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分析及其路径探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后疫情时期中国面临经济复苏、空气质量达标、“双碳”目标实现等多重压力,在此背景下,研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厘清实现路径对中国在后疫情时期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 2001—2019年中国 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动态演变过程以及实现路径。结果显示:(1)中国的减污和降碳政策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其中,降碳政策对减污和降碳几乎具有相同的效力,而减污政策则主要以减污为主、降碳为辅,但其对空气污染物(即SO_(2)和烟尘粉尘)和CO_(2)排放的抑制作用大于降碳政策。此外,该研究分别从内生性问题、减污降碳政策指标设计稳健性、估计方法稳健性三个视角证实了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2)减污和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具有明显的动态变化趋势;降碳政策自政策实施起便具有显著的减污协同效应,且政策实施时间越长,对减污的协同作用越强;而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则是自 2011年出台节能减排综合性方案以后才逐渐显著,随后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因此,长期而言以碳排放交易市场为主的降碳政策的减污协同效应显著优于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故在进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战略布局中应以构建碳市场为主。(3)减污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均主要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而降碳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则主要通过前两条路径来实现。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政策建议。     

减污降碳协同路径研究:典型国家驱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但通过何种路径才能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推动达成协同治理的内在驱动力又是什么?发达国家是否已经实现了协同?其经验教训中国是否可以借鉴?基于此,该研究首先采用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法,判断不同国家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所处的阶段,绘制典型发达国家减污降碳的历史路径并挖掘其演变规律及不同类型背后的驱动机制。其次,从硫碳减排量变化情况、能源结构、居民受教育程度及产业结构等维度出发,对我国碳污协同治理所处阶段进行识别,分析得出我国当前与德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协同状况较为类似,即从碳增硫减进入协同防控的波动阶段。但由于社会制度、减排目标、资源禀赋、经济体量等的差异,应辩证地看待德国能源转型、碳市场建设以及环境立法历程,选择性地借鉴他国经验。针对如何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提出建议:①促进能源转型,转变能源结构,从根本上实现减污降碳。②利用碳市场突破减污瓶颈,将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相结合,在完善碳市场监管体系的同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配额分配机制和价格控制措施。③减少碳污“分而治之”,增强有意识协同,以提高碳污同治的效率;制定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时兼顾气候变化的应对,并将排污权与排放权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④明确环境规制边界与政府职责,保障协同防控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减污降碳”何以“协同增效”

在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多目标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面对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双碳”目标两大战略任务,环境政策协同是否可以更加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现有研究尚无确定答案。因此,该研究利用“两控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环境政策协同的准自然实验,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1)与单一环境规制相比,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更佳,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在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有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调节效应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市场激励微观企业产生易地搬迁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3)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双重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非老工业基地、高环保意识地区、环境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1)地方政府应统筹全局,避免走...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路径——基于扎根理论和制度语法学的双重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全球气候变暖正逐渐演变为影响人类未来发展的严重危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出将在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陆续出台“1+N”“双碳”政策体系。该研究通过两种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和制度语法学,对23份共计16万余字,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和省份颁布的“双碳”政策文本进行解码与分析,廓析中国“双碳”政策路径的要素结构和功能轮廓,厘定不同政策路径下的组态结构和规制强度。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发现中国“双碳”政策路径已然十分全面完整,其中:行政机制下的政策路径包括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管控、法规与标准体系、重点行业降碳治理、能耗总量与强度控制(双控)、生态碳汇;市场机制下的政策路径包括循环经济发展、能源转型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绿色金融发展、绿色转型发展。制度语法学分析结果表明:“双碳”政策路径以ADIC规范性陈述为主(177个,占比52%),其次是AIC策略性陈述(130个,占比38%),而ADICO规则性陈述最少,仅33个,占比10%。实现“双碳”目标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双重压力,ADICO的制度语法结构是最理想的政策陈述范式,因为该结构的政策规制强度更大,也更容易实现其治理效能。毫无疑问,政策规制是有效缓解“双碳”治理压力的重要抓手,更是确保实现“双碳”治理效能的确证性手段。政策规制主要面向高耗能高排放为代表的工业领域,依托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以政治动员和行政法令为手段,推进高碳领域的“双碳”治理。通过进一步构建“双碳”政策规制机制的理论框架,按照规制强度将“双碳”治理分为“强制性治理”和“柔性治理”,提出两种“双碳”治理范式背后的底层逻辑正是行政机制下的科层动员和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同时,随着未来“双碳”目标的逐步实现及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逐渐脱钩,治理逻辑需要从“强制性治理”逐步转向“柔性治理”,从“行政科层制动员”转为“市场资源均衡配置”。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减污降碳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其减污降碳的政策效应引起广泛关注。文章将二氧化碳减排与环境污染治理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省份面板数据,以碳排放交易机制为政策背景,采用改进熵权-TOPSIS模型计算环境污染指数测度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污染程度,以碳排放量与环境污染指数的交乘项表征减污降碳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减污降碳效应。研究结果发现:①与非试点省份相比,从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来看,碳排放交易机制降低了试点省份二氧化碳和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试点省份的减污降碳水平提升了16%。从试点个体的政策效应来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表现较优即碳污排放呈显著下降趋势,广东表现次之,而湖北表现较差。②作用机制分析和异质性检验发现,碳排放交易机制通过能源消耗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的提升,同时,减污降碳水平呈现区域异质性,东部和西部地区表现最优,中部地区表现不佳。③进一步,以灰色关联模型探究各省份碳排放与环境污染物的减污降碳水平协同减排潜力,计算结果发现,上海、广东、广西、贵州、新疆等5个省份的平均关联度值大于其他省份,呈现较高的减污降碳潜力。因此,要加快推进并完善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发挥市场激励型的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二氧化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物的协同减排作用,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制定区域差异化的减污降碳政策,加快实现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协同效应。     

