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矿区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机制和对策探讨北大核心CSCDCSSCI

矿区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矿产资源有效利用的重要政策工具,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矿区生态补偿模式对于在全国范围切实开展矿区生态补偿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资金来源重要性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在此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补偿资金匮乏、资金来源结构不合理、资金往来主体不明确、资金收取标准不统一等,建议应明确界定生态补偿的主体、建立科学的补偿标准、采取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方式,通过形式多样的不同方法广泛筹集资金,完善立法,为加强矿区生态补偿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大工程,为了做好这件工作,必须正视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资金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改变这一局面,必须想方设法、多方筹集补偿资金,以将矿产资源生态补偿顺利开展下去,取得理想效果。     

中国生态文明实践如何检验和深化可持续性科学北大核心CSCDCSSCI

2022年,是联合国1992年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30周年,也是生态文明纳入中国“五位一体”现代化体系10周年。可持续性科学是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学理研究,在一些基础性问题上存在着弱可持续性与强可持续性的观点差异。中国生态文明不仅对促进中国的绿色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发展可持续性科学也具有重要意义,后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亟须加强。文章基于中国生态文明的政策和实践,讨论可持续性科学研究中五个存在观点分歧的重要论题,指出中国生态文明是以强可持续性为导向的,可持续性科学的理论架构需要包括具有内在层次关系的五个关键命题,即可持续发展是追求地球生态物理极限内的经济社会繁荣,要在控制生态消耗规模的前提下实现资源效率变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有不同的转型模式,要用目标-资本-治理建立三层次的发展模型,可持续性科学是跨学科的整合性范式。文章认为,可持续性科学的理论研究需要以强可持续性作为核心原理进行理论更新和版本升级,中国生态文明实践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可以在深化发展可持续性科学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趋同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从国土空间优化布局、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了我国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静态得分和动态综合得分,以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作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及演化格局进行了分析。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各省份得分在-0.36-0.84之间,以广东省最优,西藏最差;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动态综合得分分别为0.43,0.03和-0.18,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逐步递减的基本格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2003-2012年全局Moran’s I值显著为正(取值范围在0.234-0.276之间),表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局域空间自相关显示,超过80%的省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的京津和长三角地区,"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原有的极化区域正在逐步削弱,地区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通过各地区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的收敛性分析可以看出,全国呈现平稳收敛的发展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收敛较为显著。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交流合作,强化区域协同发展,保证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持续稳定提升,以发挥其辐射作用,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两山论”:人地关系理论的中国实践与时代升华北大核心CSCDCSSCI

人地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永恒主题。近百年来,相关学者先后提出了环境决定论、可能论(或然论)、适应论、文化景观论、人地和谐论等不同观点的人地关系理论,反映了特定发展阶段人类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关系的动态演变,也反映出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化。近30年来,人地关系理论研究和发展在缓慢演进,而习近平提出的“两山论”,是基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人地关系的坎坷实践和世界发展大势的一种崭新的人地关系理论,是人地关系的一次质的飞跃。它呼应了从人地割裂、人地互敬演化到人地融合的时代要求,为世界人地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注入了中国智慧。从科学内涵看,“两山论”蕴含着丰富的人地系统演化哲学,诠释了“人”的发展与“地”的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和协调共生的方法路径,继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创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奠定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从时代价值看,“两山论”契合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五个维度彰显了中国特色人地关系融合共生发展的价值意蕴,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指引。“两山论”丰富和发展了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是人地观和方法论的革新和升华,值得各界学者深入挖掘和学习弘扬。     

建设美丽中国离不开野生动物保护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维持生态平衡及大自然的和谐发展,离不开保护野生动物,因此,野生动物保护是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     

