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探索——以贵州省赤水河为例

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是我国未来生态补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流域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本文以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为例,结合流域经济结构和资源环境现状,从资金机制设计的角度,探讨了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选择思路,设计提出了适合采用的信托基金模式的资金机制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转变政府角色定位、强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社会责任意识、保障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经济利益、建立市场化流域生态补偿绩效评估机制、加强生态补偿政策宣传力度等建议。     

长三角地区省级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是优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资源配置、促进整个流域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在国家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推动构建生态补偿制度的总体部署下,长三角地区陆续构建了覆盖行政区全流域的生态补偿制度。本文系统整理和分析了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省级层面制定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分析总结了其运行机制和特点,从生态补偿制度、省级政府与市县政府的关系、补偿标准依据、省级政府资金投入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解析,最后对长三角地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深化提出了建议。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由于流域生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政府需要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以提供足够的流域生态报务。本研究提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主要模式是公共支付体系,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自发组织的私人协议和自由贸易体系。模式的决定要素是流域尺度和产投明晰程度,其组成要素是补偿标准,实际补偿量,组织实施和竞争机制的使用．     

基于政府购买的生态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生态服务是生态系统支撑、供给、调节、文化等功能提供的满足人类需要的福利,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提高这种福利水平。基于政府购买的生态服务供给机制,将生态服务供给视为专业性的社会生产活动,从而为分离生产过程与供给过程、引入社会资本、建立竞争机制提供了可能。为保证购买程序的公开、透明,发现生态服务供给的真实成本,应在厘清购买边界、明确购买目标、编制购买预算的前提下,从产出流程将生态服务划分为生态过程、生态产出、生态效益三种类型,并确立以公开招标为主的购买方法体系,同时改革管理模式,引入合同管理。为保障基于政府购买的生态服务供给机制的建立,应建立并完善与之对应的配套制度体系,具体包括:构建集中采购平台、培育生态服务市场主体、规范购买合同设计、构建契约化供给的法律框架等。     

流域生态服务补偿定量标准研究

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标准是流域保护、管理和生态补偿立法的关键环节,而生态补偿标准的定量化评估,是目前流域生态服务补偿的关键技术.本文根据金华江实地调查,从上游供给成本、下游需求费用、最大支付意愿、水资源的市场价格4个方面剖析了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支付的标准及定量估算方法.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流域生态服务市场的研究进展与形成机制

本文在对流域生态服务的概念、内涵和评价方法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国际流域生态服务补偿市场开发的典型案例和研究进展,对中国的流域生态服务补偿实践进行了诊断。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践诊断,认为流域生态服务市场的形成应具备的条件是：流域上下游生态服务供需矛盾尖锐、公众对流域生态服务功能与价值的认可、流域生态服务形成机制清晰、可操作性的规则、清晰的产权、良好的成本效益。     

流域府际生态协同治理优于属地治理的证成与实现——基于动态演化博弈模型

府际协同治理是推进流域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但其优于传统属地治理模式的证成逻辑并不明晰,这使得地方政府对生态协同治理效能的信心不足,流域府际生态协同治理机制的实行面临法制规范缺失、治理主体缺位和内生动力缺乏的问题。以成本—收益为驱动分析框架,分别构建生态属地治理模式与府际生态协同治理模式的博弈模型,可厘清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治理中的行为逻辑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央政府是推动流域府际生态协同治理模式实施的有效领导力量;府际协同创造的生态治理加成效益证明了生态协同治理模式能够提升流域整体生态质量水平;生态治理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与公平化分配应当并重,以此作为流域生态治理的二元目标。     

以信息化手段助推长江经济带环境管理精准化的思考

由于流域水环境和大气环境的不同特性,目前将环境信息化手段运用到流域水环境层面开展部门间、跨区域业务协同的实践较少。本文通过总结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现状,分析影响长江经济带环境管理精准化的主要矛盾是缺少跨部门、跨区域的业务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建议通过构建跨部门互联互通监测网络、推动数据的交换和共享等信息化手段,提升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体系精细化水平,实现从传统环境管理到精准环境监管的转变,为全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提供统一的信息化支撑和服务。     

