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

农地确权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收入效应研究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且缺少更严谨的证明。本文基于浙江大学2017年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CRHPS),借助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实证考察了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并构建了一个中介效应模型,从土地流转和劳动力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机制。研究发现:①农地确权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其他类型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但OLS方法高估了农地确权的实际增收效果。②土地流转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农地确权有促进土地转出和抑制土地转入的趋势。③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地确权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的有效路径,农地确权促进了农业劳动力转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农生产,通过直接提高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增加了农户家庭总收入。④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好,农户家庭在生产生活方面普遍向城镇转移,导致农地确权带来的土地安全感知不明显,影响了农地确权激励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积极作用,进而影响农户增收效果。研究认为,农地确权工作结束后,为促进不同地区的农户家庭持续稳定增收,应尽快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具体包括宣传农地确权政策,扩大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发挥土地财产功能等。     

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现实课题。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警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基于现有理论的局限性和中国特殊的现实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命题并深入探讨了其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及其面临的挑战。最后就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环节和制度创新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保障功能替代与农民对农地转出的响应

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将决定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对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有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对中国5省样本农民的问卷调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农地保障功能替代,尤其是就业保障功能替代与养老保障功能替代对农民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总体来看,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较高,近四成农民愿意转出农地。回归结果显示,农地保障功能替代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第一,农地就业保障功能在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替代程度越高的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主要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相对于主要从事农业的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更高;农民所在家庭劳动力转移程度越高,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第二,以新农保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替代程度越高,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虽然农民的参保状况与农民转出农地意愿的关系不显著,但是农民对新农保保障能力的评价越高,那么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同时研究还发现,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家庭规模的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也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实现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提出了促进农民非农转移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秦巴山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内涵与外延,利用秦巴山区456户微观样本,运用统计分析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有显著影响;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从人力资本来看,良好的劳动力健康状况不利于赡养期家庭参与农地转出,非农就业率对抚养期、负担期家庭参与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农户认知来看,限制农地用途,了解流入方,村委会推动、政府主导型转出均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各阶段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对于拥有较多非农就业机会的抚养期和负担期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通过强化地权稳定性促使其转出农地并外出务工。因此,在实践中执行农地流转政策时,应采取精准的农地转出激励措施,差别化对待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     

农地分配制度不是农地冲突的根本原因——基于湖北和湖南农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地冲突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在—些地方相当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探讨农地冲突的原因有助于化解农村矛盾及构建和谐繁荣的农村社区。本文利用笔者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收集到的数据,应用Logit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分配制度、非农就业收入及其差距和人力资本等可能引起农地冲突的因素的影响。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本文并没有发现农地分配制度是农地冲突的显著诱因,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农地在改革初期是按人口或劳动力平均分配的,其后的调整大多也是经农民自主协商按照市场规则完成的,并没有引起农民的明显不满,因而也就没有成为农地冲突的诱因。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收入差距和家庭人力资本对农地冲突的影响显著,非农就业收入越低,其差距越小,家庭人力资本越多,农地冲突发生的概率越大,是农地冲突的主要诱因。这表明非农就业收入越少,农民通过非农就业增加家庭收入的隧道效应越弱,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越大,农地就越重要,农地冲突越容易发生;家庭男性成员越多,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在打架斗殴和上访诉讼中越占优势,农地冲突也越容易爆发。因此,为了减少农地冲突,应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限制丛林行为。     

农地确权、确权方式与农地转出多维决策——基于云贵川1490户农户的调查

农地确权是否促进农地流转是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通过构建“农地确权方式”→“激励效应、交易费用效应、价格效应”→“农地转出多维决策”的逻辑框架,从确权方式的异质性视角为当前学界分歧寻求一致性的解释.基于云贵川3省1 490户农户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及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 表明:(1)简单地认为农地确权促进或抑制农地流转是欠妥的,农户农地流转决策与不同的确权方式有关,其中确权不确地方式显著促进了农户转出土地,而确权确地方式却不存在显著影响;(2)农地确权主要通过促使农地流转合约正式化降低交易费用,确权不确地方式进一步提高了农地流转的交易范围以及转出面积比重;(3)农地确权及不同确权方式均未显著推高农地转出租金.     

