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

利用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效应分解分别计算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①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出分权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种途径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影响,但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具有异质性。②财政收入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5.429和-17.572。提高财政收入分权度不仅有利于减轻本省份环境污染,也对邻近省份的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程度分别为-3.345和1.173。提高财政支出分权虽然有利于减少本省份污染的排放,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省际的污染外溢效应,提高邻近省份的污染程度。③从总效应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均呈现出显著的负向相关性,影响程度分别为-23.001和-2.172。提高财政分权可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有利于环境质量提升。④通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结果表明模型估计是稳健可靠的。根据分析结论,可能的启示与建议有:①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在提高财政支出分权度的同时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权度,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②继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完善绿色经济考核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对污染治理和环境改善的支出水平及效率。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基于全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讨论了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为：（1）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可以显著降低环境污染;（2）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协同作用,在人力资本的影响下,技术创新显现出明确的减污效应,同时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也显现出明确的减污效应;（3）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跨越各自的门槛值后,二者的协同效应会增强,减污效果更明显;（4）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通过“产业清洁效应”、“外资清洁效应”和“金融清洁效应”3类中介途径实现的。研究结论为我国环境污染的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2000-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了考察近十年来对外贸易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的不同影响,本文选取了2000-2008年我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的贸易与环境方面的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东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对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技术效应减少了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结构效应增加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但减少了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环境政策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总的来说,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东部环境质量的改善有积极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有负面影响,中西部地区确实存在"污染天堂"的现象。因此对于中西部地区我们需要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力度,阻止国外污染企业的转移,同时要加快贸易结构调整,逐步降低污染行业的贸易比重,大力促进清洁型、环保型行业的发展,从而降低对外贸易对中西部地区的负面影响,并扩大其积极影响,使对外贸易的正面影响不仅局限于东部地区,也可以惠及中西部地区。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空气污染的心理健康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要求努力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快开展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和健康环境促进行动。该研究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与受访者所在县(区)的年度空气污染数据和气象数据进行匹配,通过双重差分法(DID)计算2013年底实施的“大气十条”政策引起的区域空气污染的外生变化,再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识别空气污染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空气污染显著地降低了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其中,县级层面1μg/m^(3)的PM_(2.5)污染浓度的上升将会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得分8.17%并加重居民抑郁情绪指数3.88%。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空气污染主要通过恶化居民身体健康水平,减少居民运动锻炼行为并增加肥胖风险进而对心理健康产生负向影响。此外,分析空气污染对不同人群心理健康影响的异质性差异后发现,男性群体、年轻人群体、低教育群体和城市居民受空气污染的负面心理健康效应会更大。该研究结论是对现有分析空气污染健康效应文献的有效补充,同时还反映出目前基于健康层面对空气污染成本的评估可能大大低估了空气污染对主观幸福感和精神健康的影响所产生的其他社会经济成本。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打赢蓝天保卫战。     

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与粮食生产——气候条件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社会经济与自然气候条件相结合,构建了一个集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气候条件与粮食生产于一体的理论框架,实证评估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路径。基于2000—2018年33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气温、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等气候变量调节作用下耕地集约利用在城镇化影响粮食生产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了该中介效应的程度变化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效应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②气候条件能够在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路径中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气温、降水量与日照时数均能够显著调节该中介作用的全路径,但在不同气候变量的调节下,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③气温在胡焕庸线以东大部分地区、日照时数在长江流域以北大部分地区,耕地集约利用能够发挥正向中介效应,而降水量在高于800 mm等降水量线的大部分地区则部分削弱耕地集约利用的负向中介效应,即不同气候变量调节的共同作用能够弱化甚至完全抵消耕地集约利用的负向中介效应。总体上,耕地集约利用中介效应与气候条件调节效应的双重作用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文章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评估框架,在实践上也有助于为政府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保障粮食安全均衡协调提供经验参考。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有偏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环境污染治理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不同要素偏向的技术进步是否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值得进一步探究。该研究基于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出有偏技术进步指数,并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劳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2005—2020年中国技术进步整体偏向于使用资本、能源、节约劳动,并向着节约能源方向转变。(2)有偏技术进步能直接减少本地环境污染,也能间接改善邻地环境质量,对环境污染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劳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环境污染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和邻地环境污染均具有抑制作用,能有效改善“本地-邻地”环境质量。(3)环境规制在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影响中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增强了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和邻地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二者表现出较好适宜性,更能诱发技术进步偏向节约能源,激发出对“本地-邻地”更强环境污染治理效果。(4)有偏技术进步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环境污染...     

