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制造业转型升级以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为支撑,是打破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低端锁定的核心途径,具有赋能绿色发展的巨大潜力。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推进城市绿色发展是中国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面临的严峻考验。该研究聚焦“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这一产业试点政策,探究其能否以及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发展？鉴于此,该研究基于2004—2020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2016和2017年设立的30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作为准自然实验,在分析其影响绿色发展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应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考察其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性。研究发现：“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驱动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多轮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制造业集聚城市、高工业智能化城市和高数字金融发展城市开展试点政策将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产生“锦上添花”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引导产业升级和强化环境监管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研究期间内试点政策尚未触发驱动城市绿色发...     

城市能否因“智慧”而“绿色包容”？——基于中国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融合的产物,而包容性绿色增长则是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战略思想,智慧城市试点能否推动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还有待进行检验。该研究基于2009—2020年2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智慧城市试点对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外,还对政策效应的子系统路径、区位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智慧城市建设会对包容性绿色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政策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并且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和绿色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不显著。(2)智慧城市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其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均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在东北地区表现出显著的消极影响,在中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3)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点,智慧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邻近非试点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绿色增长,但是仅能显著促进邻近试点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为了提升政策试点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应将重点放在推动包容性增长,基于各地的...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出口企业立足国内国际市场,紧随全球低碳发展趋势,紧贴国际绿色技术前沿,具备开展绿色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技术资源,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约束与推动下,可能表现出更为活跃的创新意识与更加积极的创新行为。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忽视“出口-非出口”这一异质性视角,导致对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评估缺乏开放性维度。为此,该研究基于2004—2020年沪深两市A股出口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申请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中国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梳理其中的作用机制,并从所有制属性、污染程度、技术水平等多个维度开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效地激发了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实现了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同步提升。(2)与非出口企业相比,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出口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更加显著。(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出口企业层面,对于国有出口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该绿色创新激励效应在重污染出口企业与高新技术出口企业层面表现得更加显著。(4)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研发资金投入增加机制和海外业务拓展机制推动出口企业...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的影响

土地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生产要素,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双碳”目标的提出,将推动地方政府改变过去依靠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粗放发展模式。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为实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此政策的提出必然会对地方政府偏向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行为产生影响。文章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86个地级市2007—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该试点政策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地减少了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土地的出让面积和宗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的影响还会受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和官员任期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越大的试点城市会进一步减少对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面积和宗数。当低碳试点城市的市委书记任期小于等于3年时,该试点城市的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面积和宗数会显著减少,而市委书记的年龄对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3)异质性分析发现,非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和大型城市,其重污染行业...     

低碳城市试点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机制及其异质性

就业是民生之本,低碳转型是未来中国的发展主题,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作为宏观经济的一项硬约束将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何种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该研究以低碳城市试点作为研究低碳转型的代表性政策,首先基于典型经济事实和政策文本分析发现了中国可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低碳转型方式,然后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DID方法研究了该政策对第一批和第二批试点城市劳动就业的影响差异,并分析了其内在的机制,最后又基于实证结论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角度阐述了该政策导致城市低碳转型存在两条不同路径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对第一批和第二批试点城市劳动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该政策增加了第一批试点城市第二、三产业劳动就业和总劳动就业;增加了第二批试点城市第三产业劳动就业,降低了其第二产业劳动就业。(2)低碳城市试点对第一批和第二批试点城市劳动就业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在低碳城市试点的影响下,第一批试点城市采用集中资源优先发展第二产业的低碳转型模式;第二批试点城市采用集中资源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的低碳转型模式。(3)两批试点城市的低碳转型模式各有优缺点。第一批试点城市的低碳转型模式,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减少...     

林长制政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

林长制政策是中国新发展理念下的创新性举措,也是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为探究林长制政策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关系,该研究基于2017年合肥市、安庆市与宣城市设立林长制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选取2006—2020年中国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城市层面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并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合成控制法和渐进双重差分法构建反事实框架,识别了林长制政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及路径。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样本期内合肥市、安庆市、宣城市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103%、16.090%、7.505%,表明林长制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而且促进效应在政策未实施前效率低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2)分年份来看,合成控制法的政策效应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年增长率都表明林长制政策的促进作用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促进作用越强。(3)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林长制政策主要通过提高政府环境注意力、经济集聚水平和公众环境关注度来提高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由此,该...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如何提高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对于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下实现全面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EBM模型计算发现样本期内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试点建设期的上升速度最快。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纳入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对外开放水平和用水结构等控制变量下,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提高了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方面,该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且该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强度的城市存在地区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该试点政策是通过加大污水处理、促进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水价改革、推动水循环利用等提高了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     

