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数字经济：中国南北经济差异的诱致与扩大因素分析

将生态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突出特征之一,因此中国政府施行了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改善生态环境,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南北方经济差距也引发广泛关注。利用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以市场力量为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消费型第三产业和生产型第三产业在南方地区发展优于北方,这种产业结构优势能够将环境改善带来的正外部性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弱化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以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生产型第三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南方地区发展优于北方,使得数字经济在南方地区优势产业门类推进迅速。门槛模型分析显示,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南方地区经济发展起显著促进作用,而北方地区起抑制作用;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南北方经济发展均表现为显著促进作用,但南方地区强度明显优于北方,这使得南北方经济差距呈放大趋势。因此,缩小南北方经济差距,需要加快北方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在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机遇的同时,推动环境改善产生的环境红利不断转化为经济效益。     

秦岭-淮河南北高温高湿天气时空演变分析

基于1960~2017年秦岭-淮河196个气象站点逐日最高温、最低温、相对湿度数据,以表观温度指数为基础,采用极点对称模态分解（ESMD）及专用气象要素空间插值软件ANUSPLIN,对秦岭-淮河南北高温高湿天气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进而利用小波相干方法探讨该区高温高湿天气与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异常的多时间尺度响应关系。结果表明：(1) 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及2010年为时间节点,秦岭-淮河以北及秦巴山区高温高湿天气日数呈“下降-缓慢上升-快速上升”阶段性变化特征,秦岭-淮河以南及淮河平原呈“下降-缓慢上升-下降”趋势;(2) 秦岭-淮河南北高温高湿天气呈“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空间分布特征,且影响范围向北扩大;(3)赤道东太平洋东部地区海温异常对秦岭-淮河南北各区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比西部地区更显著且长时间周期尺度比短时间周期尺度更稳定。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研究

为探究城市群内部城市的质量及城市间的协调关系,通过构建经济发展质量、社会生活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38个城市2004～2011年城市质量进行了评价,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城市群内城市之间城市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城市群内城市质量的评价来看,城市群内城市质量差距进一步扩大,产生严重的两级分化;从城市群内城市间的协调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城市质量的空间影响作用不大,各省份城市发展并没有突破行政壁垒,跨区域的经济社会环境合作未有实质性进展,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的发展质量并不高,并提出了加快中小城市建设,推动经济、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建设等提高城市群质量的建议     

中国经济发展与水环境压力脱钩态势评价与展望

在对经济发展的水环境压力概念进行合理界定基础上,建立经济发展与水环境压力的脱钩指标体系。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与数据收集,构建了中国经济发展与水环境压力的脱钩潜力评价与时态分析模型,评价1986~2010年水利发展不同阶段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与废水排放的脱钩潜力与脱钩时态、以及经济总量增长与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的脱钩时态。在此基础上,根据水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变化趋势,对我国废水排放总量的自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根据国家发展规划对废水排放总量预测结果进行修正。同时,结合国家发展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对水环境压力脱钩进行展望。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展与废水排放总量总体处于弱脱钩发展态势、与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总体处于强脱钩发展态势。预计2020年左右,我国经济发展与水环境压力有望保持绝对脱钩的发展态势,水环境得到彻底改善与净化。     

区域一体化合作是否导致污染转移——来自长三角城市群扩容的证据

如何减少经济增长中的污染排放是中国新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就区域角度来说,理论上存在技术引致的降低污染和排污产业转移的降低污染,后者尤其需要引起警示。同时,实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城市群的作用日渐突出,以城市群扩容的区域一体化合作方式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尽管已有研究表明城市群扩容的区域一体化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共同增长,但在环境治理层面上,是否也会带来污染转移而影响不同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还缺乏有效的实证研究。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扩容的"准自然实验"为考察对象,首先通过理论模型提出政府之间推进区域一体化合作导致污染转移的理论机理,随后采用2003—2015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通过双重差分(DID)方法对扩容带来的污染排放变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通过城市群扩容的区域一体化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从总量上看,污染排放通过原位城市向外围新加入城市转移,显著降低原位城市排污水平的同时,新加入城市的污染排放增加了;从结构上看,在降低原位城市污染密集度的同时并未增加新加入城市的排污密度,因而有利于新加入城市的经济规模总量上升;从整体上看,区域一体化合作显著带动了城市群的减排效应,有利于提高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本文研究结论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地方政府一体化合作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经济层面的合作,更要强调污染排放的协同治理与绿色发展合作,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效果。     