信息化对区域贫困治理的影响

信息化发展消除了传统区域发展的空间边界,推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实现区域减贫注入了新的动能,同时引发了信息贫困现象。评估信息化在区域贫困治理中的作用对制定与调整信息化背景下的扶贫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文献忽视了信息化的动态属性及区域贫困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导致实证结果的偏误。因此,文章基于2002—201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Moran’s I指数分析区域贫困治理效果的空间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信息化对区域贫困治理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2002—2018年,区域贫困治理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2)总体来看,信息化不利于本地贫困减缓,但对相邻省份贫困治理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采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加权后,结果依然稳健。从区域差异来看,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信息化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抑制效应不明显,但信息化发展明显推动了西部地区的贫困治理。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信息化对东部地区相邻省份贫困治理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中部地区贫困治理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对西部地区贫困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3)信息化弱化了自然资本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的负向影响,但强化了其对相邻区域贫困治理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信息化强化了经济资本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强化了制度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强化了技术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负向作用,但弱化了技术禀赋对相邻区域贫困治理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就意味着,政府应该建立信息化与区域减贫联动发展机制,不仅要建立差异化、层次化的信息化发展策略,也要从顶层设计上将信息素养水平纳入区域信息化建设。同时,合理统筹要素禀赋与区域贫困治理的关系,并依托信息化优化区域贫困治理效果。     

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4-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排放呈负相关。从地区角度来看,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度高的东部地区拥有充足的环境治理资金,从而可以有效控制并减少环境污染。此外,随着东部地区大部分污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环境污染排放量进一步减少。与此同时,财政分权度较低的中西地区财政资金相对匮乏,企图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以发展经济会因为高负荷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而难以实现。从环境污染性质来看,研究发现前一期污染排放与当期污染排放呈正相关,即环境污染是一个连续、累积的过程,而合理的财政分权可以促使当地政府及时治理当期污染,从而避免环境污染的"棘轮效应",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也相应影响了环境污染排放。研究表明,扩大出口会加速环境污染排放,而增加进口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排放。因此,引进国外先进的最终产品不仅可以替代国内生产的污染,而且其带来的技术效应与示范效应会加快出口部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研究还发现,消费并不会导致环境污染排放增加,因此不能"因噎废食"地抑制消费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此外,资本存量的增加将促进环境污染排放,并且资本投入比重变化的速率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地方政府应该保持一个合理的资本增长速度。     

环境污染与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与基于中国经济事实的检验

环境污染是与居民健康水平紧密相关的,并且会导致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呈现出异质性特征,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本文通过构建跨期经济模型研究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现相同比例的健康损害,这种损害会拉大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会进行相对较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差异会逐渐拉大,所以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也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而扩大。基于理论研究结果,运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污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基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计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这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当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到临界点之后,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会明显增强,表明环境污染对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3)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在教育、政府行为、城镇化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因素之外,环境污染也是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性因素,并且其影响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期初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在治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相关政策应该平衡环境污染成本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     

非对称信息下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激励机制研究

基于博弈论构建了隐性声誉激励与显性收益激励相结合的动态激励机制,分析了企业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声誉激励因素的激励效应,探讨了非对称信息下隐性声誉激励机制效应发挥的有效均衡条件和相关要求,结果表明,通过引入动态声誉激励机制,不仅能促使企业更加努力进行治污。而且能减少信息不对称或行为不可验证性造成的不利影响。     

