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规模经营效应评价——基于成渝区313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查数据

利用成渝区313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数据,从资源整合、环境改善、产业发展、效益提升4方面评价了不同主体的农地规模经营效应。结果表明:(1)不同新型经营主体综合效应总体表现欠佳,单一效应差异明显,综合效应表现为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资源整合、环境改善效应表现为合作社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产业发展、效益提升效应表现为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2)影响农业经营主体效应的障碍因子强度不一,主要障碍因子是资金动用系数、农业延伸产业比,其次是经营投入产出比、就业吸纳指数,其他因子影响较弱。研究认为,围绕主要障碍因子精准突破,基于不同主体优势构建协同发展机制,是提升经营主体综合效应的有效途径。     

山东省土地利用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运用TOPSISI (理想解)法和障碍度模型,对山东省2006—2018年土地利用绩效水平进行评价,并对影响土地利用绩效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诊断。结果表明:2006—2018年山东省土地利用综合绩效水平经历了低级—中级—良好—高级的变化过程,地均从业人数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取代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化率,成为阻碍土地利用绩效排名前两位的障碍因子。     

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红旗村为例

以吉林省延边州红旗村为案例研究地,构建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依据2014—2018年的指标数据计算了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红旗村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存在耦合关系,处于中等强度耦合阶段;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连年上升趋势,但后者综合发展水平高于前者;红旗村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低度协调、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3个阶段,并向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演化。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互动效应研究——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例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也是西部民族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从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协调互动视角出发,基于2010—2019年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面板Tobit模型等方法,考察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进、互动效应以及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西部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得到优化,相对发展类型趋势由数字经济滞后型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滞后型转变;(2)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较弱;(3)数字经济企业法人单位数、电信业务总量、旅游直接就业人数率是较为显著的障碍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政府支持与交通发展水平是主要的外部影响因子。     

甘肃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制约因子研究

结合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对甘肃省2009—2018年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制约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2009—2018年,甘肃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整体呈增长态势,但农业发展质量不高。②农业绿色发展和农业科技创新是甘肃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短板。③人力资本和生态环境保护是制约甘肃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强化政府职能、培育和引进高质量农业人才、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等加快甘肃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驱动因子——以四川省为例

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2008—2019年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子,总结了各市(州)的发展类型,并提出差异化发展策略。结果表明:①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攀枝花乡村振兴发展缓慢,成都、阿坝州、宜宾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心。②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呈耦合协调发展趋势,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以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为主,呈东南低、北部高的空间格局。③星级农家乐和乡村酒店数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等是影响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的主要因子。     

白塔镇农业循环经济基础评价和障碍度诊断

本研究以区域为例,用层次分析法(AHP)和加权函数法,通过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单项指标障碍度三个指标对白塔镇1996年～2005年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和障碍度进行定量分析,并在单项指标障碍度计算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了2005年白塔镇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的分类指标障碍度,指出了白塔镇的主要障碍因素.     

丘陵欠发达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研究——基于南充市仪陇县521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丘陵欠发达地区数为0.307,乡村振兴评价指数为0.252,7个乡镇的脱贫攻坚评价指数均高于乡村振兴评价指数。②仪陇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为0.3729,属于轻度失调状态。7个乡镇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处于0. 3814—0. 4640范围内,其中有3个乡镇处于轻度失调状态,4个乡镇则处于濒临失调状态。③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仪陇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子。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仪陇县应聚焦乡村振兴各个维度的均衡发展,不断健全政策、人才、产业、组织和生态保障机制,以实现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基于3S技术的“后三峡时代”万州区生态敏感性评价研究

以重庆市万州区作为研究对象,以2016年TM遥感影像、环境监测公报数据、《统计年鉴》数据作为研究的基础数据,以"3S"作为技术支撑,运用层次分析评价法对万州区生态敏感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万州区平均生态敏感性(ESI)指数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生态一般敏感区主要分布在万州区的边界部分;轻度敏感区则相对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研究区且分布十分广泛;中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万州区东南和西南的山麓;高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万州区的高海拔山区并且呈带条状分布,是需要引起特别关注的区域。以此为三峡库区制定生态恢复和生态保护相关政策与措施提供参考。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

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耦合协调关系评价模型,分析了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①富川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②二者的耦合度呈现波动上升,总体处于中度耦合阶段,但耦合值有待提升,系统相关性良好,耦合作用初见成效。③耦合协调度在时间序列上呈梯度发展,在发展阶段实现了从"失调"向"协调"的转变,协调作用由弱到强,呈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整体协调度有待提高。     

