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减污降碳效应

新型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增长和绿色转型的有力支撑。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减污降碳的政策效果有待验证。该研究选取2004—2020年中国1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污染”和“碳排放”两个维度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显著的减污降碳效应,并且呈现逐年递增的特征,该结论在考虑了DID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异质性分析表明,从“区位-特征-规模”三维城市属性看,减污降碳效应在东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人力资本城市和规模较大的城市更加显著;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的减污降碳效应呈边际递增趋势。③机制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除了直接对减污降碳存在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推动三次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服务业结构升级以及绩效型技术创新而有效促进减污降碳,但投入型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的影响尚不明显。该研究为下一阶段中国区域污染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政府应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减污降碳,同时借助产业结构升级和绩效型技术创新以更加有效的方式释放新型城镇化在区域绿色发展中的红利。     

中国工业用能权交易制度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

现阶段污染治理手段亟需从末端治理向以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为主的源头治理升级,用能权交易制度是重要的源头治理政策工具,可将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控排措施深度融合。通过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考察用能权交易制度政策要素的变动对工业减污降碳的影响,并对该制度进行优化设计。结果表明：(1)用能权交易制度可在节能降耗的基础上减少工业二氧化碳和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其中工业废水减排率的变化幅度最大。(2)严格的用能权交易制度具有更加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具体政策工具包括提高用能权交易价格、提高用能权预留配额比例以及降低用能权免费配额比例;(3)用能权交易制度可通过提高企业用能成本、增加工业科技创新投入等路径,促进减少工业二氧化碳、工业固废等环境污染物的排放;(4)用能权交易制度会对工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负向冲击,其中提高用能权交易价格对其负向影响最大。当用能权交易价格由经典情景下的100元/t标准煤降低到50元/t标准煤时,实际工业增加值相应增长约1.07%,而当交易价格提高到300元/t标准煤时,实际工业增长值相应减少约5.01%。为使用能权交易制度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最大化,建议将用能权交易价格、免费配额比例、预留配额比例分别设置为300元/t标准煤、0.8和0.4。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城市减污降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绿色金融要为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推进中国绿色金融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对实现环境污染治理和“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选取2012—2021年中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2017年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城市减污降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的减污降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主要通过降低能源强度和激励绿色技术创新促进城市的减污降碳,其中降低能源强度在试验区政策促进减污降碳中的中介效应尤为显著;(3)从异质性角度分析,相较于东部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中西部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减污降碳的作用更为明显。因此,需有序扩展绿色金融试点工作,建立地区间绿色金融助推减污降碳的协调机制;通过加大对节能降耗和绿色创新的支持力度,发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优化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深化绿色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绿色金融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搭建绿色金融需求与供给桥梁,因地制宜促进绿色金融供需匹配,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绿色金融支持,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产业链联动效应

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不仅是提升环境质量的重要着力点,亦是在市场经济中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产业链联动效应是探讨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重要视角。基于约束效应、同群效应、规模效应3方面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使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探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联动效应的内在机理、联动类型和联动模式。实证结果表明：(1)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存在产业链联动效应,有助于焦点企业降碳减污的协同推进。(2)产业链依赖度越高、行业竞争程度越低、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以及与上下游企业技术研发合作越紧密的焦点企业,其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受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联动效应越强。(3)界定焦点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联动类型发现,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同时受到上游供应商企业推动和下游客户企业拉动的影响,但是下游客户企业拉动效果更强。(4)界定焦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学习行为特征发现,焦点企业是通过主动学习来提升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能力,跨行业模仿学习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提升作用更强。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更好地促进企业微观个体实现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目标,强化产业链降碳减污协同...     