外出务工促进了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吗？

如何在劳动力持续外流的趋势下提升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对我国保障食品安全和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外出务工引致的经济价值感知变化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普遍忽视健康安全和生态安全感知的技术采纳贡献。文章通过构建"外出务工-价值感知-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湖北、江西两省712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外出务工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在考虑了可能会因为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和度量误差造成偏误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外出务工人数占比越多,则农户对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经济价值感知越强,对技术采纳后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健康安全和生态安全感知越强,这进一步会促进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且三个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依次为20.3%、34.1%和24.0%。第三,农户的健康水平、受教育年限、种植规模、技术培训和技术补贴等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也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加强农户职业培训和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户参与能力;依托政府、企业和新媒体等多元主体,多渠道培育农民的综合技术认知,是推广和普及绿色防控技术的有效途径。     

基于DEA的城市群环境投入产出效率测度研究

随着产业集群、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城市群逐渐形成,城市群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也成为影响城镇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社会问题.目前,城市群的资金投入与环境污染治理的效率,投入产出中的环境变量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城市群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等问题是我们亟需认知的.基于这些思考,以我国十大城市群环境污染与资金投入的统计数据为实例,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运用DEA模型的计算软件,基于传统的DEA模型、相似SFA模型和调整后的DEA模型三个步骤进行了探讨.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对我国十大城市群环境污染治理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十大城市群在环境投资与污染治理效率方面存在差异性,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半岛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城市群在投入产出效率上高于其他几个城市群,同时也显示我国十大城市群在环境污染治理效率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最后,提出了十大城市群在环境投资与污染治理方面的思考.     

景区员工旅游感知与双元服务绩效:基于情绪劳动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感知一情绪一行为的心理学关系路径,以安徽省4A级以上景区员工为研究对象,引入情绪劳动策略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旅游感知对双元服务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旅游感知对双元服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旅游感知越正面时,越有助于员工积极进行本职工作以及乐于帮助他人;情绪劳动策略在旅游感知与双元服务绩效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但是不同的情绪劳动策略其中介效应机制和影响结果存在差异性。本研究丰富了旅游感知影响服务绩效的相关理论,为增强景区员工旅游感知和激发积极情绪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中国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环境治理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环保监管部门在加强企业污染源监管的同时,往往忽视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该研究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手动收集并整理企业环保投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深入研究行业僵尸企业占比对正常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异质性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行业僵尸企业占比对同行业正常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其内在机理在于:首先,僵尸企业占比的提高会使正常企业融资约束增加,造成正常企业筹措资金困难,进而导致环保投资下降。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3.97%。其次,僵尸企业的存在扭曲了市场公平竞争,引发恶性价格竞争,使正常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进而导致正常企业环保投资减少。盈利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4.26%。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较低的企业及重污染企业样本中,僵尸企业占比对正常企业环保投资的负面作用更为明显。采用不同层面、不同僵尸企业识别方法和企业环保投资衡量方式,均证明回归结果稳健。其中,省份僵尸企业占比对同省份正常企业环保投资回归负向显著,说明此负面影响不仅存在行业层面,还存在于省份层面。因此,政府应重视僵尸企业的存在对正常企业环境投资的负面影响,坚持环境监管中立原则并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系统,消除僵尸企业赖以生存的政策环境,逐步形成经济稳步增长和环境日益完善的新格局。该研究从处置僵尸企业的角度,为提高正常企业的环保投资提供政策建议。     

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时空分析

自进入21世纪以来,长江三角洲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况有明显改善,但时有波动。工业三废中,废水排放脱钩状况较废气和废物有较大改善,但废气、固体废物减排形势严峻;空间上,上海脱钩状态最佳,江苏的脱钩状态较浙江有较大改善,且江浙内部分别形成了脱钩空间分异。分析环境污染形成机制,归纳出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三类要素,其中规模效应增加了环境污染排放,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对污染排放具备一定抑制作用,但作用方向不甚明确,而工业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影响明显,最后,技术效应全面推动了污染减排。     

