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er Consumption Habit in General Population of Shanghai and Beijing, China

饮用水是人体暴露于有毒物质的重要暴露源,为了定量描述饮用水中污染物对暴露人群所造成的危害,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对饮用水的健康风险评价做了大量的研究. 通常,健康风险评价需要污染物毒理学数据和暴露人群的暴露剂量数据. 目前,针对很多的有毒污染物,国际上已经建立了应用于健康风险评价的毒理学数据库,同时积累了大量可用的有效数据. 而对于暴露人群的暴露剂量数据,则是健康风险评价所要研究的重点. 正确估计暴露人群的暴露剂量需要消费者提供大量的消费信息. 例如,暴露人群每天消费的饮用水水量. 美国环保局(EPA)认为成人每天消耗的饮用水水量为2L·d-1,此外,饮用水的消耗量会随着暴露人群的身体活动状况和所处环境状况(温度,湿度等)的改变而改变. 目前,许多研究都是关于饮用水消费信息的,总体来讲这些研究结果基本上与美国环保局所采用的饮水消耗数据相一致.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居民有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的饮用水消费方式,如果在进行中国居民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过程中应用美国环保局的假设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工作在我国开展并不多,尤其缺少中国居民饮用水消费习惯的数据库. 这些客观条件使得在我国进行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时只能从基础做起,积累有效的数据. 本研究以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2002年到2004年分冬夏两季分别进行了4次饮用水消费习惯调查. 研究采用随机入户方式(2004年至2005年),与中央电视台-索福瑞联合调查有限公司合作进行. 参加调查的家庭从中央电视台入户收视率调查的基础数据库中随机抽取,在抽取过程中兼顾了不同城区、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收入水平等因素. 研究表明,北京和上海居民冬夏两季的日均饮水量分别为2.2L·d-1、1.7L·d-1、2.0L·d-1和1.8L·d-1,这一结果和美国环保局的假设基本一致. 同时本研究考察了性别、年龄、职业和季节对应用水消费习惯的影响. 研究表明,日均饮水量随年龄的增加有增加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北京的夏季调查中趋势明显(p=0.01);男性的日均饮用水量大于女性,在上海冬季和夏季调查中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冬季：p=0.01;夏季：p=0.04);季节也同样影响被访者的日均饮水量,但是在4次调查中均未发现显著性差异. 在北京冬季和夏季的调查中均发现了工作地点对饮用水消费习惯的显著影响(夏季p=0.01 和冬季p=0.00). 研究同样考察了居民饮用水消费类型,调查结果表明,煮沸后的自来水是中国居民最主要的日常饮品(上海夏季：58.3%;上海冬季67.9%;北京夏季：42.7%;北京冬季：60.0%). 同时消费桶装纯净水的被访者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上海夏季：36.2%;上海冬季：24.7%;北京夏季：30.7%;北京冬季：60.0%). 研究同时表明,在中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牛奶和豆奶已经成为重要的日常饮品. 极少量的居民(北京夏季：10.7%;北京冬季5.7%;上海夏季1.2%;上海冬季0.6%)有直接饮用自来水的习惯. 研究表明滞留水(在自来水水管中滞留6h以上的自来水)是对人体健康影响最大的水,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中国居民几乎不直接饮用滞留水. 当前,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展开,但是这一技术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本研究作为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的前期工作,为其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数据.     

