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值法研究大气总量控制的环境质量达标保证率

在总量控制区用A值法实行总量控制后,总量控制区在符合污染物年允许排放总量限值时,污染物的日平均浓度和小时平均浓度不一定能达到国家或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为了反映总量控制区环境质量达标情况,本文提出了A值法研究大气总量控制的环境质量达标保证率的概念,通过总量控制A值法的基本原理,给出小时／日环境质量达标保征率的量化公式,经过分析得到;环境质量达标保证率与污染物种类有关,同一污染物的保证率与A值的年分布情况密切相关。同时利用长江下游某地的2000年气象资料分析该地区A值的变化趋势,求得该地区SO2和N02的小时保征率分别为97．4％、90.2％,日保征率分别为90.2％、79．5％。     

环境政治视角下的美国空气治理——评刘向阳的《清洁空气的博弈》

正《清洁空气的博弈》是以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塞缪尔·黑斯的环境政治史理论为分析框架,来考察20世纪中后期美国空气污染治理及其衍生的政治关系的一部专著。作者以政治维度和视角,考察不同环境主体在治理空气污染中发生的权利冲突和政治博弈,探讨这些行为者在权利与利益的驱动下相互结成的复杂关系是如何影响空气污染治理的。这种将环境问题与政治史结合起来,剖析环境治理中衍生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在国内是一种创新尝试。     

新《环境保护法》中的区域合作制度

《环境保护法》第20条建立了环境区域保护合作制度的雏形,突出了环境治理的效果导向、协调机制的统一导向和契约精神。新制度也存在明显不足,未能提升到区域合作的战略高度、构建配套的机制保障和健全地方政府协商的具体制度,从而尚未完整确立地方政府的区域合作制度。完善的路径可分为三个层面：于宏观层面借鉴国外区域合作模式;于中观层面构建政府区域合作保障机制;于微观层面健全区域行政协议制度。     

从《环境影响评价法》看我国当前环境评价制度的进步与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颁布，促进了我国环保影响评价制度中的进步和发展，但也留下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困境与对策——以环境知情权保护为视

环境知情权既是公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又是环境保护的必要民主程序。本文在分析中国环境知情权的法律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基础上,提出了加强环境知情权保护的法律对策。     

以加强对政府环境责任的监督为核心修改《环境保护法》

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性问题,这决定了环境保护法应是一部以行政规范为主的法律,由此赋予了政府可根据客观现实对企业、公民涉及环境的权利义务做出相应调整,政府环境责任和环境治理绩效也由此产生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于发展阶段、政治架构的影响,地方政府面对环境与经济矛盾时更多选择的是经济而非环境,因此政府的环境责任并不简单在于环境主管部门,而在于整个政府。笔者认为要严格禁止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和主要领导人的不当干预,必须确保政府的可诉权和环境公益诉讼的实现。在经过各方利益的博弈之后,《环境保护法》将体现它的基本功能。     

空气污染物的时空演化及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本文以2006—2015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地区不同部门因能源消费而产生的典型污染物排放量,然后利用LMDI模型,对空气污染进行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CO_2、SO_2、PM_(2.5)与PM_(10)等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均呈现先快速增长后缓慢减少的趋势,排放的峰值多出现在了2013年,而NO_x则一直保持增长的趋势。其中,电力与工业部门是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源,但对排放量贡献呈减少趋势,生活部门与交通部门污染物排放量则逐步增长,尤其是对PM_(2.5)与PM_(10)排放量的贡献不可忽视。人口与经济增长对污染物排放量起到了正向拉动作用,经济因素的驱动作用最为明显,其效应值呈现先小幅增加后大幅下降的趋势,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有抑制作用,其对污染物排放的效应值仅次于经济因素,而能源结构变化的效应很小。     

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社会变革——写在《环境保护法》修订之前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背负着环境重压的"中国奇迹"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特例,因此有必要修订《环境保护法》,并将它提升为国家的"基本法"。前提是必须清醒认识中国环境形势的严峻性以及导致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重新审视目前和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将"符合天道和人道的发展观"确立为社会整体的核心价值观,从宏观上缓和资源环境压力,遏制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从环境法制转向生态法制——评新《环境保护法》的亮点与不足

新《环境保护法》在立法理念的生态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完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基本符合新时期环境、资源和生态保护领域基本法的要求,有诸多亮点。但是,从环境资源法的发展趋势——从＂重在利用或重在资源、反污染＂的环境法制转向＂重在系统＂的生态法制而言,存在＂环境＂的定义没有与时俱进、生态监管体制尚未厘清、自然环境及资源保护的规定仍不完善等不足。     

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制度的困局与出路——以公私法融合为视角

我国正在推行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着内源性与外源性的问题,即以纯粹的私法思维主导政府索赔制度存在逻辑障碍,无法反映政府索赔制度的全貌,以公法模式应对生态环境损害也面临着适用困境.究其原因在于\"非公即私\"式的解释路径.随着公法与私法的交融渗透已成为趋势,可建立公法与私法协作的模式来解决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理论与实践...     