长三角地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评估

长三角地区正在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但其减污降碳协同潜力如何？目前鲜有文献展开量化评估。该研究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从全要素角度测算了长三角地区PM2.5和CO2的边际减排成本,通过比较单独减排与协同减排下的成本变动,估算长三角整体、省际层面和城市层面的减污降碳协同潜力,模拟不同发展情形下协同效应变化。结果发现：(1)2011—2021年,相比单独减排,协同减排视角下长三角地区边际减污成本与边际降碳成本均有显著降低,其中边际减污成本缩减了35.28%,边际降碳成本缩减了32.41%。(2)省际层面看,长三角三省一市边际减排成本之间异质性明显。其中,安徽省边际减污和边际降碳成本最低,上海市边际减污和边际降碳成本偏高。(3)与单独减排相比,协同减排下安徽省边际减排成本的缩减比例最为突出,其减污降碳协同潜力也最为突出。(4)城市层面看,低碳发展优先是减污成本最小化的治理方案,清洁空气优先是降碳成本最小化的治理策略,而若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最大化为目标,不同城市需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阶段、能源资源禀赋和环境水平等探索与之相匹配的减污降碳协同策略。该研究通过估算长三角地区边际减污成本和边际降碳成本,揭示了该地区减污降碳协同潜力的时间变化规律和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对长三角地区科学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有参考价值。     

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减污降碳”何以“协同增效”

在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多目标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面对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双碳”目标两大战略任务,环境政策协同是否可以更加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现有研究尚无确定答案。因此,该研究利用“两控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环境政策协同的准自然实验,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与单一环境规制相比,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更佳,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②机制分析发现,在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有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调节效应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市场激励微观企业产生易地搬迁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③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双重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非老工业基地、高环保意识地区、环境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①地方政府应统筹全局,避免走偏、盲目上马“两高”项目;②充分发挥财政的支柱作用,吸引和带动更多社会资金流入绿色低碳行业;③根据各地实际将国家减污降碳目标分解落实,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样板;④加大创新激励力度,鼓励低碳技术与低污染排放治理技术协同创新;⑤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的政策,推进各区域要素禀赋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减污降碳协同优势。     

“双碳”目标下黄河流域城市碳排放配额两阶段分配模型

黄河流域是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关键战略区域。在2030年碳减排目标要求下科学制定黄河流域城市碳排放配额方案,明晰沿黄地区碳排放限额的目标与责任,是黄河流域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现有研究多要求减排地区缩减碳排放额,忽视了黄河流域在碳达峰目标节点前仍有碳排放新增需求,“激进式”降碳会对沿黄地区的经济安全造成隐患。该研究以2030年碳减排目标任务下的黄河流域碳排放总量为控制目标,基于既保障地区公平发展又促进全局效率优化的视角,以“基础配额+新增配额”的分配思路,构建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碳排放配额两阶段分配模型。第一阶段：根据碳排放现状基数确定基础配额;并综合考虑地区减排能力、潜力、责任以及发展需求方面的差异特征,运用熵权-TOPSIS方法分配碳排放可增长空间,预留新增配额以保障减排地区安全运行发展。第二阶段：为确保配额方案的分配效率,构建前沿技术异质性分组的零和博弈-DDF模型,在控制减排幅度、预留新增配额的同时,获得效率优化分配方案。研究发现：①面对2030年减排任务目标,沿黄地区仍有碳排放新增的需求与权利;同时为避免碳排放盲目冲高峰,各地区应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其中高能耗高排放地区承担的减排压力相对较大。②碳排放低效地区通过碳减排提升效率时,应把握降碳的幅度力度,确保减排方案有序执行。③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碳排放配额分配具有空间差异性。上游地区生态保护责任繁重,应承担较高的限额责任;中下游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需求和能源结构短期调整困难,应分配相对较高的碳排放配额确保其平稳转型。     

减污降碳协同路径研究：典型国家驱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但通过何种路径才能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推动达成协同治理的内在驱动力又是什么？发达国家是否已经实现了协同？其经验教训中国是否可以借鉴？基于此,该研究首先采用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法,判断不同国家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所处的阶段,绘制典型发达国家减污降碳的历史路径并挖掘其演变规律及不同类型背后的驱动机制。其次,从硫碳减排量变化情况、能源结构、居民受教育程度及产业结构等维度出发,对我国碳污协同治理所处阶段进行识别,分析得出我国当前与德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协同状况较为类似,即从碳增硫减进入协同防控的波动阶段。但由于社会制度、减排目标、资源禀赋、经济体量等的差异,应辩证地看待德国能源转型、碳市场建设以及环境立法历程,选择性地借鉴他国经验。针对如何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提出建议：①促进能源转型,转变能源结构,从根本上实现减污降碳。②利用碳市场突破减污瓶颈,将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相结合,在完善碳市场监管体系的同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配额分配机制和价格控制措施。③减少碳污“分而治之”,增强有意识协同,以提高碳污同治的效率;制定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时兼顾气候变化的应对,并将排污权与排放权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④明确环境规制边界与政府职责,保障协同防控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综合评估的研究综述与展望

