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戴利及其生态经济理论评述

赫尔曼.E.戴利是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尖锐批评而闻名于学术界。在批判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戴利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生态经济思想。他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宏观环境经济学和稳态经济等几个方面。     

生态福利绩效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在一个自然资本绝对稀缺的"满的世界",如何在生态环境的极限内实现人类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在Daly思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由生态足迹作为投入和人类发展水平作为产出的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研究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两者关系演变的原因,对于帮助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的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程度,以及指导我们在自然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实现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7年涵盖了124个国家和地区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是倒U型关系,转折点发生在人均GDP为3 000国际元的时候,即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生态福利绩效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单位自然消耗可以带来递增的福利水平,人类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向着可持续发展不断靠近的;当人均GDP达到3 000国际元后,生态福利绩效开始随着经济增长递减,单位自然消耗带来的福利水平递减,人类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逐步远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通过对生态福利绩效组成要素的分解,本文发现趋于平稳的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和一直降低的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是制约生态福利绩效不断提升的重要因素。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证明了脱钩发展即经济增长和自然消耗的脱钩以及福利水平提升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如何实现脱钩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特别是我国脱钩发展的战略选择。     

可持续发展研究的3个关键课题与中国转型发展

从数量扩张的增长模式转向质量提升的发展模式,是中国未来30年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文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在3个关键课题上的研究进展.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富祉的关系上,指出经济增长对于社会富祉的贡献存在着门槛,跨过这个门槛经济增长对福利贡献的边际效用开始递减;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上,指出经济增长没有导致资源环境消耗的倒U型曲线,在自然资本存在限制的情况下无限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在政府支出与民生发展的关系上,指出公共支出增大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福利的提高,而公共支出的结构与方式对民生发展却是极其重要的.在对每个问题分析事实依据、原因解释、政策意义的基础上,针对中国转型发展提出了一些具有长期意义的理论思考与政策思考.     

资源约束与经济增长研究

资源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研究对中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分析入手.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在传统效用函数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地位和资源两个影响因素,通过模型的静态及动态分析,重点研究资源约束对经济系统均衡条件、动态转移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①当期资源的使用量取决于资源的边际效用、消费的边际效用和时间贴现率的大小.②消费资本比足够大或消费足够多且资本与消费的边际替代率足够小是经济系统存在鞍点均衡的必要条件.③资源消耗足够多时,消费资本比将显著下降.并从资源约束这一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失衡问题.最后从实证角度,利用协整理论验证了资源消耗与消费资本比之间的反向关系.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发展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助力脱贫攻坚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探讨了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构建了影响效用实证模型,以鄂西16个贫困县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发生的具体原因,并针对各县市实际发展情况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为贫困山区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出科学参考。结果表明:(1)耕地利用转型从功能形态转型和空间形态转型两方面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其中功能形态包含作物生产、生活保障、生态保护三种形态,空间形态包含景观格局和数量分布两种形态;(2)耕地利用转型在一定时期内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长期来看,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性;(3)实证发现,房县、长阳县、建始县、来凤县等4县耕地功能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存在促进效用而空间形态转型存在边际递减效用,郧县和咸丰县则是空间形态转型存在促进效用而功能形态转型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性;(4)郧西县、竹山县、丹江口市、秭归县、恩施市和巴东县等6县市耕地功能形态转型和空间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均存在促进效用,竹溪县、利川市、宣恩县和鹤峰县等4县则均存在边际递减效用,验证了机理分析的正确性。论文还从利用地租地价杠杆和土地工程技术、完善耕地政策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贫困山区耕地利用与管理的政策建议。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

现有对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增长数量分析的框架下展开分析,而很少从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框架入手进行考察。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增长内在的性质与规律,具体包括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当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和生态环境代价逐渐降低时,经济增长质量都将会得到提高。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视角出发,采用国际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研究表明:模型的估计结果与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经济转型期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在经济增长数量不断扩张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改进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代价,要实现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的统一,追求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     

