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与区域差异研究

测算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有利于评估区域碳减排潜力与成本,也是落实区域碳交易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多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效率模型框架下,本文采用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研究了全国30个省份2000—2012年期间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及其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通过引用时间变量,反应环境治理的中性技术进步,因此研究方法能充分利用参数估计的灵活性。研究结果显示:1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平均约为1 519元/吨,远高于我国碳市场的交易价格,表明当前试点的自愿性碳交易政策是无效的;2区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泰尔指数分解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性,且随着时间的推进,碳减排空间逐渐变小。减排成本的地区性差异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并不能保证各地区碳治理成本的边际均等原则,而利用政策工具,促使碳排放权从治理成本较高的地区转移至成本较低的地区,可以减少总治理成本,实现总量控制目标。本文建议:一方面,为实现国家碳减排的总体宏观目标,各区域要加强合作,相互借鉴成功的碳减排技术与经验等,在执行政策上,应尝试执行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努力降低总减排成本;另一方面,各区域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及能源消费结构替代过程中要遵从循序渐进原则,避免碳减排成本过度波动,增加减排难度。     

碳交易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减排和大气污染物减排工作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战略任务。碳交易政策是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议题,其关键在于通过设定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倒逼排放主体实现减排。作为调节经济发展和环境压力的市场型政策工具,碳交易政策能否对碳排放强度以及PM_(2.5)和SO_(2)等大气污染具有协同减排效应值得深入研究。该研究以2006—2018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以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东、中、西3个子样本,探究区域异质性,并将中介模型纳入分析框架,探究技术创新对碳交易影响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碳交易政策在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实现PM_(2.5)与SO_(2)协同减排;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对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减排作用大小表现为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其次,东部地区最小;③碳交易政策对地区降污减排的中间作用机制表现为技术创新对碳交易和碳强度、SO_(2)、PM_(2.5)的显著中介效应。这些结论表明:在城市大气环境治理中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市场与主体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碳交易政策,要将区域异质性考虑在内,增强对大气污染的区域协作治理。另外,城市规划建设要以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立足点,获取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研究结果为完善中国碳交易制度,优化污染物协同减排路径,实现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能源禀赋与技术进步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1997-2012年中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统计数据以及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估算碳排放量,结合GDP数据得出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并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就能源禀赋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趋势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区间内,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全域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省域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省区和较低的省区均趋于相邻。另外,碳排放强度全域Moran’s I指数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表明碳排放强度的集聚程度趋于强烈。2能源禀赋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源丰裕地区,倾向于利用比较优势,发展能源开发、加工等能源依赖性强、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最终形成了高碳排放的发展路径。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还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能源丰裕的地区在推高当地的碳排放强度的同时,还会辐射到周边地区,并进一步影响全国的数据。受能源开采限制以及国家政策等的影响,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程度有弱化的趋势。3技术进步各变量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其中外商投资和科技经费投资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人力资本和专利授权量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从时间趋势来看,技术进步各变量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有所减弱,甚至出现由负向转为正向效应的情况。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技术无法适应低碳要求,需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加大对教育及科技的投入,特别是要加强节能技术的扶持,以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中国煤电锁定碳排放及其对减排目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电力部门一直是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燃煤电厂作为运行寿命长达30~40 a的能源基础设施,一旦建成投产将锁定大量碳排放,造成高碳排放路径锁定,影响中国未来减排目标的实现和低碳转型。文章利用最新官方和国际机构统计数据,改进了电力部门锁定排放的核算方法,考虑六类煤电机组每年新增规模、发电小时数及机组寿命的动态变化,核算不同情景下在运以及处于规划建设阶段燃煤发电机组的锁定碳排放,并评估其对中国电力部门低碳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存量煤电机组普遍年轻,截至2018年平均加权服役年限不到12 a,按照现有煤电机组预期寿命自然退役且“十四五”之后不再新增煤电情况下,2040年前中国煤电碳排放将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②中国燃煤机组锁定碳排放总量为142.0(83.6~187.0)Gt CO 2,截至2018年已实现的累积锁定排放为39.7Gt CO 2,剩余的锁定排放将达到102.3(43.9~147.3)Gt CO 2。③若只关注年度排放,中间道路情景下中国电力部门在2050年以后能够满足全球2℃目标的要求,但从累积排放看,中国电力部门自2040年起就超过了部门碳预算的上限。④控制新增煤电规模、缩短燃煤机组服役年限、减少年发电小时数等,均能有效降低中国燃煤机组锁定排放,但也可能带来高昂的成本。中国需要尽快研究制定煤电有序退出路线图,在逐步淘汰煤电的同时避免资产搁浅和相关从业人员失业给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最终实现电力部门公平的低碳转型。     

