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框架分析

针对中国频繁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现实,本文借鉴国内外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领域所作的尝试,提出在高风险行业强制性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基于对保险公司、参保企业、环境管理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等参与主体的分析,提出中国高风险行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设计框架.从政策分析的角度,针对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四个关键节点--市场机制、专家系统、政策保障机制和信息交流机制,依次说明该制度的有效性、科学性、法律效力以及公平性等特征.通过进一步分析,提出通过实施保险费率浮动机制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保证该制度的效率;整合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为风险管理和决策提供必要的科学支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增强该制度的法律效力;以及在多主体之间建立多渠道的多元信息交流平台,从而保证该制度公平性和合理性.     

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测算及成因探析

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本文采用治理成本法测算了1989 -2008年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利用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数据,采用协整理论研究了中国环境污染损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经济总量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基础性原因,并且环境污染状况随经济增长仍有扩大的趋势,至今尚未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迹象.然后,本文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效率角度揭示了环境污染的结构性成因.研究认为,高污染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过大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结构方面的成因;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和高耗能产品增长过快是造成环境污染的能源结构成因;能源效率低下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技术性成因;资源能源价格长期偏低和法律法规滞后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制度性缺陷.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突出技术创新、健全市场机制、完善环境法规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981-2007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对我国EKC进行实证研究,说明建立EKC模型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弥补EKC模型中环境不影响经济的假设与变量难以量化的不足,运用VAR模型研究二者的动态关系。EKC研究结果表明:EKC是一种客观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与人们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污染物更有可能出现EKC特征。VAR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动态分析结果与二者相互作用机理相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因素影响环境;一方面随着人们环境质量需求弹性的增加,政府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环境对企业生产行为的约束机制正逐步形成,但可能由于人们通过自身消费影响产出的作用有限和环境政策实施存在滞后性等原因,这种机制的形成存在一定滞后。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该研究以上海市为实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分析了影响EKC路径的驱动因子。旨在为其它地区设计适当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以便尽早跨越EKC拐点。研究采用上海市1981-2005年期间的序列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解析了全市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和全市SO2排放量等4项环境污染排放量指标的演变轨迹和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这4项环境指标同人均GDP的拟合曲线呈现典型EKC特征,即倒U形。上海市在人均GDP5700元跨越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排放量这2项指标的拐点。在人均GDP11300元跨越了S02排放量的拐点（人均GDP值均为1990年不变价）,烟尘排放量的拐点更低。研究还利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政策分析框架。通过分析产业结构、环保投资和环境管理的变化趋势。探讨了上海市EKC演变的驱动因子。结论建议：各地应因地制宜,积极寻求本地区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决策和环境决策,争取尽早跨越EKC拐点,实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解耦。     

中国跨界水污染冲突环境政策分析

跨界水污染纠纷已经严重影响到区域间环境和社会稳定.在我国传统条块结合的环境管理体制下,由跨界水污染引发的利益冲突和纠纷持续不断.尽管我国跨区域水污染纠纷协调机制尚未建立,但在许多地区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应用多准则决策分析法可以评估和比较跨界水环境管理条约,识别最可取的条约,同时可以对现有的条约提供进一步完善的建议.本文应用多准则决策分析之一的消元法,通过三个主要指标共11条标准,对我国跨国界、省界、市界和跨流域4个不同层次的单边和多边跨界环境管理条约进行评估和比较.结果显示,我国跨界水环境条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我国各层级跨界水环境管理政策在法律上缺乏有效的程序性立法;执行上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和配套机制,执行不力;争端解决机制缺乏有效的管理机构、依法处理程序和磋商解决机制.通过对现存条约的分析比较和提供建议,为构建我国跨区域水污染纠纷协调机制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     

内生的环境规制:“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再检验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变化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规制较严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较松的国家。污染天堂假说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在经验分析中却无法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变量本身的内生性会干扰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二是经验分析中往往忽略了要素禀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此,引入要素禀赋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环境规制的内生性,本文重点从行业角度对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进行再检验。本文选取2001-2008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环境规制变量的内生性。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将环境规制视为严格外生变量时,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不成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我国较低的资本劳动比;而一旦将环境规制视为内生变量,则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也是成立的。     

中国城市面源污染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面源污染已成为危害我国城市水体的重要污染源,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对城市面源污染的污染特征、影响因素以及控制措施进行了综合分析。我国城市面源污染强度较高,污染物以SS、COD、营养物质为主,污染呈现一定的地域特征和时间特征。影响城市面源污染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下垫面、前期晴天时间以及降雨强度等。城市面源污染控制技术方面,要将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综合实施,工程措施主要有植被控制、渗滤系统和湿地滞留系统等,各工程措施相结合,以取得更好的污染控制效果。     

财政分权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

财政分权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权力分配关系,它可以通过支出分权度和收入分权度两个指标进行衡量。从理论上分析,大多数研究结论都认为财政分权与污染量排放存在负激励,但是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本文利用1998年到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分权与污染物排放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选取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衡量污染物排放规模的指标,选择支出分权度与收入分权度作为解释变量,选择人均GDP、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外商投资总额、工业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本文还将所有省份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组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支出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负相关,且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以收入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的关系从实证的角度来讲不确定。     

技术进步和税收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频繁且大面积的雾霾天气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雾霾治理已成为当务之急。为了从经济学视角为雾霾治理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本文首先将全国分为东北、京津、北部、东部、南部、中部、西北和西南八大区域,进而建立了中国动态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用以研究技术进步(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清洁技术)和税收(二氧化硫税)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数据方面,本文综合使用了2015年发布的GTAP9.0数据库和最新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在情景设置方面,本文对直至203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基准情景设定,同时设定了2 000元/t和5 000元/t的硫税情景、能效提高情景、清洁技术进步情景,以及包含三者的综合情景。研究发现:①征收5 000元/t的硫税能够使全国总体和绝大部分区域的PM_(2.5)浓度在2030年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②改进能源清洁技术进一步巩固了治理大气污染的政策效果;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空气污染的影响较小,但配合其他政策使用时能有效地降低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首先,加强大气污染相关法制建设,只有完善的法制基础才能保障污染治理政策的有效实施;其次,适时提高排污税税率,并分地区、分行业制定不同的排污标准和税收标准;再次,加速发展科学技术,大幅提高与治理大气污染有关的科研投入;最后,区域间应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并加强联防联控工作。     

中国西部能源及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研究

中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脆弱且恶劣,但能源及矿产资源分布相对集中,能源及矿业开发已经成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本文力图从西部能源及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促进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视角,综合辨析出西部地区能源及矿业开发引发的地质环境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主要包括土壤污染与土地破坏、水资源污染与短缺、矿区大气污染、噪声污染以及采矿诱发的各类地质灾害和生态环境破坏等.文章认为: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和能源开发等人为因素引发的地质环境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增强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是西部地区提高能源资源保障能力的现实选择,也是转变发展方式、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对西部地区能矿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主要包括:大力推行绿色发展,极开发绿色新能源;加强资源管理与污染控制,建立、健全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体系,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市场准入制度设立绿色门槛,继续整合小矿山;加强西部资源型城市与沿海地区的区域融合,减少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破除“资源诅咒”;借鉴国际上“责任矿产开发倡议”,提高能源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能力;统筹协调资源税费、地方发展基金,明确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健全利益分配机制,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加强能矿资源开发全过程的第三方独立监管,在能源及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实行有效透明的监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