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农村宅基地退出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09—2018年中国知网上我国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发文量、作者、机构、时间分布、研究热点和趋势进行可视化信息分析。结果表明:(1)农村宅基地退出研究领域近10年研究分为缓慢增长阶段、平稳增长阶段和快速增长阶段3个阶段。(2)研究作者和机构网络呈较松散的布局,且合作产出较少。(3)研究演进中的热点日益凸显,逐渐从单一视角转向多元视角研究,研究主题可聚类为宅基地、城镇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有偿退出、农村宅基地、农村宅基地退出、改革试点和增减挂钩8大类别。未来研究方向:扩大农村宅基地退出研究范围,增强分析结果的可信度和提出对策的适用性;加强跨学科、跨地区和跨机构之间的研究主体合作;将模式和选择主体(农户)相匹配,探索构建适用于各类农户的模式。     

基于Logistic与AHP混合模型的宅基地有偿退出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省宜城市为例

宅基地有偿退出对盘活农村土地资产,缓解城乡用地矛盾,推进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农户意愿将直接影响宅基地退出进展。以湖北省宜城市4镇10村的实地调查为基础,以AHP和Logistic两者混合模型,探究分析退出农户宅基地的原因。结果表明:年龄、喜爱城市还是农村、距县城的距离、不动产是否确权、宅基地取得方式、性别等因素明显影响农户退出宅基地。在有偿退出的前提下,愿意进城居住的占31%,愿意住集中住宅的占42%,不愿意退出的占27%。基于此,提出构建发展机制,促进农村居民市民化;加大宣传力度,因地制宜;做好宅基地确权工作,促进宅基地退出。     

土地发展权视角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的构建

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是否合理、宅基地退出是否有偿直接关系到农户退出宅基地的积极性。以土地发展权理论为指导,采用系统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和演绎归纳法等方法,在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为引导农民积极退出宅基地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     

基于动态联盟利益分配模型的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研究

基于动态联盟利益分配模型,结合重庆的实证,定量分析了宅基地退出中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结果表明:(1)动态联盟利益分配模型在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测算中的应用是可行的。(2)联盟成员参与退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的高低受其投资额与所担风险大小的影响,各成员投资额与所担风险越大,所获得的理论增值收益分配比例越高。(3)重庆现行的退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比例标准为85∶15,在市域层面较好地兼顾了退地农民和集体收益。(4)退地增值收益理论分配比例存在地域差异,且经济欠发达区域退地增值收益分配更倾向农民,原因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的边际福利变化和承担的生计风险更大。     

基于动态联盟利益分配模型的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研究CSSCI

基于动态联盟利益分配模型,结合重庆的实证,定量分析了宅基地退出中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结果表明:(1)动态联盟利益分配模型在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测算中的应用是可行的。(2)联盟成员参与退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的高低受其投资额与所担风险大小的影响,各成员投资额与所担风险越大,所获得的理论增值收益分配比例越高。(3)重庆现行的退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比例标准为85∶15,在市域层面较好地兼顾了退地农民和集体收益。(4)退地增值收益理论分配比例存在地域差异,且经济欠发达区域退地增值收益分配更倾向农民,原因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的边际福利变化和承担的生计风险更大。     

煤炭低效产能怎样才能退出

我国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结构性问题突出,包括低端、落后和"僵尸"产能在内的低效产能大量存在。治理煤炭过剩产能的着力点在于优化结构,难点是低效产能如何退出。当然,低端产能可以市场化退出,但很多落后和"僵尸"产能的市场化退出存在制度性问题。实施"减低效、双保障、一机制"方案,将有助于畅通市场化退出通道。"减低效",明确三类低效产能为压减目标;"双保障",配套出台人员安置保障和债务处置保障政策;"一机制",建立煤炭低效产能退出的长效机制。在政策上应明确:产能退出的目标是供给端结构优化而非总量控制,方案的长期目标在于形成市场化的退出机制,管理部门要拥有较强的协调能力,职工退出的保障资金要多渠道筹集,以山西为试点快速启动低效煤炭产能退出工作。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研究——以大理、丽江为例

