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治理投资、企业技术创新与污染治理效率

环境污染是推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问题,水环境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弃物污染成为工业污染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对工业污染治理的重视,针对工业污染的防治逐步形成两大途径:一是通过建设治污设施对污染排放物进行末端治理;二是通过革新技术并作用于生产系统形成前端预防。污染治理投资和企业技术创新作为污染防治的末端治理与前端预防,对于遏制日趋严峻的环境污染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我国30个省市相关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要素投入产出的视角构建包含污染治理投资和企业技术创新指标的计量模型,对比分析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污染治理效率,并按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污染治理投资和企业技术创新对工业"三废"综合利用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治理投资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金投入上,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对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污染治理效率存在差异。企业技术创新有利于促进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的增加,并有效提高工业SO2的去除率,但对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的促进作用偏弱。相比污染治理投资的影响效应,企业技术创新对污染治理的促进作用较强。因此,污染治理的前端预防效果要优于末端治理。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污染治理投资效果显著,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治理的促进作用最明显。结合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适度增加污染治理投资,提高企业排污成本;推动生产技术与治污技术的创新,扩大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依据区域发展特征和实际情况,提高不同地区污染治理效率。     

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与中国工业减排——基于环境效应分解模型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污染排放量仍在持续增加,环境质量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但由于环境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污染排放的增长幅度已出现明显减缓的势头.为了定量评价这两种作用的影响,本文引入环境效应分解模型,对1998-2008年中国工业S02减排的动态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98-2008年中国工业减排的环境净效应中,环境技术效应贡献了环境净效应的-97.76%,而结构调整效应对环境的改善并不大,仅为-6.33%.从各年度环境净效应的分解结果看,环境技术进步效应在各年度仍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年均占到-90.03%.但值得肯定的是,从2005年开始的"十一五"时期,结构效应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2008年,结构效应更是贡献了-15.98个百分点.本文认为,由于企业边际排污成本可能在增加,技术效应总是有限的,尽管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相对比较缓慢,但在当前两型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更加注重结构效应的改善.     

中国汞污染治理的现状与策略研究

汞是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生物扩大作用的有毒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文分析汞污染及其危害,综述国内外汞污染治理研究情况,总结国际汞污染治理主要技术与措施情况,结合中国汞污染治理的现状,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汞污染治理的策略:建立国家汞污染治理战略和行动计划;加强技术研发、引进与推广;建立汞污染治理动态信息平台;加大汞减排投资规划;减少燃煤领域汞污染排放;开展汞污染治理宣传教育。     

我国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及其治理研究进展综述

本文从城市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污染来源、污染危害、污染空间特征、污染评价方法和治理方法等方面来对我国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提出了相关的治理对策建议。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减排”与“增效”效应

从减少城市污染排放和提高城市能源效率的双重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的绿色经济效应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要求。研究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法探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并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的“减排”与“增效”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现递增态势,区域发展差距日益缩小。在空间演化格局上,先行区发展从“零星式”分布演化为“多点式”覆盖,围绕先行区分布的推进区数量逐渐增多,并与先行区形成“组团式”发展格局。(2)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减少城市约4%的污染排放,提升城市约9%的能源效率,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后,该结论仍然成立。(3)不同的地理区位、行政级别和资源禀赋,数字经济发展“减排”与“增效”的影响不同。其中,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仅增效,不减排”,非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既减排,又增效”。(4)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发展“减排”与“增效”的中介机制,人力资本仅是数字经济发展“增效”的中介机制。(5)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本地区“减排”与“增效...     

场地土壤六价铬污染治理试验研究

为深入研究唐山市老自行车厂场区六价铬污染机理和确定治理方案,本文通过一系列的浸泡和土柱试验,查明了六价铬在场地包气带中的污染原理和硫酸亚铁还原固定治理土壤六价铬污染的可行性与相关参数。试验结果表明:污染场地内包气带中六价铬的运移主要受吸附和解析作用的控制。使用PH值为3.0,质量浓度为2.4%的硫酸亚铁溶液作为治理药剂,可将污染场地包气带中93.24%的六价铬去除。     

中国煤炭消耗与污染排放的区域差异实证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消耗及其导致的环境变化是两型社会建设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分析了1978 -2008年间中国煤炭消耗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不同区域,煤炭消耗对不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各不相同,经济发达地区如华东、华北、华南地区,煤炭消耗对各项污染排放的影响要高于对华中、西北、西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但总体而言,煤炭消耗对废气排放的影响最为显著.本文还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引起煤炭消耗变化的因素进行了讨论,发现了产业结构与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引起煤炭消耗增长中的显著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实现节能减排,必须以煤炭消耗及其消耗动因为依据,不断明确和分解不同区域不同污染排放的控制目标,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发挥政府干预在能源消耗上的积极作用,构建区域能源合作的体制机制,并通过政策激励促进煤炭资源清洁化利用.这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河长的边界:对流域污染治理行政力量的反思北大核心CSCDCSSCI