农户对高产农业技术扩散的生态环境影响感知实证

农民生态环境感知对促进农民自觉环境保护行为和农村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湖南省洞庭湖湿地水稻主产区6个乡镇的调查,将农户生态影响感知具体化为土壤、水源、身体健康和水稻4个方面的感知,借助定量分析建立了农户综合环境感知指数,研究农民对以化学农业为代表的高产农业技术扩散的生态环境影响感知,并运用Tobit模型探讨了影响农户生态影响感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已经意识到以石化农业为代表的高产农业技术扩散带来的不利影响,尽管他们的意识还只限于一些看得见的因素如土壤肥力、捕鱼量和健康问题,对于看不见的影响的感知还很薄弱。以化学农业为代表的高产农业技术采用的水平和持续时间直接决定了人们对于不利影响的感知。提高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强化农业技术推广能提升农民生态环境感知,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壤肥力对农户环境感知有复杂的影响关系。     

全民环境共治背景下参照群体对中国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离不开全民环境共治,而居民积极广泛地践行绿色购买则是全民环境共治的一个重要体现。消费者的绿色购买行为并不是一种"经济人"的行为,会受到社会环境和周围群体的影响以及各种社会准则的约束。本文基于"社会人"理论,以参照群体影响的三个维度——信息性影响、功利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为自变量,引入绿色信任和感知价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参照群体影响对绿色购买意愿作用机制的多重中介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共收集463份有效问卷,使用SPSS和Amos等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并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的形成受参照群体影响,其中受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显著,受参照群体的功利性影响不显著。绿色信任、感知价值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与绿色购买意愿之间分别形成三条中介路径:第一条为通过绿色信任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二条为通过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三条为通过绿色信任影响感知价值进而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的链式中介路径。政府和企业应充分发挥参照群体影响作用,启动居民绿色购买,借助于参照群体的影响传达和彰显绿色产品价值,提升民众在绿色购买过程中的获得感、荣耀感、幸福感,与此同时,利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提升民众的绿色信任,消除"漂绿"疑虑,增强绿色消费信心,从而促进绿色消费,使居民积极、广泛地参与到全民环境共治的实践中。     

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的机理研究

农地整理项目实施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项目区的广大农民。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的支持、关注和参与行动都会对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农民参与行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基于湖北省5个县区7个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的理论模型,并分析了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知觉都对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行为控制知觉对行为态度有显著影响;主观规范对行为控制知觉有显著影响;行为态度在行为控制知觉对行为意向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行为控制知觉在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因此,要加强对农民的农地整理政策和相关知识培训;制定农民参与农地整理的程序化政策,使参与活动有制度保障;营造农民积极参与的氛围;实行项目信息全公开制度,减少农民参与的障碍。     

1990-2009年中国省际环境污染综合评价

本文以中国省级经济单元为分析对象,以环境污染为研究中心,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的动态综合评价原理,通过构建具有"三维"特征的环境污染动态综合评价模型,计算了各省1990-2009年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研究了影响环境污染变动的决定因素。结论认为,在样本考察期内,污染物排放最少(即环境质量最好)的省份依次为:青海、天津、北京、宁夏、新疆、甘肃、上海、吉林、福建、云南,这1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都在1.50以下;要完成"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排放比2010年下降8%的减排目标,四川、河北、山东、辽宁、山西、江苏、河南、广东、湖南、广西是重点监控省份。分地区看,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最小,依次为中部和东部。污染物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增加污染治理投资、加强企业环境管制能力对降低污染物排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所占比重及煤炭消费所占比重增加具有显著增加污染物排放的作用,外资进入对环境污染有一定的影响。据此提出了优化环境质量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