“生态红线”制度体系建设的路线图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用专章阐释生态红线,这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体现了国家保障国土安全、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的坚定决心,也是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生态承载力的视角下,识别"生态红线"的相关规则并进行体系化建构。本文主要运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红线的实施现状和发展路径展开分析。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生态红线包括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资源利用红线三大类型,涉及生态空间保护、污染物浓度控制、污染物总量控制、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利用等多个领域;在生态承载力视角下,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资源利用红线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与规范含义。生态功能红线的功能定位是:确认并保护实现环境与资源承载能力所需的最小空间,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持续实现。基于此,生态功能红线制度体系的建构应遵循"制度完备"的基本路径,对生态保护区域的管理模式和保障机制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区域的管理体制与管控机制;生态功能红线的生态补偿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环境质量红线的功能定位是:通过污染物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两个方面,确认并保护环境系统容纳外界污染物质的限值。基于此,环境质量红线制度体系的建构应遵循"制度优化"的基本路径,弥补目前我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的缺陷,完善环境标准制度和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环境质量要求。资源利用红线的功能定位是:为保障能源、水、土地等基础性战略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对其安全利用与高效利用提出相应最高或最低要求。传统的能源管理"目标责任制"已不能适应现阶段国土与生态安全的要求,应从技术治理转向公共治理。基于此,资源利用红线制度体系的建构应遵循"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在整体性和公共性视角下,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创新并予以制度保障和法律确认。     

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科技支撑体系建设探析

文章分析了山东省建设生态文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历程及存在的问题,指出依靠科技创新是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并结合现状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可持续发展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新时代十年中国绿色发展之路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该研究基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总结回顾了新时代十年中国的绿色发展历程;从绿色发展体制机制、生态环境质量、经济绿色转型、绿色低碳生活、全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出发,直观展示了新时代十年中国的绿色发展成效;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和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为导向,提出新征程上深入推动绿色发展的优化路径。绿色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懈探索下形成的全新发展模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其内涵包括经济“绿色化”和绿色“经济化”两个方面,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的十年间,中国多措并举完善治理制度、多维联动推动环境共治、科学有力实施治理手段、多管齐下提高治理效能,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顺应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新时代十年来,中国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全局性改善,经济绿色转型取得重要进展,绿色低碳生活成为新风尚,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绿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把握党的二十大...     

生态文明建设对环境法理论变革的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环境法理论也随之发生着变革。近年来。众多学者对环境法理论的变革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生态文明的法律观。承认自然界及其生物具有内在价值。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学理论支持。     

规制内涵变迁与现代环境法的演进北大核心CSCDCSSCI

规制是各学科广泛运用的概念,法学层面的规制主要关注规制主体的法律架构、规制行为的合法性、规制程序的正当性以及规制裁量权的控制等。百余年来,规制内涵经历了由直接规制到激励性规制再到规制治理的变迁,这一变迁也影响到作为社会性规制之典型场域的环境规制与环境法,学界通常将建立在上述不同规制内涵基础上的环境规制和环境法用“代”进行表征,其所折射的是不同发展阶段对环境保护目的和手段的认知差异。各代环境法之间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基于社会变迁对既有规制手段进行的限制、修正和完善,从而更好地实现环境规制的目标。从形式上看,中国环境规制和环境法的发展历程同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并且也呈现出由以命令控制为主的“监管之法”向强调多元共治的“治理之法”的演进趋势,并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性的理论和制度体系。但是,当前中国环境法仍然存在一些局限,主要表现为理念上仍受还原主义法律观的支配,目的上未确立环境规制的权利保障目标,体系上难以适应风险预防和规制的要求,适用上尚未厘清各种规制工具的适用条件,内容上还需实现多元规范的协同和衔接。要发挥环境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就需要补齐上述环境法治的短板,以整体主义法律观作为推进环境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通过环境权入宪入法确立环境法的权益保障目标,推动环境法由危害防止向风险预防的转身,优化各种环境规制工具的衔接适用,健全各种规范类型之间的协同机制。     

