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风险社会理论反思:以中国为参考背景

全球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处在现代转型与向世界开放的中国,不仅风险数量多,而且性质复合——过程风险与结构风险共震。如何应对风险?西方三大风险研究范式——文化、治理性、风险社会—已被引介到中国,其中又以吉登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影响最大。与后现代的西方去民族国家偏重个人化应对风险不同,当代中国应围绕民族国家建构风险治理机制,并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相应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个人治理能力。     

环保教育、环境运动与国家战略

生产污染的治理关键在于政府监管．公共权力与市场激励机制的结合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污染的外部性问题;生活垃圾的处理关键在于环保教育,分散的家庭和办公室难于监管．更宜通过个人的自律来解决;政策导向的转变关键在于环境运动,公民社会永远是推动改革的清新力量;而国家战略则扮演了一个统领全局的角色．它既立足于民意,又着眼于未来,将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整合在一起。     

社会建设,NGO更大的参与空间

NGO在中国最重要的功能一个是政策倡议,另一个就是维权与合作。本土NGO限于自身财力与人力的限制,向社会服务转型不太明显,自身定位也较模糊。近年来与政府的合作虽然在增加,但不足以上升到影响决策。在中国,现实层面中政府、市场和NGO相互交叉的网络状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NGO的参与有助于增强政府公信力,政府应该放宽对NGO的限制。突破人才瓶颈,完善内部治理,才能实现NGO的转型。     

NGO与治理理念:“分享治理权”的中国经验

NGO的理念根源于多中心治理的治理秩序观,其基本模型是政府与社会分享治理权,形成分工合作的治理体系。中国当代NGO的功能局限与发展困境根源于政府奉行的单一中心的治理理念,由此对社会以及NGO的发育施加了过度的管制。中国古代的治理理念和制度经验,尤其是秦汉之变,为我们提供了分享治理权的本土资源。秦制奉行苛法集权,削弱贵族和传统家族网络,建立单一中心的王权制,以战时体制而速灭六国,却又迅速崩溃。汉制重建社会,通过儒生社团和家族制创设政府之外的社会治理组织和制度架构,成为古代社会稳定之根基。从垄断治理权到分享治理权,NGO的发展转型应从中国自身的治理理念与技术中获得再生资源。     

转型社会中“工业人”的权力与自由

社会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面体结构。对于治国者而言,关键是要在多个维度之间寻求平衡,偏向于任何一方都会导致社会结构失衡。历史上,当西方社会从"重商主义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时,由于过于强化市场经济自发秩序中的"经济人",不可避免地衍生出诸如生态恶化、贫富差距、政治腐化、社会同质化等社会危机。当前,中国社会同样面临这样的转型问题。在德鲁克看来,要避免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在工业社会中实现多元化,必须使社会成为一个自由的功能性社会。     

加快建立健全ESG体系，助推企业提升现代绿色治理水平

<正>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践行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以下简称“ESG”）理念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措施手段之一。ESG是衔接微观企业绿色治理行为和宏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手段,能够推动宏观绿色发展转型要求在微观行业企业层面实施落地,为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和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政策选择。ESG通过信息披露、评价评级以及引导责任投资等方式,将资本市场关注的企业财务信息进一步拓展,     

大气污染治理的“兰州经验”——基于环境保护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大气环境整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如何防治大气污染成为政府和人民高度重视的问题。兰州市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取得了瞩目的效果并在治理活动中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大气污染治理的"兰州经验"为环境治理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树立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针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难题,兰州市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较好地了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抓住了完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核心环节。更为重要的是,"兰州经验"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共治性以及有效性的核心价值理念,突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在切实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障下,兰州市在环境治理工作中运用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以坚强的执行力确保工作实效,同时还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参与,使得治理模式更为科学与民主。     

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

中国过去30年的骄人成就体现在经济的高速增长、贫困人口的巨大下降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平稳转型。创造中国奇迹的动力,是经济发展初期的高储蓄率、投资率和较高的人力资本。世界的竞争,是思想的竞争。中国的发展模式——中性政府、财政分权、务实政党、新民主化道路——将在政府干预经济、国家治理方式和民主问题上,对世界、对成见提出挑战。     

水危机的根本出路:治道变革

中国治水转型的核心是治理模式的转型,要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理念,以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为目标,从以“控制”为主的传统治理模式转向以“良治(”good governance)为导向的现代治理模式,建立新型的水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     

