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藏族自治州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CSSCI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域,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2000—2015年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关系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研究期间甘南州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且处于较高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城镇化滞后型发展为优质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型,总体发展趋势较好。今后的发展中要注意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促进单个系统内部的均衡发展,以推动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分析

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选取评价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26项指标,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耦合模型对2007年、2012年、2017年安徽省16地市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进行测度,分析两者的耦合关系及时空差异。结果表明,2007—2017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空间分异明显,且呈现一定的集聚特点,耦合协调度类型基本保持一致,从失调衰退型演变为协调发展型,后期所有地市均呈现生态环境滞后型发展态势。     

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研究广东省快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1995年、2005年、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以广东省为研究区,1995—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升趋势,整体呈S型曲线,经历了严重失调—中度协调—优质协调和城镇化滞后—相对平衡—生态环境滞后的过程。②以21个地级市为研究区,1995—2016年各地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持续提高,属优质和良好协调型的区域以珠海、深圳为核心逐步向外围扩展,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③生态环保政策、土地开发强度是不同时期影响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共性因素。同时,2005年以前,产业结构及人口和GDP的快速增长是主要的影响因素;2005年以后,人口高度集聚、土地快速开发、科技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则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长山群岛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研究

以2006—2014年的数据为研究基础,运用耦合模型构建了长山群岛旅游产业系统与城镇化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深刻剖析旅游产业与城镇化的互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长山群岛旅游产业与城镇化系统存在明显的耦合互动关系,通过系统内部的演化机制,系统内部要素互相作用,实现协同发展;2旅游产业与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提升明显,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数由0.169上升到0.789,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由0.239上升到0.808,城镇化综合评价水平高于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水平,城镇化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3旅游产业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步入协调阶段,最大值仅为0.633,协调度较低。     

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黑龙江省的数据

以黑龙江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及计算方法定量评价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函数及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黑龙江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函数、耦合协调度在1995—2011年均呈现出阶段上升的特征,耦合协调类型从极度失调状态逐步跃升到优质协调状态,增长方式由旅游经济滞后型转变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型,表明黑龙江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耦合互动关系密切。     

云南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变化

在分析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以云南省16个地市州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省级尺度下,云南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耦合协调状况不佳,两者的耦合始终处于颉颃阶段,两者的协调关系始终为中度协调;2市级尺度下,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协调发展的失衡状况较严重,失衡的原因表现为中等组和落后组由旅游业发展滞后所致,领先组由旅游业发展滞后转变为城镇化滞后。因此,因地制宜地制定调整策略,侧重提升相对滞后的一方,可缓解失衡矛盾并促进协同发展。     

京津冀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耦合研究

以京津冀为研究区域,构建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物理耦合模型对2006—2015年京津冀地区技术、产业与环境间耦合关系进行定量辨识。研究结果表明:(1)技术市场成交额、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常住人口增长率分别对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子系统贡献率最高。(2)京津冀在TIE系统的综合水平具有明显的优良等级关系,呈现北京好于天津好于河北状态。(3)北京市TIE系统耦合与协调度都达到优秀水平,天津与河北目前均处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滞后于生态环境的转型发展阶段,两地技术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及生态环境的支持效用不明显。     

武汉城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武汉城市圈9市2008—2016年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因素模型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9市城镇化指数呈整体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呈"两端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可将其划分为优质协调生态环境滞后、优质协调城镇化滞后、中级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和良好协调生态环境滞后4种类型,主要影响因素为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人均建成区面积、建成区绿地率、人均耕地面积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时空演化

研究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关系,有助于探寻两者之间本质联系,可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测度安徽省各地级市的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并借助耦合协调度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水平以及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5-2020年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均值由 0.937上升至 1.055,有效决策单元数量占比77.3 %,空间上呈现以合肥、铜陵为中心向西北-东南方向辐射的特征;②安徽省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指数均值从0.217上升至0.413,且具有“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③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度处于耦合阶段,协调度以中度协调类型为主,但城市间差异明显,制约了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④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高-高和低-高集聚区集中在安徽省南部地区,低-低集聚区则分布在北部地区。为促进区域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两系统协调发展,政府未来应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产业转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良性发展。     

河南省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构建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河南省资源型城市2008—2017年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各资源型城市的生态与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耦合度于2017年均达到高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上不断增长。(2)资金投入、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河南省资源型城市耦合协调度起显著的促进作用,环保意识、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不显著。     

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分析

以云南省16个市州为研究对象,选取相应的测度指标,基于面板分析及空间分析方法,对2014年云南省各市州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空间上看,云南省城镇化水平不高,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非均衡性较显著,呈现出以昆明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特征;(2)从城镇化指数对比来看,除省会昆明外,其他市州都属于人口滞后型城镇化,以丽江、迪庆、德宏地区最为明显;(3)从各市州耦合协调度来看,除昆明为高度耦合时期外,其他大部分为一般耦合时期,少部分地区正处于拮抗时期向一般耦合时期过渡。针对存在的问题,云南省各市州应坚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均衡发展,并结合各市州的区位、资源、经济和发展水平差异,制定相应的政策,以科学合理地推进城镇化建设。     