上海市居民暴露于多环芳烃的健康风险评价

为研究上海市多环芳烃类有机污染物对人体产生的潜在健康危害风险,结合上海市人群状况,采用多介质-多途径暴露模型,评价上海市居民暴露于多环芳烃的暴露量及由此导致的健康风险,分析不同环境介质、暴露介质及暴露途径的风险贡献率,并结合蒙特卡罗方法分析研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实际评价时,根据上海市的实际情况,我们选用了部分美国环保局推荐参数,剩余的评价参数根据国内的相关文献,我们进行了修正,以使暴露模型更较好的接近上海市真实暴露场景,提高模拟的准确度和精密度。结果表明：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对16种PAH化合物（PAH16）的日均暴露量分别为1.27×10-3、8.90×10-4、7.49×10-4 mg·kg-1·d-1,主要暴露途径是膳食暴露,此外呼吸暴露也占有一定的比重,皮肤暴露作用很小。膳食暴露中对总暴露贡献最大的食品是粮食、肉类、鱼类。高环化合物主要来自肉类和鱼类。2环、3环、4环、5环和6环化合物对总暴露谱的贡献依次减少。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上海市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由于 PAHs 暴露引起的平均致癌风险为7.20×10-6、6.13×10-6、4.44×10-6 a-1,上海市多环芳烃类污染物居民人体健康风险度高于可接受健康风险度标准。上海市女性对多环芳烃的暴露量高于男性,女性健康风险平均值亦高于EPA标准值。上海市多环芳烃人群暴露与天津、北京和兰州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各项参数中,粮食、蔬菜摄食量和相应的多环芳烃（PAHs）残留浓度是影响暴露的重要因素。通过蒙特卡罗模拟得到各年龄段人群对多环芳烃（PAHs）的日均暴露量的分布特征,各输出变量均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太原地区食物中的林丹残留与人群摄食暴露(Oral Intake of Lindane by Population in Taiyuan)

尽管我国有机氯农药已禁用多年,但环境和食物中仍有有机氯农药残留.以太原市为研究区域,采集了代表性的6类24种食物,测定了林丹残留量,分析了太原人群对林丹的口摄暴露风险.研究结果表明,24种食物中林丹残留量在未检出到1.5ng·g-(1湿重)范围内.残留量较高的为鱼、水果、蔬菜和肉类.多数食物残留浓度高于2005～2007年北京和沈阳类似调查的结果.与历史数据(1992、2000年)相比,食物中林丹残留浓度大幅度下降,动物类食物下降1～2个量级,蔬菜和水果降幅较小.目前各类食物中林丹残留量均低于国家和欧盟的相应标准.平均而言,各年龄段人群日均口摄暴露量也低于美国环保局的标准,但由于食物残留浓度、个体体重及膳食结构变异较大,导致个体暴露水平差别很大,各年龄段,特别是成年人中有少数人日均口摄暴露浓度超过美国环保局制定的0.3g·kg-1·d-1的允许标准.     

兰州地区人群对多环芳烃的暴露及健康风险评价

采用多介质-多途径暴露模型,评价兰州地区居民暴露于多环芳烃的健康风险,分析风险来源、暴露介质及暴露途径,并结合蒙特卡罗方法分析研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结果表明,兰州地区居民中男性和女性对环境中多环芳烃的终身日平均暴露量分别为4.55×10-4和5.07×10-4mg.kg-1.d-1。暴露途径中食物摄取是最主要途径,食物中贡献较大的为谷物。相应的男性和女性的健康风险度分别为4.12×10-5.a-1和4.80×10-5.a-1,兰州地区多环芳烃类污染物居民人体健康风险度远远高于可接受健康风险度的标准。兰州地区女性对多环芳烃的暴露量高于男性,女性健康风险平均值亦远远高于EPA标准值,兰州地区女性乳腺癌发病率较高可能与长时间低剂量多环芳烃暴露有一定的关系。兰州地区多环芳烃人群暴露与天津和北京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     

沿海和内陆地区居民汞暴露量对比

通过对沿海和内陆居民食用水产品消费情况调查以及居民头发汞含量的分析,对不同地区普通居民的汞暴露水平进行了对比研究.居民水产品的消费情况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沿海地区大连和内陆地区河南两地普通居民进行了随机调查,并同时采集被调查者的头发作为汞暴露情况的生物样本.本次研究共收集到有效调查问卷及头发样本213份(大连112份;河南101份),两地居民水产品消费量分别为:大连104 g.d-1,河南74 g.d-1;收集到的头发样本采用DMA-80测汞仪(按美国EPA-7473的方法)进行总汞含量的测定.头发总汞含量分析结果显示,大连为(0.363±0.256)μg.g-1,河南地区为(0.192±0.167)μg.g-1.两地区对同一年龄段居民发汞水平比较发现,大连地区居民发汞水平明显高于河南地区.以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参考剂量1μg.g-1作为发汞基准,大连地区的超出比例为3%,河南地区的超出比例为1%.该研究结果为了解我国普通居民的汞暴露情况以及后续的汞暴露风险的定量计算提供了基础数据.     