“2+26”城市雾霾治理政策效果评估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和其后续“攻坚行动方案”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评估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回归结果发现:(1)“方案”的发布对于“2+26”城市的空气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构成雾霾的主要污染物PM_(2.5)、PM_(10)和AQI的改善程度最明显,SO_(2)、CO和NO_(2)的改善幅度次之,但O_(3)浓度在政策处理期内不降反升,说明近年来O_(3)污染程度加剧,亟须引起关注。(2)长期视角下SO_(2)和NO_(2)的治理效果较短期情况下相比有所提升,说明有些大气污染物仍然具有进一步改善的潜力,印证了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长久的“攻坚战”。(3)引入空间DID分析,通过空间杜宾和双重差分的嵌套模型,放松个体相互独立的假设,从空间维度探讨“方案”的政策效果,对比空间视角下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得出,区域联防联控大气治理手段相比单一地区空气质量改善政策而言能够使得治理效果事半功倍。(4)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方案”通过减少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减少能源消费总量达到空气质量改善的两种作用机制。最后,文章为接下来进一步有效治理大气污染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扶持政策对资源枯竭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北大核心CSCDCSSCI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点之一。客观评价资源枯竭型城市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将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指标,利用2003—2017年283个中国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测算并比较了资源枯竭型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将资源枯竭型城市扶持政策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扶持政策是否促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结果显示:(1)扶持政策的实施有效提升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这些城市的发展质量,且扶持政策越早实施效果越明显。(2)扶持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更为显著。(3)扶持政策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促进效果存在差异,对中西部地区以及有色冶金类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中国应制定更加明确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分类标准,确定差异化的转型路径;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扶持力度,引导森工和石油类资源枯竭型城市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环境治理能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     

能源转型政策与城市绿色创新活力——基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能源转型政策对能源供需结构调整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能源替代的关键。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作为中国能源转型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试点工程,当前尚未有文献科学评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缺乏对示范城市政策作用机理的深入解读。鉴于此,文章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地方政府实施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行为动机,从地方政府激励与约束视角剖析该项政策发挥绿色创新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6—2019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活力的影响,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城市特征异质性对政策效应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的绿色创新活力,该结论在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主要通过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行为,提高对企业的创新支持得以实现,约束行为的“倒逼”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3)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中西部城市、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创新基础较好的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创新...     

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评价

绿色发展模式是我国城市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而目前我国在相关方面的研究还仍然处在起步阶段.该文综合分析了我国城市绿色发展的相关统计数据,以评价我国城市的绿色发展状况.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城市的污染治理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和三废综合利用水平普遍较低;而绿化水平、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单位GDP用水、空气质量和工业废水处理水平则有很多城市均已达到较高水平,呈较好的发展态势.就各项指标的发展水平在全国的分布情况来看,投资特别高的城市基本都是直辖市或者省级市等大规模的城市,但是这些城市的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并不高.单位GDP用水量特别高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特别低的城市基本以小城市为主.就各项指标的总体水平来看,福建、广东、海南、河北、湖北、江苏、江西、山东和浙江等(以首字拼音为序)沿海或接近沿海各省份的城市和4个直辖市均处在较高水平.而甘肃、吉林、山西和陕西等(以首字拼音为序)西北部省份的各城市则处于较低的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有关该倡议降低沿线国家环境质量的质疑层出不穷。那么,已实施7年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降低了沿线国家的环境质量以及如何影响环境质量?为考察这一问题,文章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7年WDI世界银行人类发展指标数据库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构造了国家-年份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环境效应,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一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高了沿线各国的环境质量,在采用安慰剂检验、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进行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②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中,相对环境质量较高的沿线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环境质量较低的沿线国家的环境改善效应更大;③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强化环境规制力度而提高了沿线国家环境质量,但未能显著通过促进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清洁化和影响规模效应而改善沿线国家的环境质量。因此,我国应继续大力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扩大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覆盖范围,通过投资与合作提高沿线国家能源结构清洁化水平,促进其产业结构向清洁化转变。这些发现为更好地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后续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如何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基于“保护者受益、污染者付费”思想和奖惩补偿机制,引导城市排放主体改善空气质量。当前关于该补偿政策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研究刚刚起步。考虑到这一影响机制的复杂性和差异化,选择2006～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借助分位数回归、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绿色创新效率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弹性显著为正,且这一积极效应随绿色创新效率的上升而变大。除了产业结构和教育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政府支出、经济增长和适度的环境规制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绿色创新。(2)地区竞争在生态补偿政策促进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但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城市规模增长反而抑制了生态补偿对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3)技术进步在补偿驱动创新机制中存在“U”型调节作用,当前样本城市的技术进步调节效应位于“U”型左半部(负向调节),即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态补偿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正效应是递减的。研究结论为提升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调控效果、控制地区竞争和城市规模、优化绿色创新资源配置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的互动关系：基于创新价值链循环视角