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减排是环境和气候治理的重要任务,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可以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实现。该研究系统梳理了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概念、类别及量化评估方法,详细比较了自顶向下、自底向上、混合协同效应综合评估模型的特点和适用情况,分析总结了协同效应在各国单一目标和协同控制政策中的应用,以期为中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政策发挥协同治理效果提供经验指导。从技术视角结合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直接和间接联系,剖析了协同效应产生的根源;从行业视角探索电力、工业、交通等重点行业助力减污降碳目标的发力点;从管理科学的视角总结了协同效应综合评估中四个关键科学问题,并提出后续的突破方向。综合评估流程的规范化和各评估环节中的多学科交叉体现了综合评估的复杂性,需要剖析温室气体与污染物的产生和传播过程及二者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温室气体与污染物的健康影响机理等;综合评估中时间、空间和评估对象选择的多样性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需要依托逐渐成熟的大数据收集存储技术,加强协同控制对排放水平、健康水平、减排成本、农业和生态系统影响的定量刻画。增强协同效应评估的可比性有利于不同结果的相互佐证和对比分析,需要合理计算协同控制在不同维度的综合收益;国家、区域、城市层面评估的侧重点差异较大,需要明晰减污降碳治理体系并加强评估的层次性,以促进各级管理部门更科学地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政策实践。     

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分析及其路径探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后疫情时期中国面临经济复苏、空气质量达标、“双碳”目标实现等多重压力,在此背景下,研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厘清实现路径对中国在后疫情时期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 2001—2019年中国 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动态演变过程以及实现路径。结果显示:(1)中国的减污和降碳政策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其中,降碳政策对减污和降碳几乎具有相同的效力,而减污政策则主要以减污为主、降碳为辅,但其对空气污染物(即SO_(2)和烟尘粉尘)和CO_(2)排放的抑制作用大于降碳政策。此外,该研究分别从内生性问题、减污降碳政策指标设计稳健性、估计方法稳健性三个视角证实了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2)减污和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具有明显的动态变化趋势;降碳政策自政策实施起便具有显著的减污协同效应,且政策实施时间越长,对减污的协同作用越强;而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则是自 2011年出台节能减排综合性方案以后才逐渐显著,随后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因此,长期而言以碳排放交易市场为主的降碳政策的减污协同效应显著优于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故在进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战略布局中应以构建碳市场为主。(3)减污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均主要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而降碳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则主要通过前两条路径来实现。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政策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对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是当前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但以实现碳减排为导向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简称“碳排放权交易”）不仅会影响区域碳排放水平,也会加速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变化产生影响。为此,探讨碳排放权交易对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对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9—2020年中国402个地级市（区）的统计数据,该研究系统测算了中国区域内（省份内）和区域间（省份间）经济发展差异,并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对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差异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此外,进一步从地理位置差异和地区产业类型差异两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从整体来看,中国区域发展差异正在缩小,区域内发展差异是引起整体区域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从各区域来看,西部地区区域内发展差异明显,而北京、上海等地的高速发展使其与其他地区保持较大的区域间发展差异。(2)碳排放权交易能够缓解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但该过程存在传导效应,即其会先影响区域内发展差异,随后影响区域间发展差异。(3)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主要通过降低工业产业集聚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绿色金融发展以及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对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差异产生影响。其中,仅工业产业集聚水平的下降可同时缓解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差异。该研究揭示了碳排放权交易与区域发展差异的联系及影响机制,为中国优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扩展区域协调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智融合发展对长三角地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影响研究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将步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关键阶段,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发展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和技术支撑。基于此,构建数智融合发展水平与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进行分层赋权和计算,以2011～2022年中国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其数智融合发展水平和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进行时空分析,并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智融合发展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22年长三角地区数智融合发展水平和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均显著提升且出现了空间扩散现象;(2)数智融合发展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的提高;(3)数智融合发展能通过技术创新和优化能源生产结构促进长三角地区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省际差异视角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当前我国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以中国30个省级单位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从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省际差异视角出发,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有效性,并对该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试点区与非试点区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均值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但试点区的碳排放强度值总体呈下降趋势,非试点区则略有上升,说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优于强制性减排政策;(2)双重差分法结果证实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了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且地均GDP、能源强度和工业结构等控制变量对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进一步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对能源强度的相对下降,最终起到抑制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的作用。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的法律困境及完善路径