中国农业能源效率动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必须提高农业能源效率。文章采用1995—2018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直接能源和间接能源两个类别核算中国农业能源投入,运用EBM(Epsilon-based Measure)混合距离函数模型测算农业能源效率,利用核密度函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农业能源效率动态演变,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农业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1995—2018年,中国农业能源投入总量逐年上升,年均增长率为2%,能源投入结构从间接能源为主转变为直接能源为主。中国农业能源效率呈现“先上升-停滞-再迅速上升”的演进趋势,总体上农业能源效率偏低,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②1995—2018年,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效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7%、1.9%和1.4%,2018年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效率分别为0.81、0.71和0.59,地区间差距加速扩大,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效率亟待提升。③1995—2018年,各省农业能源效率出现两极分化且绝对差距扩大。广东、山东、江西、江苏、辽宁、天津等省市农业能源效率提升明显,新疆、贵州、内蒙古等省区农业能源效率恶化。④1995—2018年,中国农业能源效率不存在全局空间相关性,但2010年以来东部地区出现局部“高-高”集聚。⑤能源一期滞后项对农业能源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能源效率提升有时滞性。人力资本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化水平对农业能源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受灾率、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对农业能源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该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以职业农民培育为关键,着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地区间协作水平,发挥二、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效率及其收敛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将三阶段DEA模型与非竞争型I-O模型相结合,基于2002—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数据,测度26个产品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效率,并进一步剖析其影响因素和收敛性。研究结果表明:①2002—2017年中国整体产品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效率处于向好发展趋势,尤其是2012年中国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以后向好趋势更为明显,但各产品部门之间碳排放效率水平差异依然显著。②由K-means聚类分析测算可知,农业、其他服务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建筑业和创新能力较强的制造业大都集中在高、中效率水平区间,而以资源依赖、能耗较大的产品部门如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煤炭采选业等行业则处于低效率水平。③各产品部门在2002—2010年和2010—2017年期间均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从收敛速度和程度来看,各产品部门在2010—2017年的水平均高于2002—2010年。④技术进步在抑制能源消费和提升隐含碳排放效率方面尚未充分发挥作用,而且还拉大了各产品部门之间碳排放效率水平的差距。贸易规模的扩大能有效提升碳排放效率,缩小部门之间的水平差距,环境规制能有效促进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但会拉大部门之间的水平差距。以上研究结论表明:中国需要在低碳贸易发展方面构建完善的环境规制,合理扩大贸易规模,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新能源等低碳技术,并加强部门间交流与合作,促进产业间协同发展。     

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方向识别及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将劳动、资本和能源要素纳入有偏技术进步的考虑范围,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别对2003—2019年无环境约束、弱环境约束和强环境约束情形下中国工业行业有偏技术进步方向进行测度、识别和比较,利用FGLS模型对影响有偏技术进步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忽略环境约束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与无环境约束情形相比,弱环境约束与强环境约束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明显较低。②当不存在环境约束时,工业技术进步方向主要表现为劳动节约/资本使用、劳动节约/能源使用和资本使用/能源节约;加入环境约束之后,技术进步方向主要表现为劳动使用/资本节约、劳动节约/能源使用和资本节约/能源使用。③环境约束下工业技术进步方向主要受到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研发强度、对外贸易开放度、人均资本存量和能源生产效率的影响。环境规制对无、弱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对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型FDI阻碍了无、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而资本型FDI仅对弱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研发强度的提升有利于有偏技术进步,而贸易开放和资本深化则阻碍了有偏技术进步。能源生产效率抑制了无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但促进了弱、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为促进工业绿色技术进步,政府应提高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补贴水平,完善和丰富环境约束工具,实施阶段性环境规制政策。     

研发投入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基于城市层面技术进步方向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前沿研究关注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却普遍忽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并未重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作用。利用2003—2013年中国276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历年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表征了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技术进步方向,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①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皆能显著促进地区绿色技术进步,推动地区技术进步绿色转型,但随着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而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却逐步提升。②受地区自身产业特征和政策影响,地区污染产业锁定和资源依赖型产业模式显著抑制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而轻资产型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力度则呈现完全相反的作用效应,显著提高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③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呈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增强,即中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而言,研发人员投入的技术选择偏向则呈现东部地区较强,中西部地区较弱的趋势,表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由依靠经费投入的粗放型研发转变为依靠高科技人才创新驱动。为此各地区应重视研发绿色技术选择,合理配置绿色研发资本,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端化转变。     

