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与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

建立良好、和谐一致的环境法律体系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基础。《环境保护法》确立的环境目标责任制、排污收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等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需要变革与创新。许多新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亟待上升为法律制度。因此,《环境保护法》扮演着整合性环境立法的角色,修订时应持资源、环境与生态的整体观念。基于调研和理论思考,提出6点建议：提升立法层次、增强法律权威;确立环境优先、追求社会至善;制约行政权力、明确政府责任;提倡环境自治、保障公众参与;突破诉讼瓶颈、鼓励公益诉讼;理顺权责关系、提高管理效率,以期为《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全球实施《21世纪议程》的主要进展与趋势

从全球角度对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21世纪议程》的主要实施进展进行了总结.分析表明,全球经济实现了大幅增长,在消除贫困、推进城市化、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在有关国际公约和承诺的履行方面尚需付出巨大努力.通过对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和未来趋势进行的分析,认为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主要面临三大挑战,即重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构成的直接威胁加大、发展空间争夺更趋激烈和全球性民生问题凸显;全球可持续发展主要呈现四大趋势,即可持续发展进一步由理念向全球行动转化、全球向绿色发展转型、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国际关系呈现竞争性合作.     

沿江开发成就卓著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热烈祝贺《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创刊二十周年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创刊二十年来,刊物随着长江大开发的脉搏而跳动,科学地刻画了“长江战略”的实施历程,履行了为开发和保护长江鸣锣开道的“先声”使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长江产业带建设的综合研究”课题组论证了长江沿江产业带的建设目标和途径。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长江沿江已经建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国际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动机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同时,长江流域正面临着复杂、艰巨的资源环境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任重道远。长江流域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有无数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重大课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作为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强化个体规制必然能减少污染总排放吗?——来自《环境保护法》的经验证据

法治是应对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强调个体规制是环境法治对法治传统的一种承继,但整体观下的总行为规制理论认为强化个体规制并不能决定污染总排放的下降。因此,文章以2015年《环境保护法》的修订为节点,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环境保护法》修订前后中国环境司法强度和污染排放的变化,并进一步对二者间的相关性进行讨论,以期为总行为规制理论与环境法治的未来革新提供更为夯实的理论基石。文章通过研究得出了一个反常识的结论：《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显著提升了中国各省份的环境司法强度,显著降低了各省份的污染总排放量,但环境司法强度与污染总排放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即时或延时相关性。该结论意味着：传统环境法治强调且确实提升了个体规制的强度,但强化个体规制并不能成为减少污染总排放的充分条件。因此,环境保护法律应当实现“从个体转向整体”的革新,在坚持个体规制的同时,让地方政府为辖区内所有个体的总行为负责,确保总行为产生的污染排放结果处于环境承载力之内。     

新《环保法》与企业绿色创新:“倒逼”抑或“挤出”?北大核心CSCDCSSCI

新《环保法》的调整旨在加强环境规制水平,但其是否能够发挥“波特效应”存在争议。为检验新《环保法》在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的有效性,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DID)和手工搜集的绿色专利数据,实证考察新法实施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环保法》能够发挥“波特效应”,即“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其内在机理是:新《环保法》一方面通过引入可供公众监督的信息披露机制,提高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度,从而减少隐瞒环境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提高污染成本,进而“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处罚力度直接增强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成本,从而“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利润空间较小的低集中度市场、环境监管力度较轻的中西部地区和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地区的样本中,新《环保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倒逼”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积极推进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细化和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从而加强公众监督的可行性。同时,有必要加强《环保法》执法水平,并在监管和执法中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措施,将有限的执法资源向国有企业、低集中度市场、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地区倾斜,从而在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同时降低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本文研究结论不仅证实了新《环保法》在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的有效性,为“波特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更为发展企业主体、市场导向的绿色创新体系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