江苏省自来水中邻苯二甲酸酯的污染特征及风险评估

为了解江苏省不同地区自来水中邻苯二甲酸酯(phthalate esters,PAEs)污染特征与风险水平,采用固相萃取-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SPE-UPLC-MS/MS)定性定量分析法,对江苏省沿江8市40户居民自来水中6种优控PAEs进行检测,分析了PAEs的污染水平,并开展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结果表明,PAEs在40份水样中均有检出,∑PAEs检出范围为4.10—14.23μg·L^-1,平均值为(8.43±2.76)μg·L^-1.DBP和DMP是自来水中PAEs的主要组成成分,约占∑PAEs总浓度的50%,其中DBP检出率为100%.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江苏省居民自来水中PAEs浓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加热煮沸过程可以降低自来水中PAEs浓度,但程度有限.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显示,研究区域内DEHP的致癌风险指数均小于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1×10^-6),∑AEs的非致癌风险指数处于8.18×10^-3—1.92×10^-2,远小于1.江苏省沿江8市居民自来水已受到...     

区域环境中多环芳烃的皮肤接触暴露水平

通过实例介绍污染物-皮肤接触暴露的量化方法.选择了多环芳烃污染较严重的天津市,计算了该地区人群通过2种主要皮肤接触途径(皮肤-降尘接触和皮肤-洗浴水接触)对区域环境中16种PAH化合物(PAH16)的皮肤接触暴露与健康风险.儿童、青少年和成人三个亚群对PAH16的日均皮肤接触暴露量分别为3.41×10-2、2.68×10-2、1.95×10-2μg.kg-.1d-1.终生加权暴露量为2.20×10-2μg.kg-1.d-1.不确定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至少50%人群对PAH16暴露量在2.00×10-2—4.00×10-2μ.gkg-.1d-1范围内,暴露量极高和极低的人都很少.在16种化合物中,皮肤接触暴露优势化合物是Phe,F la,Pyr,Bap和Baa.皮肤途径终生加权暴露对总暴露量的贡献很低(1.06%),换算为BaP等效浓度(BaPeq)后则增加到6.00%.人群由于PAH16皮肤接触暴露所导致的平均致癌风险为8.1×10-7a-1,并未超出最大可接受风险1×10-5a-1.     

常州市浅层地下水重金属污染对城区、城郊居民健康风险评价

采用美国EPA推荐的风险评价模型,同时考虑研究区人群基本情况和生活习惯等,进行推荐模型的参数优化,建立适合研究区人群的风险评价方法,并对城区、城郊不同暴露途径下地下水污染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常州城区饮水暴露途径与皮肤暴露途径致癌风险男性分别为2.79×10-3和2.81×10-5,女性分别为1.87×10-3和2.45×10-5;非致癌风险男性分别为3.48×10-6和3.79×10-5,女性分别为2.27×10-6和3.01×10-5.城郊饮水暴露途径与皮肤暴露途径致癌风险男性分别为1.26×10-3和1.32×10-5,女性分别为9.77×10-4和1.18×10-5;非致癌风险男性分别为4.07×10-6和3.43×10-5,女性分别为2.14×10-6和9.71×10-6,风险水平均处于可接受范围内.敏感性分析表明饮水暴露途径下各因子的敏感性在-19.8%—20.1%之间,皮肤暴露途径下各因子的敏感性在-14.8%—16.1%之间,对研究区人群暴露参数进行调查实测,降低了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研究浅层地下水的健康风险评价,对合理开发该区域地下水资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健康风险评估方法在中国重金属污染中的应用及暴露评估模型的研究进展

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环境质量日趋恶化.随着健康意识的增强,人们越来越重视污染物暴露人群的健康风险评估.与其他污染物相比,重金属污染区域广,重金属暴露人群多且集中.为了研究重金属暴露条件下人群的健康风险,USEPA 模型、统计模型、地理信息系统、可给性研究的方法已被中国不同学者应用.暴露评估模型作为污染物暴露人群健康风险评估的主要环节,国外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相关研究在中国还处于空白阶段.对中国近年来在城市表层土壤（灰尘）、矿区土壤、膳食、地下水和饮用水、大气颗粒物进行重金属风险评估中应用的健康风险评估方法,进行了归纳和评述,并对欧美常用暴露评估模型：环境暴露评估模型、膳食暴露评估模型进行了介绍.中国健康风险评估工作起步晚,在评估的各环节均存在很大缺陷.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群对环境健康风险认识的深化,健康风险评估将成为中国热门研究领域之一.污染的环境行为、剂量一效应关系、模型、风险信息等方面,将是未来中国健康风险评估研究的重点.     