云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

基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关系,以云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三者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和面板Tobit模型测算2005—2020年云南省及其16个州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整体上,云南省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都呈现上升态势,但三者水平还需提高,云南省三大系统的相互作用程度逐渐增强,耦合类型的空间差异性逐渐变小;(2)三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性较为明显,表现出滇中>滇西>滇南>滇东的分异特征,协调度增长速度以保山市、临沧市和文山州最高;(3)总体基尼系数逐渐缩小,各区域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城乡差距仍然是构成云南省基尼系数变化的主要原因;(4)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力、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旅游活力大体上对于云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产业二元性结构水平则不利于三者的协同发展,影响三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评价

通过构建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耦合度、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以环渤海地区17座城市为例,对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关系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发现:1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但基本公共服务地区差异明显小于经济差异;环渤海17座城市可分为经济发展滞后型和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型两类。2就耦合度来看,环渤海地区城市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都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就耦合协调度指数而言,天津、大连、青岛属于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高度耦合协调类型;东营、烟台、威海、盘锦、潍坊、唐山、滨州、营口、秦皇岛属于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中度耦合协调类型;丹东、日照、沧州、锦州、葫芦岛属于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低度耦合协调类型;环渤海17座城市综合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指数可划分为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和谐型、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磨合型。     

耦合协调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研究

在城市群一体化过程中，要特别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协调处理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以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将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划分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分析了2005—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群在一体化进程中各系统的协调水平，并运用GM(1,1)灰色模型进行预测。结果表明：(1)2005—2019年，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在城市群一体化过程中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各系统发展水平均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水平最高，社会次之，经济发展最后。(2)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处于较高水平，系统间交互作用逐渐增强，耦合协调关系不断趋于优化。7个城市群的协调发展类别呈现出“过渡发展类—协调发展类”的改变，制约各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有经济滞后型和社会滞后型两大类。(3)2020—2025年，各城市群协调度将稳步提升，但仍不会达到优质协调，实现高水平的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仍需较长时间。     

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在阐述旅游经济、交通运输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对江西省2005—2014年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处于稳步提升趋势,但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数波动较大,呈现出“先降后升再降”的态势;近年来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颉颃状态,耦合协调类别经历了由极度失调衰退—中度失调衰退—轻度失调衰退—濒临失调衰退—勉强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的转化历程,虽然耦合协调度所有改善,但协调等级处于较低水平。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结论与建议。     

云南省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时空差异研究

以云南省16个市州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熵值赋权法、功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结合ArcGIS10.2软件,对云南省各市州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两大系统协调发展情况与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2006—2015年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的区域极化效应显著,综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型市州数量较多;(2)生态文明建设空间格局由"单极"向"面状"转变,分布不均衡;(3)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度总体呈勉强协调型,发展协同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在空间集聚方面的"趋同俱乐部"现象明显;(4)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耦合协调度越高的区域对经济、科技、资金、人才等要素"流"的集聚效应越强。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城市化耦合协调性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绿色发展是环境资源约束条件下城市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以江苏省13座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主成分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以上城市2000～2018年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城市化水平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综合测度,借助核密度估计曲线、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刻画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脱钩指数动态衡量两者的相对发展程度。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城市化的耦合水平大多处于拮抗阶段,协调水平以勉强协调类型为主,且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局域空间格局分布以高高值聚集、低低值聚集为主,邻近同伴效应显著。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城市化的相对发展程度表现为效率滞后与城市化滞后交替出现,主要类型呈现出效率滞后型向城市化滞后型转变的趋势。最后提出,政府应充分考虑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产业结构和经济水平,因地制宜制定优化路径,促进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推动城市向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     

城镇化与物流业发展的时空耦合研究——以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为例

基于2006—2016年省级层面的相关统计数据,构建城镇化与物流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两者的发展水平进行动态评估,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度城镇化与物流业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结果表明:(1)2006—2016年,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提升了12.8%,物流业发展水平提高了10.6%,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梯度型发展格局。(2)城镇化发展起点较高地区的发展速率相对缓慢,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则经历了起点低和速度快的发展历程,物流业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地区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3)城镇化与物流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渐提高,初级协调水平以上的省市区占比提高了约16%,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收敛效应显著,空间关联性不断增强。     

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红旗村为例

以吉林省延边州红旗村为案例研究地,构建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依据2014—2018年的指标数据计算了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红旗村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存在耦合关系,处于中等强度耦合阶段;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连年上升趋势,但后者综合发展水平高于前者;红旗村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低度协调、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3个阶段,并向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演化。     

山西省旅游产业与城镇化的时空耦合分异研究

旅游城镇化是旅游研究和实践的热点问题之一。运用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与方法,对1993—2014年山西省旅游产业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特征及时空分异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山西省旅游产业与城镇化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旅游产业滞后类型居多;(2)山西省旅游产业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逐年提升,实现了由失调阶段向协调阶段的转变;(3)山西省耦合协调度的地区总体差异在逐渐缩小,地区间和地区内省际差异的贡献不均衡,其中地区内差异绝大部分的贡献来自于晋中地区;(4)山西省地区内差异主要受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交通设施、区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