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足迹动态变化效应的分解分析

通过完全分解模型,把生态足迹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足迹强度3种因素的变化效应,为定量研究影响环境压力的因素提供一种思路。对武汉市1995～2020年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的研究表明:生态足迹变化是由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不同时期各因素对足迹变化所发挥的效应不同;总的看,经济规模的增长助长总足迹的增加,而足迹强度的降低对总足迹的扩张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产业结构的变动先是对生态足迹的增长起遏制作用,随后对生态足迹的增长起促进作用。     

环境科学一般问题

X-1 200501276 中国污染变化的主要因素-分解模型与实证分析/陈六君(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北京师范大学.- 2004,40(4).-561-568 环图N-23 利用分解分析方法将中国工业污染变化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清洁技术效应和污染治理效应,并通过计量回归模型分析收入水平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分解分析表明:1992-2000年期间,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增加工业污染,其中规模效应占主要部分;清洁技术效应与污染治理效应减少工业污染,其中清洁技术效应占主要部分。计量模型的结果是:结构因子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广义技术因子与人均GDP 之间存在对数线性关系,人均污染与人均GDP之间不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图4表4参13     

中国1990~2004年生态足迹动态变化效应的分解分析

通过构建生态足迹分解模型,论文将中国1990~2004年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足迹强度这3种因素的变化效应,并对各分解效应进行了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生态足迹年度间变化均值为1.065 5×10⁸hm²。其中,由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足迹强度所引起的足迹变化分别为2.108 2×10⁸hm²,-0.439 8×10⁸hm²和-0.602 9×10⁸hm²。总的看,经济规模的变化助长了总足迹的增长,而足迹强度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总足迹的扩张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生态足迹变化是由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不同时期各因素对足迹变化所发挥的效应不同。该研究结果对于理解我国生态足迹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发展政策调整及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2006~2009年工业COD和SO2减排分解研究

通过运用分解模型,将工业COD和工业SO2减排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清洁技术效应和污染治理效应,并根据模型测算了2006~2009年各种效应的大小.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值为58.68%,即经济规模扩张增加工业COD和工业SO2排放,结构效应、清洁技术效应和污染治理效应效应值分别为-0.63%、-49.34%和-29.79%,即促进工业COD和工业SO2减排;分行业来看,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发展迅速,需要严格控制其发展速度;化学纤维制造业的COD产生强度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SO2产生强度升高,需要加强清洁生产控制;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的COD去除率和非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的SO2去除率降低,需要加强污染治理控制.     

我国环境污染事故源解析研究

收集了2000²010年我国环境污染事故统计数据,并从污染事故的风险致灾因子、引发原因和主要涉及行业3个角度,对11年间的1065起污染事故案例展开深度剖析。结果表明:20002010年我国环境污染事故统计数据,并从污染事故的风险致灾因子、引发原因和主要涉及行业3个角度,对11年间的1065起污染事故案例展开深度剖析。结果表明:2000²010年间我国环境污染事故的主要风险致灾因子是工业废水,其造成的污染事故占事故总数的比例高达43%,应成为环境风险管理关注重点;人为因素引起的环境污染事故占事故总数的87.98%,是引发环境污染事故的主要原因;污染事故主要涉及的行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及废物治理业,其中,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累计次数较高,达82起。因此企业需积极提高自身,同时相关部门需加强对重点行业、主要风险因子的监督审查力度。     

经济结构、增长方式与环境污染的内在关联研究——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方法分解影响环境污染的经济因素,利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研究了各因素在不同时点、不同提前期对污染物排放的动态冲击特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具有提高企业生产率以及提升企业产品清洁度的双重效果,产生的创新补偿效应降低了污染排放.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煤炭消耗产生不容易累积的烟煤型污染物,使得能源结构引致的污染效应在当期最为明显,且持续期较短.能源利用效率的大幅提升有效降低了污染物排放,同时也呈现了一定的反弹效应.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逐渐增强、经济规模扩大对于环境污染的冲击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合理控制结构因素和规模因素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成为了降低污染水平的重要环节.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江苏省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研究

对江苏省1991-2004年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分析表明,江苏省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同于一般的倒U型形状而呈现出N型,环境质量有经过改善后再次恶化的倾向.江苏省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分解为各种环境污染物的经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表现为三方面特征:(1)总体上多数产业的单位产值污染排放水平有一定下降;(2)产业的污染特性基本未发生明显改变,说明江苏省的工业结构没有发生剧烈变化;(3)江苏省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处于上升段,说明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效应要大于经济增长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     

中国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

基于1992~2006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事故时序数据,建立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计量模型,以此来分析中国环境安全状态的发展阶段与趋势.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事故频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N”型波浪式的EKC特征.环境污染事故频数、水污染事故频数、大气污染事故频数随着人均GDP的快速提高, 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 但还会出现反复.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不同于环境污染物的排放,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但是却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必须利用先进的政策、制度和技术,才可以有效减少污染事故的发生.     

