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基于多重中介模型的实证

已有关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碳排放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二者净影响的分析,对OFDI促成碳排放真正诱导机制的探讨则关注甚少。基于此,文章选取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探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碳排放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别采用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和逐步回归法,实证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要素市场扭曲及经济规模扩张对OFDI影响碳排放的传导机制,并分析二元梯度下OFDI对碳排放的不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OFDI对母国碳排放的影响表现出多维性关系,既存在加剧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也有通过中介变量抑制碳排放的间接效应;(2)OFDI主要通过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缓解要素市场扭曲三条路径对母国碳排放产生间接抑制效应,而通过经济规模扩张反而加剧了碳排放;(3)将OFDI划分为二元梯度的分样本讨论中,顺梯度投资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缓解要素市场扭曲对碳排放产生抑制效果,而逆梯度投资则通过提升企业绿色技术水平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降低了碳排放;(4)对外投资还可通过与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变量交互影响对OFDI与碳排放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据此,从提升海外投资规模、优化海外投资结构、引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以及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当前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兼顾碳排放治理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     

基于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视角的中西部区域碳减排研究——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实证

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生态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压力亟需缓解。为此,基于产业发展和城市化的视角,运用中西部地区2000～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滞后模型,模拟产业发展,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空间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我国中西部区域碳排放持续增长,空间差异性和溢出效应显著,呈现出“高-高”(H-H)和“低-低”(L-L)空间分布特征;(2)中西部区域产业发展和城市化对碳排放具有重要的作用关系,但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明显趋同性,经济和人口城市化均质性明显;(3)产业资源配置(TL)优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TS)皆有利于碳减排,且空间效应显著,当前优化TL比TS升级对碳减排更具有效;(4)经济城市化(UI)抑制碳减排,人口城市化(UP)有利于碳减排。研究结果和发现表明,中西部地区优化产业发展时,现阶段应加大力度优化产业资源配置水平;同时,政府应逐步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引导城市居民能源消耗,倡导绿色消费,进而促进碳减排。     

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

已有文献对土地开发、土地收入与城市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探讨,但未能揭示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尤其是没有区分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是土地开发收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效应,间接影响包括土地开发收入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构建了反映土地收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的结构方程模型,利用285个城市2000—2010年以及2011—2013年的差分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土地开发收入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2000—2010年间,土地出让收入每增长1个标准单位,城区GDP将增长3.09标准单位,其中土地开发收入的直接影响为0.35标准单位,间接影响为2.74标准单位。土地开发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对产业集聚和常住人口吸引力的间接效应远大于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直接效应,在间接效应中,吸引产业集聚的影响大于吸引常住人口的影响。不同类型城市土地开发收入对城市GDP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程度不同。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的路径与机制——基于湘鄂赣皖地区城市的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重大议题。合理产业布局、走绿色发展之路是国家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该研究构建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双对数模型,以长江经济带湘鄂赣皖四省51个城市2003~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为了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异质性,在模型中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过程中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且替代效应大于互补效应。即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推动湘鄂赣皖地区城市整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城市的异质性方面,环境规制对上述地区二线城市的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优化作用。同时,环境规制对三线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作用大于三线以下城市。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

基于碳减排治理全球变暖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探讨了碳交易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及企业减碳优化策略。通过匹配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及所在地区数据,首先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总体衡量碳交易对企业要素投入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后运用平行趋势、滞后两期、工具变量及安慰剂,检验碳交易双效模型的稳健性,并利用三重差分检验是否存在因企业性质不同而造成差异化影响。最后运用中介与调节效应方法,检验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并考察了绿色创新、市场化与政府补贴影响下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显示:碳交易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碳交易促进碳减排,导致营业成本增加、劳动生产率降低,但同时也显著正向影响资本生产率,促进企业利润与收入增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创新、市场化和政府补贴显著的调节影响下,对碳交易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表明,碳交易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双赢,碳交易的作用在于依次实现碳减排、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协同尚处于“遵循成本”阶段。因此,要建立一套集市场化、政府奖惩和绿色创新为核心的碳交易体系,进一步健全绿色低碳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绿色创新补偿,增强企业自主研发和协同创新能力,提升绿色技术转化率,优化绿色产业结构,完善配套环保标准和管理规范,诱导企业完成“创新补偿”的蜕变。     