基于InVEST模型的白龙江流域水源供给服务时空分异

甘肃白龙江流域是我国嘉陵江上游水资源重要的补给地之一,对其开展流域生态系统水源供给服务功能空间定量评估研究,有利于水源区保护规划的制定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论文基于研究区土地利用数据、气象、土壤和野外观测数据等,应用InVEST模型水源供给模块估算白龙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水源供给量,并定量分析流域水源供给服务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同地形因子的影响。结果表明：白龙江流域生态系统水源平均供给量约在388 mm左右,且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中部干热河谷区域水源供给量相对较小,东南部山地林区降雨量大,水源供给量较高,林地（如云冷杉类、针叶林类等）和农田水源供给量较高。流域内水源供给量随海拔高度和坡度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其高值区主要分布在1 500~3 500 m和15°~40°区段;阴坡区域水源供给量大于阳坡区域。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厦漳泉地区生态网络空间优化

耦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和景观生态安全格局,解构城市群地区生态空间结构,是优化农业—城镇—生态网络空间布局的基础。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理论,以福建东南沿海厦漳泉城市群为例,综合生态系统服务最重要区域和生态红线边界确定供给源地,结合自然、经济多要素构建消费格局,应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建立景观生态安全格局,识别需求分区、生态流网络、关键节点等组分,采用分层叠加分析重构厦漳泉地区生态网络空间。结果显示：（1）供给源地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1.64%,生态缓冲区、生态敏感区和生产生活区分别占22.67%、31.58%和4.11%;（2）供给源地集中于中西部丘陵山区,耗费低值区与供给源地分布一致,而高值区呈“井”字形分布特征,集中于沿海一带;（3）生态流通道网状化程度较高,中西部主要由森林构成,东部沿海区域主要由城镇水系和绿地系统、周边农田构成,驱动因素类型和强度均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4）提出构建厦漳泉地区“九区四组团一带九廊道多中心”的生态网络空间优化布局,协调区域间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组合,促进经济—生态空间协同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应然逻辑、现实梗阻与突破路径

协同治理是解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对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传统生态环境治理方式低效和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区际差异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决定因素。本文针对当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存在的诸多困境，提出突破路径：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协同治理机制，汇聚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合力；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打造流域治理共同体；遵照主体功能区差异化发展思路，推进流域产业协同发展；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现治理成本和收益均衡。     

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七大问题

按照责任范围,可以划出一个较清晰的政府推动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重点领域,即：中央政府重点解决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和跨界中型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问题,重要生态功能区以国家自然保护区和水源涵养区为重点;地方政府主要建立好城市饮用水源地和本辖区内小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并配合中央政府建立跨界中型流域的补偿问题。     

以横向生态保护补偿促进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关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解读

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旨在调节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但生态关系密切的地区间利益关系,这是当前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有效手段。《关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是首份专门针对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政策文件,提出了分阶段递进式工作目标、补偿基准和补偿标准确定以及补偿协议签署等重要内容,明确了流域上下游生态保护利益相关方的责任与义务,对强化流域上下游"同保共治"的协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推进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思考

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是明确流域内各地区权责关系、促进上下游协调发展的有效机制。目前我国已有多个省市开始探索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但也有部分地区的水环境保护意识不足、推动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积极性不够;同时,部分上下游地区在补偿标准核算、跨界断面考核方式等方面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面对这些问题,国家可以在出台技术规范、组织协调谈判、直管跨省界断面、设计引导性激励资金等方面发挥作用,解决地方"不会干""不敢干""不想干"的问题。地方政府应尽快做好基础数据准备、积极推动跨界协商、统筹行政区域内部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探索拓展补偿资金筹集途径。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     

岷江流域水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

岷江是长江上游的支流,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具有显著的生态功能地位。流域水资源丰富,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同时目前面临水资源分布不均、局部河段生态环境退化、局部城市河段水污染严重、水生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流域生态安全格局面临挑战。针对岷江流域水资源开发特点和生态保护要求,本研究认为:岷江上游应以生态恢复和保育为主,并采取措施保障下泄流量,必要时可实施小水电的逐步退出机制;岷江中游应针对水污染和缺水问题采取逐步改善水环境、节水等措施,保障水资源供给;下游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应重点采取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保障粮食供给等措施。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稻改旱工程多层次补偿标准

