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五马河流域为例

五马河作为赤水河的支流,为下游酒企提供水源,该流域具备实现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条件.通过CLUE-S模拟该流域现有及未来到2030年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两种情景下的土地利用/覆被情况,进而依据InVEST模型对该地区的产水量、氮磷元素消减量和泥沙持留量三种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估,最终求得该地区当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为4.1825亿元,在未来两种情景下的价值总量分别为4.1759亿元和4.1622亿元.同时,通过对当地居民及酒企进行生态补偿意愿的调查,得到符合各利益相关方意愿的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2.74亿元/a,而使用发展机会成本法求得该流域发展权损失为1.78亿元/a.结合上述结果,确定了五马河流域市场化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区间,并以该区间以及SWOT分析为基础,设计了五马河市场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新安江模式":经验、问题与优化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安江流域作为我国首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历经10年探索，取得显著成效，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在研究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践和成效的基础上，发现其中仍存在系统性立法缺位、资金支持不健全、补偿机制僵化、公众参与不足等问题，应当尽快完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健全科学、精准的补偿资金机制，构建政府主导下多元协同共治和市场化补偿机制，保障公众参与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推进，推进“新安江模式”的发展完善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的示范推广。     

哥斯达黎加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实践与启示

本文通过介绍哥斯达黎加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sforEcosystemServices,PES）在市场化运作机制、多元化资金渠道、差异化补偿标准等方面的做法,分析PES成功的实践和经验,提出对我国国土空间生态补偿的启示和建议。一是发挥制度和政策的协同效力;二是加强政府主导,推进市场培育;三是建立产品流通过程中生态价值的显现机制;四是实施精细化、差别化和动态化补偿标准;五是构建生态系统服务监测评估长效机制。     

汀江(韩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的实践与创新

汀江(韩江)流域生态补偿是我国第二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上游龙岩市为推进流域生态补偿、改善流域水质,在设计顶层、规划实施、项目投资管理、双向补偿等方面进行了实践和创新。通过这些举措,3个考核断面——汀江武平梅江象洞溪羊角电站断面、武平梅江中山河园丰电站断面、汀江干流广东大埔青溪断面水质显著提高。流域综合整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现阶段汀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现有的生态补偿资金远不能满足治理需求;必须建立统筹全流域产业经济、规划、生态保护建设等的协调机制,以实现流域上下游共建共享、合作共赢。     

《湖南省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水质水量奖罚)暂行办法》实施评估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从政策治理走向法律治理,需要在政策实践中总结经验。《湖南省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水质水量奖罚)暂行办法》效果评估显示: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得到有效实施,形成了水质水量分级考核、奖罚资金统一拨付的体制机制,在补偿范围、考核指标、补偿条件和考核办法等方面形成了具有湖南特色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同时,也存在补偿资金量偏小、处罚资金统筹分配欠合理等问题。建议拓展资金渠道加强正向激励;统筹"一湖四水"助推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适时推进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法治化;变革技术性方式方法强化激励与平衡;探索创新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基金制度。     

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进展与建议

近年来,多份关于推动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文件相继印发,具有以下特点:(1)通过生态补偿资金分配与生态环保工作成效的挂钩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生态环保工作积极性;(2)赋予地方政府充分自主权,鼓励地方政府依托各自特点开展生态补偿模式探索;(3)完善投入机制,集中力量解决最突出的生态环保问题;(4)鼓励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激发地方落实生态环保工作的内生动力。根据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对生态补偿机制的探索实践,发现在一些环节存在不足并建议:(1)长江经济带沿线不同地区生态系统和经济发展禀赋存在差异,生态补偿工作实践进展不一,不同地方的重点工作方向亟待进一步明确。建议进一步强化长江经济带全流域意识,结合不同地方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业结构特点、生态资源禀赋和工作实施进展分类施策,建立分层次、分领域的梯度补偿模式。(2)生态补偿的制度依据尚未明确,中央的统筹地位亟待进一步巩固。建议健全生态补偿的法律政策基础或管理原则,完善相应权责制度,加强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建立系统性的管理和监督考核机制。(3)生态补偿的方式较为单一,市场条件仍欠缺。建议推进多领域多层次合作,创新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的分配制度和交易方式,鼓励多方资本融入,建立起拥有公允生态补偿条件和补偿价格的生态补偿市场化体系。(4)不同地区对资金需求和使用存在差异,"平均分配"模式限制了部分资金的利用效率。建议科学划分生态补偿资金使用范围和渠道,由单一性要素补偿向基于生态功能定位的综合性补偿转变。(5)生态补偿对推进精准脱贫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建议有机衔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对策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是促进流域共同发展,体现生态保护的经济价值和市场价值的一种有力工具,在国际上流域生态补偿工作已有比较成功的事例。中国目前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和实践正处于起步阶段,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调查和研究,分析了中国流域生态补偿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改进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应对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环境监测

结合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有关政策和实施情况,阐述了环境经济新政策对环境监测提出的新要求。环境监测是成功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对生态环境“说得清、说得早、说得细”,才能为补偿资金的核算提供公正依据。指出应对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开展环境监测,目前在点位设置、监测手段、质量控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现行的一些技术方法与之还不相适合,现有的监测能力也难以满足,这些都需要及时解决。根据生态补偿机制要求,提出加强监测能力建设、开展水环境优先监测及应用技术研究等对策。     

建立东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

东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水源.保护建设好东江源生态环境意义重大,而建立东江源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建设好源区生态环境、促进流域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本文从东江源区自然、社会经济状况,生态保护投入与发展机会损失、未来生态保护投入需求与资金瓶颈、源区生态补偿需求、生态补偿的政策渊源和环境经济学基础、典型示范意义等方面论述了建立东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根据国内外生态补偿实践及源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上下游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从生态补偿责任主体、标准、方式、途径等方面探讨了源区的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于推进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思考