探究河长制在跨界污染伴生的搭便车问题中的作用,对于破解流域水污染环境治理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4—2019年国控监测点水质数据和河长制演进数据,该研究通过构建上下游水质模型全面考察了上游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上游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能够有效改善下游水质,然而,这种水污染治理的激励作用仅限于省内上游区域。②在确立了省级河长的地区,省内上游地区实施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应更为明显,这可能得益于省级河长在省内带来的良性环境治理互动。③相比之下,上游外省地区的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反而加剧了下游区域的水污染,“以邻为壑”的发展模式依然存在。综上,尽管河长制可以通过强化本地环境绩效考核对地方官员环境治理产生激励作用,但并未扭转跨界污染会伴生搭便车问题的本质。因此,在水污染治理过程中,依据行政边界划分落实治水责任的河长制对于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是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调整。据此,该研究建议在坚持环境分权的同时,将下游特别是跨省下游地区水质纳入地方官员考核内容,从流域整体层面确立总河长,加强流域内省际间的治污协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污染治理的搭便车问题,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实现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来自中国省级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首先按照各省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与按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的地方环境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的排名情况把中国30个省份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强,区域2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弱。区域1包括北京、海南等14个省市,区域2包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市。其次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分析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最后借鉴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开放经济是否存在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1)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区域1呈现出开放程度和污染物排放双低的特征,而区域2则表现为双高特征。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污染物排放较高,采掘业污染物排放年均增长速度最快。(2)样本期内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均表明开放经济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对外开放不是助推环境污染的原因。(3)中国环保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环保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4)开放经济对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具有门槛效应,当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高于门槛值-1.221、-1.016时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很难发挥。(5)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为门槛变量时,有107个观测值低于门槛值,占总观测值的44.58%,其中有59个位于区域1,占55.14%。鉴于此应继续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进一步提升环保财政专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适度的对外开放,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开放经济下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     

淮河生态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空间分布及治理研究

淮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功能区,长期以来以追求高产量、高利润为目的的农业生产活动,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厘清淮河生态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空间分布状况,为生态经济带内各级行政主体实施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应用产污系数法、等标污染法、GIS技术等方法,对经济带内155个县域单元农业面源污染的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总磷(TP)3种污染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核算了淮河生态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物的排放量、重点污染源、重点污染区、排放强度及空间分布.结果发现: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物中COD、TN、TP排放量分别为199.3、107.2、12.6万t,排放强度分别为69.2、34.7、3.4 kg/km2;重点污染源为农田化肥、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重点污染物为TN和TP,重点防治区为建湖县、兴化县、漯河市辖区等10个县(市、区).农田化肥污染是淮河生态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分布最广的污染类型,综合污染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防治难度最大的污染类型.针对淮河生态经济带县域单元农业面源污染存在较高空间异质性的现实,提出应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污染类型实施针对性治理的政策建议.     

污染红利与污染集聚的机理与实证

文章用污染要素的替代效应与成本效应对污染集聚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说明污染红利会带来污染集聚.首先,污染替代效应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次,污染成本效应一方面会导致单个企业排污加大,另一方面还会扩大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数量;第三,污染替代效应和成本效应作为污染总效应的分支,二者的作用是累加的,不会互相抵消.为了检验该研究结论的正确性,本文用内蒙古工业规模效应、工业结构效应、工业科技效应指标对该省废气排放总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首先,有利于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工业规模效应与工业科技效应均促进了废气排放的增加;其次,抑制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工业结构效应则促进了废气排放的减少.因此,我国彻底治理环境污染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尤应加大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抑制.     

小流域面源污染治理与评估模型研究进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水体污染状况日益严重,如何有效控制水体污染已经成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本文介绍了面源污染小流域水体环境的影响因素,提出流域性污染治理的对策,并对小流域污染治理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如小流域地形影响、污染构成及流失规律、模型的开发与应用等,进而为我国的水体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提供经验借鉴及技术参考。     

河长制治理：政策工具、水利工程与系统治理效果

河长制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探索河长制治理系统机理是发展中国特色水资源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河长制治理系统分析框架,并利用2011—2020年江西省、安徽省、福建省、云南省4个省份的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水资源与河长制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政策工具、水利工程对水资源系统治理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1)河长制具有一定的水资源系统治理效果。系统治理效果是借助政策工具与水利工程“软”“硬”两类治理工具,通过间接改变水资源用户取/用/排水行为的方式,或直接改变水资源系统状态的方式来共同实现的。(2)政策工具之和会促使所有水资源用户产生节约用水行为,强制型政策工具会促使农户选择节约型灌溉行为,混合型政策工具则会促使企业选择产业结构升级型排污行为。(3)混合型政策工具会扩大水利工程的建设规模。(4)自愿型政策工具只有在水资源系统所受外界压力较小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公众参与治理的方式发挥系统治理效果。(5)水利工程建设规模与系统治理效果呈现倒“U”形关系,只有当水利工程建设规模处于适度范围内时,水利工程才具有提升系统治理效果的作用。随着水利技术水平的提高,...     

