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综合公共安全管理模式及中国综合公共安全管理对策

中国政府将公共安全事件分为4大类,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众卫生和社会安全。中国的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包括在中央一级成立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以及针对上述4类公共安全问题相应组建的以管理自然灾害为主的国家减灾委员会;以管理事故灾难为主的国家安全生产委员会;以管理公共卫生为主的中国爱卫会和以管理社会治安为主的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在地方政府一级,一般与中央有关公共安全管理体制的机构相对应,也相应组建了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办公室和上述4类的公共安全管理的委员会。此外,国家出台了各类公共安全管理的应急预案,并针对一些主要的公共安全因素,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定和决定。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公共安全的管理体制是“以中央为主,中央与地方政府相互配合”。中国公共安全管理机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在灾前、灾中与灾后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今还没有一个政府部门就某一种公共安全因素承担全部的备灾、应急与恢复和重建任务。国家的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一直是以“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2003年SARS事件后,各级政府重视公共安全管理工作中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文章提出了区域综合公共安全管理模式,即灾区政府、企业、社区在灾前备灾、灾中应急、灾后恢复与重建的减灾全过程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此模式的指导下,针对中国公共安全管理体制与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改进中国各级政府综合公共安全管理的对策：一是加大公共安全信息的及时公开力度,建立国家和地方公共安全信息共享体系;二是建立公共安全管理的纵向、横向与综合协调机制,全面提高各级政府的综合公共安全管理能力;三是从源头上降低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频率,建立发展规划的“风险”评价制度;四是鼓励非政府组织在综合公共安全管理中发挥作用,建立社区综合公共安全管理体系;五是大力提高减灾资源的利用效率与效益,建设区域综合风险防范关键技术示范基地。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风险沟通难题——从心理学角度的观察

任何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一定会影响到公众的心理,而公众的心理行为反过来又会对事件的发展演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危机发生时期,相关政府部门尤其需要了解突发事件中的公众心理,并通过科学地发布风险信息来减轻和化解社会心理压力,同时引导公众正确地认知风险。从风险沟通的角度入手,以问题形式报告了心理学界在风险认知及行为决策方面所积累的研究,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方案的制定提供心理学方面的理论依据。     

大学城公共安全评价体系初探

随着大学城建设的蓬勃开展,大学城公共安全已成为一项关乎国计民生又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阐述了公共安全评价的研究现状,同时,参照当前国际上成熟的公共安全评价框架,基于脆弱性(风险)与(减灾)能力两个维度,初步建立了大学城公共安全评价指标的内容体系。并以广州大学城为例,对公共安全评价流程和结果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论证。结合具体的评价结果,针对大学城脆弱性风险防范和减灾能力建设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建议,以供大学城公共安全规划建设和发展决策参考。     

村镇公共安全评价体系研究——以河北省沧州市南大港一分区为例

将环境承载力评价理论引入到农村公共安全研究中,根据农村公共安全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选取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10个,基于鱼骨图分析法建立村镇公共安全体系。结合统计软件SPSS,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对村镇公共安全体系进行排序,找出影响村镇公共安全水平的重要因子,为改善村庄公共安全风险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结果表明:一分区各村公共安全承载能力差异较大,且基础设施承载因子和土地承载因子是影响村庄公共安全承载能力最重要因子,加大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的投入、有效利用闲置土地,可以较好地提高村镇公共安全承载能力。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综合体系研究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是城市管理与安全管理的综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寻求科学、合理、高效的创新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重要课题,是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在分析影响城市公共安全因素及灾害形成过程的基础上,简要阐述了公共安全管理理论及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城市公共安全综合管理体系,并从网络化层面、管理层面、技术层面、文化层面及法制层面等多个层面具体阐述了构建城市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议与对策,以期因地制宜地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机制。     

社区公共安全的思考

在经济建设、科技文化、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愈加热爱和珍视生命”。而由于人为及自然因素以及两者叠加造成的灾害事故,使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功能受到严重的威胁．城市公共安全问题面临空前的挑战。     

基于鱼骨图及主成分分析社区公共安全承载力与规划管理对策

近年来,对"居民满意度"的评价研究愈发重视,社区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场所,关于社区公共安全评价也尤为重要。建立定量化城市社区公共安全规划体系是促进社区公共安全发展的重要有效措施之一。根据社区公共安全承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选取6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运用鱼骨图分析法建立社区公共安全体系。在全国范围内选取的14个社区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上下限值,结合统计软件SPSS,采用主成份分析法(PCA),找出影响社区公共安全规划的主要影响因子。同时对选取的社区进行公共安全承载力排序,通过定量化分析提出公共安全规划与管理对策,为提高社区公共安全承载力提供参考依据。     