中小企业应积极承担企业环境责任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都发挥着战略性的作用.在欣喜于中小企业经济贡献的同时,中小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也应引起高度关注.中小企业中80％以上的工业生产存在污染,占全国污染源的60％,是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中小企业污染主要集中于资本门槛和技术门槛较低的行业,这些企业经济实力相对较弱、融资风险较大,治污设备造价的高昂导致中小企业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成本高于规模企业,因而中小企业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不高.但从长远看,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善,一方面中小企业自身的经济收益会被环境污染的负效应抵消,其自身发展难以持续;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环境污染救济的成本也会增加,推高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因此,中小企业在为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同时,也应该积极承担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污染物排放主导因素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应用灰色关联度理论对1991～2007年间影响苏州市工业污染物排放的主导因素进行分析。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在分析时段内,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广义技术效应对苏州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影响都比较大。对于每一种污染物排放,不同效应影响程度不同。总体上看,分析时段苏州地区工业污染物排放受万元污染物排放系数(技术减排效应)影响最大,GDP总量(规模效应影响)次之,第二产业比例(产业结构效应)最弱。1991～2007经济规模增长对污染增加的贡献十分明显,产业结构调整因素还未产生明显的环境效益。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综合起来,污染排放增加量与GDP增加相比较为缓和。苏州必须充分挖掘技术效应在污染削减中的作用,有效地实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以确保节能减排任务的实现。     

江苏省工业污染排放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模拟江苏省1991年以来经济增长和工业污染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应用分解分析法对2001～2004年间部分污染物排放变化的成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工业污染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类型有U型、倒U型、U型+倒U型以及N型4种,目前大部分污染物呈增长态势.将污染物排放变化的成因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广义技术效应3类,结果显示,规模效应促进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结构效应和广义技术效应的作用方向不确定,但广义技术效应对污染物控制有决定性作用,强力的环境政策和管理措施能够有效地控制污染物排放.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实施效果及完善建议

回顾了我国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发展历程,从目标效果、制度框架、措施手段等视角系统地阐述了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实施效果.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预期目标（2017年）基本实现,并且随着控制目标逐渐严格,已由年尺度细化至日尺度.②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顶层制度框架逐渐成熟,运行机制逐渐健全统一,重污染应急管控预案趋向于成本有效性减排策略.③当前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手段基本为命令控制型,在源头控制上主要采用新源环境准入、老旧源落后产能淘汰、燃煤控制与小规模炉窑综合整治等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消耗结构调整策略;在末端控制上,逐步规范和强化大气固定源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实施精细化的移动源、面源排放管理模式.④建议加快建立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管理常设机构,实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长效化;建议实施区域性大气固定源排污许可证制度,在此基础上引入经济刺激型手段,建立基于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大气固定源排污权交易制度,让市场机制促使污染源进一步减排和污染控制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昆明市老运粮河污染治理的模拟研究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受到黑臭水体问题的挑战.以昆明市老运粮河为例,根据质量守恒原理,构建了昆明市老运粮河污染治理效果模拟系统,通过模拟,计算了老运粮河的入滇污染负荷,以及不同污染治理措施的治理效果,并对模拟系统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老运粮河的年入滇总水量为9565.9×10~4t,COD、TN、TP和NH_3-N的年入滇总负荷分别为26250、3232、415.9和2135.5 t;区域内产生的点源污染负荷远大于非点源污染负荷;污水厂处理是去除污染物的主要途径,其中,旱季污水的处理对于全年的污染物削减起到最主要的作用;雨季源头削减措施的应用对雨季污水处理有很大作用;影响模拟结果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分析认为由此带来的风险问题不可忽视.     

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财政投资政策绩效评估

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巨额的治理投资尚未带来根本性的水质改善,因此,开展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财政投资政策绩效评估研究,对提高投资资金的效益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方法,应用数据包络C2R模型和BC2模型,对2001—2012年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财政投资政策绩效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2001—2012年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投资综合效率值均值为0.708,总体效率水平不是很高,且只有2001年、2006年和2010年DEA有效,DEA无效年份中2011年效率值最低为0.441;影响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投资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为城镇污水处理率和滇池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外海),同时,工程治理投资和面源污染治理投资存在较多冗余.因此,未来滇池治理可适当调整工程治理和面源污染投资金额,进一步提高城市污水的收集和处理率,以减少污水的排放和降低入湖污染负荷.     

