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格局与空间效应研究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分异及其关联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科学评估承载能力和制定空间管控政策是促进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以2000～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统筹考虑经济、社会、资源、生态要素并将其纳入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系统,建立基于DPSIR理论模型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关联特征,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及其偏微分分解方法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整体保持波动上升态势,并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旅游环境承载力呈现较强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空间关联强度呈“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M”字型变化趋势。(3)旅游环境承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每增长1个单位,将带动邻近城市增长0.637个单位。经济发展水平、科技进步水平、环境规制强度、旅游产业集聚对本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存在直接效应,对邻近城市存在不同程度溢出效应。为有效挖掘新时期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潜力,应重视城际之间旅游环境...     

基于客流结构的高铁经济辐射效应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立足对高铁经济辐射理论模式的认识,运用行为地理学的微观分析方法,以实地调查问卷为主要数据来源,以武汉市为案例,通过客流结构的系统解析透视高铁经济的辐射效应。研究表明:高铁经济的辐射效应与城市经济结构高度相关。在空间上,呈现出中心城区较强、外围城区较弱的总体态势,倾向于强化武昌、江汉和东湖高新区等核心地区的空间增长;在产业上,呈现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为主,有利于推动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主导部门的优化发展。研究结论能够为类似城市的高铁经济发展和武汉市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借鉴和启示。     

黑龙江省土地综合承载力空间差异研究

区域土地综合承载力研究为差别化土地利用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本文根据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内涵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多目标综合评价法及聚类分析法对黑龙江省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空间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土地综合承载力呈现出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异特征。通过障碍因素分析,表明:生态承载是高承载能力区和较高承载能力区(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绥化)的主要障碍因素;经济承载是中等承载区(鸡西、伊春、佳木斯、牡丹江、黑河、大兴安岭)的主要障碍因素;水土资源承载是低承载能力区(鹤岗市、双鸭山和七台河)的主要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土地综合承载区障碍因素特征提出了差别化土地利用政策。     

北京市水资源人口承载力的动态模拟与分析

水资源是一个城市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资源,而且是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的资源,因此常常成为决定一个地区或者城市承载力的最"短板因素"而受到极大重视。北京市作为北方干旱缺水城市,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紧张的问题日益显得突出。本文选择系统动力学方法对首都北京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力进行了定量的动态的分析。模型中考虑了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以及南水北调水量等供水因素,同时考虑了工农业发展用水、生态用水和生活用水量的变动及其用水结构等变量以及它们的变化核相互作用对人口承载力的影响,并对上述因素未来的各种变化进行了模拟仿真。结果显示,如果按照目前的供水和用水标准以及用水结构,北京市水资源承载力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下降;南水北调水量的进入虽然能够缓解水资源承载压力,并较大幅度提高北京市人口承载力,但是随着人口规模扩张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北京市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力会再次出现下降,因此南水北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承载压力过大的问题。而提高水的综合利用率和改善用水结构将对北京市人口承载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     

云南省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水资源承载力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方面。选取水资源、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评价指标,构建了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模型;通过分析经济压力指数、人口压力指数、承载压力指数及协调指数,对云南省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和利用状况进行评价,并探讨了其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云南省水资源与生产力布局、人口分布不协调,滇中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人口数量大,而水资源量较少,多属于轻度超载或濒临超载地区;（2）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区域内水资源承载压力逐渐增大,如滇东北地区的昭通市由水资源承载适宜地区转变为水资源濒临超载地区,而滇西部地区的德宏市水资源承载力由承载盈余变为承载适宜;（3）从整体上看,目前云南省水资源利用率较低,工程性缺水问题较为突出。未来水利工程尤其是滇中引水等的建设及运行,将有效缓解水资源超载问题     

滨海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与量化测度研究——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例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评判依据,目前国内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仍显不足,多以静态评价分析为主,缺乏动态预测研究,旅游环境承载力定量研究的技术与方法尚需深入探索。本文结合滨海旅游的自身特点,构建由资源、生态、经济、社会四个承载子系统构成的滨海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按照评价体系的层次结构构造判断矩阵,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运用物元评价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滨海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进行量化测度与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半岛蓝色经济区滨海旅游环境各个承载子系统存在一定的承载差异,滨海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较强,滨海旅游经济和社会环境子系统还有较大的承载空间;从时序变化上看,滨海旅游环境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高,并呈现可持续的运行态势;从空间差异上看,青岛、烟台、潍坊和威海四个城市滨海旅游环境承载状态处于"良好"等级,而东营、日照和滨州三个城市滨海旅游环境承载状态处于"一般"等级。因此,提高区域整体承载潜力,平衡地区承载差异,对于促进半岛蓝色经济区滨海旅游资源有序开发和滨海旅游产业合理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

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概念提出较新,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认识。本文总结了承载力及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概念的起源与发展,指出了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针对其理论的缺陷,基于Verhulst-Pearl logistic方程创新性的构筑了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基本模型,同时基于生态承载递阶原理,建立了城市承载递阶模型。通过对影响因素的分析,给出了一个现实城市系统承载能力的划分。最后指出了未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重庆市江津区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差异研究