农药企业场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及风险评价

为了解典型农药化工厂区及周边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分布及其环境风险,本研究选择京津渤地区某农药企业,对其厂区和周边表层土壤中Cu、Ni、Cd、Zn、Cr、Pb、Hg和As等重金属进行了监测,并采用内梅罗综合指数法、Ha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和美国环保署(USEPA)的人体暴露风险评价方法进行了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企业内部存在明显的As污染,尤其是生产区土壤中As的浓度达到土壤三级标准的2.59倍,企业周边土壤也存在普遍的Cd、Pb和Hg累积现象,历史生产过程含砷辅料的使用是造成厂区As污染的关键原因。从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来看,企业内部生活区及周边土壤重金属平均总潜在生态风险水平为低度;生产区土壤的重金属总潜在生态风险水平为重度。所有重金属各种途径的非致癌风险叠加均未超过1,非致癌风险在安全范围内,其中主要的非致癌风险贡献元素为Cr、As和Pb。四种致癌重金属Ni、Cd、Cr和As的致癌风险指数从大到小排序为As>Cr>Ni>Cd,Cr、Cd和Ni在企业厂内以及周边土壤中的健康风险值均小于10-6,致癌风险较低,不会对人体造成致癌危害;As在厂内生活区以及厂外周边土壤的致癌风险水平在10-6-10-4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致癌危害;然而,厂内生产区土壤中As的致癌风险值为1.2×10-4,有显著致癌风险。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实现发展与治理同步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东营市 ,是以造纸为主导产业 ,集化工、印刷、热电、机械制造于一体的国家大一型企业 ,是国家 52 0家重点企业、山东省 1 36家重点企业之一。下辖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化工厂、东营市新华印刷厂三个控股子公司。现有员工 40 0 0人 ,固定资产 1 0亿元 ,年生产机制纸能力 2 0万 t,烧碱 3万 t,氯气 2万 t,年承接印刷能力 5万色令。主导产品包括各类文化用纸、包装用纸、生活用纸、高档加工纸、烧碱、氯气、环氧氯丙烷、氯丙烯等 60多个规格品种。近年来 ,华泰集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以科技促发展 ,通过…     

环境管制对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政府加强环境管制会增加企业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但是,著名管理学家波特却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认为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加强环境管制会促使企业寻求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不仅不会损害企业竞争力,实际上通常还会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实现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双赢"。本文利用1993-2009年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对市场占有率、亏损率指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环境管制增强1%,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就会提高0.7%,企业的亏损面会降低0.15%;环境管制对利润率指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从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应坚定不移地加强我国的环境管制,走绿色发展之路。     

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金融调控手段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创新应用,是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大探索。绿色信贷政策在重塑重污染企业信贷融资环境,倒逼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激发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热情的同时,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脱实向虚”？文章立足金融市场迅猛发展和绿色信贷政策日趋深化的现实背景,选取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前后,重污染企业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波动情况,以此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为评价政策实施效果提供参考。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且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代理成本对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产生抑制效应。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会随企业产权性质、区域环境执法强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与国有产权性质、弱环境执法区的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信贷政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强环境执法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从...     

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污染排放的关系研究——基于美国和中国SO2排放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贸易成为影响各国环境污染变化的重要因素,将其纳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是环境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从经济产出、污染排放、污染治理和国际贸易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美国、中国SO2排放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排放对经济产出有影响,且对美国和中国分别为正作用和负作用。经济增长增加了两国国内污染排放,且中国增加的相对更多。而污染治理均减少了国内污染排放,美、中的污染减排弹性系数分别为-0.277和-0.417。国际贸易对美国起到污染减排作用,对中国的影响不显著,考虑到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经济规模间接污染效应不容忽视。对于中国而言,加大污染治理投资、改善贸易进出口状况、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农户分化、生态认知对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

农田面源污染治理是打赢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加强农田面源污染治理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农户是农业生产的微观决策主体,其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是农户有效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基于洞庭湖流域353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LS-SEM方法分析农户分化、生态认知与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 表明:(1)农户分化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化程度高的农户其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也较高;(2)生态认知在农户分化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农户分化可通过正向影响农户的生态认知进而提升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3)农户年龄和劳动力比重对其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应了解农户的利益诉求,制定合理的农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提高农户生态认知水平,以提高农户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