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何以影响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已进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强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对实现中国“双碳”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有重要意义。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之间的协同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较少有针对城市层面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为此,该研究收集中国278个城市2004—2020年PM_(2.5)/PM_(10)浓度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以PM_(2.5)与CO_(2)为代表测算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通过构建“目标设置-结构效应-协同管理绩效”分析框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检验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并采用不同污染物测算协同管理绩效,对回归结果进行敏感性检验。结果显示:①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有显著影响,PM_(2.5)/PM_(10)浓度目标与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正相关,而经济增长目标与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负相关。②区域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目标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东、西部不显著;东、西部地区经济目标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负向影响显著,中部不显著。③环境目标可通过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但交通运输结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④采用不同污染物测算协同管理绩效,发现前述回归结果对不同污染物是敏感的。研究结果表明,目标设置是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同管理的重要驱动力,要将空间异质性、重点管控污染物考虑在内,识别高效协同的结构减排路径,提升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从强化目标协同、引导经济质量竞争、实施差异化协同治理、加强考核协同等方面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中国数字经济碳排放:总量测算与趋势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硬件产品生产、数字技术应用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环境影响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引起了各界关注。文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构建了数字经济碳排放测算框架,设计出数字经济碳排放的测算方法。计算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产生的碳排放快速增加,占碳排放总量比重由2008年的0.80%上升至2018年的5.53%。据此趋势,文章推算出2020年数字经济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已达6.31%。在排放总量增加过程中,数字产品和新型基础设施的碳排放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再与全球数字经济及国内制造业的排放水平相比,中国数字经济碳排放强度相对偏高,并不具备显著优势。进一步地,预测到2030年,中国数字经济碳排放占比将达到11.63%,成为中国碳排放主要来源之一。排放强度不低、总量增长过快的基本事实及趋势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尚未展现出绿色低碳的发展特质,与人们对这类新兴领域自带“绿色光环”的认知形成了较大偏差,意味着中国数字经济仍主要采取了粗放式外延扩张的发展方式,加大减排力度势在必行。今后,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运用数字技术助推其他行业“精准”减排降耗的同时,应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自身的排放问题,科学评估,前瞻布局,加强对数字经济碳排放的核算与监测,引导数字经济部门加快能源转型,提高数字产品及数字基础设施的能耗标准,鼓励数字经济企业践行绿色社会责任,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减排路径,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实现“双碳”目标。     

数字经济是否有效促进了节能和碳减排?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国,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为探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该研究以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测析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间存在的正“U”型或倒“U”型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省际和区域差距,广东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低;②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均存在显著正“U”型关系,而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效率均显著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的节能效应大于碳减排效应;③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异质性;④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环境、数字用户规模及数字产业规模对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差异,对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亦存在差异。据此,从缩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改善数字创新环境,增加数字用户规模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效应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中国省域碳达峰与基本现代化“双目标”何以协同实现？