应用可拓学构建城市公共安全体系的研究

可拓学研究可提供解决矛盾问题的规律与方法。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目的是要解决灾害和事故的不可避免性与使灾害和事故损失最小化之间的矛盾。运用物元理论对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特点进行形式化表述，分析其发散性、可扩性、相关性和共轭性等，有利于寻找城市公共安全的基本矛盾，为城市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提供依据。在城市公共安全体系构建研究中引入可拓理论，有利于规划组建完善的城市公共安全体系。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体系研究

分析、定义了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体系的系统特征,以实体、技术、管理三个维度对体系进行了结构解析.设计了通过符合性审核和有效性审核的实施体系改进的流程.     

基于鱼骨图和主成分法的小城镇公共安全体系研究——以黑龙江宾县为例

基于鱼骨图法,引入环境承载力指标构建小城镇公共安全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法(PCA),结合统计软件SPSS对宾县17个乡镇的公共安全环境承载能力进行评价,找出影响公共安全环境承载能力的重要因子,计算出各乡镇公共安全承载能力的综合评价值,得到不同乡镇的公共安全承载能力排序。结果表明:各乡镇公共安全承载能力差异较大,且基础设施承载因子和土地承载因子是影响乡镇公共安全承载能力最重要的因子,加大公共安全和生态基础设施的投入、有效利用闲置土地,可以较好地提高城镇公共安全承载能力。     

降雨诱发公路滑坡社会风险评估∗

降雨诱发公路滑坡灾害威胁着行车人员的生命安全,评估公路滑坡社会风险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的公路滑坡社会风险评估方法无法考虑不同伤亡人数的年发生概率。针对上述不足,提出公路滑坡两类影响方式下不同伤亡人数的年发生概率计算方法,两类影响方式分别为运动滑体冲击行进中车辆和运动车辆碰撞已滑落滑体。提出的方法被用于评估香港地区青山公路某滑坡社会风险。首先基于中国香港历史滑坡数据统计获得降雨诱发该滑坡的年发生概率,之后采用经验公式预测该滑坡可能的滑动距离,最后基于全概率理论对两类影响方式下不同伤亡人数的年发生概率分别进行计算,并基于F?N 图对社会风险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不同类型车辆人员的伤亡风险互不相同,运动滑体冲击行进中车辆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低于运动车辆碰撞已滑落滑体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     

巴西：生物能源的发展

巴西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有8.5亿公顷土地,其中4.44亿公顷可用于农业生产,生物能源的发展空间巨大。作为推动生物燃料业发展的先锋．巴西在生物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一直居世界领先地位．积累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宝贵经验．成为当前生物燃料业发展最为成功的典范。巴西将在今后两年内增加大约5.65亿美元资金用于农业科研．以加强农业的竞争力,推动乙醇燃料和生物柴油的生产及推广。     

大聚焦:踩踏事件的导火索

近年全球发生的重大踩踏事件: ☆2010年10月24日,肯尼亚发生体育场踩踏事件,造成7人丧生,数十人受伤. ☆2010年7月24日,德国杜伊斯堡市"爱的大游行"电子音乐狂欢节发生踩踏,致21人死亡,大约500人受伤.     

Diagnosis of famine: a discursive contribution

This paper recommends the incorporation of an additional discursive dimension in famine diagnosis that draws on the number of reports referring to famine in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CHA)'s ReliefWeb database. Present‐day diagnostic tools already apply the principle of triangulation with multiple indicators; the addition of a discursive diagnostic dimension would enable even more refined analysis, allowing more forcefully for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aspect of change. The newly devised discursive famine indices are used both to identify famines—in Ethiopia (2000), Malawi (2002), and Somalia (2011)—and to analyse key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amine. The study finds that income (or poverty) together with state fragility appear to be the major determinants of cross‐country variations in famine reporting, while political regimes do not appear to have any independent effect. The indices appear largely robust with regard to concerns about cross‐country, semantic, and temporal biases.     

人造卫星--抗灾先锋

2001年9月11日以后,整个世界变了;2004年12月26日以后,世界是否也全变了?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以减少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破坏?     

Burm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olence

Protracted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Burma have been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of the opium industry, Burma's single financial success in recent years of economic crisis and authoritarian rule. This in turn has fed violence and subsequent humanitarian crisi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underly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nflict has been overlooked, while conflict itself has been treated as a peripheral factor in questions of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that the opium dynamic is a vital factor in continued violence and vulnerability for non-combatants in the region.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identifying the beneficiaries of violence, will offer a more holistic and effective approach to the protracted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