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北大核心CSCDCSSCI

信息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了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通过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和渗透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在中国发展方式面临绿色转型的背景下,这一新型金融模式对于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该研究利用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交互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系统GMM以及替换变量等稳健性方法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维度方面,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促进效果主要通过提高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实现。而使用深度的影响并不显著。②数字金融能够通过降低创新主体的交易成本和融资效率激发创新活力,驱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实现绿色发展;同时,数字金融"赋能"绿色金融提质增效,提升绿色服务效率、降低绿色服务成本以及资金流向监测等功能,推动绿色发展。③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尚未表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特征,但其绿色效应伴随着地区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呈现递减趋势,这一促进效果在空间分布上也展现了包容性增长的普惠特征;同时,更完善的金融监管措施也有助于数字金融发挥其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绿色增长效应,有助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节能评估对行业隐含能源强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从源头上杜绝能源浪费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政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不仅会对生产侧的能源消耗状况产生影响,还可能会抑制不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促进投资需求向低耗能的方向转变。基于2007、2010、2012、2015和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和省级行业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节能评估政策如何对各行业需求侧隐含能源强度产生影响,从生产侧能源利用效率和生产结构两个方面探究节能评估影响行业隐含能源强度的潜在机制,并探讨了节能评估政策效果在不同类型行业或省份的异质性。研究表明: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政策可以有效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驱动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度消耗能源的粗放式进一步向集约式转变。②机制分析表明,节能评估政策主要通过提高生产侧能源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来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主要体现为提高能源单要素生产率和加快固定资产更新换代等,但并未显著降低高耗能行业产品中间投入占总中间投入的比重,对行业的非能源中间投入结构影响不大。③异质性分析表明,节能评估政策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隐含能源强度影响更显著,且在节能压力更大、市场化程度更低、财政分权度更低、政府规模更大的省份实施效果更好。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同时注重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确保节能评估政策发挥作用、取得实效。     

东北地区城镇一体化时空分异及影响机制北大核心CSCDCSSCI

深入了解区域城镇一体化演化路径、形态及影响机制,可以避免土地低效利用、城市间恶性竞争,并有助于区域协调发展决策。基于2000—2020年东北地区281个县域社会经济及地理空间等数据,借助空间自相关及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分析其城镇一体化路径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城镇演化在2005—2010年达到高峰,之后演化速率持续下降,中心城市资源集中,次中心城市发展乏力。②城镇演化整体表现为以环哈尔滨-长春-松原-绥化城市群及环渤海城市群为中心的集聚特征,其西部比东部发展快,南部比北部快。③城镇用地演化主导因素为社会经济、区域政策。随着科技发展,自然资源条件的影响力被地理区位取代,影响因子以增强型和稳定型为主。基于此,政府部门应该采取特色化发展策略,形成差异化发展,并加强对外贸易。针对中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应发挥自身资源禀赋根据市场需求转型;针对中国区域城镇一体化发展,应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形成多级多层次发展。     

纳入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化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北大核心CSCDCSSCI

流域生态补偿是基于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沿课题。针对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静态视角的局限性,文章在新空间经济学思想架构下,融合微分博弈理论,构建了包含水资源利用量上下游间配置变化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型,并通过模拟分析揭示了变化条件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旨在为推动和促进生态文明时代流域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①空间品质引致流域上下游间经济活动分布变化,而经济活动分布变化则引起上下游之间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动。②流域上下游间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动对流域生态补偿决策方式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从水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看,集中式决策方式更有效;从全流域收益看,上下游间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动存在门槛效应,当低于门槛值时集中式决策方式更有效,当高于门槛值时则主从式决策方式更有效。③因应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化动态调整上下游间生态补偿决策方式和环保投入分担比例,是实现流域收益最大化的基本途径。④由空间品质内生驱动的“流域上下游间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化—生态补偿决策方式调整—地区水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和地区收益水平的提升”的互动机制,是推动和实现生态文明时代流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逻辑。基于此,文章提出了经由空间品质驱动的上下游地区间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流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工业革命驱动下能源与金属资源需求演变特征与前景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工业革命对能源与金属资源需求具有深刻的影响。基于美国历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产业变革、能源与金属资源消费量变化,分析了工业革命驱动下能源与金属资源需求演变特征,研判了新一轮工业革命技术创新、产业变革与能源、金属资源需求变化趋势。结果表明:美国前三次工业革命主要依靠化石燃料为动力,但是经济增长所需的化石燃料消费增速不断下降,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增长与化石燃料消费增长逐渐脱钩;随着历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越来越多的金属进入工业经济,金属消费趋势出现分化。近年来,以信息技术深度与全面应用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兴起。新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或将推动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将随之发生变化。预计未来能源消费中清洁、无污染、可再生新能源比例将不断增大,化石燃料比例将不断降低;稀有金属消费或将迎来快速增长期,传统大宗金属消费仍将在中高位波动。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我国可采取低碳与无碳并举的能源消费转型策略,加强化石能源清洁化技术和清洁、无污染、可再生新能源技术研发;坚持构建国内国外金属资源供给体系,提升我国金属资源的全球控制力和话语权;加强优势稀有金属矿产品的深度研发,拓宽匮乏稀有金属的境外来源。     