针对重庆市江津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本底和土地利用特点,从承载强度、承载效益、承载潜力3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江津区2007～2016年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引入障碍度模型得出各乡镇土地资源承载力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2007～2016年期间,江津区的土地资源承载力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土地资源承载力仍然偏低,各乡镇土地资源承载状态均未达到良好状态,仍需采取各种措施不断提升土地资源承载力,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区域差距近年有所减小,空间上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2)各子系统对承载力的贡献大小不一,承载强度贡献最大,承载潜力次之,承载效益贡献最小,承载效益是提高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关键;(3)江津区土地资源承载力的主要障碍因素是单位建设用地产出、林地占比、人均生态用地、环保投资指数、人均耕地面积、水域占比、水土流失率、未利用地占比、单位农用地产出,各乡镇障碍因素差别较大;(4)障碍因素不同的区域,应采取不同的措施提升土地资源承载力。主要城区和工业园区所在地应适当控制人口数量,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应大力实施耕地休耕和退耕还林政策,促进农民生计方式转变;经济发展受生态保护限制的地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     

基于二元水循环理论的水资源承载力质量能综合评价

水资源承载力是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水资源承载力的合理评定对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二元水循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承载单元的概念,认为水资源是通过承载单元来实现对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的。承载单元具有系统响应的特点,水资源在承载单元内将经过社会的外体循环及自然的内体循环,之后其水质、水量、水能3个方面的状态都会发生改变,其承载能力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因此,以承载单元为研究对象,建立了质量能构架下水资源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最后以昆明市水资源承载力的分析评价为例,说明了该方法的实际应用     

数字经济之于城市碳排放：“加速器”抑或“减速带”？

在“双碳”目标引领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和数字经济新时代全面到来的背景下,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已成为当前一项重要议题。该研究选取2011—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基于熵权TOPSIS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特征,即前期具有“加速器”效果,后期表现为“减速带”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能源消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对碳排放表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非线性影响。(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行政等级的不同而表现出显著性差异。(4)中国城市间的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对经济与地理邻近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该研究从学理上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据此提出,各地区在强化数字经济赋能传统行业节能减排的同时,须提升自身能源利用效率,打造更具生态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产业...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承载力时空格局研究

生态承载力评价研究的开展,对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30地市为例,从生态支撑力和生态压力两方面对生态承载力进行量化研究,通过构建较为完整的生态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支撑力、生态压力和生态承载力状况进行评价,探讨了2003、2008和2013年长江经济带生态支撑力、生态压力和生态承载力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3~2013年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支撑力逐渐上升,空间格局由上、下、中游梯度递减向中、上、下游梯度递减转变;生态压力持续增大,空间格局均为下、中、上游梯度递减;生态承载力先下降后上升,空间格局由上、中、下游梯度递减向中、上、下游梯度递减转变。生态承载力影响因素由环境治理和节能减排主导转变为由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主导。     

“长江经济带”战略背景下武汉城市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

为揭示长江经济带战略背景下武汉城市水环境承载力的演化特征,理解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武汉城市水环境的承载基础,从水资源环境、水污染控制和社会经济承载3个子系统来构建城市水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采用结构熵权法和均方差决策法进行主客观联合赋权,对长江经济带战略下的武汉城市水环境承载背景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2004~2013年武汉城市水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协调性较好,城市水环境承载力综合值呈上升态势,具有较好的水环境承载基础;（2）水资源环境和水污染控制两个子系统在武汉城市水环境承载力中贡献较大;（3）长江经济带建设背景下水污染控制是提升武汉水环境承载力的关键,未来控制城市生活污水、加强城市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是武汉城市水环境管理的重中之重     

基于适宜性评价的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布局——以杭州市为例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布局优化有助于发挥建设用地的最大效益,关系整个区域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栅格尺度评价杭州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适宜性,同时针对中心城区的特点侧重于经济适宜性,并结合GIS技术,实现基于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布局方案。结果表明:侧重经济适宜性的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作为杭州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布局的决策依据是科学合理的,有助于确定未来城市发展的优势区位,并且布局方案相对紧凑,能有效引导城市紧凑化发展,抑制城市沿主干道蔓延式开发。另外,基于适宜性评价的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布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布局方式,较难体现邻域动态影响、局部规则的交互作用以及不同主体城市开发决策行为所导致的空间格局,可能导致布局结果与城市实际发展情况的偏离,对此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最优城市规模与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

