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府-企业”间委托代理关系的节能激励机制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基本原理,分析了节能管理中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侧重分析了作为委托者的政府与作为代理人的企业在节能问题上的理性水平差异,以及由此决定的双方在行为选择上的不同.研究表明:“委托-代理”模型是一个富有效率的机制,在委托代理机制下,政府和企业在节能上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在一定条件下,地方政府通过改变激励策略,不仅可以使企业的节能努力水平产生变化,还会使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发生改变,实现节能调控的帕累托最优;企业获得财务意义上的好处,地方政府不仅因节能调控成效显著而得到中央的奖励,还会因其良好的政府形象而得到公众的支持.     

锦标机制理论下企业低碳经济发展激励机制研究

按照企业发展与环境相容的原则,低碳经济是应对全球变暖的最佳经济模式,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以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暖影响为基本要求,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的.鉴于当前文献关于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机制研究还略显不足,文章借鉴激励理论中的委托代理理论,根据Malcomson模型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包括1阶段合约和2阶段合约的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机制框架,设立基于相对业绩的"锦标机制"模型并对模型进行系统分析,推导出政府在制定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激励政策时的注意事项,即中央政府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地方发展低碳经济;地方政府要设立专门的低碳经济发展激励基金,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地方政府在激励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时,要有层次、有针对的对企业给予政策支持或财政补贴,形成阶梯式的支持结构,使有限财政资金得到合理配置;地方政府应该以区域内企业实施低碳经济活动的努力水平为评判标准对企业进行激励.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我国矿产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矿产资源的产权管理是解决目前供需缺口的主要方向。本文以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模型为基础,通过对矿产资源产权的明确界定,以及目前我国矿产资源产权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建立多重委托代理模型,即政府垄断产权的委托代理一体化,政府所有、经营产权与企业使用产权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引入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后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逐个分析各个模型中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行为选择所带来的收益和潜在问题,探讨哪种产权配置更有效率。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构建政府、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和矿业企业的三级矿产资源产权安排是最优的,能同时满足政府部门收益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本文的结论致力于为有效解决矿产资源资产化管理中的产权配置问题提供了改革和创新思路。     

环境保护费改税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吗?——来自《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环境保护费改税作为中国环境保护税制的重要改革,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实现了排污费制度向环境保护税制度的平稳过渡。文章借助《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基于2016—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保护费改税显著地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换言之,当《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后,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明显提升。(2)环境保护费改税主要通过施加更强的环境合法性压力从而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可见环境保护费改税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行政干预过多、强制性和规范性缺乏等问题,进而提高环境合法性压力来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3)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委托代理成本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并不显著,说明当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会弱化。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政府应当继续完善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实施细则,建立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征管协作机制,切实保障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和缴纳,提高企业环境合法性压力。同时,政府还应当建立企业绿色转型的融资机制,引导企业绿色转型的价值取向,出台企业绿色转型的内控指引,与环境保护税制度一起共同推动企业绿色发展。     

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探讨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体系中极富特色的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将如何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升?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申请信息与专利被引数据,并根据历年各地市《政府工作报告》,实证检验不同类型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以具体污染物减排为核心的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提升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存在负向影响,且数字经济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2)尽管由于企业预期净收益下降,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呈边际递减规律,致使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呈倒“U”型曲线关系,但当前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仍以促进为主;(3)数字经济在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数字经济促使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也进一步提前了倒“U”型关系曲线“顶点”临界值的到来;(4)进一步分析发现,低碳转型政策的实施,特别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将有效缓解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扩大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的正向影响与数字经济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健全完善以间接环境约束目标为主,直接环境约束目标为辅的环境目标约束体系制度,重视考核间接环境目标的具体完成情况并在下一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报告,结合当地环境目标约束制定更灵活的创新“提质”激励政策机制,健全完善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及其应用,借助数字信息化技术加强精细化环境监管,深化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科研的互动融合。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研究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治理中的热门话题,尤其是近年来环保事故频出和极端天气频现后,社会各界对公众参与寄予厚望,因此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效果的研究具有适时性和重要性。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监督和激励理论,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构建了P-S-A(委托人政府;监察者公众;代理人企业)三层委托代理分析模型,对我国环境治理中没有公众参与、公众事后参与、公众事前参与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赔偿权等不同参与模式的治理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灵活的激励制度和治理技术水平的提升是提高环境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公众事后对企业实施低技术类型的监督,如举报企业偷排漏排行为等,反而会产生对政府监督的挤出效应,最终社会整体的环境治理效果不一定最佳;公众事前参与对企业或项目环境决策实施高技术类型的监督,如公众参与环评等举措,则会更有效地提高社会整体环境治理效果;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索赔权,则是改变目前我国环境"软治理"约束的根本性举措。     