黄河流域技术创新对PM_(2.5)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黄河流域是推进空气质量改善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域,技术创新是破解流域PM_(2.5)污染防治难题的关键手段。该研究以2004—2019年黄河流域79个地级市PM_(2.5)污染数据为样本,利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究PM_(2.5)在空间上的异质性和关联性特征,并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因素和气温、降水等自然解释要素纳入同一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各因素对黄河流域PM_(2.5)的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系统识别和甄别技术创新要素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程度和溢出效应,解析技术创新对PM_(2.5)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PM_(2.5)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和相关性,浓度值较高的地市主要集中于漯河、濮阳等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全局Moran’s I指数均大于0.80且显著为正,空间关联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为主;②专利授权量的增加通过排放源管控治理、移动源消减治理等路径对本地区PM_(2.5)防治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由于绿色技术标准、绿色补贴等绿色技术壁垒的存在加剧了邻近地区污染治理难度,表现为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③流域城市人均创新指数的提升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激发技术创新内生动力等机制同样促进了本地PM_(2.5)浓度下降,但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未能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带动作用。研究基于技术创新对PM_(2.5)防治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提出适应性对策建议,突出技术创新在空气污染防治中的关键作用,搭建和完善跨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加强流域间联防联控机制与竞争合作机制,助推黄河流域空气质量改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对受水区水资源集约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河南省市级层面的实证北大核心CSCDCSSCI

南水北调工程通水改变了受水区水资源利用现状与配置格局,但对受水区水资源集约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还有待证实。该研究基于“开源”和“节流”两个视角,分析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对受水区水资源集约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一般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选取2015—2019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区河南段市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对受水区水资源集约利用效率产生的影响,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为中介变量,检验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影响受水区水资源集约利用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调水工程通水对受水区河南段水资源集约利用效率具有显著正效应,即水资源集约利用效率会随着调水工程供水强度和供水成本的增加而提升。②技术进步在调水工程通水促进受水区河南段水资源集约利用效率提升的过程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产业结构在调水工程通水促进受水区河南段水资源集约利用效率提升的过程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③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对受水区河南段水资源集约利用效率的正向影响会随着调水工程通水规模的扩大而略有下降;模型中政府作用对河南段水资源集约利用效率产生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加入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两个中介变量后变得显著。最后,基于水资源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层面,从保障调水工程供水量、完善供水水价定价机制、推动受水区技术进步与创新能力提高、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充分发挥调水工程通水在受水区水资源集约利用效率提升中的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大气污染的空间交互影响网络及其结构特征北大核心CSCDCSSCI

解析大气污染跨国交互影响网络的结构特征是开展大气污染全球合作治理的基础。文章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的281个城市PM2.5浓度地面监测数据,在信息流视角下,采用大数据因果推断技术—转移熵(Transfer Entropy)方法识别了大气污染的空间传导关系,并构建大气污染空间交互影响网络,从整体结构、块模型等多个层面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大气污染空间交互影响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①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大气污染共存在13335个交互影响关系,其网络密度为0.17,网络直径为3,平均聚类系数和平均路径长度分别为0.2和1.8,呈现出明显的多重叠加性和小世界特征。②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内部,“一带一路”沿线各城市之间的大气污染空间传导有97.2%以上的最短路径不超过2,在三大洲的城市之间,有96.8%以上的最短传导路径不超过2,显示出较强的网络连通性。③块模型分析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大气污染空间交互影响网络可以分为双向溢出、净溢出、净接收、中间人四个板块,其中欧洲城市主要位于双向溢出板块,而亚洲和非洲城市则分散于四个板块之中,板块间的大气污染存在链式双向传导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从开展科研联合攻关、设立“一带一路”大气污染治理基金、建立大气污染信息共享机制、推进绿色产业合作等四个方面就新时期如何深入开展“一带一路”大气污染合作治理提供了可行的对策建议。     