传统经济学的绿化

本文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的推理、结构、方法和模式进行审视，认为经济学应当着重把公平与可持续性看作自己研究与解决的中心问题。论文阐述了生态经济系统观，指出了传统经济系统观的理论缺陷以及自然资本在可持续发展中作用，认为，正确估价自然资本对经济产出作出的不可缺少的贡献，对自然资本进行再投资，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参考价值。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稀缺性类型”转变的现象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全球的发展观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可持续发展观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围绕人类社会不同阶段发展的不可持续问题,从辩证角度分析了稀缺性的概念与内涵,研究认为: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稀缺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表征人类的一种生存状态,发展要素是可以通过人类的干预进行一定程度的相互替代,进而补齐短板,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稀缺性既是发展的经常性阻力,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其本身是不可消除或者不会“稀缺”。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基于不同阶段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发展的诉求梳理分析稀缺性类型的变化过程:农业文明时期的稀缺性表征突出表现为劳动力不足,人类开发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滞后、自然资本呈现盈余状态。工业化过程中的稀缺性表征则表现为技术能力不足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技术型劳动力的配置或自然资本的转化能力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前的稀缺性则以自然资本的短缺为核心,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远远不能满足人造资本开发的需求,生态赤字不断增加,以资源短缺和生态退化为核心的生态稀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为进一步表征生态稀缺性现象,分别从全球和中国讨论了近现代生态稀缺性的时空特征。基于如何保持资本丰度的需求,分析了生态稀缺性未来演变趋势及影响:理性的经济发展应该是把合适比例的自然资本转换为人造资本,通过人力资本提升自然资本转化能力,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预留足够的自然资本。     

社会资本和环境资本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经济、社会、环境体系中社会资本与环境资本对经济的影响,用可持续发展观点修正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     

自然资本,科技进步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自然资本存量保持基本恒定,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尝试性地将自然资本引入反映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探讨了科技进步、自然资本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了发展进程中应遵循的原则。     

改革开放30年人的发展:评价与反思

传统的“唯GDP ”的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桎梏,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倡导共享式、包容性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主题,而这种发展模式的基本导向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基于这样一个视角,本文依据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要求,从人的素质、人的福利、人的保障、人的迁移4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改革开放30年人的发展程度进行了测度与评价.评价结果显示:随着经济不断发展,30年间中国人的发展状况得到明显提高,但是人的发展指数以及人的素质指数、人的福利指数、人的保障指数、人的迁移指数、经济状况指数、资源环境指数仍需不断改善.未来中国在提高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促进人的发展,强调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协调,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着眼于人性,重视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建立促进人的素质和能力提升的机制和体制,确定以“富民”为目标的经济发展道路,实现人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     

水资源持续利用的特性与原理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与实施,水资源持续利用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水资源学科和开发利用水资源中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水资源具有别于其它资源的独有特性,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了水资源的基本特性,包括自然特性、社会特性和经济特性。水资源的这些独有特性决定了在实现水资源持续利用中必须服从的原理。用系统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资源分配和市场经济理论,分析了这些基本原理。这些原理揭示了水资源利用自然、社会和经济运动规律,试图为实现水资源持续利用提供指导原则和规划思想。     

绿色经济新理念及中国开展绿色经济研究的思考

联合国里约20周年世界峰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倡导绿色经济。绿色经济的概念最早在1989年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提出,但现在的绿色经济却具有全新的意义。本文基于参加联合国有关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的政策咨询和研究报告,论述了绿色经济的基本背景、三重效益、研究模型以及绿色经济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对如何开展中国绿色经济研究进行探讨。首先,文章认为在深入探讨绿色经济前,需要了解当前发展绿色经济的基本背景,明确为什么要发展绿色经济、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绿色经济,以及怎样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三个基本问题。其二,绿色经济与褐色经济的情景模拟表明,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更好的三重底线效益。联合国的T-21模型对过去40年(1970-2010)及未来40年(2010-2050)进行了绿色情景与褐色情景两种模拟,认为在自然资本的环境收益方面,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自然资本的退化得到了基本遏制,而褐色经济发展情景下自然资本的退化会进一步增强;在物质资本的经济收益方面,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2020年以前经济增长率(2.5%)会低于褐色经济(3%),但从长期平均增长率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2.5%)可以带来比褐色经济发展模式(2%)更好的经济增长;在人力资本的社会效益方面,在2030年以前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就业机会有小幅减少,但长期来看,绿色经济能够创造与褐色经济同样多的就业机会,甚至可以有小幅的增加(0.6%)。其三,绿色经济研究模型表明,绿色经济投资于自然资本可以实现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的脱钩。绿色经济假说是:将资金投资于提高资源能源效率与扩大自然资本两个方面,是否能够导致更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于该理论假设,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将自然资本引入生产函数,建立了Threshold-21模型,证明绿色经济即投资于自然资本可以实现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的脱钩。其四,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能够增加生活质量。绿色经济假说,强调了绿色投资对生活质量有正的影响。通过生态绩效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以及典型案例研究等三种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减少自然资本消耗可以减少生态环境的治理成本和维护成本、维持与增加自然资本对人类的功能;可以提高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用较少的自然资本投入达到社会稳定所需要的人造资本;可以提高人造资本的服务效率,用一定的物质存量为更多的人服务。其五,开展深化中国绿色经济理论与绿色发展模式的系统研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倡导的绿色经济可以给我们发展中国的绿色经济带来新的启示,笔者认为对中国绿色经济理论与绿色发展模式开展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应该包括理论内涵、实证分析、发展情景、行动领域、政策体系等五个依次递进、前后照应的研究模块。     