广东省区域经济差距变动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广东省经济的迅速崛起，其省内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也发生显著的变化。本文从广东全省总体差距、地带间差距、地带内差距三个角度对广东省内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进行分析，发现除地带内差距变化不大之外，全省总体差距与地带间差距均明显扩大，呈现出“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     

全域旅游背景下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时空耦合及驱动力

全域旅游是"十三五"期间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总体战略,也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本文尝试构建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中国31个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及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分析了影响耦合协调度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果发现:(1)2001—2015年各省区旅游产业和区域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均呈现上升趋势,但二者阶段间及内部发展存在差异。旅游产业发展西部增速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省际差异呈现先扩大后缩小趋势,并趋于均衡发展;区域发展速度整体低于旅游产业发展,省际差异呈扩大趋势,空间格局呈现"东-中-西"梯度分布。(2)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呈不断上升态势,省际差异逐步缩小,总体从失调范围进入协调范围,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进入初级协调阶段。(3)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呈现全局正自相关特征,但波动变化明显,空间相关性不显著。局部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明显,HH和LL区域处于持续集聚阶段,空间范围逐步扩大,HH区域重心逐渐向长三角、珠三角转移,LL区域趋于由西南向西北地区集中;HL和LH区域处于持续离散阶段,空间异质性明显,且范围逐步缩小。(4)影响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市场带动、投资拉动、环境倒逼和经济驱动依次递减。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指标体系设计及区域差异——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探寻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ULUE)的基本内涵及整体分布格局是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关键环节,也是新型城镇化路径创新的基础平台和重要参照。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2003—2015年数据为研究样本,首先在理论层面揭示区域一体化与ULUE变化的互动机理,并据此构建了区域一体化背景下ULUE测度的"规模+结构+集聚"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小波神经网络模型和核密度估计对长江中游城市群ULUE的基本格局及区域差异演变特征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区域一体化与ULUE彼此影响、相互促进,区域一体化改变区域要素的交流规模与频率,是ULUE变化的重要驱动力,而ULUE则是评判区域一体化程度及整体水平的关键指标之一,会对区域一体化进程产生反作用。(2)在明晰区域一体化对ULUE变化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从规模效率、结构效率和集聚效率三个维度选取规模效应、乘数效应、产业合理化、产业高级化、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6个指标构建了区域一体化背景下ULUE的测度指标体系。(3)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及其内部各子城市群的ULUE均呈波动上升态势,但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且根据核密度估计结果,考察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ULUE的地区差距总体上遵循"先扩大,后减小,再扩大"的变化路径,武汉城市群ULUE的多极分化特征明显,环鄱阳湖城市群ULUE的地区差距逐步减小但幅度较小,环长株潭城市群ULUE的区域差异则经历了先增大后减小的过程,江淮城市群ULUE始终呈两极分化趋势。(4)为实现区域一体化与ULUE的协调发展,并形成相互支撑,内在互动的开放格局,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包括制定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政策、建立区域合作与交流机制、借鉴邻近ULUE高阶区的城市土地利用和管理经验等。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动态演进及空间收敛