环保的绩效困局与政治保障

生态环境的危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官民共识,一定程度上的权力自觉和民间参与已经启动。然而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都是权力运用的行为,在权力主导的格局下,环境保护始终处于一种从属性地位,是一种"软任务",这导致了环保的绩效困局。破解这一困局的根本出路在于引入以规范权力为核心的"法治环保",从责任性上倒逼有关主体理性思考和安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更加宏大的建设框架中的正确定位及其关系,以及发展一种官民合作型的环保社会行动框架。     

绿色消费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其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从中国整体绿色发展转型进程和状态看,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经济维度的绿色转型发展较快较好,社会维度相对滞后。因此,如何在社会生活和消费领域推动绿色转型是中国政府应关注和解决的重大关键问题。国合会2018年主题是“创新引领绿色新时代”,本项目作为“创新与可持续生产和消费”课题下的专题研究,将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下如何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以及提升社会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决策支持。     

“一带一路”视域下环境保护问题的战略定位与治理体系

环境保护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议题,它所面临的挑战更多源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任务繁重与生态环境先天脆弱之间的矛盾。仅仅依靠单个政府部门或某一政策,或者仅仅依靠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倡议与行动,均不足以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跨国环境风险,这将倒逼国内与国际社会提升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构建新型环境治理体系。"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地政府不仅要发挥生态环保的示范作用,还要建立横向若干部门和纵向各级政府的协同治理机制,完善环境保护跨国合作制度,鼓励企业、NGO组织与民间力量、智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合作组织+现代技术——兼谈“千年变局”中的价值观问题与主流学术

市场机制能够实现一部分福利的生产和分配,但经由市场定价机制而起作用的地位和权力"兑现"机制,在中国却形成了高价格和排斥机制,大多数人因无法通过这一排斥机制沦为"弱势群体",中国社会出现"断裂"。社会问题的答案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设过程,需要"一体化"来看待。正是由于中国人均资源不足的现实难以改变,就更需要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保障合作组织的生产性功能,从而找到为大多数人提供低成本福利、提供基层制度化参与的有效路径。     

司法的流域性——兼论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协同治理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法治是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2021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长江流域司法协同治理是实现《长江保护法》提出的统筹协调、系统保护机制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流域生态系统在司法保护尺度内尚未统一。本文基于对司法空间属性的理论分析,结合美国流域司法治理相关案例的考察,提出从空间协同性和专业协同性两个角度构建我国长江司法协同治理机制。     

理解生态文明:从哲学思想到国家发展战略

系统易懂地阐释生态文明概念,对于帮助国际社会清晰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的生态文明,以及在全球视野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中国政府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哲学思想上升为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具体的、可理解的、可操作的国家治理概念和术语。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要点包括: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的核心构成,是中国国家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的转变,是国家环境与发展转型的整体性战略,其路径是将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其关键手段和工具是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其主阵地和根本措施是加强环境保护。     

信息化时代的官民关系

转型期的中国,利益关系的变化导致官民矛盾增多;信息化时代,传统治理捉襟见肘。为防止陷入冲突的社会,国家应把信息和决策权力分散化,把所有公共资源向大众开放;官员系统要更扁平化,尽可能让各级干部直接面向老百姓;政府的目标是有限有效,由过去的职能无边界,转为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政府、企业和公众:绿色转型的“三驾马车”

政府、企业和公民是绿色转型的"三驾马车",当前中国环境问题的最大障碍是这"三驾马车"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政府虽然制定了非常多的环保法规、政策制度,但执法程序不够严格和法律体系不完善导致很多污染企业无视自身生产行为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倾向于通过缴纳罚款来逃避环境责任。在这种状况下,"绿色转型"很可能会流于口号和形式。打破这一困境,有赖于公众的积极参与以及政府对公众参与的鼓励与扶持,唯有联合政府和公众的力量,企业才会有动力实施绿色转型。     

凝聚社会重在加强精英层职业道德建设

任何社会要得到有效治理,对精英层要有更高的道德水准要求。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时期,在价值多元化和制度欠缺情况下,腐败加剧,社会凝聚力下降。加强社会精英层的职业道德,把群众的评议作为各类官员考核、任职、升降的重要标准,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治理腐败、扭转社会风气、加强社会凝聚力的根本。     

气候外交:美日欧政治博弈的新途径

气候秩序的构建,涉及各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关乎各国在气候秩序中的权力与义务关系。气候外交,正在成为主要国家谋求主导未来国际秩序的新途径。"减排规则"或许将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新焦点。日欧主导的"碳权市场"以日元结算、欧元结算的可能前景,将重创美元体制。美日欧在围绕"碳权"的政治博弈中,将中国等新兴市场纳入高标准减排指标,旨在控制下一代产业主导权,迫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重新处于战略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