政府部门建立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探讨

本文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出发，论述了政府部门建立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从9个方面阐述了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重要意义。     

土壤环境质量管理体系构建的战略思考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管理体系正在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偏到正,在国家环境质量管理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在土壤环境质量管理体系中,土壤环境质量是体系的决策核心和实现目标,是衡量实施力度和保障措施的直接标尺;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公众参与、市场调节是土壤环境质量管理体系的组织执行主体,共同开启了\"四元共治\"的局面;法律完善、风险管控、高效实施、强力监管、科技应用是实现土壤环境质量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体系完善的保障手段。本文旨在根据土壤环境质量保护历程和基础理论,从决策核心、执行主体、保障手段三个层面提出了土壤环境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构想,在新的形势下,土壤环境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更需要统筹规划和创新设计。     

建立与完善清洁生产环境标准体系

论述了建立与完善清洁生产环境标准体系是促进清洁生产全面发展和实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必要条件。并说明了建立的原则、框架、作用及完善步骤。     

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现状分析及“十二五”发展思路

我国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工作起步晚、发展慢,仍与国家标准存在较大的差距。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的基本思路逐步由传统的保障总量削减目标实现、加严污染排放控制,向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环境安全以及实现区域联防联控并重转变。以北京、上海、广东等主要省市地方标准现状为例,分析了地方标准的工作难点,并探讨了\"十二五\"时期地方标准发展的思路。     

Moving from agenda to action: evaluating loc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s

Climate change is conventionally recognised as a large-scale issue resolved through regional or national policy initiatives.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to directly evaluate loc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s. This study examines 40 recently adopted loc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s in the US and analyses how well they recognise the concep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prepare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oc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s have a high level of ‘awareness’, moderate ‘analysis capabilities’ for climate change, and relatively limited ‘action approaches’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The study also identifies specific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quality of these local jurisdictional plans. Finally, it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planning for climate change at the local level.     

我国生态环境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研究

生态环境规划是国家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职能的重要依据,对引领和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至关重要。编制实施好生态环境规划,实现技术规范化是基本要求。长期以来,生态环境规划编制技术规范程度较低,尚未形成编制技术标准规范体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规划编制实施的科学性、严肃性和实施效果。因此,开展我国生态环境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研究,全面促进生态环境规划体系的系统化构建,对于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回顾了我国生态环境规划体系及技术标准发展情况,分析了国土空间、水利、交通等领域规划技术标准发展情况,结合生态环境规划特点和生态环境规划管理需求,提出制定包含综合类、基础类、编制类、评估类等四类技术标准的生态环境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建议按照综合类标准先行,基础类标准、编制类标准和评估类标准并行的安排,分批次推进相关技术标准研究起草,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规划的规范性、科学性,服务支撑美丽中国建设。     

北京市居民家庭水—能消费活动碳核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和通州区1320份居民家庭水—能消费行为调查问卷为样本,采用参数估算方法,核算了家庭洗澡、做饭、清洁、制冷供暖四类主要水—能消费行为的人均用水量、用电量、用气量和碳排放量,运用统计检验识别了不同人群的主要消费行为、碳排放特征,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人群的各种消费行为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家庭水—能耦合行为相关的人均用水量为26.9 m~3/a、电耗为254.1 k W·h/a、燃气消耗量为27.8 m~3/a,分别约占家庭全年消耗/排放总量的65.6%、31.8%和50.4%。水—能耦合行为相关总碳排放量包括居民家庭能耗直接碳排放量和水耗的水资源生产和处理过程间接碳排放量。案例地区居民家庭水—能耦合相关总碳排放量为376.7 kg CO_2/a,占家庭总量的40.1%,其中间接碳排放量为36.1kg CO_2/a,远低于直接碳排放量。这一结果说明城市水、能资源和碳排放协同管理需要重点关注消费端。从消费行为来看,家庭用水量中洗澡和做饭占比最高;用电量中不同季节行为差异较大,冬季洗澡用电占比最高,夏季制冷用电占比最高;各个行为的碳排放量在不同季节也有显著差异,其中冬季和春秋季洗澡碳排放量较高,夏季制冷碳排放量较高;高用水量人群洗澡和做饭行为的用水量绝对量和占比均较高,高碳排放人群的洗澡碳排放绝对量和占比均较高。从影响因素来看,洗澡行为变量对总碳排放量的影响作用高于做饭和清洁行为。研究表明,关注不同类型居民家庭的水—能耦合关系及相应的碳排放,尤其是洗澡和制冷行为,是家庭碳减排高关注度的优先领域。     

油气田开发对湿地的影响及保护措施

湿地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及合理利用,在当今国际已普遍受到重视。我国石油勘探开发活动对湿地的影响,大体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类。直接影响主要由污染物排放;机械和人类活动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油田设施占用地面;围湖或围海等构成。间接影响主要指影响湿地的水文条件及油气田开发带动其它资源的开发和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了减少油气田开发对湿地不利的影响,编制了《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建立了湿地保护的专门管理机构,并进而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十四五”时期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挑战、需求与应对研究

\"十四五\"时期是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环境质量改善成果、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生存环境的关键时期。展望\"十四五\",应从发展的视角看总量控制与环境质量控制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在考虑历史因素的基础上兼顾地区间的公平与效率,切实发挥环境管理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迈向\"环境质量导向的总量控制\"。要落实改进总量控制和质量控制效果的新举措,进一步推动建立环境质量与总量控制的量化联动关系,推动城市—单元—行业的精细化总量控制管理,丰富总量控制要素,强化服务于总量控制的能力建设,建立总量控制目标下公平的环境责任划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