作为一种以碳排放权为担保标的而获取融资的创新型碳金融制度,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立足于“双碳”目标的实现需求,衍生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运营,并有利于为减排企业提供节能低碳转型的必要资金、有利于为金融机构提供新的风险管理工具、有利于强化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进而助推碳中和经济、绿色金融、碳交易市场的繁荣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然而,由于缺乏统一性、权威性的立法规范,当前有关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的行业标准、地方指引和交易所规则存在规定模糊、规定不统一甚至相互冲突等现象,导致碳排放权担保融资业务面临碳排放权法律性质不明确、碳排放权担保方式有争论、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的登记机构存疑惑、碳排放权担保财产的处置方式存争议、碳排放权担保融资款项的用途待规范等问题,阻碍了碳排放权担保融资业务进一步地推广和普及。因此,应综合考量现有法律、政策、市场、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在效率、公平、秩序等价值间作出取舍,并以审慎的态度和务实的作风得出最适宜当前碳市场制度演变趋势、绿色转型阶段性特征,以及金融创新发展需求的最佳结论,进而将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确定为行政许可权,明确碳排放权担保方式为质押担保,并将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的登记机构统一为碳交易机构,将碳排放权担保财产的处置方式确定为场内处置,将碳排放权担保融资款项的用途限定为节能减排活动,最终为碳排放权担保融资业务的有序健康发展提供科学规范的法制保障。     

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何以影响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已进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强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对实现中国“双碳”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有重要意义。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之间的协同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较少有针对城市层面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为此,该研究收集中国278个城市2004—2020年PM_(2.5)/PM_(10)浓度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以PM_(2.5)与CO_(2)为代表测算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通过构建“目标设置-结构效应-协同管理绩效”分析框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检验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并采用不同污染物测算协同管理绩效,对回归结果进行敏感性检验。结果显示:①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有显著影响,PM_(2.5)/PM_(10)浓度目标与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正相关,而经济增长目标与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负相关。②区域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目标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东、西部不显著;东、西部地区经济目标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负向影响显著,中部不显著。③环境目标可通过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但交通运输结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④采用不同污染物测算协同管理绩效,发现前述回归结果对不同污染物是敏感的。研究结果表明,目标设置是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同管理的重要驱动力,要将空间异质性、重点管控污染物考虑在内,识别高效协同的结构减排路径,提升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从强化目标协同、引导经济质量竞争、实施差异化协同治理、加强考核协同等方面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在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下,探究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以2003～2021年108座城市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效率值由2003年的0.338增长到2021年的0.677,区域差异呈阶段性特征,城际差异呈扩大化特征,并伴随着极化现象。(2)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在全局空间上呈现出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在局域空间上呈现出高-高、低-低、低-高和高-低的4种集聚类型。(3)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每提高1%,可带动邻近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提升0.155%。(4)空间效应分解结果上看,各影响因素对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具有不同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因此,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提升,需要考虑城际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城际之间协同作用。     

