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市大气、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初步估算

实行环境核算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措施。本文对连云港市的大气、水环境污染损失进行估算并将其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结果显示：1996—2000年连云港市大气、水污染损失年均分别为51623．4万元和135215．7万元，占GDP比重的2．2％和5．2％。合计高达7．4％。这表明大气和水污染损失的严重性。以GDP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高地估计了连云港市的经济增长水平。掩饰了环境的退化，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决策和环境的管理。     

绿色GDP核算——低碳发展背景下的再研究与再讨论

绿色GDP已是公众熟知的词汇,但由于其核算结果对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扣减比例大并引发相关争议,我国在2006年首次发布核算报告后就暂停了试点推进工作。然而绿色GDP核算可使资源、环境成本凸显出来,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当前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要初衷的低碳经济被大力提倡,它在国家发展规划层面属循环经济范畴。在这一背景下,重提绿色GDP核算,旨在推动如何正确评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本文阐述了绿色GDP的概念,分析了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及绿色GDP核算存在的困难。通过自然资源耗减核算、环境质量降级核算和再生产品核算构建了经环境调整的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方程。在此基础上,以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载体生态产业园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耗减对系统总产值的消减额度最大,环境质量降级次之,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则有正面作用,绿色GDP核算使系统的发展成果被重新认识。由此可印证,绿色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有益补充,应引起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系的继续关注;其核算方法应继续完善。     

我国将采取四大措施促进绿色GDP研究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属于粗放型 ,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高消耗、低效率的问题。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引入绿色GDP概念 ,研究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综合经济与资源环境核算体系 ,提供资源环境核算数据 ,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使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已成为国民经济核算领域一项十分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上世纪70年代以来 ,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在资源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调整的基础上 ,尝试提出了绿色GDP核算方法。近两年来 ,中国国家统计局也十分重视绿色GDP核算工作 ,就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指…     

江苏省自然资源核算及对GDP的修正—以水、大气资源为例

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资源环境的忽视是造成当今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经济学原因,对江苏省自然资源（以水、大气资源为例）核算的结果表明,以GDP为主要衡量指标的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高地估计了江苏经济增长水平,江苏经济增长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环境负债,以经资源环境调整的绿色GDP（或称EDP）取代传统GDP,构建可持续发展衡量指标与核算体系,应是目前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关键。     

湖南省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评估

应用“含资源与环境项目的社会会计矩阵”（SAMRE）方法及其数学模型计算湖南省1991～1999年资源净产值、环境净产值和真实储蓄值。结果显示,湖南省资源净产值与环境净产值每年损失幅度为4.00亿～99.01亿元,占全省每年GDP比重的0.48％～3.18％,平均占2.35％。真实国民储蓄比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净储蓄减少10.41亿～109.60亿元,占全省每年GDP比重的1.25％～3.52％,平均占2.84％。分析表明自然资源损失与环境污染已成为湖南省经济总量增长的沉重代价,其发展呈弱可持续性特征。分析结果还同时显示,近年来资源与环境净产值损失占全省GDP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真实储蓄比重逐渐上升。     

中国即将启动全面开展森林资源生态价值的核算

2004年4月，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了“中国森林资源核算及纳入绿色GDP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已完成森林资源核算框架研究和12个试点省区的试算工作。     

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评估

本文应用“含资源与环境项目的社会会计矩阵”（简写为SAMRE）分析1991－1999年福建省资源净产值、环境净产值和真实储蓄值。计算结果显示，福建省资源净产值与环境净产值各年损失幅度为11．17－62．05亿元，平均占全省GDP的2．1％。真实国民储蓄比传统国民核算体系的净储蓄减少1．48－69．4亿元，占净储蓄的1．11％－12．0％。分析表明自然资源损失与环境污染成为福建省经济总量增长的重大代价。其发展呈弱可持续性特征。此外，分析结果也显示，近年来资源与环境净产值损失占全省GDP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真实储蓄比重趋向上升。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绿色增加值演化趋势与结构分解