中国CO_2排放量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互动关系研究

当前中国面临严峻的碳减排压力,产业结构作为影响CO_2排放的重要因素,成为减排的重要政策着落点,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为减排政策中的重要手段。然而不同的研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结论,一些研究认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已对碳减排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果,另一些研究认为效果仍未凸显。本文在对CO_2排放量及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进行选取和计算的基础上,对中国1991-2013年产业结构优化与CO_2排放量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及协整关系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优化与CO_2排放量存在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且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减排的影响在长短期内不同。     

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推动"互联网"与"绿色生态"的深度融合,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2003—2018年中国27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互联网发展指数与绿色经济效率指数,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AR)与中介效应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发展不仅显著地提升了本地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同时还对周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引入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人均GDP差值倒数权重矩阵及地理距离倒数平方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在发展阶段异质性上,2003—2012年与2013—2018年两个阶段的互联网发展均能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且随着互联网"使用程度加深",互联网发展会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区域异质性与城市规模异质性上,东部地区和大型城市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小型城市,互联网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影响更大。第三,就影响机制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互联网发展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的重要路径,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起到了完全的中介作用。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空间减排效应:准自然实验与政策溢出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已然成为我国节能减排的重要环境规制手段之一,但碳交易市场建设在空间维度上的溢出减排效应评估仍然存在不足,减排作用发挥的具体渠道和综合效果亦有待明晰。基于我国碳交易试点2007—2017年的样本数据,利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准自然实验并结合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综合评估碳交易政策实施的空间减排效应;进而立足于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技术进步渠道分析碳交易政策发挥减排作用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整体上有效促进试点地区的碳减排,其中天津、湖北等地响应迅速且显著。碳交易试点政策在有效抑制试点地区碳排放的基础上,通过政策溢出效应同时有助于抑制邻近地区的碳排放。碳交易政策减排效应发挥存在较长的周期性,长期内其减排作用逐渐显著,且直接减排作用要远强于间接减排作用。经济发展渠道是现阶段碳交易政策发挥减排作用的重要路径,但同时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具有促增威胁,而能源消费则是导致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阻碍。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将成为碳交易政策潜在减排效应有效发挥的关键所在。基于此,积极推动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建设,注重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均衡发展和有序推进,同时强化区域间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和知识技术交流合作,从而形成区域间良性协作的低碳发展模式。     

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中国城市群的兴起催生经济集聚,化石能源消耗增多引发碳排放形势愈加严峻,探索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至关重要。本文以2004-2016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的61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创新性地使用抗日战争时期各城市是否有铁路通过、2003年各城市是否有机场、各城市历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经济密度异质性下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不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①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现阶段城市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②相对于低经济密度城市,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的降碳效果更为明显;③经济集聚不仅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还通过环境规制与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作用,中介效应显著;④低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城镇化水平来传导,而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可以靠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来实现。据此本文认为,政府应推动城市群经济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实现企业联动合作以提高经济集聚水平。针对经济密度不同的城市治理手段应有所侧重,高经济密度城市应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为主要碳减排手段,而低经济密度城市则应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改善城市建设水平并最终达到碳减排的目标。     

用能权交易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及中国现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等问题,而用能权交易政策是中国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关键举措,是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那么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考虑下,该政策能否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效果？基于此,该研究以用能权交易试点启动为准自然实验,采用31个省份2009—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该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看,用能权交易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不利影响,且在通过一系列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2)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用能权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实现路径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升级,并且该政策通过改善部分产业部门的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来抑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不利影响。(3)异质性分析表明,用能权试点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由此该研究提出相应建议：在现有用能权交易试点的基础上,深入推进用能权交易市场...     