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关于碳达峰与基本现代化“双目标”协同实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基于1997—2019年中国省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特征统计数据,采用改进的Kaya-GDIM分解模型与拓展三要素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以能源消费总量为传导变量,构建“碳排放-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系统分析实证模型。进而借助Mann-Kendall趋势检验、Tapio碳脱钩指数等方法对省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状态进行研判。据此,文章进一步将相似特征省份进行分组,并在综合考察各省份组合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与之相匹配的“双目标”协同实现方案。研究发现：(1)依据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综合特征多指标研判,可将中国30个省份（未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分为引领示范组、质量改善组、数量增长组、结构转型组。(2)各类型省域组合应依据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驱动机制特征,制定碳达峰与基本现代化“双目标”协同实现方案。引领示范组省域应着力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推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质量改善组省域应着力推动生产要素由数量规模向质量改善的转变。数量增长组省域应着力改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数量不足的...     

中国城市碳达峰路径及其驱动因素的结构分解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重要一环,是实现中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该研究首先基于校准的夜间灯光数据,运用从上至下估算方法对中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碳排放量进行反演模拟测算;然后,综合运用高斯回归、支持向量机、梯度提升等机器学习算法,科学预测各个城市的碳达峰路径;最后,运用拓展的广义迪氏指数方法对2000—203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碳排放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结果显示：(1)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呈持续增长态势,各城市增速不同且差异较大,形成“发达城市高排量,欠发达城市低排量”的态势。(2)267个样本城市中,仅有苏州市、贵阳市等6个城市可以提前达峰或按期达峰,比重仅占2%;上海市、广州市、杭州市等252个城市将在2031—2034年达峰;北京市、珠海市等9个城市将长时期延期达峰。(3)运用拓展的广义迪氏指数进行结构分解后发现,能源消费规模、产出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因素对各城市碳排放基本保持促增作用,而产出碳强度、投资碳强度等则基本保持促降作用。优化绿色低碳发展区域布局,推动低碳产业集群建设,兼顾城市“稳发展”与“促减排”是“双碳”目标有序推进的重要保障。     

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差异、影响机理及碳达峰预测

系统分析长三角三省一市碳排放差异、探究其影响机理及预测碳排放趋势,对促进该区域碳排放协同达峰、实现绿色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排放系数法测算浙江、江苏、安徽和上海2005～2019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选择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分别测度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差异。基于STIRPAT拓展模型,采用岭回归探究长三角各省市碳排放的影响机理;运用情景分析法结合各省政策规划及发展规律,参考各变量历史变化率,设定基准发展情景预测长三角各省市2020～2035年碳排放量及碳达峰年份。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长三角三省一市碳排放存在显著差异,碳排放差异整体上随着时间推移波动上升。(2)人口数量、城镇化水平、人均GDP、能源强度均显著影响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碳排放,能源结构仅对江苏的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上海、浙江、安徽的碳排放驱动因素中,产业结构影响最为显著。(3)基准情景下,上海、浙江、安徽和江苏分别在2026、2027、2028和2031年实现碳达峰,峰值依次为20 768、40 855、63 533和94 973万t。     

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产业链联动效应

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不仅是提升环境质量的重要着力点,亦是在市场经济中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产业链联动效应是探讨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重要视角。基于约束效应、同群效应、规模效应3方面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使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探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联动效应的内在机理、联动类型和联动模式。实证结果表明：(1)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存在产业链联动效应,有助于焦点企业降碳减污的协同推进。(2)产业链依赖度越高、行业竞争程度越低、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以及与上下游企业技术研发合作越紧密的焦点企业,其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受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联动效应越强。(3)界定焦点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联动类型发现,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同时受到上游供应商企业推动和下游客户企业拉动的影响,但是下游客户企业拉动效果更强。(4)界定焦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学习行为特征发现,焦点企业是通过主动学习来提升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能力,跨行业模仿学习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提升作用更强。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更好地促进企业微观个体实现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目标,强化产业链降碳减污协同...     

