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能实现“减污”和“增长”么?——基于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变迁视角

环境税作为政府采用财政手段调整影响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行为的重要工具,研究环境税的环境经济效果对于推进健全中国环境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随着201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开始实施,从"双重红利"视角对中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政策进行评价,对后续中国环境保护税改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2006—2014年中国省以下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改革实践,从地级市层面检验中国环境保护税对地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二氧化硫排放产生污染减排效应,但是在工业废水上并没有发现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②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抑制效应。③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未能产生预期的"蓝色红利"的原因在于:在缺乏产能约束政策的背景下,企业在面对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时往往通过扩大产能,依靠规模效应以抵消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这使得中国环境保护税税负的提高不仅没有产生"波特效应",反而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发展产生"负激励"。最终导致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不但未能产生"蓝色红利",反而在数量和质量层面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视角对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进行衡量,而且在实践方面为环境保护税后续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研究

中国开始实施环境保护税法的时间位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过渡的时期。环境保护税法规定了大气和水污染物的税率区间,因此实际执行的税率存在优化的空间。虽然征收环境保护税是为了达成环境目标,但是该项税收同样可以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目标。本文拟对环境保护税这一市场化的环境政策价格工具进行优化,从这一崭新研究视角切入,探讨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原则,以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方法基于一个包括企业、政府和消费者的世代交替模型,各经济主体进行分散化决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政府向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并且治理污染,消费者的内生寿命受到污染存量和人均产出的共同影响。根据市场均衡条件,本文得到描述物质资本和污染存量动态变化的非线性差分方程,在此基础上进行解析证明和数据模拟。研究得到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同一个环境保护税率无法同时实现经济产出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意味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需要抛弃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策思路,转而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确定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政府提高环境保护税率,可以实现由经济产出最大化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转变。第二,相较于最大化经济产出的税率,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在转移路径上会造成各主要变量较小的波动,并用一定的经济产出换取更多的物质资本、更优的环境质量、更长的人均寿命、以及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支持了前述政府需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确定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的结论。第三,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在基准模型中的数值为1.96,但污染物的异质性会影响最优税率的数值。污染物较低的自然扩散速度、较严重的健康损害程度、较高的治理技术水平都会提高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第二,通过提高环境保护税率体现发展理念的转变。第三,促进医疗卫生和污染治理技术进步。     

环境规制政策协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环境资源稀缺性决定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必然矛盾,而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应纳入政府规制范畴。该研究以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变异系数法与熵权法相结合的方式测算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对模型变量进行筛选,利用对异常值不敏感的惩罚面板分位数回归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环境规制政策协同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协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具体而言:①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地区(0.1分位点)政策2与政策3的组合协同效果最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地区3种政策组合的协同效果最优。②政策协同整体上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存在“U”形影响,即随着政策协同度的不断增大,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先降后升”趋势。③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政策协同的产出弹性值未越过“拐点”,一定程度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其结论支持“遵循成本说”;然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其产出弹性值均越过“拐点”,随着政策协同度的增大,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其结论支持“创新补偿说”。因此,为降低地区间的差异,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之间应加强合作,不断促进政策间的协同效应,提高政策组合效率,这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还能提高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从而促进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环境的资源稀缺性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必然的矛盾;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应纳入政府规制的范畴。本文从经济增长的结构、效率、稳定性和持续性等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权法分别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分维度质量指数和综合指数,同时构建计量模型着重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①总体来看,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对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分维度指数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效率维度和持续性维度的改善,而对结构维度和稳定性维度无显著的促进作用。②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即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西部地区,而对东部地区无明显促进作用。③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会产生非线性的影响,即在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环境规制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在适宜的范围内增加环境规制强度,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还能提高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城市宏观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微观效率