基于LUCC的南四湖流域面源污染输出风险评估

基于1990-2015年土地利用和统计数据,运用输出风险模型、CA-Markov模型及回归模型,结合GIS技术,对南四湖流域的1990-2015年间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情况和面源污染输出风险空间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模拟了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和输出风险空间分布。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南四湖流域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和建设用地,共占总研究面积的85%以上;TN、TP有明显的风险变化对比,TN风险值分布在0~0.65,TP风险值约在0~0.12之间,氮为流域内主要污染物;在1990-2005年间,TN风险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2010年之后急剧增大。TP风险随着时间的增加一直下降;从空间分布上来看,风险较高的污染区多位于南四湖区以西的平原地带,南四湖东部的山地地区污染风险型较低,多为低风险污染区。较2015年,2020年的未利用地面积变化不大,除建设用地数量增加外,其他用地面积均有不同幅度的减少,TN风险略有减小,TP风险变化不大。为了控制研究区域面源污染的发展,相关部门需把提高农业科技、减少肥料施用作为当下的工作重心,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发生。     

京津冀典型区域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方法研究

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是开展京津冀地区地下水污染防控工作的基础,对于保障京津冀地下水环境安全至关重要.为了有针对性地开展京津冀地区地下水污染防控工作,以京津冀地区内某典型区域为研究区,提出了一种基于HYDRUS-2D软件的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方法,并以研究区内特征污染物硝酸盐为对象进行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内地下水污染荷载主要受垃圾填埋场分布影响,其次为工业源和农业面源;②包气带结构类型不变的情况下,污染源荷载的变化只会导致进入含水层中的污染物浓度不同,不会改变包气带硝酸盐折减系数;③污染源类型、包气带介质岩性及厚度是造成研究区内地下水硝酸盐污染风险评价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研究显示,采用基于HYDRUS-2D软件的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方法,能够有效地降低地下水污染评价过程中的主观性,对于确定京津冀地区地下水污染重点防控区域,提高地下水环境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京津冀地区机动车细颗粒物污染的健康影响分析

机动车尾气排放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日益严峻，而对特定污染源大气污染排放特征及健康影响进行评估可以为环境空气质量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以PM_2.5为研究对象，分析京津冀地区2010～2020年机动车污染排放特征、导致的健康效应与经济损失.结果表明，2010～2020年间京津冀地区机动车PM_2.5排放量呈现先逐年递增后缓慢下降的趋势；不同车型污染物排放贡献率显示，重型货车和重型客车为PM_2.5主要贡献车型；不同城市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特征存在差异，北京市污染物贡献率下降幅度明显，其余城市污染减排也不容忽视.机动车PM_2.5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的评估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各健康终端发生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20年PM_2.5污染造成约34 337人(95%CI:9 025～57 209人)早逝、4.55万人(95%CI:1.08～8.02万人)住院、 28.23万人(95%CI:14.05～41.63万人)门诊及43.90万人(95%CI:16.03～67.92万人)患病；研究期间(201...     

潮河流域非点源污染控制关键因子识别及分区

将GIS技术、ArcSWAT模型与分析技术相结合,以农耕养殖程度较高的北京密云水库上游潮河流域为研究区,通过对流域近20年非点源污染负荷时空变异情况进行模拟,识别影响非点源污染流失的关键因子,进行非点源污染控制区划.结果表明,总氮和总磷年均负荷量分别为563.3,28.7t/a,氮磷负荷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丰水年以地势较高且农业耕作活动频繁区域为主,平水年和枯水年表现为靠近河道的农业用地与畜禽养殖区为主.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11种不同因素对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的影响程度表明,施肥量是影响氮磷输出的最主要的因子,坡长、土壤类型、土地利用方式及坡度是影响氮磷输出的次重要因子;针对潮河流域长期传统耕作以及化肥过量施用的现状,土壤有机磷的含量也会对总磷的输出产生一定的影响.潮河流域可划分为3个污染控制区,第1类:污染控制区(以近河道耕种区为主,面积186.74km²),第2类:污染治理区(农村生活及畜禽养殖区为主,面积23.09km²),第3类:生态修复区(高坡度强降雨区为主,面积1365.25km²).该研究结果可有效提升流域非点源污染治理的效率,为水源地流域环境保护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