民族文化旅游能否实现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取决于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是否得到科学开发和保护,进一步决定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民族文化资源旅游开发根据不同的资源与区位,采用不同的开发模式。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选择民族旅游目的地大理、丽江为研究平台,从空间、管理、资源等角度提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1空间上采取旅游联动开发模式,区域内为"核心—边缘"联动模式,区域间为"双核联动"模式,大区域为"点—轴"联动模式;2管理模式上结合民族地区特色,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社区参与"模式;3结合大理、丽江民族文化资源优势,采取文化与旅游融合开发模式。     

北戴河滨海森林植物资源种类及群落结构调查分析

对北戴河滨海区域森林景观植物资源种类及群落结构进行了实地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1)所选样地植物种类共121种,其中园林观赏植物72种,滨海野生植物49种;(2)群落结构的模式主要以"乔+灌+草"为主。针对树种单一、乡土植物应用比例偏低、季相景观营造等问题,提出了丰富和补充植物种类,提高乡土植物应用比例,并协调搭配常绿植物与落叶植物,适当应用色叶树种等建议,营造北方滨海区域特色森林景观。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研究——以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为例

在学者们对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为例,结合该保护区的实际情况,构建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即管理委员会模式、股份制模式、牧民自主经营模式、牧民合作模式、"企业+政府+牧民"模式、"企业+牧民"模式,将6种参与模式相结合,针对不同旅游项目采用不同类型的参与模式。随着社区牧民社区参与能力和旅游项目经营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保护区应逐渐减少社区牧民参与程度低、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业+政府+牧民"模式和"企业+牧民"模式的比例,而采用社区牧民参与程度高的各种模式。     

两山论、两条底线与自然资源治理

自然资源的科学管理与永续利用,不仅关系到多个产业部门的发展,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关注问题。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自然资源治理,应满足并促进多元主体参与下的不同利益诉求与协同发展。经济发展新形势下资源约束愈发显著,产业供给端的自然资源治理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本研究结合两山论,通过对自然资源治理与人类活动发展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指出坚守两条底线的贵州实践是两山论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演进与验证。进而结合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满足,梳理三者间联系与特性,以其核心理念为主线,围绕"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保护、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功能实现,构建一种多元主体下的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并分析其约束条件与运行模式,以区域实践探析其目标功能实现与重要理论延展。最后提出应在产业发展与多方参与层面上统一思想认识,有利于新型治理途径的构建与探索。     

杭州快速路、主次干道植物群落降噪功能比较研究

城市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城市生态系统方面有重要作用。现今交通是城市环境中的主要噪声来源,城市道路绿地是交通噪声治理的有效方式之一。本文选取杭州市西湖区不同等级的三条道路(紫金港路、天目山路和丰潭路)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手持噪声测量仪测量实时噪声对不同道路等级和距离的绿地降噪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杭州市三条道路存在以下问题:(1)噪声距离道路越远越低,且噪声平均衰减率表明绿地降噪效果为主干道次干道快速路;(2)配置模式为乔木+灌木+地被的绿地植物群落的降噪效果最佳,且乔木和灌木交错的种植形式在降噪效果上优于灌木在前、乔木在后的排列式种植;(3)当道路绿地宽达到15m时,植物群落降噪效果会有大幅度提升,且快速路与次干道在距离为15m处,植物群落降噪能力最佳。     

区块链赋能区域环境治理：逻辑、框架与路径

区域环境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想图景为“生态区”内的多元治理主体在协同共治中迈向“环境善治”。然而,当前区域环境治理工作仍存在治理理念缺失、治理工具乏力、治理结构失衡等问题。区块链作为大数据时代的一项集成技术创新,其赋能区域环境治理的基本逻辑在于“治理理念嵌入—治理工具创新—治理结构变革”。立足此逻辑,可构建“公有链平台+联盟链架构+私有链装置”的实践框架,该实践框架能够在动态汇聚底层数据基础上,以数据流驱动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处理各类区域环境公共事务,并为敏感数据提供安全的储存环境。为有效推动此框架的实施落地,未来还应加强“区块链+区域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构建以技法融合为规制路径的风险防控体系,提升多元治理主体的区块链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治理能力，推动“河长制”走向“河长治”