全球价值链风险、能源安全与“双碳”目标北大核心CSCDCSSCI

该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全球蔓延引发的全球价值链(GVC)危机和俄乌冲突为背景,利用投入产出表的风险分析和地缘政治推演方法,基于最新的碳排放和能源贸易数据,从气候治理困境、全球价值链危机、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三个维度来分析全球价值链风险和能源安全问题,推演世界能源贸易走向变化和地缘政治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该研究的主要发现和观点是。①全球价值链的断链、碎片化、断供乃至停产,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亟须重建疫情后的安全、稳定、有韧性、绿色和持续的全球价值链体系。②俄乌冲突以来世界能源贸易走向和流量出现很大变化,能源供应链逐渐形成“欧美供应链”“欧亚供应链”“日澳印美供应链”“OPEC供应链”和“欧洲供应链”五条供应链,其中以美国加大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最为突显,而俄罗斯大幅增加对亚洲国家的能源出口形成了新的“欧亚能源供应链”。③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正在向美国强化对欧洲的控制来共同抑制俄罗斯、打造亚太“四边机制”以对抗中国的方向发展,能源安全已经和地缘政治捆绑。④中国应当起到地缘政治“平衡器”的作用,避免冷战和“准冷战”局面的出现,保障自身的能源安全,积极稳妥地推进“双碳”目标,稳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该研究的结论认为:“双碳”目标给中国设定了一个能源转型、经济转型、发展方式转型的时限,而近年来欧美等国的“去中国化”措施和全球价值链危机等,倒逼中国加快产业转型、贸易升级和经济结构合理化,打造升级版的“世界工厂”,全面实现高质量的、绿色的进而净零碳排放的可持续发展。     

中美贸易的经济溢出效应及碳泄漏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国际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具有复杂的环境影响。本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中美贸易为例,分析了2002-2011年中美贸易所产生的经济溢出和碳泄漏。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对中美双方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是促进世界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中美贸易显著地提高了全球的经济效率,同时损失了一定的环境效率。2002-2011年,中美贸易使世界经济总量增加了302.05亿美元;与此同时中美贸易导致的全球碳排放额外增加量也逐年上升,由78.1 MMTCO2上升到401.96 MMTCO2,十年间累计增加了全球碳排放3 464.78 MMTCO2。中美贸易所导致的全球碳排放效率损失正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2002年中美贸易每t碳泄漏的经济溢出量为0.28美元,2011年这一数值下降到0.08美元,下降了70%以上。贸易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在未来的政策设计中,既要看到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需要对贸易中的碳泄漏给予额外的关注。     

基于系统建模的城市土地利用碳达峰仿真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实现碳达峰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关键举措。按照“理论-模型-实证”逻辑框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城市土地-经济-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江苏省城市碳达峰路径进行多情景仿真模拟。结果表明：(1)江苏省未来经济总量、结构持续增长优化,增加第三产业投资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2)城市用地呈不断增长趋势,但其增长动力持续减弱,在减碳发展情景下,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在2033年达到峰值5 514.96 km²,出现“城市收缩”现象;(3)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优化能降低城市能耗需求,但其仍保持增长趋势,在减碳发展情景下,江苏省最快于2025年达到CO₂排放量峰值65 790万t,相对于持续上涨的CO₂排放量,现有碳汇用地对实现碳达峰目标作用有限。因此,针对实现碳达峰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从提升能源和用地效率入手降低能源需求和碳汇用地损失,加快技术创新优化能源供给结构,进而实现碳达峰目标。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减污降碳效应

新型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增长和绿色转型的有力支撑。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减污降碳的政策效果有待验证。该研究选取2004—2020年中国1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污染”和“碳排放”两个维度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显著的减污降碳效应,并且呈现逐年递增的特征,该结论在考虑了DID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从“区位-特征-规模”三维城市属性看,减污降碳效应在东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人力资本城市和规模较大的城市更加显著;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的减污降碳效应呈边际递增趋势。(3)机制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除了直接对减污降碳存在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推动三次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服务业结构升级以及绩效型技术创新而有效促进减污降碳,但投入型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的影响尚不明显。该研究为下一阶段中国区域污染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政府应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减污降碳,同时借助产业结构升级和绩效型技术创新以更加有效的方式释放新型城镇化在区域绿色发展中的红利。     