中国电力行业的全周期碳足迹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下,国家层面与各省份均在积极推动碳减排。电力行业作为我国最大的排放部门成为减排重点之一,然而电力行业存在的隐含碳排放造成实际排放低估,省际间碳转移导致省级碳减排不公平问题突出。因此识别电力行业全周期碳足迹,尤其是不同省份的隐含碳足迹以及省际间的转移碳足迹特征,有助于正确评估电力行业碳排放,科学界定不同省份的碳减排责任并合理分配。通过构建电力行业全周期点-流模型以揭示电力产业链中存在的能源活动,进而明确基于用电侧考虑的2018年全周期碳足迹,并刻画碳隐含度与碳转移依赖度指标来分析电力行业的隐含碳排放与省间转移碳排放。研究表明:(1)我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排放系数为689 g/(kW·h),排放量为4.747×10^(9)t,其中北方大部分地区排放系数偏高,山东最高达891 g/(kW·h),南方地区偏低,云南最低仅101 g/(kW·h)。(2)全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隐含度为8.95%,东南沿海贫煤省与煤炭生产高排放省的碳隐含度偏高,贵州最高达14.63%,西北、华北富煤省的碳隐含度偏低,新疆最低仅4.94%;全国隐含碳排放量为4.25×10^(8)t,广东隐含碳排放量最高达5.0×10^(7)t,青海最低仅1.17×10^(6)t。(3)全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转移量为9.26×10^(8)t,约占排放总量的19.5%,电力与煤炭自给率越低的省区对外碳转移依赖度越高,其中北京最高达71.24%;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安徽、新疆、贵州是主要碳转入省,总转入7.11×10^(8)t,其中内蒙古最高达2.64×10^(8)t;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河北、北京、辽宁、河南、上海是主要碳转出省,总转出6.92×108t,其中江苏最高达1.12×10^(8)t;全国共有240对省存在碳转移,其中有102对的转移量超过1.0×10^(6)t。在研究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推动省级电力行业公平合理低碳发展。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空气污染的心理健康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要求努力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快开展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和健康环境促进行动。该研究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与受访者所在县(区)的年度空气污染数据和气象数据进行匹配,通过双重差分法(DID)计算2013年底实施的“大气十条”政策引起的区域空气污染的外生变化,再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识别空气污染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空气污染显著地降低了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其中,县级层面1μg/m^(3)的PM_(2.5)污染浓度的上升将会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得分8.17%并加重居民抑郁情绪指数3.88%。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空气污染主要通过恶化居民身体健康水平,减少居民运动锻炼行为并增加肥胖风险进而对心理健康产生负向影响。此外,分析空气污染对不同人群心理健康影响的异质性差异后发现,男性群体、年轻人群体、低教育群体和城市居民受空气污染的负面心理健康效应会更大。该研究结论是对现有分析空气污染健康效应文献的有效补充,同时还反映出目前基于健康层面对空气污染成本的评估可能大大低估了空气污染对主观幸福感和精神健康的影响所产生的其他社会经济成本。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打赢蓝天保卫战。     

中国省际水资源压力的转移模式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当前面临着水资源供需空间分布不匹配的问题,水资源短缺成为部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如何统筹和协调区域间的水资源利用成为保障中国整体水资源安全的重大难题。随着区域间商品与服务流动的日益频繁,虚拟水流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水资源利用在空间上的重新分配。因此,识别中国的虚拟水流动格局和水资源压力转移模式,有助于解析中国当前水资源空间配置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优化的可能路径。基于此,本文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核算了2007年和201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虚拟水流量和水足迹,并结合水资源压力指数核算了稀缺水流量和稀缺水足迹,以此为指标量化分析了中国各地最终需求引起的水资源压力程度、压力转移方向及其变化趋势,评价了虚拟水流动格局下中国水资源空间配置的协调程度。研究结果表明,西北地区和相对发达的直辖市的需求引起的水资源压力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西北地区对高耗水产品的需求以本地供给为主,而相对发达的直辖市则凭借自身区位优势和强大的需求拉力更多地将水资源压力转移到了其他地区;国内需求引起的水资源压力转移格局基本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北方内陆地区转移的态势。在2007年至2012年间,西南地区需求引起的水资源压力程度较低但呈上升趋势;同时,国内商品流动深化导致虚拟水流动在地区间进一步均匀和分散,相对缺水的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同样缺水的黄河中游和西北地区等的水资源需求,但水资源丰富的南部沿海和西南地区却向西北地区转移更多水资源压力,西北地区在中国水资源压力转移中所扮演的承担者角色越来越显著。由此可见,中国未能有效利用丰水地区的水资源来满足缺水地区的需求,虚拟水流动格局缺乏合理性,且这种不合理性对部分缺水地区仍在不断加重。因此,基于中国水资源量的空间分布特征科学调整水资源密集型产业分布,逐步推进重点地区以水定产、合理消费,有助于实现水资源的空间均衡分布和可持续利用。     