可持续发展理论三项进展

过去10年间,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都取得重大进展。在这些进展当中,本文辨识出3个核心的概念:地球系统观、生态文明思想、低碳经济概念,对这3个看起来没有直接关联的概念分析了其中十分密切的理论联系。地球系统观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和所处地球环境的认识,被称为"第二次哥白尼革命",从而强化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生态文明思想从根本上颠覆了工业文明的思想基础,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哲学和伦理学内涵;低碳经济概念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提出的新的理念,以提高能效、减少排放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实践的具体化,并具有可操作性。3个概念都突出了地球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开发、利用和保护;同时也都强调了对地球表层这个自然与社会剧烈交互作用的生态圈和人类圈的理解必须运用全新的视角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理解这3个概念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是把握可持续发展理论10年进展的关键。     

基于面板数据的土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

采用生产函数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手段,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为实证研究区域对土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就规模效应而言,浙江省的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发展阶段;(2)浙江省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最为敏感,其中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增加1个单位的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为 0.247 3、0.538 5 和 0.321 6;（3）固定资产投入在研究期间是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贡献率达到6823%,而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则分别为2346%和625%;(4)浙江省土地利用不够集约,在研究期间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被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有效替代,而劳动力要素则难以被资本投入与土地投入有效替代,劳动集约型产业应该成为浙江省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福利?北大核心CSCDCSSCI

现有研究集中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两个维度重点分析了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而鲜有文献系统研究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福利。事实上,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全社会绿色发展福利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该研究基于制造业集聚的独特视角,以外部经济理论为媒介,系统阐释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机制;并以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人工收集1840—1909年清朝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1933年中国各城市是否通铁路以及城市的地形起伏度等变量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多维度动态评估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并采用控制空间溢出效应和内生性的GS2SLS方法系统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效应,揭示其存在的空间外溢衰减规律,验证制造业集聚外部性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福利呈现“低水平块状集聚,高水平点状分布”的空间格局,未来潜力增长方向在上游地区;(2)适宜的制造业集聚可以提升区域绿色发展福利,过度的制造业集聚反而会抑制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提高;(3)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随空间距离的增大而减小,表现为“双峰”结构;(4)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有助于提升区域绿色发展福利,Porter外部性却表现为负向作用。为此,该研究从把握绿色发展福利演进规律、制定差异化区域政策、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及甄选适宜的产业集聚模式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打造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及其经济学价值

低碳经济是世界关注焦点,低碳经济逐步成为发展模式主导.然而,理论界对低碳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意义和途径,没有对低碳经济理论进行探讨.没有完善低碳经济理论会导致对实际指导失误.构建低碳经济理论体系,夯实理论基础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本文首先从经济史中探寻低碳经济理论根基,“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以造福人类为使命的科学和个人福利是完全依存于全人类福利的,这些经济学思想中全世界思维可以作为低碳经济思想源头.通过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气候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等相关学科比较,借鉴和吸取其理论.最后,对低碳经济理论对经济学影响价值进行探讨,这些价值主要表现在提供经济发展新模式理论基石,引导消费方式转变,化解国际经济合作困境,完善国际经济学体系,拓宽了环境问题解决途径,丰富了相关经济学研究内容等方面.本文研究从理论上肯定了低碳经济有经济学理论来源,有经济学理论价值,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新模式.     

流域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研究——基于2001～2009年长江流域数据的面板计量分析

流域经济是以水系为轴线的区域经济,其发展状况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其研究为区域开发提供新视角。在理论方法上,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采用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一个包括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内生要素的流域经济增长框架。在实践论证上,以长江为样本域,运用面板计量分析方法,测度生产要素对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生产要素对流域经济不同域段作用强度不同,且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效应,即沿江而下,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加大,物质资本则恰好相反。在此基础上,提出缩小流域经济的不平衡程度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促使流域上游地区人力资本开发、实施流域大开发战略和推进流域城市化等     

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存在诸多弊端,增长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必须从弱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转向强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就是以最小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福利水平,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更广义的延伸。基于Daly的基本思想,区别于经济增长以及生态效率理念,本文运用超效率DEA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2016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时间趋势上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四个阶段。②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比较稳定路径依赖性,体现为东部地区高值-高值集聚以及西部地区的低值-低值集聚。③通过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及溢出效应分解得出能源结构对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负的影响,对其他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都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对其他地区也具有提升作用,并且间接效应明显高于对本地区的直接影响,"污染天堂"的假说不一定成立。④"福利门槛"的假设在引入空间因素后依然成立,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城镇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对提升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