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评价北大核心

高质量发展作为新发展阶段重点贯彻落实的发展主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发展理念,采用熵值法和障碍度模型对长三角地区2009年、2014年和2019年的高质量发展状况及主要障碍因子进行测度与识别。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持续增长,不同等级的城市渐趋向高值区城市转变,总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发展格局。②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发展水平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关联性较强,绿色发展水平的结果与此相异。③五大子系统障碍度排序为: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④未来的发展应尊重区域差异,缩小区域差距,加强人才和科技的培育及跨区域流通,建设服务型政府,以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基于农户视角的粮食主产县耕地健康评价与诊断--以湖南省湘阴县为例

耕地健康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依据PSR理论模型构建耕地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评价了该县耕地健康状况并诊断其障碍因子。结果表明:湘阴县耕地健康综合指数为0.488,耕地健康等级为中度亚健康;耕地健康压力指数、状态指数和响应指数依次分别为0.597、0.526和0.418;轮作休耕、种植绿肥、单位播种面积有机肥施用量、粮食单产、耕作层厚度、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灌溉保证率是制约湘阴县耕地健康的主要障碍因子。     

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以合肥市为例

工业化始终是影响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多方面综合分析了合肥市工业化进程,在概括工业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变化的基础上,选择20个因素作为参评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评判合肥市1996—2005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水平,并进行了定量"障碍度"分析,最后针对主要障碍因素提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城市土地利用绩效动态评价研究

在界定城市土地利用绩效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土地利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加权函数法和障碍度模型对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绩效水平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1995-2008年城市土地利用绩效水平总体不断提高,综合指数从0.0658增加到0.7773,绩效水平经历了“低级水平-中级水平一良好水平”的演变历程;②投入水平和利用程度指数上升幅度较小,利用效益和利用可持续性提高幅度较大;③投入水平和利用程度的障碍度分别以年均4.83％和15.37％的速度增加,利用程度是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绩效水平的首要因素;④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绩效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包括地均从业人数、人均建设用地、综合容积率、建成区人口密度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因此,应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绩效水平.     

四生空间视角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实证检验

基于国土“三生空间”最终服务于人全面发展的目标而提出乡村四生空间,构建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自然断点法方法剖析了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呈“长期上升—短期下降”的变化特征,区域间、省市间发展水平差距存在扩大趋势。(2)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陡峭,南北亦陡”的空间趋势特征,同时出现高水平区在下游集聚、低水平区在上游集聚的空间格局。(3)长江经济带11省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可划分为稳步提升型、类型维持型和交替变化型三类。(4)基于因子—因素的逻辑,构建了创新水平、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文化单因素以及双因素协同作为驱动源、四生空间优化作为传导过程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驱动机制。     

乡村转型发展与旅游业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研究——以海南省为例

通过建立乡村转型发展与旅游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海南省2007—2017年间乡村转型发展与旅游业两者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海南省乡村转型发展与旅游业的耦合协调水平由轻度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②海南省乡村转型发展与旅游业耦合协调高值区范围不断增大,空间分布趋向均衡;③海南省乡村转型发展与旅游业之间形成良好的协同发展趋势。旅游业成为海南省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乡村转型发展则为旅游发展要素在乡村地域的集聚和扩散提供支撑。     

甘肃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与区域差异分析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已成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定量评价的主要方法,也是目前循环经济研究领域定量研究的热点之一。构建一套系统科学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以改善农业环境,杜绝资源浪费,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依据循环经济发展的“4R”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了甘肃省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加权函数法对甘肃省及其14个地州市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分析,提出了甘肃省及其各区域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建议。     

学校环境教育综合评价模式的研究

在上海连续多年评选环境教育特色学校积累的经验基础上，为提高环境教育管理的水平，本研究通过大量调查和专家咨询，建立了定量化的学校环境教育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指标体系由组织管理、课内教育、课外教育、教育效果４大要素和２４个因子组成。评价模式全面考核学校环境教育的组织建设、教育模式、教育效果，具有全面、可行、定量、可操作性强等特点。     

改进的内梅罗污染指数法在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为基础,选取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CODC r等20项指标作为评价指标,采用内梅罗污染指数法的改进方法对内江市5处饮用水源地进行综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单因子评价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内江市5处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较好;内梅罗污染指数法的评价结论比单因子评价法的评价结论更科学、合理和全面的反映综合水质状况。     

基于TOPSIS模型的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研究

讨论了乡村旅游与乡村新型城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认为乡村旅游是乡村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而乡村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旅游的有效助力。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水平是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乡村旅游作为实践乡村新型城镇化的现实路径,在其自身遵从旅游业基本发展规律的同时,有效推进乡村旅游目的地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能力与程度。在此基础上,定义了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度的概念,构建了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度评价指标体系,基于TOPSIS法构建了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度测算模型,并以江苏省句容市的白兔、后白两镇为案例进行了实证评价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