产业发展、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土地扩张

城市土地扩张速度过快是当前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利用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下,产业发展、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土地扩张之间的关系,并重点分析了土地集约利用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就全国层面看,第三产业规模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会抑制城市土地的扩张,土地集约利用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且其对总效应的贡献率分别为10.3%和12.6%;(2)就区域层面看,第三产业规模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会通过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对东部城市土地扩张产生间接负向影响;第二产业规模增加对中部城市土地扩张有直接的促进效果;(3)该研究揭示了不同产业发展类型对不同区域城市土地扩张的影响及其中的作用路径,并针对性的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这对控制我国城市土地的过度扩张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绿色信贷能发挥碳减排效应吗？

绿色信贷是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然而其碳减排效应及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该研究在厘清绿色信贷影响碳减排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测算2000—2019年中国156个城市的全要素碳生产率,从生产率、强度和总量三个维度实证检验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及作用渠道和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具有碳减排效应,主要表现为显著提高全要素碳生产率和降低碳排放强度,但对碳排放总量的平均影响并不显著。以上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2)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因区域位置、资源禀赋和金融效率差异而具有异质性。在中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金融效率较高的城市,绿色信贷在碳生产率和碳强度维度上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但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和金融效率较低的城市,绿色信贷仅能降低碳强度。(3)激励绿色创新和降低能源强度是绿色信贷发挥碳减排效应的有效渠道,而结构转化渠道的中介效应尚不显著。在绿色创新渠道中,绿色信贷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程度更高,且产生了正外溢性;在能源强度渠道中,绿色信贷提高了碳排放效率,但对低碳技术的支持作用有待提升。(4)...     

中国建设用地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碳排放是一个受多因素综合影响的过程,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建设用地亦是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分析中国1996 - 2007年建设用地与碳排放的变化,在扩展KAYA恒等式的基础上,基于LMDI分解法,探讨了12年间中国建设用地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以及不同省份间所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中国的碳排放以2001年为拐点,呈现稳中有降到快速增长的两阶段变化,空间上则呈现出东高西低格局,环渤海地区为全国碳排放高值地区.LMDI分解结果显示建设用地对碳排放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且省际间差异突出,影响较为显著的地区集中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新疆和青海也较为明显,其他地区普遍较弱;导致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省份经济发展、建设用地的正向作用和能源强度的负向作用之间存在贡献程度的强弱差异及抵消效应.从建设用地控制角度开展碳减排,不同地区将存在效率差异,对于能源强度的抑制作用相对饱和的省份可能有效.     

基于面板数据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土地利用碳排放关系研究——以1996～2010年湖北省中心城市数据为例

实现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高与土地利用碳减排的双赢,是我国土地管理者的期望。先是测算了湖北省3个中心城市1996~2010年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土地利用碳排放值,对两者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假定,最后通过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计量方法验证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土地利用资本集约阶段,土地集约利用增加作为碳源的建设用地碳排放量效果明显大于保育农用地等碳汇的碳吸收量效果;不同土地集约利用阶段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关系呈动态变化,技术进步将成为改变两者正相关关系的关键;在土地利用的资本集约阶段,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会促进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但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转型及产业集聚特征的变化,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将减弱。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中心城市的土地低碳集约利用策略。     

国内能源相对价格对碳排放的价格杠杆作用

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杠杆,能源价格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可以通过经济总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等变量最终对能耗乃至碳排放产生影响,同时还会对物价水平产生作用。因此,在利用价格杠杆引导节能减排时要充分考虑到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尤其是物价体系的承受能力。有鉴于此,在充分考虑能源价格变动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以1978-2013年相关数据为样本,计算了样本区间内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并通过构建单变量、整组变量和联立方程组模型发现:考虑能源价格的调节作用时,经济总量对碳排放的拉动效应从0.687降低至0.529;能源价格通过产业结构产生了0.611的碳抑制效应,但难以通过对能源效率的引导对碳排放产生抑制。进一步通过整组变量研究发现,考虑经济总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的共同作用时,整组变量对碳排放的拉动明显降低,能源价格杠杆对碳减排的作用有显著提高。考虑到价格调节和系统变量交互影响时,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碳抑制效应被加大,作用为0.453;此外,能源效率的提升带来了0.398碳抑制效应,同样优于仅考虑价格调节时的0.071。总体上看,能源价格杠杆放大了相关路径的减排效果,但系统中的碳抑制效应还不足以抵补碳拉动效应的事实也表明,能源价格杠杆的作用还尚未充分发挥。基于此,要在充分考虑经济承受能力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推进能源价格市场化,同时还要兼顾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关注价格手段与各种路径的协调,价格政策与货币、财政等其他调控手段的协调配合;同时还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应,充分考虑价格杠杆发挥减排作用时的外部成本。     

