征及环境监管调节作用只适用于东部地区。而邻地效应中,政府环境监管调节作用只在中部地区显著,而且显著增强了环境税的绿色创新效果;人力资本跨区流动与污染产业跨区转移是造成环境税“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空间特征的重要因素。环境税高税率地...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偏向是否节约能源

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中国工业节能减排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将能源视为一种生产投入要素,并测算技术进步在不同要素之间的偏向。采用数据包络法从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中进一步分解出投入要素偏向技术变化(IBTECH)指数,该指数可以度量生产前沿面的旋转效应。在此基础上,判别了1999-2012年中国工业36个行业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论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偏向型技术进步总体而言有助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几乎所有工业行业在1999-2012年期间、"十五"和"十一五"分阶段的IBTECH指数均大于1,并且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程度在2007年以后也有大幅提升。第二,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偏向在能源和资本之间、能源和中间品之间均节约能源,在能源和劳动力之间节约劳动力,但总体而言呈现出节约能源的特征。第三,从变化趋势和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工业节约能源型技术进步在近年来得到了增强,节约能源的行业数在"十一五"期间明显多于"十五";在7个年排放1亿t以上的高排放行业中,节约能源技术进步的特征甚至更为明显。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表明,过去十到二十年之间我国能源价格去管制化和其他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对引导节约能源型技术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省际绿色技术进步偏向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一种新的Malmquist-Luenberger多维分解指数

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技术进步及其在资源环境等不同要素间的偏向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考虑区域绿色生产技术差异,论文构建了一种新的Malmquist-Luenberger多维分解指数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够识别出绿色技术进步是否存在投入与产出的组间偏向,而且对投入要素群及产出要素群组内偏向具有较好的辨别能力。论文以2005—2017年为时间跨度,选取我国30个省份进行绿色技术进步测度,对涵盖劳动力、资本、能源的投入要素群与包括污染物排放与GDP的产出要素群的组间及组内偏向特征予以分析,并给出引致绿色技术进步及其偏向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性绿色技术进步与投入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对区域技术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能够使技术水平年均上升0.57%和1.43%,但产出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年均下降0.49%。②从投入要素群组内偏向来看,自西向东,资本密集使用、劳动与能源节约的要素驱动特征逐渐显著,产出要素群多表现出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特征。③对绿色偏向性技术进步异质性形成机理的研究发现,能源结构调整大幅度改善了中性绿色技术进步而对投入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抑制作用,但这一抑制相对有限,仅为促进作用的49.09%;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向于整体性的提高资源配置的高级化与合理化,即形成中性绿色技术进步而对投入及产出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存在负面影响;外贸依存度对产出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为正;环境规制引导了企业绿色技术革新,可能对生产性资本临时占用而对当期中性绿色技术进步有抑制作用,但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及下一期的中性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     

技术进步偏向性对中国城市碳中和进程的作用机制

中国承诺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城市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需要从降低城市碳排放规模和提升城市碳移除能力两个方面着手促进碳中和。对此,文章关注了技术进步偏向性对城市碳中和进程的作用机制,进而探索城市在兼顾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技术结构调整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具体地,基于2003—2019年中国25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文章探究了技术进步的资本-劳动偏向性及其高技能-低技能劳动偏向性如何影响碳排放和植被碳汇进而影响城市碳中和进程,并考察了技术进步偏向性影响碳中和进程的地区异质性和空间扩散效应。研究发现：(1)城市技术进步在资本、劳动间偏向资本会扩大碳排放,阻碍碳中和进程;城市技术进步在高、低技能劳动间偏向高技能劳动会减少碳排放并提高植被碳汇,推动碳中和进程。(2)在东北、黄河中游和西部地区,城市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会阻碍碳中和进程,该负向效应在黄河中游地区最明显,而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则与之相反,即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有助于推动碳中和进程;所有地区的城市技术进步偏向高技能劳动对碳中和进程均有显著推动作用,该效应在东北地区最明显。(3)城市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会阻碍周边城市的碳中和进程,而高技能劳...     