基于虚拟耕地流动视角的省际耕地生态补偿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生态补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耕地生态补偿不仅能有效解决耕地生态系统"外部性"溢出问题,而且能够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杠杆,对于协调好我国吃饭、建设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虚拟耕地是生态系统循环中的重要物质流,在区域生态系统运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核算和分析我国省际间粮食流动格局,以"虚拟耕地"为载体,提出构建我国省际耕地生态补偿思路。结果表明:(1)2000—2015年间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支付区和受偿区分布一直较为稳定。受偿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具体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省区,支付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南、西南和中部部分地区具体包括广东、浙江、福建、上海等省区;(2)我国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存在较大差异。2000年有五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20亿元以上,有六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10亿元以上。2005年有五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40亿元以上,有五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20亿元以上。2010年有五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80亿元以上,有五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35亿元以上。2015年有四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160亿元以上,有五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80亿元以上。研究提出:一方面要建立基于虚拟耕地流动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具体包括构建补偿管理平台,明确补偿资金来源,建立多元化补偿方式,建立相应的调控与监督机制四个方面;另一方面要建立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保障体系,具体包括建立健全耕地生态补偿立法体系,建立耕地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立多元化融资体系,加强有关耕地生态补偿方面的宣传教育五个方面。     

中国自然保护区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农村地区是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主要保留地,同时也是中国自然保护区的重要分布区。农村地区的机会成本作为自然保护区建设的主要成本,是影响保护区空间分布的潜在驱动因素。该研究从县级政府视角剖析了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决策机制,利用2005—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分布的影响,并按照保护区所在区域和级别进行分类讨论,探讨机会成本对保护区个体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机会成本是决定保护区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机会成本和保护区面积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机会成本每增加1%,该地区保护区面积将减少0.679%。(2)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面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西部和东北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面积影响不显著。(3)机会成本对地方级保护区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国家级保护区面积影响不显著。(4)随着机会成本的提高,自然保护区个体规模有缩小趋势,能够缓解机会成本的压力,但保护区生境面临破碎化风险,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因此,中国在进一步优化保护区布局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农村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建立和管理的影响,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多功能自然保护地体系,严格审批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与功能区调整,将生态保护价值高、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对象纳入保护体系;同时,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保护地生态补偿机制,以缓解保护区建设与周边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阐释与策略演化北大核心CSCDCSSCI