中国工业CO_2排放绩效的动态演化与空间外溢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首先在考虑能源投入与碳排放的共同生产前沿分析框架下,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评我国2003-2013年省际工业CO2排放绩效,通过核密度估计工业CO2排放绩效的动态分布特征,结果发现我国工业CO2排放绩效总体水平偏低,东部地区的工业CO2排放绩效水平较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追赶效应;通过核密度曲线展示我国工业CO2排放绩效整体上处于上升态势,随着时间推进呈现由"单峰"向"双峰"动态演进过程。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显示出省际工业CO2排放绩效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空间上的依赖性。在纳入空间因素的前提下,各省工业CO2排放绩效具有空间外溢效应,即存在"邻里模仿"的现象;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工业CO2排放绩效起到正向显著影响,而出口依存度、工业产权结构与工业CO2排放绩效显著负相关,环境规制的正面影响并不显著。据此,对于未来工业提高碳排放绩效的重点应该是进一步秉承低碳工业的理念,加强工业企业内生的技术创新、注重绿色贸易发展、打破原有的产权结构格局、政府完善环境规制的监管和实施机制,才能真正有效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节能减排。     

中国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影响机理北大核心CSCDCSSCI

现有关于“旅游产业效率”的研究,多是测度多个投入要素共同产出的综合效率,鲜有对旅游资源这一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进行测度。借助修正的DEA模型、空间自相关、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我国省际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时序演变、区域差异、空间溢出效应及作用机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研究结论有:①2009—2018年我国省际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均值仅为0.421,且旅游资源转换效率速度增长缓慢,表明我国旅游业发展仍处于规模扩张的粗放阶段。根据旅游资源转换效率发展特征,将其发展趋势可分为旅游大发展阶段和旅游新常态阶段。②十年间,东、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均值分别为0.453、0.387和0.411,形成“东-西-中”阶梯式递减特征,而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增长速度却呈现出“西-中-东”的逐步减小态势,在政策倾斜、产业升级、技术溢出等多重驱动下,区域间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差异逐渐降低。③十年间,全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旅游资源转换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正自相关关系。在影响机理方面:交通条件对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总体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最大,其次是旅游产业集聚,再次是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对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总体空间溢出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达到减排目标的同时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是中国当下谋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剖析环境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该研究利用SBM模型测算中国2003—2018年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技术进步分解,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好特征,最后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目前规制强度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②从技术进步的内部影响机理来看,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结果显示,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更多偏向于CO_(2)产出,但呈逐年向好趋势。环境规制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进步的影响均较为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降低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降低CO_(2)产出。③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密集度、政府补贴等因素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加强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经济发展,但研究发现当前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碳锁定”效应,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降低煤炭使用依赖。该研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为推动经济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城市环境质量升级的同群效应及其机制检验北大核心CSCDCSSCI

厘清中国城市环境质量升级的空间相互作用,分析其内在激励机制和外在溢出效应,对推动区域环境治理联动机制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城市环境质量的空间相关性,并未对其是否存在同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文章利用2003—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将同群效应假说引入城市环境质量空间特征分析,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城市环境质量的同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地理、经济和行政相邻城市间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同群效应,且地理相邻城市间的表现尤为明显;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空间权重矩阵、样本数量和估计模型后的回归结果依然是稳健的。②按照Jenks自然间断点分类法对城市环境质量水平进行识别,并运用补充检验模型探讨不同质量水平城市间环境质量升级的同群效应,结果显示城市间会相互学习和借鉴环境质量升级经验,且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更容易成为模仿对象。③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城市内部学习效应和外部示范效应等学习机制会弱化同群效应,且高质量城市的表现尤为明显;环境规制的竞争机制和新的环境质量标准政策、创新型城市试点、高铁开通等外在冲击均会强化同群效应,且低质量城市的强化作用最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科学认识城市环境质量的同群效应,建立健全区域城市污染防治联合机制;充分重视不同类型城市环境质量的学习和模仿行为;切实注重环境规制和外生冲击对环境质量升级同群效应的强化作用;真正发挥外在因素对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