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构建了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机制分析框架,利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绿色专利合作以及绿色技术转移微观大数据,刻画了中国2010—2020年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技术研发合作网络和绿色技术转移网络,并采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两者互动关系、作用渠道进行了实证检验,以及讨论了区域产学研政策协同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具有互相促进的正反馈机制,体现出绿色创新价值链上下游之间的互促循环关系。(2)通过分解城市协同创新及绿色技术转移为拓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发现两者互动关系仅体现在拓展边际层面,城市节点快速嵌入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网络,但城市间合作研发与技术转移强度相对偏低。(3)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关系仅在本城市技术转移的空间维度生效、具有局部地区属性,全国性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链循环格局尚未形成。(4)基于文本分析法构造了区域（省级）政策协同指标,发现区域产学研政策协同强化了城市协同创新对绿色技术转移的促进关系,反之却不成立,产学研政策主体和政策工具的协同水平均有待提高。最后,针对结论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加强绿色技术协同创新,充...     

大数据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大数据提高了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速度与效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现有研究针对大数据发展的红利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但鲜有从企业绿色发展视角进行的分析。为系统评估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该研究在理论分析大数据发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在机理和知识产权保护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借助“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外生政策冲击,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三种渠道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调节效应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在大数据发展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应完善大数据发展政策,持续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加强大数据发展政策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设...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会“挤出”企业绿色创新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企业环境污染行为能否在根本上得到遏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了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管制对企业污染行为的影响,而尚未关注地方政府环境管制动机增强后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什么影响。文章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外生政策冲击,研究了空气质量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地方政府治理动机变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04—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三重差分(DDD)分析法,通过比较新标准实施前后、试点城市相对于非试点城市、重污染行业相对于轻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发明申请量是否变化来检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2年新标准第一阶段方案实施后,74个试点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挤出”效应显著高于轻污染企业,并且经过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2)经异质性分析发现,2013年新标准第二阶段方案在190个试点城市实施后上述“挤出”效应不再显著;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国有重污染企业产生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将第一和第二阶段实施方案引入同一模型进行整体分析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稳健。(3)从影响机制来看,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增大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挤出”效应是因试点城市重污染企业大幅增加环保投资而挤占了绿色创新资源而导致的,在第二实施阶段,试点城市重污染企业不再大幅增加环保投资后,对绿色创新的“挤出”效应也不再显著。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有效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环保补助和绿色创新资源支持,以有效缓解因企业大幅增加的环保投资而挤占的绿色创新资源。     

绿色产品创新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

目前大部分关于绿色产品创新影晌因素的探讨都是定性的,对于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产品创新的步伐.通过由20位制造企业的总经理与技术经理参加的焦点小组访谈,形成了绿色产品创新影响因素的初步问卷.然后对220家制造企业进行了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209份.用SPSS13.0进行因子分析,得出了7个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因子,分别是企业、国家法规、消费者意识、政府资助、消费者收入、市场和知识产权.在此基础上,建立了7个因子间相互作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运用AMOS7.0检验了相关因子间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市场因子与国家法规因子对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作用显著,消费者收入因子和知识产权因子则是通过市场因子间接地对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产生作用,而政府资助因子与消费者意识因子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则不显著.     

国家高新区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与效果识别--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检验

绿色创新作为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有机整合的发展战略,是当前解决城市发展困境的一剂良方,实践中,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成为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国家高新区是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然而关于国家高新区设立是否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起作用仍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利用中国285个地级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现双重差分的目的,识别国家高新区建立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并评估高新区驱动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国家高新区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这一结果在经过了反事实检验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从理论上构建了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实证检验甄别出了高新区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创新驱动机制和结构驱动机制,而未通过集聚驱动机制,"形聚而神不聚"的现象仍广泛存在。③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高新区对东部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驱动效果明显,而对中西部区域效果不明显。④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还存在着城市等级的差异,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边际递减规律",相比于省会城市,副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和一般的市从高新区设立当中获得的政策效益更大。为了进一步提升高新区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作用,文章据此从发挥集聚推动效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高新区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安徽省黄山市为例

利用2012年安徽省黄山市成为生态补偿试点这一事件作为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分析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对黄山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生态补偿政策使试点城市的人均GDP降低2.93%;且生态补偿政策对人均GDP的降低效果具有滞后效应,降低效果为2.15%。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结构的改变是人均GDP下降的主要原因,体现在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及第三产业的产值未能弥补试点城市为生态补偿政策付出的机会成本。从政策评估的角度看,生态补偿政策是以牺牲上游地区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因此,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要注重经济、生态、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