促进农村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深化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而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前提。文章阐释了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系,进而探究了相应行动策略与演化路径。研究认为,基于战略管理理论视域,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内涵体系应是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为引领、涵盖三层级功能结构的递进发展,而促进相关供需主体的稳定合作均衡是其关键行动策略,据此构筑了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农村居民参与的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运用MATLAB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①三方主体的成本、收益和损失变化均会影响各自策略选择,进而构成差异性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化路径。②三方演化稳定策略受到各方初始参与意愿的影响,其中上级政府的积极推进对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引导作用,而农村居民积极参与能倒逼地方政府采取严格执行策略。③地方政府追求乡村振兴和城乡共同富裕等长远目标的内驱力是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向可持续方向演化的关键。④上级政府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政策、地方政府严格执行政策以及农村居民积极参与是现阶段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最优状态;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深化,上级政府作为宏观推动方的作用应逐渐淡化,而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中的元治理功能,同时激发农村居民及乡村其他微观主体的自主积极参与将是未来理想的策略选择。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构建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府际合作体系、推动供需衔接和精准化管理、激发地方政府内生动力以及发挥乡村多主体参与作用等相关政策建议。文章为厘清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下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思路和策略路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群崛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同时对经济发展构成巨大带动作用。基于2003——201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评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短期效果;考察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影响的异同;基于要素流动性与政策严格度等中介机制,剖析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绿色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可见,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的影响是异质性的,强波特假说成立、弱波特假说不成立,这意味着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促进了绿色效率提升、而非绿色技术进步。在采取了PSM-DID、反事实分析、聚类标准差回归、动态面板回归、工具变量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证明该结果是稳健的。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于中低技术水平城市和外围城市的绿色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高技术水平城市和中心城市的绿色生产率和绿色专利皆没有显著影响。从机制看,一方面,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源于污染转移、而非本地创新;另一方面,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专利并无裨益,原因主要在于要素流动性与政策严格度等中介机制不畅。政府应高度重视城市群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规避“伪创新”现象,坚决破除地区之间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努力推进绿色专利与绿色生产率的同步提升。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立法的策略北大核心CSCDCSSCI

黄河流域生态本底脆弱、系统环境超载、水沙关系失衡、水资源匮乏,其症结在于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粗放式发展模式下人地关系的矛盾。迫切需要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法治化,从生态环境严格保护、经济社会布局优化调整、流域内各行政区统筹协调等多个层面对流域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调整和规范。文章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出发,探讨推进“黄河战略”相关立法工作的策略选择,具体分析了“黄河战略”相关立法的需求、原则、框架和关键。首先,强调了解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生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间矛盾的现实需求,指出了现有体制机制难以有效解决黄河流域系统性保护和治理问题的实际障碍;其次,从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适应性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此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相关立法的根本原则;接着,构建了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流域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高度价值认同的流域文化共识为牵引,以流域高水平保护和治理为手段,以流域空间管控和流域协调机构两大机制为抓手的理论框架,识别出那些区别于长江等其他流域保护立法的特色问题作为立法关键;最后,结合我国流域管理法缺位、涉水四法功能割裂、政出多门职能交叉等现实特征给出此次立法定位的思考及建议。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的回顾与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诞生于1986年,是我国针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发起的一项地方试点工作,旨在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推广应用,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相协调。30年来,实验区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突出体现在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内的普及、探索出了一批具有示范推广意义的地域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发挥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可持续发展成就的窗口作用三个方面。但是,实验区建设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顶层设计存在缺陷、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布局中没有占据应有位置以及能力建设工作滞后三个方面。随着国内外可持续发展的形势变化,特别是国际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国内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实验区建设新的历史使命。着眼未来,实验区建设应在深入分析总结30年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以统筹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为目标,以破解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着力点,以创新为动力,着力探索可持续发展关键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凝练可持续发展典型模式,为国内同类地区可持续发展发挥实验和示范效应,并依托"一带一路"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鲜活案例。     

中国省际碳排放转移的福利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测算中国省际贸易下的碳排放转移,从排放责任的角度讨论排放结构、转移流向及福利溢出效应,该研究基于2015和2017年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碳排放转移核算模型,引入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作为社会福利的代理变量,并利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碳排放转移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2015—2017年,中国直接碳排放在总量上略有增长,整体表现出“西低东高”空间分布特征,但碳排放强度得到显著改善。②各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在排放总量和排放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内需排放、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调入、调出是构成省域碳排放的主要部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碳泄漏”有所降低。③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入地区,东部沿海、京津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以及广东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出地区,省际碳排放转移呈现自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的转移趋势。④碳排放转入对社会福利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出、外资规模和产业结构对社会福利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入的负向福利溢出效应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特征,且随时间变化不明显;碳排放转出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自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转变为自东、西向中部逐渐增强的趋势。上述结论对地区碳减排政策制定及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具有启示意义,应充分把握碳排放转移特征,从差异化制定地区减排政策、因地制宜推进区域节能降碳、考虑“责任共担”原则以及充分发挥碳交易市场作用等方面采取措施,为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