多氯联苯的膳食暴露及健康风险评价研究进展

多氯联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s)作为一类人工合成的氯代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极易通过生物富集作用在食物链中累积和传递,从而对人体健康构成极大的威胁.研究表明,膳食摄入PCBs是普通人群最主要的暴露途径.因此,不少国家陆续开展了针对普通人群的PCBs膳食暴露的调查研究.本文对国内外普通人群的PCBs膳食暴露水平及其健康风险评价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为后续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特大城市水资源消费及其与经济和气候的关系——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为例

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三个不同地理纬度、经济较为发达的代表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多项式模型把气候耗水量从水资源消费总量中分离出来,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探讨三个城市水资源消费变化及其与经济和气候的关系。研究表明:城市万元GDP用水量与经济水平有明显的对数相关关系,一般都随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下降,三个城市中,上海的水资源利用率最高,广州居中,北京最低。温度是影响城市气候耗水量的主要气候因子,在1986—1991年,三个城市的气候耗水量与温度的相关性不明显,自1992年以来,气候耗水量与温度距平值的波动趋势愈来愈密切,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水资源消费与温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饮用水中的五氯苯酚

建立了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检测饮用水中五氯苯酚(PCP)。选用ZORBAXXDB-C18柱(50mm×2.1mm,3.5μm)为分析柱,流动相为V(甲醇):V(纯水)=88:12,流量为200μL·min-1;质谱条件选用气动辅助电喷雾离子源(ESI),检测方式为负离子多离子反应检测(MRM);PCP标准曲线线形范围为0.1～100μg·L-1;方法加标回收率达到90%以上;相对标准偏差为2.31%～2.92%(n=5);方法检测低限为0.1μg·L-1。结果表明该方法快速、简便、准确、灵敏、特异,适用于饮用水中PCP残留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饮用水中的五氯苯酚

建立了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检测饮用水中五氯苯酚（PCP）。选用ZORBAXXDB-C18柱（50mm×2．1mm,3．5μm）为分析柱,流动相为V（甲醇）：V（纯水）=88：12,流量为200μL·min-1;质谱条件选用气动辅助电喷雾离子源（ESI）,检测方式为负离子多离子反应检测（MRM）;PCP标准曲线线形范围为0．1～100μg·L-1;方法加标回收率达到90％以上;相对标准偏差为2-31％-2．92％（n=5）;方法检测低限为0．1μg·L-1。结果表明该方法快速、简便、准确、灵敏、特异,适用于饮用水中PCP残留的测定。     

Perfluorocarboxylic acids (PFCAs) and perfluoroalkyl sulfonates (PFASs) in surface and tap water around Lake Taihu in China

Perfluorinated compounds (PFCs) are ubiquitously distributed in the environment mainly as perfluoro-carboxylic acids (PFCAs) and perfluoroalkyl sulfonates (PFASs). In this paper, six PFCAs and two PFASs were quantified in surface and tap water samples from 12 sites around Lake Taihu near Shanghai City in East China. Predominant PFCs were perfluorooctanoic acid (PFOA) and 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 (PFOS), of which the concentration ranges were 6.8–206 and 1.2–45 ng·L⁻¹, the geometric means were 35.3 and 9.4 ng·L⁻¹, and the median (quartile range) values were 31.4 (34.4) and 10.4 (10.7) ng·L⁻¹, respectively. Other PFCs were also detected but in much lower concentrations than PFOA. The sources of the PFCs were expected to be direct industrial discharges in the Lake Taihu area, and this area was also a possible source of PFCs contaminations in Shanghai district in the downstream. PFCs distributions were found different in the upstream, downstream and north part of Lake Taihu. Occurrences of PFCs in the tap water in Lake Taihu area indicated their exposure to the local people. A brief estim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by PFCs implied no acute or immediate risks from PFCs to local human health, but chronic risks from PFOA in the tap water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downstream regions.     