探寻碳排放和工业污染物排放双重视域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ULUE)的区域差异及协同提升路径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2003—2015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在考虑城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和工业污染物排放对ULUE的双重影响下,构建"规模+结构+效益"的ULUE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随机森林算法、核密度估计及空间收敛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ULUE时序差异的动态演进及空间差异的收敛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考虑碳排放和工业污染物排放后,长江中游城市群及其各子城市群ULUE的增长相对缓慢,说明在土地利用过程中ULUE存在双重生态损耗,但ULUE总体上仍不断上升,且基本呈现"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非均衡格局。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根据核密度估计结果,长江中游城市群及其各子城市群内的ULUE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极化现象,但整体上ULUE的地区差距逐渐缩小。其中,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体、武汉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ULUE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起伏波动过程,地区差异先增加后降低,而环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ULUE的区域差异呈现先扩大、后趋于稳定的状态。从空间维度上来看,在考虑空间效应的情况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内既存在武汉城市群和环长株潭城市群ULUE的绝对β收敛,也存在包括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体及其子城市群在内的全域范围内ULUE的条件β收敛。为实现环境与ULUE的协调耦合,增强区域绿色化发展能力,提出优化要素空间交流环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严格执行污染排放限制标准等建议。     

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因素分析与综合集成评估

中国十大城市群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和国民经济的十大支撑点,研究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意义。构建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因素分析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综合集成评估方法,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与比较,将十大城市群分为综合发展能力较强、相对一般和相对较低三类,并提出了这三类城市群分别提升流量指标、质量指标和总量指标的相关对策建议。研究发现,虽然十大城市群都是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但综合发展水平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是极端不均衡的,呈现出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中西部地区落后的格局,在继续保持和提升发达地区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尽快缩小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增强落后地区城市群的综合发展能力是目前解决区域发展差距问题的首要任务。     

基于“三生功能”的长江上游城市群国土空间特征及其优化

国土空间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如何促进国土空间有序、适度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基于"三生功能"视角,通过熵权法和功能评价分析长江上游城市群国土空间特征,并利用空间功能比较优势指数、系统聚类等方法,探讨其国土空间优化方案。结果表明:(1)长江上游城市群"三生功能"呈"少强多弱"的特征,空间上城市生产、生活功能测度值自核心城市区向外围区域呈递减的趋势,且低值区总体成片分布;(2)生态功能测度值自核心城市向外围区域总体呈递增的趋势,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经济发展矛盾明显;(3)将长江上游城市群国土空间划分为4种优势功能区,并提出了长江上游城市群国土空间优化方案。     

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

实现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区域一体化,既能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也能够向西部传递发展势能,缩小西部与中东部的差距。参照了世界银行从密度、距离与分割3个维度对区域一体化的界定,构建了区域一体化评价体系;采用2000～2010年数据,并结合层次分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内部区域一体化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研究显示：（1）长株潭城市圈区域一体化水平最高,武汉城市圈次之,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最低,但三大城市群一体化水平都呈现逐渐增长趋势;（2）三大城市群在市场一体化、行政一体化及社会一体化变化水平差异明显但总体差距逐渐缩小;（3）武汉城市圈在“两型”社会建设推动下一体化水平稳步提升,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进程最快,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后发优势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经济发展联动机制的政策建议     

区域一体化的减霾效应——基于断点回归的经验证据

大气污染的流动性以及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搭便车现象决定了大气污染治理需要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实施联防联控政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单位的区域一体化在推动经济发展以及环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文章采用2005—2019年中国区县面板数据,基于地理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以城市群为单位的区域一体化是否有利于更好地减霾。实证结果发现：(1)整体而言,以城市群为单位的区域一体化发挥了减霾效应,城市群边界内区县的PM_2.5年平均浓度相较城市群边界外区县低11.204μg/m³。(2)机制研究表明,结构性减霾和技术性减霾是区域一体化发挥减霾效应的重要途径。前者主要通过中心区域与外围区域的产业分工和转移实现,后者主要通过中心-外围结构下技术转移和知识溢出实现。(3)区域一体化产生的减霾效应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发育较为成熟的三大城市群减霾效应最为显著。进一步地,以城市群为单位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起到了更好的减霾效果。(4)文章研究结论表明,区域一体化产生了显著的正环境影响,在城市群范...     