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是明确流域内各地区权责关系、促进上下游协调发展的有效机制。目前我国已有多个省市开始探索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但也有部分地区的水环境保护意识不足、推动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积极性不够;同时,部分上下游地区在补偿标准核算、跨界断面考核方式等方面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面对这些问题,国家可以在出台技术规范、组织协调谈判、直管跨省界断面、设计引导性激励资金等方面发挥作用,解决地方"不会干""不敢干""不想干"的问题。地方政府应尽快做好基础数据准备、积极推动跨界协商、统筹行政区域内部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探索拓展补偿资金筹集途径。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     

国外流域生态补偿对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启示与借鉴

流域生态补偿是世界各国为应对全球的水危机和水污染而提出的,旨在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和措施,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达到提高流域环境保护者的积极性,保护流域的水质和水环境,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平衡协调发展的目的。本文在概述流域生态补偿的概念、国外流域生态补偿的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总结和借鉴不同国家的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和经验,提出了构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促使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一些对策和措施。     

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机制探讨

跨流域调水工程已经成为解决我国缺水地区水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由跨流域调水引发的生态补偿问题是制约调水工程社会、经济效益发挥的关键因素。目前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主要是沿用流域内生态补偿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导致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主体缺失、补偿对象不全面、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方式单一,极大地限制了跨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的开展。通过比较分析流域内生态调水与跨流域调水在受工程影响、水权转移形式、涉及的利益主体关系、生态补偿主导部门、生态补偿核算标准等方面的特征,提出了以区域水权为理论基础,以生态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形式以及补偿保障体系为主要内容的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中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政策框架的新扩展——《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的解读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新近印发的《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是我国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文件,是我国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顶层设计。本文对该行动计划进行了解读,认为该计划标志着我国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政策框架的形成。这一政策框架的核心是促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并基于此提出了我国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九种主要形式。该政策框架在资源开发补偿、排污权交易与减排补偿、碳交易与碳汇补偿和绿色金融等四方面有创新。该行动计划明确了政府在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中的角色定位,为基层政策创新提供了无限可能。     

杭州市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已成为社会共识,各级政府就开展生态补偿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与实践,流域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予以适当经济补偿作为解决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失衡、保护流域水资源生态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和迫切需要。本文综述了杭州市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分析了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的实践效果及现存问题,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对策措施,旨在对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借鉴。     

15.65亿生态补偿资金治理跨省河

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广东不少河流地处流域中下游,源头来水水质备受关注.近年来,广东主动担当,推动市场化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协同上下游共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5年至今,广东分别和广西、江西、福建签署九洲江、东江、汀江-韩江等跨省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合计拨付跨省补偿资金15.65亿元.经与邻省共同努力,2...     

基于补偿标准设计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运行机制和补偿模式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是通过调整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解决流域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政策工具,设计满足相关方利益诉求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对我国持续有效开展流域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梳理了我国主要省市地区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分析总结了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与运行机制设计的基本特点;根据流域环境功能保护需求的差异,将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划分为一般流域水污染控制生态补偿和水源地保护生态补偿两种基本模式,然后从补偿标准设计的角度,分析总结了两种模式的异同点,最后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提出了建议。     

基于补偿标准设计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运行机制和补偿模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是通过调整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解决流域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政策工具,设计满足相关方利益诉求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对我国持续有效开展流域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梳理了我国主要省i市地区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分析总结了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与运行机制设计的基本特点;根据流域环境功能保护需求的差异,将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划分为一般流域水污染控制生态补偿和水源地保护生态补偿两种基本模式,然后从补偿标准设计的角度,分析总结了两种模式的异同点,最后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提出了建议.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演进及发展建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水环境污染严峻形势逐渐凸显,流域生态补偿作为调整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环境及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政策手段被广泛关注和应用,我国各地区在不同尺度上进行了大量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随着水环境特征从水污染问题日益突出逐渐转变到水环境质量局部改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从省内扩展到跨省,政策目标从单一转向综合,标准核算方法不断丰富,补偿方式逐步探索创新。本文通过梳理近20年来的政策文件和实践案例,结合国际上流域生态补偿典型案例分析,认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顶层设计制度框架日益完善,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实现流域全覆盖、政策目标较为局限、补偿标准合理性不足、补偿机制与流域管理衔接不够、补偿方式比较单一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亟须总结归纳实践经验,补齐政策短板。建议从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全覆盖、因地制宜设置流域生态补偿综合政策目标、尽快研究制定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技术标准、探索建立综合性流域管理机构、鼓励创新探索多元化补偿方式五个方面出发,尽快推动建立稳定长效的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长江经济带上下游生态补偿方案设计

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是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长江等大型流域由于涉及省份多,上下游之间经济发展、生态环境问题等差别较大,利益诉求不同,在补偿的主体与客体的认定、补偿模式以及补偿标准确定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难度。文章分析了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与实践经验,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设计了各级政府主导下纵横向补偿相结合的长江经济带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方案,并基于保护和治理措施的不同,分类提出了以任务量为基础、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的补偿测算标准,同时对补偿机制的实行提出了意见建议,以期为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下游流域及其他大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工作提供可参考的方法。     

清水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的政策创新及完善

贵州省清水江流域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是基于政府调控、协商参与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其补偿程序、补偿标准以及资金的具体管理办法在我国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富创新性,具体表现为测量主题的多元化,补偿标准的责任化以及资金管理的科学化。但补偿政策依然存在不足,应完善配套机制,加强立法,创建流域管理的综合框架,引入公民参与和社会力量,更好地发挥激励作用,建立起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的生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