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的影响

完善农地产权制度是减少农户耕地抛荒的有力举措,然而相关的实证研究目前依然相对匮乏。文章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2017年和2019年两期面板数据,以新一轮农地确权为例,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有助于强化耕地数量保护。已完成新一轮农地确权农户的耕地抛荒概率要比未完成确权农户低3%左右。(2)农地产权稳定性主要通过促进农地转出和增加长期投资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施加影响。农地转出使得耕地得到重新利用,减少不必要的闲置,而长期投资将增加土壤肥力,减少边际耕地的抛荒。(3)在考虑新一轮农地确权前的农地产权稳定性之后,新一轮农地确权主要对先前没有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产权证书的农户有积极影响,而对有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产权证书的农户甚至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4)为精准识别新一轮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既需要区分农地确权时间,也需要考虑以往农地产权稳定性。如果不区分农地确权时间,新一轮农地确权的作用就可能会被高估;如果不考虑过往农地产权的稳定性,新一轮农地确权的作用也就可能会被低估。基于以上结论...     

论农地制度创新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建国以后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变迁过程，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现行农地制度的某些缺陷又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形成了效率性、功能性、市场性制约。为此，我们应当立足于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原则，构建农地财产权新框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培育起以农地承包权流转为主体的市场运行机制，有效地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就业计量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上亿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向城镇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而我国沿袭至今的劳动就业统计制度突出的缺陷是将三部分人--在农村从事纯农的农民,在城镇从事非农工作但户口在农村的农民工,游移于乡城间"亦工亦农"的农村劳动力--排除于劳动统计计量之外.不解决这部分劳动力就业的统计计量的问题,则很难准确回答"中国的失业率究竟有多高?".为此,确定严格的、便于与国际接轨的劳动就业标准,从而构建我国统一的、规范的劳动就业市场至关重要.本文着重探讨了游移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就业岗位、就业时间不固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失业不充分的计量问题.作者在对国内外就业和失业定义和计量标准进行比较和评价基础上,结合我国实情提出了以法定劳动力年工时为核心的劳动力流动性就业的调查和计量方法,并通过调查案例证实了它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农民工举家迁移决策的理论分析及检验

近年来,农民工以家庭形式进入城市务工经商逐渐增加,经典的迁移理论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现象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传统模型更多关注个体,而缺少对家庭进行整体性分析。本文以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决策机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多期动态模型,模型以生活成本为核心,分析了对城市生活成本信息的积累与修正,以及城市社会网络规模的变化对举家迁移的影响。模型表明农民工家庭中最初迁移者对城市信息的积累和家庭社会网络的扩大能够降低迁移成本不确定带来的风险,并促进举家迁移的发生。随后本文使用一项在北京市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是否举家迁移的Probit模型表明家庭结构、自经营的协同效应和务工的机会成本等影响迁移成本的重要变量都对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决策有关键性影响,验证了理论模型以迁移成本为核心假设的正当性。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举家迁移的家庭进程务工时间较长,其城市的社会网络规模也普遍大于非举家迁移者。实证结果表明模型对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基本特征给出了较好的解释。     

资本投入、耕地保护、技术进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的重要性,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走过的道路所证实。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都曾经或必将面对的重要课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是我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的动态模型和基于1978-2008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较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较少的土地资源禀赋是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始动力和内在根本原因,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镇,使得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下降,农地荒芜现象严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农业资本投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影响显著,增加农业资本投入,既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又能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两个效应相互作用或抵消,使得农业技术进步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所蕴含的启示是,中国在选择经济发展路径时,应该考虑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本国富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     

非农就业、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

农户向非农就业转移被认为是农地流转的主要驱动力，然而在非农就业非常普遍的情况下，农地流转率仍然徘徊不前。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发展通过改变非农就业农户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进而影响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驱动效应。基于湖北省农户家庭2018年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元离散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及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非农就业有助于增加农业生产服务外包进而促进农地转出、抑制农地转入；（2）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地转入；（3）若忽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供给的正向效应与需求的负向效应均被高估，这为现实中农户非农就业程度高与农地流转率低的矛盾提供了重要解释。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对农地流转市场的供需结构进行了重新塑造。     

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分析

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经济效应的影响,为农户权益保障提供参考。采用二值选择B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农户家庭经济收支状况,利用Match模型评估农地流转行为给农户家庭带来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比重、受教育程度、人均耕地、农田生态环境等资源禀赋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地规模经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能够有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3)农地转入或转出对农户家庭经济效益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农户根据家庭实际选择恰当的农地流转方式才能有效提升家庭经济福利水平。建议着力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借助市场力量实现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切实尊重农户意愿及保障农户权益。     

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与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