通过营造良好宏观环境来促进本地企业发展是我国各级政府追求的目标,但宏观环境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企业发展却少有探讨。最近发展起来的"新"新经济地理将影响途径归结为产业集聚、人才归类和市场选择三大效应。本文运用中国286个城市120余万家企业的微观数据检验了上述结论,发现:①上述三大效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生产效率;②传统的新经济地理过高估计了产业集聚的作用;③城市行政级别、社会管理人员比重过高会强烈降低企业效率;④与郊区企业相比,城市市区的企业效率受上述效应的影响更加显著。因而中国企业的集约式增长有赖于城市化运动、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和市场充分竞争。     

中国环境保护税法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

环境保护税改革是中国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战略举措,环境保护税法作为环境经济政策的2.0版及独立型环境税税种,其是否会产生促进企业劳动雇佣的蓝色红利有待证实。以环境保护税法的施行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环境保护税法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保护税法促进了企业劳动雇佣增加,相比于不在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的企业,位于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的企业就业平均上升约7.6%,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采用Change模型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回归的结论不变。(2)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法主要通过绿色管理创新效应、决策制约效应与预防性环保投资效应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增加,通过治理性环保投资效应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增加的机制未得到验证。(3)环境保护税法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增加的结果具有条件异质性,营商环境的改善与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正向调节环境保护税法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另外,环境保护税法对具有不同特征企业的劳动雇佣影响存在差异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低和成本转嫁能力强的企业更容易受到环境保护税法的影响。(4)就业结构分解分析发现,环境保...     

环境保护费改税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吗?——来自《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环境保护费改税作为中国环境保护税制的重要改革,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实现了排污费制度向环境保护税制度的平稳过渡。文章借助《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基于2016—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保护费改税显著地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换言之,当《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后,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明显提升。(2)环境保护费改税主要通过施加更强的环境合法性压力从而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可见环境保护费改税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行政干预过多、强制性和规范性缺乏等问题,进而提高环境合法性压力来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3)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委托代理成本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并不显著,说明当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会弱化。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政府应当继续完善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实施细则,建立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征管协作机制,切实保障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和缴纳,提高企业环境合法性压力。同时,政府还应当建立企业绿色转型的融资机制,引导企业绿色转型的价值取向,出台企业绿色转型的内控指引,与环境保护税制度一起共同推动企业绿色发展。     

中国适应性发展指数测度(2010—2019年)北大核心CSCDCSSCI

适应性发展(Adaptive Development)旨在强调适应气候变化的同时,实现增长、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该研究在回顾适应性发展理论脉络基础上,界定适应性发展内涵;构建涵盖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的适应性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2010—2019年31个省份统计数据,运用CRITIC综合评估法,对适应性发展指数(ADI)进行测算;并使用Moran指数、变异系数和Theil指数等方法,分析其时空分布和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适应性发展指数整体较低,呈现波动上升趋势;②三大维度发展趋势差异显著,与2010年相比,2019年暴露度提高3.39%、敏感性提高1.07%、适应能力增强0.7%,适应能力提升较慢;③适应能力是造成ADI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④适应性发展指数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区域特征,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逐渐超过区域间差异,且各省份间存在显著全局空间正相关关系。基于上述结论,该研究从顶层设计、关键领域和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中国适应性发展水平提升举措: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工程论,树立复杂系统理念,推进中国适应性发展顶层设计;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关注适应行动关键领域;积极推动适应性发展融入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和协调发展战略。     