工业水环境监管契约研究

对工业污水排放的有效监管是水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分析了我国目前监管主体所处的困境,考虑中央监察与公众参与的监督约束作用,构建了水环境监管体系。并设计出具有激励约束惩罚效力的水环境监管契约,建立委托 代理模型,通过求解得出监管契约中污水排放标准、监管频率、补偿额度以及罚款数额的最优值。在此基础上,以太湖流域两个成本类型差异较大的印染企业为例,定量设计两级水环境监管契约,分析公众参与程度和地方政府庇护企业程度对契约取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可以有效降低罚款额度,削减政企矛盾;当公众参与程度和惩罚额度一定时,通过环境问责等制度降低地方政府庇护企业的程度,能够减小监管频率,从而削减监管执行成本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低碳农业发展的激励机制设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农业呈现集约化发展,为低碳农业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但是其自身没有发展低碳农业的动力。本文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低碳农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为视角,设计政府激励和约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低碳农业发展的激励机制,促使其兼顾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结果表明由于缺乏评价标准,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固碳减排效益方面比经济效益方面的不确定性更加明显,而不确定性程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努力结果的可观测性呈负相关关系,固碳减排效益的不确定因素无限大的时候,其激励强度趋于0;在政府的补贴过程中,成本系数越高、绝对风险率越高和不确定因素越多,则政府的激励契约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激励强度就越低,需要强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固碳减排效益和社会服务效益方面的激励强度;政府对经济效益的最优激励因子与其绝对风险规避呈正向相关,因此政府在对处于高风险规避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给予较高的激励,而对于风险规避率较低的处于成熟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给予较低的激励。最后对结论进行整理,并作出实际的解释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政府激励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初步研究

本文分析了环境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作用，企业创新活动与政府环保目标的关系及政府激励企业环境技术创新中的博弈环节等，提出了政府激励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对策建议。     

生态保护补偿激励约束的结构优化与机制完善——基于模式差异与功能障碍的分析

生态保护补偿激励约束机制是指以补偿资金为激励与约束工具,通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分配与生态保护成效相挂钩实现激励与约束功能的一体化机制,是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激励和约束生态保护行为的直接目的,以及促进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责任、权利落实的间接目的。其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和结构。基于此,在对机制模式和结构进行规范分析的基础上,以其功能指向为准绳探究其结构和机制障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表明:①激励约束结构的失衡诱致激励功能变异成约束功能,责权配置失衡;②激励约束对象的错位阻碍激励约束功能向具体生态保护主体的纵向传导;③挂钩依据以及挂钩强度的不足,制约对生态保护行为和责任的激励约束力度;④绩效评价机制对生态保护成效的偏离导致挂钩依据的不合理。结构失衡、对象错位,挂钩局限与绩效评价的偏离成为制约功能实效的关键因素。生态保护补偿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是实现激励约束生态保护和建设行为,促进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责权落实的前提。因此,建议:①调整激励约束横向结构,实现激励约束功能的均衡配置;②贯通激励约束纵向结构,使激励约束对象和资金"纵向到底",落实生态保护主体的责任和权利;③调整挂钩依据和调节机制,科学合理地设置挂钩机制;④调整生态保护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整体和专项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切实反映生态保护的成效。从而,优化其结构、完善其机制,充分发挥其激励生态保护行为、约束生态保护责任承担的功能,实现其促进责权落实的目的。同时,在《环境保护法》《森林法》以及正在制定中的《生态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作出相应规定。     

港口发展与广州南沙地区的开发

当今世界 ,而港口功能的多元化发展 ,赋予了港口以及港口城市新的发展动力和机遇。广州南沙地区开发应顺应这种发展变化 ,以港口建设为动力 ,以港口经济开发为重点 ,形成广州新的经济增长极和新的滨海城市中心区 ,使广州由只有“云山珠水”的内河港口城市向拥有“山、城、田、海”的滨海城市转变 ,并进一步奠定其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地位。     

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经过六年多的研究,笔者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两个方面。对不利影响只要认真对待,采取措施,可以减少到最小程度,所以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三峡工程决策的制约因素。     