中国技术进步实现路径及其时空分异规律

作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重要动力来源,技术进步的速率及其要素偏向类型均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增长的潜力乃至其发展方式。本文基于生产前沿分析框架,构建技术进步的综合评估模型,对1996—2014年期间中国技术进步速率、实现路径及要素偏向类型的时空分异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结果显示:(1)在整个样本期内,中国技术进步的平均速率高达3.05%,不仅抵消了由技术效率降低所导致的TFP损失部分,还促进整体的生产率实现了年均近2%的增长。纵观其阶段性变化特征:中国技术进步速率在2003年之前逐年下降,其数值由1996年的1.080降低到2003年的1.025;随后,该指数呈现波动状态,取值范围在1.006—1.030之间。(2)近20年来中国所实现的持续技术进步主要源自于中性技术进步的贡献(约为86%);尽管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总体上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但作用相对较小(仅为14%)。由此可见,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升,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我国总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尚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3)中国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在整个样本期内总体表现为资本密集-劳动节约型、能源密集-劳动节约型特征;而对于资本、能源两种要素而言,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演化特征:1996—2001年期间,主要体现为资本密集-能源节约型;2002—2005年期间,能源密集-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逐渐盛行并占据主导地位;2006—2014年期间,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又重回资本密集-能源节约型。此外,受要素禀赋分布不均所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类型还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分异规律。     

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视角

为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能源压力,反思中国现行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减排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框架下,梳理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的关系,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其非线性关系,指出环境规制节能的直接效应是绿色悖论和成本效应博弈的结果,间接效应则主要来自技术溢出和结构效应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引入生产技术进步、治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环境规制的节能路径模型,并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人均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即只有超越一定门槛,环境规制的节能效用才能凸显。然而,由于环保投资增速低于工业化速度,中国大部分省份都未能跨过这一道"门槛",仍处在环境规制的节能悖论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水平较低、执行力不足等问题。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路径中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技术进步的遵循成本效应与波特假说效应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环境规制的节能作用中未能享受技术溢出的福利;而结构效应中仅能源消费结构交叉项显著为负,表明当前中国环境规制不仅未能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节能,反而因产业转移、产业逆淘汰现象加速了化石能源耗竭;高耗能产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导致要素投入结构对环境规制节能效果的强化作用不明显;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现状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节约效果显著,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证实存在中介变量的门槛效应,反映了不同技术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为此,建议未来环境政策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对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引导作用,迫使能源峰值提前到来,实现其节能的政策目的。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达到减排目标的同时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是中国当下谋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剖析环境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该研究利用SBM模型测算中国2003—2018年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技术进步分解,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好特征,最后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目前规制强度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②从技术进步的内部影响机理来看,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结果显示,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更多偏向于CO_(2)产出,但呈逐年向好趋势。环境规制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进步的影响均较为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降低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降低CO_(2)产出。③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密集度、政府补贴等因素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加强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经济发展,但研究发现当前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碳锁定”效应,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降低煤炭使用依赖。该研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为推动经济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广东省农业技术偏向与劳动力调整的定向分析

经济发展离不开技术层面上革新的支持.正如农业技术进步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客观规律一样,它的演进必将对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调整产生显著影晌.本文借助手对"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扩展,分析了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偏向与劳动力调整这一关键性问题.并且从两者的关系入手,设计衡量农业技术偏向的一系列关键性指标,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广东省农业进行实证测算.研究表明,广东作为主要的农业技术改良大省,其劳动力的调整与技术进步中劳动节约型指标呈正相关,与土地节约型指标呈负相关.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在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和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始终互为格兰杰原因.农业技术进步不但直接与劳动壁技术和资本型技术都有关系,而且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是劳动力的格兰杰原因.最后,本文就如何解决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就业两者之闻的困局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地探寻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治理政策,但我国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仍然欠佳。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较高经济效益,会放松对环境管理,导致环境治理高投入低成效。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府在制定相关环境治理政策时带有区域性特点,迫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迁移至环境规制相对薄弱的地区,由此产生污染迁移的现象。基于此,对2003—2017年30个省区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环境污染总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总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环境污染总指数会降低,从而引起污染向相邻省份转移,造成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总指数上升。②省际产业转移整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的产业转移到相邻省份时,会缓解本省环境污染,却加重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程度。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对于各省区市的环境管控,统筹各区域的联防联治机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本省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还要考虑入驻企业自身污染排放处理能力,并将污染排放指数纳入筛选条件。同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要引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等,运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     