改革开放40年不仅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史,而且也是中国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变迁史:环境污染蔓延和初步治理I阶段(1978—1992年)、环境污染加剧和规模化治理II阶段(1992—2002年)、环境污染恶化和综合治理III阶段(2002—2012年)、环境污染适度控制和生态文明建设IV阶段(2012—2017年)。本文通过构建1978—2017年拓展环境污染的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探讨了中国绿色增加值演化趋势和结构分解问题。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在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污染产生系数总体上呈不断增大趋势,绿色增加值指数也在持续降低;第二,结构分解显示出投资和出口在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关键作用,但伴随带来非常严重的污染问题,尤其是II和III阶段;第三,以煤炭采选业为代表的原材料工业和以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为代表的加工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并未得到有效和及时治理,这些行业污染治理工作在未来一段时期亟待加强。主要研究启示:一是思想上要把绿色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重视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发展"绿色GDP",尽可能把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的体系中;二是策略上要转变传统的粗放型高污染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投资和出口结构,一方面重点投资发展低污染行业,另一方面促进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行业的出口,提高人均绿色GDP;三是重点上要持续关注污染较严重的行业的发展,一方面推进升级改造,提升技术水平,减少污染并加强治理,另一方面降低这些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提升环境治理效率。     

我国拟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

只重视”经济指标”而忽视”环境效益”的干部,也许在将来的考核中会被评为”不优秀”或”不合格”。据了解,我国正探索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在经济核算体系中,将开展绿色经济核算,并纳入国家统计体系和干部考核体系。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这种探索旨在改变过去重经济指标、忽视环境效益的评价方法,推动全社会走循环经济之路。他介绍说,目前,我国将重点开展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失及环境保护效益计量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工作,并进行统计和核算试点。围绕”推动循环经济”这一思路,环保总局近期还将加快制订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以及…     

中国水土流失经济损失的货币化评价

绿色国民核算体系弥补了现有核算体系不足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而如何对生态环境进行经济核算是实现绿色国民核算体系的难点.本文通过对我国31个省(市、区)水±流失损失进行经济计量核算,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水土流失空间差异显著,呈西强东弱,南强北弱的空间分布格局.(2)水土流失损失最多的五个省份是贵州、四川、云南、陕西、湖北.损失最少的五个省份是新疆、北京、海南、西藏、江苏.(3)我国水土流失损失约占全国GDP的1.45%,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0.35%、1.5%、4.6%,西部地区水土流失损失大于东部地区.(4)贵州的真实储蓄为负值,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西藏、云南、青海、甘肃、宁夏等省份真实储蓄虽大于0,但真实储蓄率较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低.(5)我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均真实储蓄比值大于人均GDP,比值,东、西部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差距比现实的经济发展差距更大.     

How much real cost has China paid for its economic growth?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How much real cost did China pay for its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monetary costs of resource deple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The paper examines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losses across 31 provinces. The findings allow us to reach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national cost of resource deple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in 2005 was 2.5 trillion RMB. It accounted for 13.5% of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Secondly, the cost of resource depletion,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a different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cost of resources depletion mainly distributes in the central area,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in the eastern area, and the cost of ecological degradation lies in the western area. Thirdly, the cost of natural resources depletion is 1,672.5 billion RMB, accounting for 67.8% of the total cost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It indicate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high cost of resource depletion.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基于理性预期理论的大气污染经济成本评估

我国大气污染形势严峻,科学合理地评估大气污染的经济损失不仅有益于政策效益分析,同时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基于我国2013年2月到2018年7月的区县月度房屋交易数据和7种大气污染指标(AQI、SO₂、NO₂、CO、O₃、PM₁₀、PM_2.5)的浓度数据,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实证量化大气污染物减少的边际支付意愿(MWTP)和总经济损失。首先通过改变理性预期的时间段验证理性预期假设的成立,在此基础上采用理性预期方法解决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①NO₂、CO、PM_2.5和PM₁₀每上升1μg/m³,房价分别降低约2.04%、0.028%、0.34%和0.39%;而SO₂与O₃对房价的影响并不显著。②近年来大气污染的经济损失有所降低,政府的治理效果显著,但仍不容小觑。2013年AQI、PM₁₀和PM_2.5未达标导致的经济损失分别约为35600亿元、19300亿元和24100亿元,约占当年GDP的6.06%、3.29%和4.11%;2018年分别降低至19200亿元、5300亿元和6700亿元,占当年GDP的2.14%、0.60%和0.74%。尽管PM₁₀和PM_2.5浓度也在逐年下降,但仍未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所要求的二级限值。最终评估结果显示,PM₁₀和PM_2.5二者导致的经济损失的加总数值,与AQI得到的数值相差无异。进一步证实了我国当前大气污染导致的社会经济福利损失主要是来自PM₁₀和PM_2.5的超标,因此治理“雾霾”是改善当前空气质量的关键。     

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进行了扩展，选取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6类环境污染指标同城市化水平及控制变量间的计量模型，并运用Eviews软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4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另外2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正U形曲线关系，目前中国大体上已经进入U形曲线的右半段，但由于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各地进入曲线右半段的时间不同；控制变量的加入不仅改变了转折点出现的时间，而且改变了某些污染指标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U形曲线关系；贸易开放并不一定造成环境的恶化，“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不成立；产业结构变动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引致的单位GDP能耗下降能减轻环境污染压力；快速的经济增长将导致更加严重的环境污染。     