为探讨稻改旱工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出发,基于外部性理论构建生态补偿标准的经济学模型,并以参与稻改旱工程的河北省赤城县为例,提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稻改旱工程多层次的补偿标准.生态补偿标准经济学模型的构建主要运用经济学边际分析方法,通过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均衡条件的讨论,同时考虑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确定稻改旱工程补偿的最低标准、最高标准和参考标准.结果表明:稻改旱工程补偿的最低标准应为上游农民减少的种植收入,最高标准应为下游居民获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参考标准为当地居民的受偿意愿.稻改旱工程实施后,区域淡水供给服务和水质净化服务年增加量分别为2 194.35×104和0.38×104 元,同时造成当地居民年种植收入损失845.95×104 元,70%以上当地居民受偿意愿高于7 500元/hm2.多层次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结果显示,赤城县稻改旱工程补偿的最低标准为3 965.40元/hm2,最高标准为10 287.75元/hm2,工程实施的参考标准为9 760.50元/hm2.该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稻改旱工程生态补偿机制,调控区域生态-经济间的流量关系,促进稻改旱工程上下游地区的协调发展.      

清水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的政策创新及完善

贵州省清水江流域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是基于政府调控、协商参与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其补偿程序、补偿标准以及资金的具体管理办法在我国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富创新性,具体表现为测量主题的多元化,补偿标准的责任化以及资金管理的科学化。但补偿政策依然存在不足,应完善配套机制,加强立法,创建流域管理的综合框架,引入公民参与和社会力量,更好地发挥激励作用,建立起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的生态补偿机制。     

长江流域水问题基本态势与防控策略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基础是一江清水永续东流,流域水治理是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第一要务。长江经济带水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遵从山水林田湖共生性的自然特征,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实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协同治理,统筹水陆、城乡、江湖、河海,统筹上中下游,运用空间管控、结构优化、达标治理、生态保护以及政策引导、制度建设等手段,预防与保护同步,工程与管理并重,政府与市场同时发力,政策与措施协同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和联动效应,才有可能实现水量—水质—水生态三方面的良性互动,达到提升流域生态服务功能,恢复流域生态系统健康的目标。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新安江模式":经验、问题与优化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安江流域作为我国首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历经10年探索，取得显著成效，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在研究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践和成效的基础上，发现其中仍存在系统性立法缺位、资金支持不健全、补偿机制僵化、公众参与不足等问题，应当尽快完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健全科学、精准的补偿资金机制，构建政府主导下多元协同共治和市场化补偿机制，保障公众参与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推进，推进“新安江模式”的发展完善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的示范推广。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强度及其空间格局优化：以汾河流域为例

了解生态系统服务（ESs）间权衡协同关系强度对于汾河流域地区的生态环境管理和恢复至关重要,然而,迄今为止,对该地区ESs间关系强度变化的驱动变量和空间格局优化仍然缺乏足够的研究.在定量评估汾河流域2000年和2020年6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上,引入了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指数（TSI）定量衡量两两ES间权衡协同关系的强度,同时构建了贝叶斯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强度网络,识别了权衡协同强度的驱动变量,通过敏感度分析确定了关键变量对权衡协同关系强度的影响程度,并在空间格局上刻画了ESs权衡协同关系强度的优化区.结果表明：①2000年和2020年汾河流域6种ESs时空差异较为显著,在时间尺度上,产水量、净初级生产力、粮食供给、土壤保持和碳储量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在空间尺度上,6种生态系统服务在20年里空间分布变化较小.②碳储量与生境质量、土壤保持以及净初级生产力的TSI在空间上呈现出四周高中部低的格局;与产水量有关的5对服务中TSI最大的地区均分布在流域西部和南部;粮食供给与其他服务之间的TSI自北向南呈现“高-中-高”的分布特征.③敏感性分析发现,产水量与土壤保持和生境质量的强度均受到降水、根系限制性深度和降雨侵蚀等的显著影响,且根据关键变量不同状态的条件概率,发现汾河流域中部的文水县、清徐县和祁县等是权衡协同强度的高值区,可作为生态修复重点区域.研究结果对于认识多种生态系统服务间权衡与协同强度的复杂关系及其驱动变量,对后续提出生态环境可持续治理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