环境规制是否抑制了国际R&D溢出效应——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转变方向的非一致性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但学者们普遍忽视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二者的关系。本文以1999~201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和国际RD溢出水平呈现U型关系,即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初始比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抑制了国际技术溢出,但是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国际RD溢出水平不断上升;(2)采用不同的环境规制方式会影响国际RD溢出和环境规制的U型关系,改变环境规制水平的拐点;(3)目前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环境规制水平比较低,大多处于U型左侧。最后本文依据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的空间集聚效应与工业能源效率

本文以马歇尔集聚理论为基础构建空间外部性指标和计量模型,运用2003-2011年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能源效率受到空间中城市专业化劳动力、中间投入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其中,中间投入空间可得性和空间技术外溢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邻区专业化劳动力却不利于当地能源效率的提高。从分地区的估计结果来看,空间集聚外部性对各地区能源效率的综合效应均为正,但各地区不同集聚外部性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渠道和影响效果各异。进一步通过考察空间集聚外部性对能源效率不同分位点的边际效应及其变化趋势发现,专业化劳动力可得性、中间投入可得性和区际沟通的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边际贡献随分位数增加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而区际研发的技术溢出则呈现U型变化趋势。     

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日益成为热点。文章通过引入空间溢出和门槛非线性效应,研究以政府治污为主导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首先从空间溢出和非线性门槛视角揭示了投资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并考察了非线性影响关系的特征事实;其次立足绿色低碳转型目标,基于纳入碳排放、PM2.5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2001—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角度分解三者贡献;而后基于空间计量模型,选取Queen邻接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分析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最后采用多重门槛模型检验在不同单位GDP能耗条件下,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与2001—2011年相比,2012—2019年全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较大,且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动力,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2)考虑空间效应后,投资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且其影响强度具有时空异质性,倒“U”型影响在2001—2011年期间、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3)从空间溢出视角看,全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空间相关特征,且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4)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当单位GDP能耗低于一定门槛条件后,弱化投资型环境规制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后,文章从综合利用环境规制工具、构建区域协同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探索跨区生态补偿机制、强化绿色技术转型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回弹效应的估算

我国能源消费面临着满足经济增长和降低能耗的双重压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迫在眉睫。那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能节约能源消费量吗?文章基于我国1992-2011年数据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所导致的能源效率提高能节约能源消费量,但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显著存在,我国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介于9%-75%之间。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进行扩展,提出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包括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和结构调整的回弹效应两部分,理由是:根据现有能源效率分解方面的经验研究,能源效率提高可以分解为两种效应,一是技术进步效应;二是结构调整效应。因此,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也可以分解为两种效应,即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是指通过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可以提高能源效率,进而节约能源消费量,但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也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对能源产生新的需求,部分地抵消了所节约的能源。最后,基于中国1992-2011年数据的测算结果表明,结构调整的回弹效应要远大于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能源效率提高同样能节约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也显著存在,由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能源效率提高对节约能源贡献不大,不同年份中结构调整的回弹效应呈现出较大波动,绝大部分年份中的结构调整回弹效应处于两种极端情况,即大于100%或为负值。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中国城市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效应

基于2005～2015年中国城市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灰色关联、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时空关联影响、直接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具有显著为负的时空关联性,其时序关联强度均值为负,呈"W"型波动变化,且空间关联强度负值城市占比较高.(2)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而邻近城市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并未发挥促降本地PM2.5污染的积极作用.(3)环境规制促降PM2.5污染的重要中介变量分别是工业生态效率和技术水平,环境规制通过提升工业生态效率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达55.69％,而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为4.85％.(4)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呈现空间异质性,其并不能有效降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的PM2.5污染,而对西部城市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     