多因素驱动下的中国城市环境效应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城市化是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的发展现象,我国多年来快速的城市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也积累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本研究从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国内外研究出发,以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整过的STIRPAT模型,分析这些城市2004—2013年工业SO_2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调整会产生显著的环境效应,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虽然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向合理化趋势发展,但部分城市仍过分倚重第二产业对经济的拉动,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2)城市人口密度与空间规模扩张,使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间出现了"污染转移"现象;(3)我国城市成为外资企业"污染避难所"的问题并不突出,外资企业对工业烟(粉)尘排放相关产业部门降低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正环境效应;(4)在一定的城市规模区间内,城市规模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影响;(5)285个城市中,大多数城市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EKC曲线拐点可能已经到来且处于曲线下降阶段,污染反弹的可能性不大,但污染物排放强度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也到来。因此,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城市化发展滞后地区留足发展的生态资本,通过强化环保总体规划、明确生态红线和城市增长边界,合理布局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化程度引进绿色资本、实施差异化评估考核等方式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环境财税政策的治污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和门槛效应视角

首先参照投入—产出比,利用环保财政投入占GDP比重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之比对各区域环境财政政策治污效应系数进行测算,按系数值域把中国30个省(市)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包括北京、甘肃、贵州等19个省市,区域2包括上海、浙江、福建等11个省市。其次分析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收政策和中国式环境分权的治污效应并分区检验,最后对中国式环境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财政政策治污效应显著,区域1财政政策取得了更好的治污效果,中国目前车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及排污费等"近似"环境税种总体治污效应不显著,中国式环境分权与污染物排放显著正相关,中国式环境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政策的治污效应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中国式环境分权度低于-0.164、经济发展水平低于4.174时,环境财政政策具有更好的治污效果。样本期内以中国式环境分权为门槛变量时,有安徽、广西等15%的观测值位于低门槛区域,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有贵州、云南等10%的观测值位于低门槛区域。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和工业结构是加剧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高污染和高排放。鉴于此应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提升环保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单独开征环境保护税种,中央政府适度地环境集权,全面提升环境质量。     

中国区域污染与经济增长实证: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

考虑区域污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双向作用机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利用我国1998-2008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6类区域污染物指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验证,探讨区域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仅工业粉尘、工业SO2与GDP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工业废水、工业固废与GDP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工业废水中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工业烟尘与GDP存在负的线性关系,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指出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区域污染问题就会得到全面解决。②人口规模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和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政府环保管制未能有效控制区域污染排放;加大贸易开放程度对污染排放影响有正有负;产业结构不合理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③工业烟尘、工业SO2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反作用。现阶段,我国区域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反馈机制较弱,给我们敲醒了环保警钟。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路子是我国今后的必然选择。     

我国技术变迁对环境影响的计量分析

为了促进技术变迁因素在我国环境保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分析其以往对环境的影响,为我国的技术政策提供支持。使用动态基期,用统计方法定量计算了 1994~2004年各年度技术变迁因素对我国主要空气和水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按是否以削减污染为直接目标,可将技术变迁分为2类：(1)生产工艺的变化。这种技术变化不以污染削减为直接目标,但会影响到生产投入物的数量和种类、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量并因此影响到最终的污染强度和排放量。(2)污染削减技术的变化。这种技术变化以污染削减为直接目标。利用环境统计年鉴中的污染削减量数据将技术效应分解为2部分：源自污染削减技术和源自生产工艺,发现从总体上看技术变迁降低了所有污染物的排放量,其中污染削减技术对所有污染排放量的下降都起了积极作用,但伴随较大的年度变化。生产工艺变化对不同污染物的影响方向不同。可见中国目前的污染削减主要依靠“末端”污染削减技术,“过程控制型”生产工艺没有充分发挥应有作用,也反映出目前技术变迁尚未向“环境友好型”演进。因此,要促使我国技术变迁向“环境友好型”演进,特别需要促进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Environmentally extended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for Chile

This study uses information from the input–output tables 2008, national accounts, household survey,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ant emissions to elaborate an environmentally extended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for Chile. A linear multisector model is then generated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that a sectoral shock on demand would hav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e typical economic trade-offs, concluding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economic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assess the full impact of a sector on economic activi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llution. The sectors commerce, construction, and food industry strongly increase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and decrease inequality. Nonetheless, when also considering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no sectors can be identified that contribute systematically and significantly to all the area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