治理与管理大不同,新时期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河长制"提出了新要求,具体体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现代化和治理模式市场化等。当前河长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但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组织体系不完善、法律地位不清、河长职责边界不清、媒体存有偏见、公众认同参与度有待提升等问题。要推进"河长制"走向"河长治",需要不断切实转变思想观念,积极构建多元治理体系,努力提升治理现代化和智能化水平,加快推进治理市场化进程。     

宅基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农户城镇化意愿探究——基于政策认知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山东省391份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宅基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农户城镇化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年龄、土地征用情况、土地转入意愿、村里宣传农业振兴情况、宅基地申请与审批程序认知、宅基地交易对象认知对农户城镇化意愿有显著负向作用;文化程度、当前职业、宅基地权属认知、宅基地流转认知对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②农户对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正确认知程度低,导致其对农户城镇化意愿的影响有限。③宅基地和承包地的存续可提高农户的城镇化意愿,其中宅基地的影响作用更为深刻。     

“2+26”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产业布局研究

"2+26"城市是指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在分析"2+26"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产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根据"2+26"城市大气污染的治理现状和大气污染排放量分布情况,对未来大气污染治理产业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并从区域、重点领域两个维度对"2+26"城市大气污染治理进行了产业布局分析。     

内生型环保组织的发展历程探析——以L市“大东河卫士”志愿服务队为案例

"大东河卫士"志愿服务队在内生需求的刺激和社区精英的发起下开始萌芽;在成为组织化的队伍之后,社区积极分子的助力、居民的积极参与、居委会的支持使得组织取得明显的治理成效;在居委会完全接手"大东河卫士"之后,由于普通居民积极性消减、志愿者队伍老龄化、居委会激励不足等问题,队伍陷入发展困境。鉴于其衰退原因,可从开发多元参与渠道和方式、采用"外来创意+本地操作"的发展模式在居委会和政府部门的引导支持下,共同促进内生型环保组织的长效化发展。     

大气污染治理的“兰州经验”——基于环境保护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大气环境整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如何防治大气污染成为政府和人民高度重视的问题。兰州市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取得了瞩目的效果并在治理活动中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大气污染治理的"兰州经验"为环境治理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树立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针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难题,兰州市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较好地了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抓住了完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核心环节。更为重要的是,"兰州经验"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共治性以及有效性的核心价值理念,突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在切实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障下,兰州市在环境治理工作中运用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以坚强的执行力确保工作实效,同时还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参与,使得治理模式更为科学与民主。     

大风量、低浓度非连续排放有机废气治理的经济性探讨

以某家涂料生产企业为例,分析大风量、低浓度非连续排放有机废气治理技术的经济性。结果发现:(1)对于大风量、低浓度有机废气,在几种主流治理技术中,当回收液具有利用价值时,"活性炭吸附-氮气脱附冷凝溶剂回收技术"相较"RTO(蓄热式热氧化)技术"、"沸石转轮吸附浓缩-RTO技术"及"沸石转轮吸附浓缩-CO(催化氧化)技术"的经济性更优;而回收液需作为危废处置时,"沸石转轮吸附浓缩-CO技术"更具经济性,但必须考虑来气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催化剂,确保系统运行的稳定性。(2)对于非连续排放的废气,"分散收集,集中处理"的治理模式有利于降低VOCs治理装置投资成本,具有很好的经济性。     

农村垃圾自主治理实践模式研究

农村垃圾问题已成为农村环境整治的一大阻碍,村民参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长效治理农村内源性垃圾问题,村民在实践中探索出"龙鹄式""湖淡式""向阳式"三种较为成功的自主治理实践模式,表明农村垃圾自主治理存在可行空间。但实践及推广中亦面临着村民参与意识有待激发、资金持续投入难以维继、分级制裁机制缺失、终端混合收运等问题。为促进农村垃圾自主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从激发村民参与意识、拓宽资金来源、组织优化、终端协同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