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低碳技术创新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努力已有多年,有必要实证检验这一努力的成效,主要是中国低碳技术创新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效果。本文基于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市的空间面板数据,首先采用ESDA方法对低碳技术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接着采用SDM模型实证分析低碳技术创新响应气候变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低碳技术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偏差,代表技术供给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呈现由东向西扩散的特征,东部地区始终最为活跃,中、西部地区创新活力则梯次下降。而碳排放具有"西移"的特征,代表了低碳技术需求的变化方向。(2)中国低碳技术创新响应了气候变化趋势,表明多年努力取得了成效;而响应的空间溢出效应尽管是正向的,但尚不显著,表明各区域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仍处于各自为战的阶段。(3)环境规制与市场拉动是低碳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支持性环境规制政策与抑制性环境规制政策均能促进本地低碳技术创新,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各区域在环境政策上是"逐顶竞争"关系,但各自为政,示范效应不足。市场拉动指标经济增长与出口对本地低碳技术创新均具有较高水平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出口同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经济增长抑制邻近地区低碳技术创新。据此,本文的政策含义包括:加强中国低碳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协同治理,推动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示范效应,改善政策组合;发挥市场的拉动作用,延伸并升级绿色产业链。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关系分析

通过对DMSP/OLS和NPP/VIIRS两种夜间灯光影像数据进行提取校正,测度长时间序列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时空变化规律、区域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998～2019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稳步提升,由中度失调阶段升级到拮抗阶段。在区域差异上,耦合协调水平总体空间差异处于“趋同-分异-趋同”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总体空间差异主要源自于区域间差异,而区域间差异主要来自上下游之间差异;在空间格局上,耦合协调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各省市呈现出多极分化趋势。通过分析耦合协调水平的溢出效应发现,富裕程度、创新投入、外商投资、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本地耦合协调水平,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对本地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外商投资和人口规模通过正向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耦合协调水平产生推动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中国城市空气污染

中国空气污染格局受到政策因素的深刻影响,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激励污染性产业发展进而加剧环境污染。政府层面的环境规制和企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则减少了单位产能污染排放。两种力量的相互制约塑造了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格局。本文基于2003—2013年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以综合污染指数刻画空气污染程度,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空气污染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在研究时段空气污染和污染性产业空间动态一致,均有向东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污染性产业的存量对污染的加剧作用比增量更为显著。(2)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显著增加本地和周边地区空气污染。环境规制是抑制空气污染的重要方式,但本地的高规制将造成周边地区污染加剧。技术进步能够有效降低空气污染,且不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3)抑制空气污染的因素(环境规制、技术进步)比加剧污染的因素(地方政府竞争、污染性产业增长)作用效力更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污染产业发展的同时空气污染程度降低的现象。文章启示调整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贯彻环境规制的科学制定与严格执行,促成企业创新驱动是减轻空气污染的重要途径。     

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测算出2007—2016年中国省域循环经济绩效值,基于广义空间模型,设置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分析了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循环经济绩效本身具有相对稳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节能型及减排型环境规制均与中国循环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第三,与中西部样本相比,东部样本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在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方面存在互补效应,且水体污染指标比气体污染指标的互补效应显著;第五,产业结构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要素禀赋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投资开放度对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应适当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发挥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净化效应,从节能与减排两个方面着手形成合力促使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环境规制"质量门槛"建立产业甄别机制,避免中西部地区重蹈东部地区覆辙,使环境规制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建立自由流通的要素市场,将环境规制效果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之内,建立良好的循环经济发展环境;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公共服务的人口均等化,进而为环境规制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创造新的市场潜能,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循环经济绩效提升的协调发展局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门槛"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并加强外资与国内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结合,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环保技术市场,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净化经济质量的倒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