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北大核心CSCDCSSCI

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长期存在的典型化事实是,地方政府设定的与相邻地区相近的经济增长目标的行为与地区间不平衡的发展相矛盾。探究此现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揭示现行经济增长目标策略是否还适用于中国绿色发展的新格局。该研究利用灯光和经济增长目标数据计算目标与实际资源禀赋的偏离度,以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目标偏离与绿色技术创新呈“倒U型”关系,即地方政府适度提高经济增长目标可激励其寻求新技能(如绿色技术)兑现承诺;但目标过度偏离资源禀赋会倒逼政府为了拉高经济增速而扭曲资源配置,抑制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①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绿色发明专利面临的挤出效应更大;②非国有企业、中小微企业、非污染行业的企业绿色创新更易受影响;③企业的资金压力、内控水平、创新能力及地区的创新环境、法律环境、绿色发展水平都会影响目标偏离与绿色创新的关系。据此提出,为助力绿色发展,中国需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目标策略、健全促进绿色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政绩考核等。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及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形成了社会、经济与环境三大支柱的格局.根据进程追踪的方法,本文通过回顾环境进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过程,着重分析环境目标未来15年将对全球与中国环境治理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全球环境治理层面的基本结论是:①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将显著上升.②新型伙伴关系将强化环境非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的作用.③未来全球环境治理将形成以数据和指标为驱动的特点.④联合国系统内环境机构的作用将进一步强化,联合国环境署的发展受到关注.⑤环境与气候变化中的资金融资与技术转让渠道将进一步多元化.⑥气候变化问题与其他环境问题将在全球和国家层面深度融合.对中国环境治理的积极影响,体现在:①《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并形成倒逼机制;②将显著提升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③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提供了难得的着力点;④将使中国的区域合作更加“绿色化”.当然,在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目标也使得中国环境治理的压力与责任不断增加.同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与不足之处:①目标过多且模糊不清,实现难度大.②当前所罗列的一些目标间可能包含潜在的冲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③环境目标缺乏量化的标准.尽管如此,就环境目标而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比千年发展目标更加综合、全面和系统,是当今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集体努力的成果,必须高度重视与研究.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研究

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企业绿色转型迫在眉睫。环境税作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是一种推进企业绿色转型的最有效的经济诱导制度安排,为当前研究的前沿。本文立足于宏观财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的视角,以合法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基于2008—2016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察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环境税会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即当环境税的税负水平提高时,企业绿色转型程度也会随之提高。②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存在异质性,即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高信息透明度企业中,在国有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以及低信息透明度企业中表现并不显著。③环境税倒逼企业绿色转型的渠道在于,环境税通过提高企业合法性压力和增加企业成本粘性,进而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这意味着,在现阶段政府通过提高环境税税率、增加执法刚性、降低行政干预等手段提高企业环境税的实际税负,可以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但为了更好地实现环境税的倒逼效应,政府需要进一步地改革和完善环境税的税制结构、税率设计、征管模式等税制要素来提高环境税制度的弹性。同时,政府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市场化建设以及建立绿色投融资渠道,使环境税的倒逼效应更加有效;企业应当提高信息透明度,积极地进行绿色转型以响应环境税的合法性压力和成本粘性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环境保护税的减排效应——基于提高污染物适用税额视角

环境保护税赋予各省级政府在规定范围内自主确定和调整污染物具体适用税额的权利，是中国治理污染的一项重要举措。从提高污染物适用税额的视角研究环境保护税减排效应，对调整污染治理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该研究使用2015—2020年24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8年中国部分省份提高环境保护税污染物适用税额为外部政策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环境保护税法》提高污染物排放适用税额的减排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考察城市之间外商投资规模、区域位置和适用税额提高幅度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提高SO₂适用税额能显著降低工业SO₂排放量。DID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提高SO₂适用税额能降低16.8%的工业SO₂排放量。上述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②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部地区减排效应明显，东部和西部地区减排效应不显著；外商投资规模与减排效果正相关，拥有较高水平外商投资规模的城市受到政策冲击的力度更大，相对于平均水平能够减少0.2%左右的污染物排放量，而较低水平的外商投资规模所带来的污染效应较低，政策的减排效应不显著。③进一步研...     