近20年来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区域差异、时空格局及动态演化

研究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时空格局与动态演化规律,对制定合理的农业碳减排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采用Theil指数及空间分析相关方法分析1997～2016年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时空格局特征,并利用R/S分析法预测其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1997～2016年中国及三大粮食功能区的农业碳排放强度均呈下降趋势,不同类型农业碳排放强度省域的空间分布变化均较大,碳排放高强度省域保持稳定,而低强度省域呈扩大态势;(2)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总体呈扩大趋势,其中区域间差异变化较小,区域内差异趋于扩大,粮食平衡区区域内差异趋于上升,主产区区域内差异先升后降,主销区区域内差异趋于收敛;(3)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程度趋于缩小,热点区保持不变,而冷点区呈收缩态势,青-藏保持稳定性热点区,京-津-冀-陕-晋-豫-鲁为稳定性冷点区域;(4)中国、三大功能区及各省域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未来碳排放强度值将呈现出继续下降的演化态势,尤其以粮食主销区的下降趋势具有更强的持久性。     

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的合理性诊断及演变特征

从规模分布、规模紧凑度、规模效率三个层面构建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三维诊断模型,将中国19个城市群看作19个大型城镇密集区,探索中国19个大中小城市群规模结构的合理性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19个城市群等级规模分布具有较为明显的分形特征,1995—2010年为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低合理发展阶段,2011—2015年为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发展阶段;城市群城镇规模分布指数及规模效率指数相对较高,而规模紧凑度指数较低。(2)规模结构合理性较高的城市群,基本位于中国东部地区;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城市群在中国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均有分布;规模结构低合理城市群基本位于中国西部地区。(3)19个城市群中有14个属于规模集中型城市群,5个属于规模分散型城市群;特大城市群规模紧凑度高于中小城市群;东部城市群规模效率普遍高于中西部城市群。(4)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规模结构趋优型、规模结构波动型、规模结构趋劣型;规模结构趋优型城市群一般为双中心或多中心结构,而规模结构波动型及规模结构趋劣型城市群一般为单中心结构。(5)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演变轨迹可归纳为由多个"S"形曲线构成的大"S"形演变曲线,具体可划分为不合理阶段、低合理阶段、中等合理阶段以及高合理4个阶段。(6)未来应在巩固国家级城市群地位的同时,加快提升区域中等城市群的发育水平,充分发挥城市群规划的引导和控制作用,推动城市群朝着双中心或多中心方向发展,构建大、中、小规模等级合理的紧凑型城市群结构体系。     

2001年以来省域旅游竞争力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区域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例,通过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运用变异系数、锡尔系数、重心与标准差椭圆、G指数等分析技术,对各地区各项旅游竞争力以及总体旅游竞争力的空间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当前条件下,旅游市场竞争力是影响旅游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2001～2010年,中国大陆各省旅游竞争力之间的差距总体上减小,其中东中西三大地带内和地带间的差异也出现缩小趋势。省际旅游竞争力呈现出西北-东南的空间分布格局,其重心总体上向东南发生偏移。G指数分析表明,总体上各项旅游竞争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旅游竞争力热点区与冷点区都出现扩大的趋势,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华南与长三角部分省份,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及西部部分省份。研究旅游竞争力的时空演化,可以发现省域旅游业发展的"软肋",对促进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平衡区域旅游差距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环境效率及污染物减排潜力研究

