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林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实证分析

自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领域开展行政公益诉讼试点以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涉林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本文总结了大量涉林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特点:诉讼非法占用林地类案件所占比例较大、林业主管部门败诉率高、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可否并罚成为争议焦点。进一步分析了涉林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特点的成因:林地破坏容易恢复难、履行职责的标准不明确、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并罚缺乏统一规定。并对此提出建议:改革和调试恢复原状制度、明确履行职责的标准和边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并罚同时引入恢复性司法。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制度之探究

2017年6月27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顺利通过,标志着环境污染案件公益诉讼"双轨制"的确立。目前,我国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立案、审判规则已基本明晰,但执行阶段的规则尚不具体,这会导致实践执行过程中存在模糊不清之处。本文力图通过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试点中形成的既有程式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检视,对执行程序进行剖析,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议。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破局及启示

[案件来源]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 [案件分析人]孙洪坤 [案件类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案件名称]贵州省金沙县检察院诉金沙县环保局怠于处罚逾期不缴纳排污费的企业集 [案件特点]全国首例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诉讼理由]金沙县环保局怠于处罚逾期不缴纳排污费的企业 [关键词]检察机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权 [案件概要]2013年9月,贵州省金沙县环保局通知佳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佳乐公司”)应缴纳噪音排污费121520元,但企业一直未缴纳.县环保局责令其于2014年8月23日前缴纳排污费.10月乃日,佳乐公司缴纳了排污费,但己属逾期缴费,县环保局却不准备对企业行政处罚.金沙县检察院以金沙县环保局怠于处罚逾期不缴纳排污费的企业为由,诉上法院.法院受理案件之后,金沙县环保局对违法企业进行了处罚,检察机关向法院申请撤诉并得到了允许.     

广东开创环境公益诉讼合作新模式

5月5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广州市天河区环境保护局和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联合签订《关于办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实施意见》。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袁征指出，“此次环境公益诉讼三方合作协议的签署，开创了起诉人、检察机关和行政监管部门联动的全新环境公益诉讼模式。”这是广东乃至国内环境公益诉讼领域的一次全新探索。     

生态修复案件中的责任承担和法律适用——以广州市白云区鱼塘污染公益诉讼案为例

近年来,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实践的关注点已经从原告资格问题转移到了环境公共利益的救济问题,多起生态修复案件的出现进一步推进了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探讨.2014年12月,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广州市白云区鱼塘污染公益诉讼案虽然是一件小案,但该案也集中了环境公益诉讼诸多核心问题.本文通过该案,分析了污染转移过程中造成生态损害的责任承担,污染事件中公共利益的认定,生态修复案件审理中的法律适用等问题.文章认为,生态修复作为新兴的、复杂的法律救济手段,司法实践在运用这一手段时面临许多挑战,有待进一步思考.     

检察机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作用探讨——以浙江首例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为例

浙江省开化县检察院以原告的身份将衢州瑞力杰化工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这是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首次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也是浙江省首例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中,确立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人"的原告地位丰富了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司法的诉讼实践,同时开启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新模式。履行诉前程序是检察机关行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重要前提,证明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事实是检察机关行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实质要件,环境生态污染损害赔偿的认定与赔偿金额的确定是检察机关行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技术要求。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可以从诉讼主体权限、诉讼成本、赔偿金使用与监督以及扩展诉讼请求类型等方面予以考察。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演变的三条主线

对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历史考察不应始于2015年的全国试点阶段,这一制度史的"短视"可能会束缚学术视野,也不利于对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未来走向的把握。基于整体主义视角,本文对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例及其背后制度进行考察。通过缘起脉络、发展逻辑、变革规律三维度的描绘,笔者分析出中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演变逻辑呈现地方先行先试、由混同走向分化、从单向运动式治理向多元常规式治理转变三条主线。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逻辑和归位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存在理论上被误读及实践中被误用的现实,集中表现为其混乱的概念及过分夸大的制度功能。通过梳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脉络,可发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普通环境行政诉讼属并列关系,实践中司法机关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上开始从克制走向能动,但对该制度的功能依然应作理性认识。从监督行政的视角,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应定位于对环境行政作有限监督,其对环境行政行为的审查标准在合法性、合理性及目的性上则有所不同。而且,从成本收益上考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也并非绝对最佳。故在未来的制度构建中,应充分关注其核心可诉范围,同时从整体主义视角就环境行政公益维护体系作出统一规划。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逻辑和归位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存在理论上被误读及实践中被误用的现实,集中表现为其混乱的概念及过分夸大的制度功能.通过梳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脉络,可发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普通环境行政诉讼属并列关系,实践中司法机关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上开始从克制走向能动,但对该制度的功能依然应作理性认识.从监督行政的视角,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应定位于对环境行政作有限监督,其对环境行政行为的审查标准在合法性、合理性及目的性上则有所不同.丽且,从成本收益上考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也并非绝对最佳.故在未来的制度构建中,应充分关注其核心可诉范围,同时从整体主义视角就环境行政公益维护体系作出统一规划.     