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综述

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循环经济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理论内核不明晰,理论边界模糊,理论研究陷入"漂移状态"和"破碎困境";②资源效用是循环经济理论关注的永恒主题,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效用的最大化与最优配置,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资源效用的衡量标准不同;③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是"经济",其外延是"社会"和"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循环经济的研究范围包括资源节约与社会公平、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研究,但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本身并不是循环经济的研究内容。同时,总结了循环经济理论深化研究的几个方向:①废物资源化的形成机制研究;②同类产品频繁交易产生的资源浪费问题及其治理研究;③生产过剩与过度消费产生的资源浪费问题及其治理研究;④资源效用的度量标准、数学表达及其制度设计研究;⑤物质效率的定量计算研究。     

中国农业能源回弹效应的形成机制、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降低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是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绩效、确保农业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文章在分析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系统GMM模型测算1995—2019年中国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研究认为:①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是由于能效提升诱发农产品生产端和消费端主体偏能源消费行为,导致能源消费增长量超过节约量的现象,反映了农业能源效率与能源消费需求间的弹性关系。②1995—2019年,中国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平均为0.789,表现为部分回弹效应。农业能源效率提升产生了一定的节能效果。③1995—2019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分别为0.771、0.820和0.784,均呈现先减后增再减趋势,与全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一致。④以2019年农业能源强度和能源回弹效应均值为界线,将全国分为农业节能减排示范区域、重点区域、潜力区及农业能源回弹效应重点治理区。⑤居民收入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产业结构、有效灌溉面积对本地区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有正向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有负向影响。城镇化发展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改善了相邻地区的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加剧了相邻地区农业能源回弹效应。该研究提出优化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分类治理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激励生产主体节能创新、引导居民优化食物消费、加快可再生能源技术替代等措施。     

技术进步和税收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频繁且大面积的雾霾天气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雾霾治理已成为当务之急。为了从经济学视角为雾霾治理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本文首先将全国分为东北、京津、北部、东部、南部、中部、西北和西南八大区域,进而建立了中国动态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用以研究技术进步(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清洁技术)和税收(二氧化硫税)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数据方面,本文综合使用了2015年发布的GTAP9.0数据库和最新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在情景设置方面,本文对直至203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基准情景设定,同时设定了2 000元/t和5 000元/t的硫税情景、能效提高情景、清洁技术进步情景,以及包含三者的综合情景。研究发现:①征收5 000元/t的硫税能够使全国总体和绝大部分区域的PM_(2.5)浓度在2030年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②改进能源清洁技术进一步巩固了治理大气污染的政策效果;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空气污染的影响较小,但配合其他政策使用时能有效地降低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首先,加强大气污染相关法制建设,只有完善的法制基础才能保障污染治理政策的有效实施;其次,适时提高排污税税率,并分地区、分行业制定不同的排污标准和税收标准;再次,加速发展科学技术,大幅提高与治理大气污染有关的科研投入;最后,区域间应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并加强联防联控工作。     

碳中和实现途径与政策选择——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为了解决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做好顶层设计,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实现碳中和,指引中国绿色低碳可持续转型,现已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该研究基于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社会、经济和环境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选取技术中和与环境中和作为碳中和双重促进机制,在时空演变的框架下,对中国区域碳中和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驱动因素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检验了中国是否存在由能源变革和环境绿化引致对碳源的双向抑制作用,进而达到总体碳中和的逻辑事实,并探究了这些驱动因素的作用强度。研究结果表明:①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碳中和能力较高的聚集区呈现“向西辐射”的演变趋势,而碳中和能力较低的聚集区呈现“向北转移”的演变特征。②空间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碳中和能力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时空维度分别表现出多边效应、滚雪球效应和荣辱与共效应。③关键因素识别结果显示,能源变革是技术减排的重要手段,环境绿化是减碳平衡的有效措施,二者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并增强了碳中和能力。④与环境绿化相比,能源变革的驱动作用更为重要。该项研究的政策含义为:中国政府应综合考虑碳中和能力的多边效应、滚雪球效应和荣辱与共效应,通过采取科学的顶层设计、差异化的地区治理、一体化的区块联控等措施,形成卓有成效的政策连贯机制,碳中和目标将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政策