在中国提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约束目标的当前,测算与日益趋紧的"总量控制"政策目标相契合的环境绩效和减排潜力,具有重要的应用与学术价值。基于此,本文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和技术差异性特点,应用与数据生成过程(DGP)相一致的SFA共同前沿两步回归方法,科学估计2004—2014年间中国省际环境成本模型,有效克服传统估计方法存在的偏误,进而根据实际污染(SO_2)排放与最小排放量的距离计算环境效率与减排潜力。结果显示:(1)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价格、家庭数量以及交通出行对中国SO_2排放量增加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技术水平提高与家庭规模扩大显著抑制了污染排放。(2)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开放的三个维度与研发投入对环境效率具有积极影响,环境治理投资与国有资产占比对环境效率具有负向效应;各种外部环境变量对技术差距比的影响不同,东中部地区环境技术显著高于西部地区。(3)当前中国总体环境效率不高,共同前沿下的环境效率年均只有0.537,尚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各省份、三大地区的环境效率和排放技术差异显著,不管是总体环境效率还是减排技术,东部地区都比中西部地区高得多。(4)中国的总量减排任务可以通过改善环境效率来完成。如果环境效率提高到100%,污染物排放总量将会降低大约1 192万t,相当于中国在2014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60.36%。短期内可根据各区域现有技术水准设定有区别的减排目标,长期而言,应将参照基准扩大到全国,释放最大的潜在减排空间。     

21世纪前期长株潭城市群农业定位及发展途径

多个城市组合而成的城市群（或城市复合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城市群区域农业的发展具有科技、经济、社会资源的多种优势。湖南的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是我国南方最好的城市群建设地域之一。该区农业发展具有靠近农业科技发达地带、自然资源与条件优越、农业物质装备与原有生产基础良好和农产品市场容量及资金投入量大等优势。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后,该区域农业应成为湖南外向型农业基地、湖南高科技农业产业化基地、城郊都市农业基地和湖南农产品加工基地。相应的农业发展途径为：统一规划、统一部署、明确分工;建立和完善农业高科技园区体系,以农业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带动全区农业的高效发展;调整发展重点,培植新的高效产业;建立农产品创汇基地,提高创汇能力;加快土地使用权流转,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为科技成果产业化创造条件;加大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力度,促进全省农产品流通。     

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念已被社会各界所接收,并逐步深入到社会发展计划及区域政策制定中。以区域差异分析为基础的区域格局优化是促进区域发展的核心内容。从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人口与公共服务和科技创新等5个方面选取23个指标,构建其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综合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有助于认清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格局形成的过程,出现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从而制定相应的区域调控政策,这对于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及推进中部崛起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5年和2011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7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借助SPSS、GIS软件,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分析其综合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综合发展分值有所提升,但增长潜力仍然很大;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且两极分化趋势明显;整体呈现出以武汉和长沙为中心,以南昌、合肥为副中心发展格局,但中心城市带动作用较弱,制约各城市群发展的因素各异。因此,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努力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总量的同时,转变经济产业结构,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应加大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的投资强度;充分利用已有的地理区位及资源、科技人才优势发展第二、三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能耗,保护环境;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区域宏观调控,注重城乡统筹发展,协调、平衡区域内部均衡发展,缩小区域之间及内部差异,促进技术转移和优势互补。     

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念已被社会各界所接收,并逐步深入到社会发展计划及区域政策制定中。以区域差异分析为基础的区域格局优化是促进区域发展的核心内容。从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人口与公共服务和科技创新等5个方面选取23个指标,构建其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综合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有助于认清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格局形成的过程,出现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从而制定相应的区域调控政策,这对于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及推进中部崛起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5年和2011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7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借助SPSS、GIS软件,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分析其综合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综合发展分值有所提升,但增长潜力仍然很大;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且两极分化趋势明显;整体呈现出以武汉和长沙为中心,以南昌、合肥为副中心发展格局,但中心城市带动作用较弱,制约各城市群发展的因素各异。因此,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努力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总量的同时,转变经济产业结构,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应加大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的投资强度;充分利用已有的地理区位及资源、科技人才优势发展第二、三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能耗,保护环境;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区域宏观调控,注重城乡统筹发展,协调、平衡区域内部均衡发展,缩小区域之间及内部差异,促进技术转移和优势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