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为了缓解其综合承载压力,倾向于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控制人口规模,但在现实中,特大城市却存在着"落户越来越严、人口越控越多"的现象。基于最优城市规模理论,提出了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并分析了其形成过程。研究发现,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在降低特大城市排他性公共品拥挤成本的同时,并未改变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规模收益,这使得城市边际规模收益和边际拥挤成本相等时的最优规模理论值增大,城市人口倾向于进一步增多,最终导致户籍管制更加严格。利用286个地级市的数据对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加强户籍管制不利于中小城市收入提高,有利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收入提高,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具有加强户籍管制的倾向;户籍管制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均收入与人口规模之间倒U型曲线的顶点位置右移,因而提升了特大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水平,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流入。大多数特大城市在严格的户籍管制下,其实际人口规模仍未达到最优人口规模理论值,依然存在人口进一步增多的倾向。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的政策含义是:当前,中国的特大城市已经陷入了户籍管制增强与城市人口增多的恶性循环之中,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是无效的,进一步放开落户限制反而是特大城市疏解人口的有效途径;同时,应通过提高中小城市非排他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引导新增非户籍人口有序转移,最终使特大城市退出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减排”与“增效”效应

从减少城市污染排放和提高城市能源效率的双重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的绿色经济效应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要求。研究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法探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并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的“减排”与“增效”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现递增态势，区域发展差距日益缩小。在空间演化格局上，先行区发展从“零星式”分布演化为“多点式”覆盖，围绕先行区分布的推进区数量逐渐增多，并与先行区形成“组团式”发展格局。(2)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减少城市约4%的污染排放，提升城市约9%的能源效率，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后，该结论仍然成立。(3)不同的地理区位、行政级别和资源禀赋，数字经济发展“减排”与“增效”的影响不同。其中，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仅增效，不减排”，非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既减排，又增效”。(4)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发展“减排”与“增效”的中介机制，人力资本仅是数字经济发展“增效”的中介机制。(5)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本地区“减排”与“增效...     

长三角城市群的污染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城市群建设也导致了城市群内部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分化。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7年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2010年发改委正式印发《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视作以政策推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建设的一项准自然实验,综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PSM-DID)评估了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心和外围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显示: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颁布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确实表现出了类似“中心-外围”的发展模式,环境污染也随之转移。具体而言,造成了中心城市环境污染水平下降,外围城市环境污染水平上升,整体环境污染水平略有上升。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城市群建设推动了产业调整,第二产业转移到环境规制程度较低和技术水平落后的外围城市,第三产业则正好相反,从而造成了中心和外围城市环境污染变化的差异。带来的启示是:城市群建设要坚持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推动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实现共享发展。一方面,中心城市要发挥自己的辐射带动作用,帮助外围城市进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外围城市也要严守环境底线,激发学习效应。此外,还要加强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产业合作,倒逼污染的联防和共治,从而实现环境的帕累托改善。     

人类承载力"K值"影响因素

人类承载力“K值”表示地球能承载人口的极限值。“K值”的影响因素的繁多以及相互间的联系使得“K值”确切数值的计算成为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通过分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人类承载力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从开放生态系统的性质讨论人类承载力的宏观影响因素。从而得出人类承载力受渐变和突变因素的结合控制。以此揭开承载和调控人类种群的机理并预测“K值”的可能发展趋势，达到避免计算“K值”确切数值而又能提出人口增长对策和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的目的。     

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动的空间特征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一种空间统计的方法。可以揭示区域变量的空间结构形态。通过对2000-2003年期间上海市乡镇人口密度变化率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上海市近几年人口分布空间变动格局表现为以中心城区为中心的环状分布模式，中心城区和远郊区人口密度变化小。人口增长缓慢，而近郊区人口密度变化大，人口增长迅速。全市人口密度变化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四种类型的空间关联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规律性。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上海市人口郊区化趋势明显。高人口密度区域在不断向外扩张，人口分布与经济、交通等社会发展因素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利用空间自相关统计方法能够扩展和加强对人口分布空间模式的研究．从而为经济总体布局和城市化建设提供辅助参考作用。     

南京市生态足迹时空特征及脱钩效应分析

为探寻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利用修正的生态足迹模型,回顾了2000~2014年南京市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及生态赤字的时空特征,依据《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趋势外推生态足迹变化情况及其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结果表明:2000~2014年南京市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赤字快速增长,人均生态承载力缓慢下降;研究期内南京市各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赤字,且生态承载力呈现中心城区低,近郊和远郊区高的格局;生态足迹与GDP之间呈现弱脱钩、强脱钩、扩张连接3种状态,且弱脱钩指数不断减小,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若按当前资源环境损耗量发展,"十三五"期间生态足迹继续增加,未来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上仍需努力。因此,南京市应坚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等"三条红线";实行差别化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措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逐步构建基于生态资产流转的生态补偿机制。     

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耦合特征及高质量发展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解决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矛盾问题的战略举措和基本路径。重构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析框架,运用CRITIC—熵权法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了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时空格局、同步发展情况、耦合协调特征及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区域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别以共享性、资源环境治理能力为主要驱动力;两者的空间匹配度较高,下游“双同步”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滞后”类型居多,中上游分别以“区域发展滞后”和“双滞后”类型为主。(2)耦合协调度呈低水平上升态势,空间上下游和中上游分别为空间扩散、集中特征;等级演进表现出稳定性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下中游城市等级转变活跃,上游城市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3)基于分析框架,从动力因素、相对和绝对发展水平将长江经济带城市划分为20种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建议未来以有效性、创新性、资源环境利用效率为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地采取调控手段和政策助推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