为了解决好资源环境问题，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制定了多部资源与环境法律、法规和多项国家标准。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策、法规不系统、不完善；多种资源被分割管理；各单项政策法规之间存在着重叠和冲突；一些政策法规内容停留在原则上，缺乏可操作性。我国资源与环境政策应包括以下内容：①资源产权制度及其相关政策；②资源价格政策；③资源与环境产业政策；④资源与环境综合利用政策；⑤环境保护政策等。     

中国石油安全战略评价:1990-2006

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和国家石油安全,本文试图对中国的石油安全状况进行系统评价,为国家的石油生产和合理利用提供参考。文章从石油供给稳定和使用安全两个角度出发,构建了中国石油安全的战略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建立了中国石油安全战略评价模型,并对1990-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石油安全水平呈现波动性缓慢上升的趋势。这归因于石油生产效应、石油经济效应和能源技术效应的共同作用,以及其所产生的中国石油供给稳定水平的平稳提高。同时,以GDP节能所主导的环境保护效应的波动性缓慢增强,冲击了人文效应在石油使用安全中的稳定性作用,导致了石油使用安全以及中国石油安全水平的短期波动。从经济增长、石油供给、技术进步、环境保护和人文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中国石油安全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并促进其良性作用机制的形成,是保障中国石油安全的重要途径。     

水环境承载力约束下区域城镇化发展合理速度分析

城镇化发展在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水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基于区域水环境承载力探讨了城镇化发展合理速度的计量方法:①构建城镇化进程中水环境承载力评价系统,分析城镇化子系统及水环境承载力子系统的基本要素,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评价指标,利用向量模法测算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值。②构建水环境承载力约束下的区域城镇化发展合理速度分析模型。③根据不同城镇化发展速度、政府不同管制力度设置9种组合情境,在对相关评价指标进行预测的基础上,分别测算不同情境下的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值;通过“阈值”门槛筛选出合理情境,确定区域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合理范围。以经济实力强、城镇化水平高、水环境压力大、制度相对健全的江苏省作为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测算了2006—2017年江苏省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值,以及2030年9种组合情境下的江苏省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值。获得如下研究结论:①2006—2017年间江苏省水环境承载力虽呈现一定的波动,但2013年以后随着政府管制力度的加强,总体上呈现良好的上升态势,但水环境承载力下滑的压力已开始显现。②2030年9种组合情境中,只有“中/强”“低/强”“低/保持”满足水环境承载力阈值标准。结果表明:到2030年,政府对水环境管制力度“强”的情形下,江苏省城镇化发展可以维持1.0%~1.2%的年增长率;政府对水环境管制力度“保持”的情形下,江苏省城镇化发展只能维持1.0%的年增长率,并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对环境保护有正面影响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产生的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出口退税政策作为调节贸易的重要工具,分析其能否促进环境保护,对优化退税政策、推动贸易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使用2005—2017年部分贸易出口商品的出口额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对环境保护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出口退税率没有下降的商品,出口退税率明显下降的“两高一资”型商品出口额显著下降。通过分布滞后回归发现,出口退税政策对“两高一资”型商品出口额的抑制效果呈现显著递增的持续滞后效应。因而,出口退税政策明显抑制了“两高一资”型商品的出口额增长,降低了该类型商品的环境污染,其主要原因有:①随着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要素资源逐渐向创新型企业流动,有利于解决传统重工业的环境污染问题。②出口退税政策将具有外部性的环境成本内部化,降低了“两高一资”型产品的低成本优势。③出口退税政策能合理引导贸易产业结构由低技能向高技能转变,有效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减少环境污染。同时,文章通过证伪实验与改变窗口方法进行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确实降低了“两高一资”型商品的出口额。因此,为了优化出口退税政策并提高环境保护作用,文章从设置差异化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细化退税税率与税目结构,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等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