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互动关系——以湖北省为例

明确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的关系对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高校发展策略有重要意义。将产业结构变迁量化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指标,将高校产出量化为毕业生规模、学历高级化和创新产出3个指标,最后通过Granger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确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是学历高级化的格兰杰原因,技术市场成交额、毕业生规模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格兰杰原因;(2)学历高级化能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冲击做出及时反应;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创新产出的冲击具有延迟响应的特点,对毕业生规模的冲击有一定回馈但并不强烈;(3)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学历高级化具有高贡献能力,创新产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贡献能力远大于毕业生规模。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基于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准实验研究

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中国重要的绿色金融政策之一,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该研究首先通过理论模型求解阐述绿色金融政策实现碳减排效应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2006—2019年中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中介效应作用机制,探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在地理区域、资源禀赋、主导产业、产业禀赋方面的碳减排效应异质性,以及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与低碳城市在碳减排方面的协同效应。研究表明：(1)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通过替换变量、缩尾处理、增加控制变量、改变窗口期、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安慰剂检验等方法进一步验证了该结果的稳健性。(2)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在微观层面通过提高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碳排放进而实现城市层面的碳减排效应,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进而实现碳减排效应。(3)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并不存在显著的地理区域差异,但由于资源禀赋较好的城市存在“资源诅咒”问题,资源型城市比非资源型城市的试验区碳减排效应更差。(4)绿...     

基于EIO-LCA的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与碳减排潜力分析

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研究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碳减排路径的清洁发展机制尤为重要与迫切。江苏省是全国工业经济大省和碳排放大省之一。因此,本文以江苏省细分行业为例,采用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江苏省产业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进行测算。并构建碳减排潜力模型模拟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减排潜力。结果表明:1一次性能源消费引起的直接碳排放最大的贡献部门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占总体能源消费碳排放的50.58%,其次是化学工业(9.65%),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第三贡献者(9.31%)。2从生产链视角,间接碳排放较高的部门依次为:从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15.183×106t)、煤炭开采和洗选业(8.099 8×106t)、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4.694 4×106t);消费需求视角,间接碳排放主要贡献来自于出口隐含碳排放;从部门层次来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6.55%)、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2.6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2.49%)在出口碳排放中贡献较大。3江苏省碳减排潜力较大的部门主要是能源密集型行业。如产值变动1%,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减排效应达1.58 t/104元,碳减排量占2010年碳排放1.57%。因此,建议江苏省除了使用粉煤燃烧技术(P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大型循环流化床(CFB)等先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强度以外,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另外,重点提升具有较大减排潜力部门的产值,例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环境规制、数字赋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机理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为“绿色优先,数字赋能”。为探究绿色化与数字化在产业层面能否实现协同发展,该研究利用全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首先使用多重门槛检验来寻找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利用高阶函数进行拟合的基础上,加入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大调节变量剖析环境规制和数字赋能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存在明显影响,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单门槛效应,即当环境规制力度越过门槛值后能够实现环境改善与产业结构升级共赢。(2)产业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并行使得产业结构合理化出现了双门槛效应,随着两者融合程度加深,可通过逐步减轻环境规制力度来实现协同发展;但产业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并行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单门槛效应消失,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但并不稳定。(3)数字产业化与环境规制并行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了单门槛效应,且随着两者融合程度加深,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强度区间会逐渐扩大。(4)从局部地区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来看,主要结论仍然可以得到验证,但发现经济发达片区存在向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