通过构建“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分析框架,分析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背后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不同性别的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与合约选择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理论研究表明,女性在家庭中起粘结家庭成员的作用,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更能体现家庭的“离农”,因而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男性是农户家庭在村庄中排他能力的标志,具有不可忽视的农地流转风险规避功能,因而男性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合约选择起决定性作用。利用全国9省(区)4772个农户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表明:①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面积占承包地面积比例增加1.06%;②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时签订关系型合约的可能性增加1.11%;③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意愿合约形式为无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63%,意愿合约形式为口头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29%,意愿合约形式为书面合同的可能性减少0.91%。这意味着,为了劳动力流转市场与农地流转市场更流畅地互动,应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营造一个更加合适、有利和公平的非农就业环境,这可成为未来农村劳动力就业扶持政策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促进正式契约与关系型合约的有机衔接,有利于农地流转合约的正式化与规范化,从而为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育提供有力保障。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变化研究

土地流转作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土地流转能否显著增加农民收入,达到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目的,现有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结论。本文在文献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和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分解(Shapley Value)方法,从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两个维度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参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土地流转使转入户家庭人均总收入和农业收入显著提高18.18%和72.46%,并且大规模转入的农户人均总收入的增加程度显著高于小规模转入农户,说明土地流转存在规模效应。土地流转对转出户的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不完善,没有显化租金;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先于土地流转,使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劳动力的释放作用不显著。(2)土地流转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为4.19%,排名第五,表明土地流转不是造成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和村庄特征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影响较大。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稳定土地租金水平,使转出户获得合理的租金收入;第二,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转入户农业经营收入,缩小农户与非农经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三,提高农户就业竞争力,促进劳动力转移,增加转出户非农务工收入。     

我国进城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解决好农民工的就业和居住问题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完成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关键一步，也是新时期我国各个城市面临的挑战。在本文中，作者认为目前我国庞大的进城农民工群体逐渐出现了分化的现象，根据农民工对居住的需求和最终归宿，我国的农民工可分为永久迁移型（或定居型）和非永久迁移型（非定居型）两种类型。永久迁移型（或定居型）农民工希望举家迁移到城市并成为城市的永久性居民，而非永久迁移型（非定居型}农民工希望改善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同时尽可能降低在打工期间的居住成本，他们最终会回流农村地区，而不会在城市购房或定居在城市。本文在分析两种不同类型农民工居住需求的特征和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进城农民工居住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策略联合决策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农村住户数据,采用多元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决策和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生计决策相互关联。总体而言,土地转入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正相关,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负相关。土地转出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正相关,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负相关。②土地流转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等生计策略的关系与农地流转规模相关,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土地转入与非农劳动力转移之间未有显著关系,与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但大规模的土地转入与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和非农就业决策显著负相关。③土地流转是否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决策还取决于地区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平原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决策未有显著关系,而机械化程度较低的高山、丘陵、高原等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和非农就业决策分别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替代程度的增强,土地流转对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效应减弱。政策建议是:①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劳动力市场发展,推动农户土地流转参与,促进转出户生计向非农专业化转移,促进转入户农地适度规模经营;②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提高农机和农技融合使用深度和广度,提高农机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增强转入户农业劳动力农地规模经营的能力,增加农业生产比较收益。     

农民非农收入与农村土地流转关系的协整分析——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农村土地流转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土地规模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而农地流转能否增加农民非农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是农地流转过程中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调查数据为例,采用协整方法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农地流转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却存在波动.同时,农民非农收入水平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而且早期农地流转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程度较弱.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加快发展非农产业,提供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与素质;培育完善农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及其影响因素作用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资源配置的必然过程,大规模的农地城市流转会给耕地保护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带来巨大压力。研究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及其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空间异质性对于揭示农地城市流转的复杂性,进而采取差别化的、有针对性的管制措施控制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在阐释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在经度、纬度方向上的变化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全域及局域自相关模型分析了省域尺度上中国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空间异质性,继而进一步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了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各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在水平方向上自西向东呈稳定上升趋势,纬度方向上在中国中部省份达到最高值并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省份逐渐下降,呈现倒"U"型。(2)全国范围内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关联特征,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局部自相关随区域而变化,体现出空间异质性。(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初耕地面积、第三产业比重四个因素影响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且影响程度随空间位置不同而变化,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影响程度在全国范围内空间分布较均匀外,其他三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呈现较大的空间异质性。因此,应在充分考虑空间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提高规划方案或管制措施的差异性和针对性实现对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有效管制。     

区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与非均衡度比较研究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是各国工业化成长阶段面临的共同问题.山东、河南作为全国34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前两位的人口大省,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且两省面积相仿,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课题上具有很大的可比性.以山东、河南两省为例,从转移地域类型、转移产业类型、转移人口类型、转移时同类型和转移收入5个方面比较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指标体系,对山东、河南两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性进行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