我国部分城市和地区居民尿氟含量与饮用水氟含量的相关性

对中国22个城市、2个直辖市和饮水氟含量极高的河北省霸州地区4个村庄的饮用水氟含量与当地18岁左右居民尿氟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全国大部分城市饮用水氟含量处于低水平。而包括氟中毒地区在内的全国部分城市和地区饮用水氟含量与尿氟含量存在正相关关系,表明相对其它摄取氟元素渠道来说,饮用水仍然是中国居民氟的主要摄入来源。     

马鞍山市住宅冬季能耗调查

对马鞍山市60户住宅冬季能耗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了住宅建筑、采暖设备等的内容与特点,统计了冬季电、天然气和水的消耗,得出马鞍山市住宅冬季能耗相关指标;并比较了马鞍山市与长沙、上海等城市住宅的能耗调查结果,比较结果表明：虽然马鞍山市冬季平均能耗比同气候地区的大城市低,但采暖电耗并不比大城市低。     

Malaysian households' drinking water practices: A case study

Malaysia has abundant water resources and adequate rainfall and yet the nation has water shortages and water quality problem. Various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o address water issues but, in spite of thes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drinking water is still one of the main concerns of Malaysian consumers today. An exploratory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awareness of respondents on water issues, assess their perception on drinking water quality, and identify measures undertaken by households to improve drinking water quality and to determine sustainable water practices. A cross-sectional research design, utilizing a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urban residents of Seremban town. Data showed that each household had a mean of five members, with an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of RM3788.00 (US$1000). The respondents were Chinese (70%), Indian (23%) and Malay (7%). The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rated the quality of water supplied to their house as poor (70%), while 16% rated it very poor. The respondents indicated that colour, odour and taste were the main problems with their tap water. Due to the poor tap water quality perceived by respondents, most took additional measures to improve its quality. Most (85%) purchased domestic water filters, 41% boiled water and 17% bought bottled water. The reasons for purchasing water were: concern for health, perception of poor tap water quality, and increasing water contamination and pollution in the country. Almost a quarter of respondents that had water filters mentioned the convenience because they did not have to boil water. Sustainable use of water by respondents was moderate, with a mean of 2.9 on a scale of 1 (never) to 4 (all the time). Some aspects of conservation, such as the promptness of repairing leaking pipes, planning activities to conserve water, and method of car washing could be improved.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different water technologies are discussed. Sustainable water practices are also proposed.     

北京市不同区域大气气溶胶粒子中水溶性离子的特征

在北京市两个区域同时采集不同粒径的气溶胶粒子,利用离子色谱分析了样品中的水溶性无机离子组分．研究发现,城乡结合带采集的总水溶性离子浓度比郊区高．两地水溶性离子浓度有明显的季节变化趋势,SO4^2-浓度冬季最高,而夏季许多离子浓度普遍较低,NO3^-质量中值直径随季节变化有明显的不同．Na^ 浓度受地表植被影响较大．两地NO3^-,SO4^2-,NH4^ ,K^ 四种离子间的相关系数很好,可能是因为这些离子的来源相似．     

Life cycle assessment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of residential and drinking water supply systems in Hanoi,Vietnam

In many Asian cities the public water supply is characterised by low pressure, frequent interruptions and occasional contamination. Hence, private households have to store water and increase pressure individually to ensure an uninterrupted supply at sufficient pressure and water for drinking has to be boiled or supplied separately in bottles. In this study the present water supply system in Hanoi and a number of modification options were analysed from an environmental point of view through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most sustainable solutions for future water supply. It was found that the boiling of water for drinking was the largest source of impacts in the present system. Impacts could be reduced significantly if the public supply network was improved and private pumping and storage could be avoided and if the water could be used directly for drinking. It was also found that impacts could be reduced if consumers used bottled water for drinking instead of boiling tap water. Finally,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even if drinking water cannot be supplied directly through the public network, a reliable public water supply at high pressure is environmentally advantageous. Sensitivity analyses revealed that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likely to be applicable to other cities with similar water supply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