碳交易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减排和大气污染物减排工作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战略任务。碳交易政策是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议题,其关键在于通过设定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倒逼排放主体实现减排。作为调节经济发展和环境压力的市场型政策工具,碳交易政策能否对碳排放强度以及PM_(2.5)和SO_(2)等大气污染具有协同减排效应值得深入研究。该研究以2006—2018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以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东、中、西3个子样本,探究区域异质性,并将中介模型纳入分析框架,探究技术创新对碳交易影响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碳交易政策在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实现PM_(2.5)与SO_(2)协同减排;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对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减排作用大小表现为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其次,东部地区最小;③碳交易政策对地区降污减排的中间作用机制表现为技术创新对碳交易和碳强度、SO_(2)、PM_(2.5)的显著中介效应。这些结论表明:在城市大气环境治理中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市场与主体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碳交易政策,要将区域异质性考虑在内,增强对大气污染的区域协作治理。另外,城市规划建设要以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立足点,获取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研究结果为完善中国碳交易制度,优化污染物协同减排路径,实现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中国工业碳排放达峰的情景预测与减排潜力评估

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峰不仅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向国际社会做出的郑重承诺,也是中国未来经济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中国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的宏观目标为背景,本文以中国碳排放的主要行业工业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拓展的STIRPAT模型对工业及其9个细分行业的碳排放达峰进行了情景预测,然后基于公平和效率的双重视角对工业细分行业的减排潜力进行评估。研究表明:(1)仅有低碳情景和抑制排放情景2可以实现中国碳排放2030年达峰,低碳情景是实现中国工业碳排放达峰的最佳发展模式,达峰时间最早(2030年),峰值最低(140.43亿t)。激进排放情景则是最差的发展模式,达峰时间最晚(2036年),峰值也最高(150.09亿t)。(2)工业内部各细分行业碳排放的最优达峰情景差别较大。建材和纺织制造业能够实现提前达峰,可以在这类行业率先实施达峰管理措施,使其带动其他行业陆续达峰。(3)最具减排潜力的行业是石油制造业,其次是电力行业,这些减排潜力较大的行业应该成为国家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4)基于工业各细分行业在减排公平性和效率性上的差异将工业9个细分行业分为四类。其中,石油、钢铁制造业和电力行业属于"高效高公平行业";化工、建材制造业属于"低效高公平行业";采掘业属于"高效不公平行业";纺织、轻工和机电制造业属于"低效不公平行业"。中国应针对不同类型的行业制定出相应的减排战略,将减排重点放在各行业最具潜力的方面。最后,文章对实现中国工业碳排放达峰管理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组态视角下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CDCSSCI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协同技术创新是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在理论层面从环境、投入、产出和互动四个维度构建协同创新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整合性框架后,以中国284个城市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多元实现路径。研究表明:①单个协同创新条件的一致性水平位于0.4928~0.8388范围内,表明单个条件均不构成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②条件组合的充分性分析显示,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协作互动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4种路径,具体归纳为投入主导型、区域互动支撑下的资本赋能型及环境和投入连接下的主体互动转化型3种差异化模式。③条件因素的普适性和替代性分析显示,经济软环境、人力资本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是影响高水平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最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成果市场化和区域互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④囿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稟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协同创新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驱动路径呈现出显著异质性特征。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和资源禀赋,从组态视角着力于多重协同创新条件的适配以“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土地绿色高效利用政策和措施。     

碳中和背景下清洁能源技术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研究回顾与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伴生金属具有独特的物理或化学性能,是清洁能源技术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推进碳中和目标将带动清洁能源技术加快部署,进而促进关键伴生金属需求快速增加。然而,未来关键伴生金属供给却面临受限的压力,使得清洁能源技术关键伴生金属供给安全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基于此,文章从理论分析、研究方法和干预路径等方面对清洁能源技术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发现:①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是在多系统、多因素交互作用下的结果,联合生产机制和清洁能源产业需求影响机制是可供性约束形成的主要驱动机制。②伴生金属资源储量评估研究面临数据缺失问题的挑战,传统独立金属产量预测模型并不适用于伴生金属可供产量分析。在预测不同能源技术对关键伴生金属的需求时,应区分传统、成熟技术领域与新兴技术领域,进而采取相适用的模型。文章综合构建了清洁能源技术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研究方法清单,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方法指引。③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干预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废物回收、产品设计和生产冶炼环节,对产品使用和加工制造环节的研究较少,缺乏系统性研究,而且不同产业链环节干预路径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同。④未来需要深化对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影响机制的研究,综合运用集成性方法对伴生金属可供性进行系统评估,深入解构中国“双碳”目标情景下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动态演变趋势,并基于全产业链环节对中国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干预路径开展系统性研究,为推动能源转型、达成碳中和目标提供关键伴生金属安全供给保障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