环境公益诉讼集中管辖:理论基点、制度缺陷与完善路径

环境公益诉讼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主要基于案件量有限且分布不均的现实以及满足专业化审判需求与消解地缘因素干扰的双重目的。当前,环境公益诉讼集中管辖制度整体设计不足,提级管辖也并非集中管辖的最佳方式,而最主要的问题是民事公益诉讼与关联的行政公益诉讼、私益诉讼、刑事诉讼在管辖级别上所形成的差异格局或者说是错位配置,无法与环境资源案件跨区划集中管辖的现实充分对接。因此,要从法律依据、管辖法院确定、检察职能衔接、配套制度等方面加以完善与丰富。     

新环保法实施后首例大气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评析

作为新环保法实施后首例大气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振华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回顾该案,可以发现其在因果关系认定、生态损害赔偿费用确定、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可圈可点,推动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再发展;同时也就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律师费承担等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了诸多讨论。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关联诉讼衔接规则的建立——以德司达公司案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关判例为鉴

本文以德司达公司偷排废酸案的若干不同诉讼判决为例,比较分析了同期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判例的共同点,并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关联诉讼衔接规则的建立提出如下建议:在环境违法案件查处部门间以及与赔偿权利人间建立案件通报程序和证据收集与保存规则;对同一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确立统一的行政处罚与索赔磋商规则以及诉讼管辖和证据适用规则;确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和行政罚款、刑事罚金数额既协调一致又独立计算的规则;应当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程序上优于一般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则。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国际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新《环保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频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引起人们关注。我国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是否过窄、是否需要借鉴域外相关法律成果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隐忧和完善路径 —从功能与定位的视角切入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既有全面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功能,又有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或者依法行使职权进行监督的功能。但在实践中,两种功能定位却发生了冲突,并引发了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在诉前程序和制度衔接上的诸多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应适当简化检察建议的内容,构建客观性、个案性和技术性的判断标准,并由行政机关主动向检察机关多次沟通;其次,应注重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衔接,同时加强检察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联动。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进路探析

2015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法律适用情况做出了细致规定。然而,现阶段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诉讼主体能力、法规依据、诉讼成本分担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为此,提出了细化相关规定、健全法律法规、分担诉讼成本等建议。     

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以全国首例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为例

近期,贵州省金沙县检察院以原告的身份把金沙县环保局告上法院,此案可以看作是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破冰"之举。本文以该诉讼涉及的各个主体为基础,对此案例所反映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积极意义进行分析和阐述,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今后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以使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今后保障环境公益方面发挥更为积极之作用。     

“双碳”目标下我国气候变化诉讼的司法进路

近年来,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司法机关不断总结审判经验,在气候变化治理的司法应对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系列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对涉碳“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的类型进一步细化,为相关审判实践提供了更清晰的指引。但是,我国司法机关要应对真正的气候变化诉讼,还存在程序法和实体法方面的障碍。构建我国气候变化诉讼的司法进路,在明确未来气候变化诉讼的公益诉讼发展方向,发挥气候变化诉讼的政策落实功能,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和环保组织公益诉讼并行发展的基础上,应在既有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模式下,从统筹公益诉讼调整对象、扩充适格当事人的范围、明确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的违法性标准、改良诉前检察建议制度等方面做好程序设计和司法准备。     

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问题与完善路径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重,环境纠纷、侵权问题日益凸显,而传统的诉讼在保护环境方面显得软弱无力,为了有效保护环境,维护最广泛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我国建立健全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自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以来,环境资源案件大量增加,但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并没有出现预想的大爆发,特别是由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并不多,本文就其中产生的原因及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中面临的困难进行分析和解决。     

新《环境保护法》规范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新《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进一步明确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放宽了环境公益诉讼范围,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要将其规定真正实施,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尚未作为一种诉讼类型,提起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范围仍未明确,缺乏环境公益诉讼具体规则,民间环保组织可能会无意愿或者无能力提起公益诉讼,司法体制改革滞后可能会使人民法院不能积极立案,而且环境公益诉讼相关制度也缺乏必要的衔接。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应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类型,清晰界定并逐步扩大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提升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能力,稳步推进环境审判体制改革,制定和健全环境公益诉讼规则,保障环境公益诉讼相关制度的配套与衔接。     

环境公益诉讼:筑牢环境公共利益司法保障

正从提出建立到地方试点再到逐步完善,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经历了从混同到分化的发展历程。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建立环境民事和行政公诉制度""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其中,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自2017年《行政诉讼法》正式赋予检察机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后,进入了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