碳达峰约束下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及其路径

2030年高质量碳达峰是如期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根本基础。该研究以中国28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样本截取时间为2006—2019年。以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为刚性约束,提出“共生-共治-共享”的分析逻辑,聚焦碳排放与大气污染共生排放特征,在碳达峰年度目标量化分解、碳排放与大气污染双重损益偏离识别的基础上,考察了碳达峰目标对碳排放损益偏离、大气污染损益偏离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共治效应及共享路径。研究发现：①碳达峰目标发挥了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能够促进城市发展由损益偏离-损益均衡-精益降损的方向优化,发挥推动城市“劣者趋良、良者趋优、优者更优”的作用。②碳达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呈明显的异质性选择效应,在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环保重点城市、先发城市中能够发挥更高作用与更强影响。③碳达峰目标发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共享路径在于双视角下“调内”“匹外”式源头治理-过程控制-末端阻断的全流程发力与外部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匹配。需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中紧抓“降碳”,优化设计多措并举、全程发力的多重共享路径,增强碳达峰减污降碳增效的多赢共治效果。具体包括：①强化源头治理,在源头上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调整产业结构,节能降耗。②严控过程管理,破解环境规制级差引致的污染转移现象及损益偏离后果,推动绿色交通体系建设,多轮驱动。③突出末端阻断,采取全过程治理、监控、减排措施,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减碳增汇。④动态调整实现内外匹配,环境政策要因时施策、因境而异、因地制宜,做到因事适时调整、因效精准调控。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机制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我国实施以市场为基础的重要环境规制之一,但此交易市场建设能否诱发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的有关研究仍然不足。以我国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研究对象,采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准自然实验,选取2004—2016年全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评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诱发效果,并使用排列检验法进行有效性检验;进而,定量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正式运行后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探索七个试点效果差异的成因。研究发现:①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整体上诱发了试点地区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②各试点的政策效果存在一定差异,除重庆外的六个试点对政策响应较为迅速,其中北京、上海的诱发效果最显著,天津、广东、深圳和湖北次之,而重庆试点未能对政策作出充分的响应。③碳排放权交易对低碳技术创新作用中的政策"信号-预期"机制在我国首次得到验证,该机制在除重庆外的试点地区都得到了较好的构建。④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良好的协同作用,促进低碳技术创新,但其未能与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相同作用;除重庆外,碳排放权交易这一市场型环境规制与控制型环境规制也呈现出协同作用。据此,应积极推进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以发挥其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诱发作用;但在统一市场建设过程中应重视地区差异,分步骤稳步推进;还应注重加强政府政策信号管理,引导企业开展低碳技术创新活动。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能否通过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进而发挥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作用？这是当前亟待检验的问题。该研究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用能权交易制度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用能权交易制度能显著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②进一步甄别融资机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加大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缓解市场融资约束以及强化企业研发投入等多方协同的融资模式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产出;不同融资机制的驱动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市场融资约束的机制效应最为显著,其次为政府补助,企业研发投入和税收优惠的机制效应较小。③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省份对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响应不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浙江省和福建省低碳技术创新发挥显著的驱动作用,而对河南省和四川省的作用效果不明显;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因产权性质、行业耗能、企业规模等企业特征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对于耗能水平较高的行业、规模较大的国有类型企业,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显著。该研究立足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视角,为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并指出用能权交易制度效能的发挥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多方协同发力,为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体系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中国制造业的碳减排责任分配

制造业是中国的第二大碳排放源,其减排的成功与否是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基于中国到2030年的碳强度降低目标,利用基于熵权的TOPSIS综合评价法,核算中国制造业2020—2030年碳减排责任,并进一步将制造业碳减排责任分配到中国30个省份、2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各省份的各细分行业。核算结果表明：①制造业需完成中国碳减排总量的35.52%。②各地区碳减排责任的差别较大,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省份,其碳减排责任也较大,碳减排责任居于前三的省份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北。③制造业碳排放主要来自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这四个行业,其年均排放量之和占制造业年均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80%以上。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的碳减排责任分别占制造业减排总量的31.65%、15.79% 、9.12%。④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碳减排责任在2/3的省份中占比都是最高的,尤其是在河北,其碳减排责任占河北制造业碳减排总量的71.73%。其次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其在广西的占比最高,约为29.63%。鉴于制造业在地区间、行业间的减排责任差别较大,因此制定合理的碳减排责任分配方案有益于保证中国“双碳”目标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