用灰色关联度分析企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可持续经营能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对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仅停留在企业的财务层面。而忽略企业的非财务因素的影响。本文以灰色关联度为评判准则。构建立了一个平衡兼顾企业财务和非财务状况、反映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指标体系并对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模型。运用平衡计分卡评价模式进行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进行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评价方法的探讨。     

赣江源头流域植被变化的水文响应模拟研究

应用2个分布式水文模型（SWAT和Topmodel模型）,对赣江流域的源头--梅江流域20年内的植被变化所造成的生态水文响应做出了模拟研究。根据2个模型不同的特点,设计了不同的模拟方案,使用SWAT模型模拟径流量的变化,Topmodel模型模拟汇流过程的变化。模拟得到的结果是：排除研究时间段内流域气候变化的影响,仅变换流域下垫面的属性,植被的变化对流域水文特征产生了明显影响,在整个梅江流域的范围内,2000年的年径流总量比1987年增加了146%;在其子流域--琴江流域,1995~2000年的7次洪峰峰值径流出现时间比1987年延迟,峰值径流量减少约5%。这说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该流域内进行的植树造林和国土整治工作,即江西省“山江湖工程”,对流域的生态健康具有良好的回馈效应。     

广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和措施

广西地处亚热带，光热水资源丰富，具有农业发展的良好条件。近年来，广西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资源与环境问题。本文在分析广西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广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和措施     

上海市多环芳烃排放清单构建及排放趋势预测

以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 EPA)优先控制污染物清单中16种多环芳烃(PAHs)为研究对象,仅考虑人为排放源,根据11种主要排放源排放数据和相应排放因子估算上海市PAHs年排放量。结果表明:2012年上海市16种PAHs的排放量约为447.8t,7种致癌性PAHs排放量为60.06t,排放密度为70.6kg/km2。从排放源看,炼焦用煤和民用燃煤是PAHs排放的主要来源,两者占总排放量的56.0%,天然气、炼油排放量次之。从排放谱看,萘(NAP)排放量最大,占总量的30.8%,其次为菲(PHE),致癌性PAHs占排放总量的13.4%。另外,PAHs排放以低环(2~3环)为主,占排放总量的71.1%,其次为4环的Fl、Py、BaA和Chr,高环的D[ah]A排放量最低。利用地区生产总值(GDP)和能源消耗数据拟合公式预测2020年能源消耗量,进而预测得2020年PAHs排放量约为356.57t。     

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腹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受全球变暖影响，青藏高原气候呈现出暖干化趋势。气温升高，降水量减少对高原腹地植被生长具有消极意义，导致该区牧草质量和数量的下降。人口和牲畜数量的增加，更加重了资源环境与经济（牧业经济）发展的对立。本文对受气候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青藏高原腹地高寒草地逆行演替的原因及方式进行了分析。在些基础上，对气候暖干化模式下可持续的利用高寒草地资源提出了建议。     

耕地生态经济系统集约度的测算

农业生产中生物、工程等科学技术间的相互作用的耕地生态经济系统是人们参与控制的自然与生物间物质与能量交换的主要载体,它也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有机结合及其与自然条件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科学地评价该系统的集约化程度是耕地、劳动力和奖金等资源优化配置以及耕地保护有关政策的关键内容,将为土地集约利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提供科学依据。根据耕地生态经济系统的经济增长特点,利用耕地生态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函数,导出以科学相关的资源生产率为基础的耕地经营的集约度和以资源数量变化相关粗放度的测算方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耕地生态经济系统经营模式评价模型,并对江西临川耕地生态经济系统集约经营模式进行了分析和验证。     

大城市郊区土地利用结构类型区评价：以南京市为例

通过对南京市郊区土地利用结构类型区划分指标的模糊聚类分析，将南京城郊划分为８个类型区，并比较分析了各个类型区的土地利用特征及集约经营程度，土地利用效益，最后指出：为了优化配置郊区土地资源，南京市郊区土地利用必须采取因地制宜，综合利用，集约经营，增加投入，保护耕地，持续利用的措施。     

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构建与创新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城市水环境破坏严重。政府部门曾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水环境，但并未有效解决污染问题。由于城市水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家科技部在武汉市汉阳区启动“水专项”寻求有效的治理模式。由于采用新的制度安排，注重科学技术与管理制度的结合，明显改善了汉阳地区的水环境。“武汉水专项”的试验显示出市场机制在城市水环境治理这类公益项目中同样是有效率的。构建更加有效的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构建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的核心是在确保水环境改善的公共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城市水环境治理投入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城市水环境治理可以成为具有广阔市场和丰厚盈利的现代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