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湖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垂直分布

选取中国典型城市内湖--南京玄武湖为研究对象,采用目前运用较为广泛的欧洲标准测试分析委员会(now the Standards,Measurements and Testing Programme)推荐的BCR连续提取法对沉积物中Pb、Cd、Ni、Zn、Cr和Mo 6种重金属形态在垂向上的分布进行测定,并对其潜在迁移风险进行讨论。结果表明：玄武湖沉积物中6种重金属总量由大到小的顺序为：Zn＞Cr＞Mo＞Ni＞Pb＞Cd,含量分别为14880~24412、11255~13578、5519~7730、4142~4981、857~2005和129~173 mg/kg,除Pb外均高于南京土壤环境背景值。在50 cm的柱状沉积物样品中,Pb与Cd主要以可氧化态和残渣态存在,Mo、Ni、Zn和Cr主要以残渣态为主要的存在形态。6种重金属的总量与不同形态在垂向上的分布因金属种类不同有所差异。玄武湖沉积物中含有丰富的有机质(80%~110%),且pH值为偏酸性至近中性(582~713),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具有较高的潜在迁移风险,在城市湖泊污染治理中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港口多介质环境中铅和镉的迁移行为及模型研究

本次研究应用水生微宇宙模拟了铅和镉在天津港水生生态系统中的归趋,并根据多介质逸度模型的基本原理,探索了铅和镉内在的迁移规律。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能够很好地吻合,说明逸度模型的适用性。由模型可知,系统中的镉大约有61%保留在沉积物中,剩下的基本被平流迁移带走,而铅却有99%保留在沉积物中,说明沉降是铅和镉在水环境中主要的迁移过程,尤其是铅。     

阳澄西湖叶绿素a的时空分布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根据2015年3月~2016年2月对阳澄西湖水体叶绿素a和水质理化因子的逐月监测结果表明,阳澄西湖叶绿素a浓度存在着明显的季节变化,其全年变化范围为11.93μg/L~66.67μg/L,平均值为27.54μg/L±20.34μg/L。最小值出现在2016年1月,最大值出现在2015年8月。叶绿素a在空间分布上也存在着差异,叶绿素a在断面Ⅰ浓度最高,其次是断面Ⅱ和断面Ⅳ,断面Ⅲ最低。根据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计算阳澄西湖营养状态,得出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范围为50.7~59.3,年平均值为55.6,水体总体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综合pearson相关系数和逐步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叶绿素a与水温呈极显著正相关,与溶解氧呈极显著负相关,与透明度呈极显著负相关。结合生产实践对阳澄西湖总氮(TN)、总磷(TP)和氮磷比(N/P)取对数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并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叶绿素a浓度与总氮无相关关系,与总磷呈极显著正相关,与氮磷比呈极显著负相关,阳澄西湖可能是一定程度的磷限制湖泊。     

中国工业环境效率及其空间差异的收敛性

本文利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基于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的环境效率概念,构建了工业环境效率评价模型,分析了中国286个地级城市在2005-2010年间的工业环境效率的变化轨迹,基于此,利用变异系数和面板数据估计模型,分别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2005-2010年间,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总体上有所降低,且基本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其中,东部地区的工业环境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效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中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既存在绝对收敛,即:工业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随着时间尺的推移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也存在明显的东、中、西地理空间和高、中、低收入水平俱乐部收敛特征;还存在条件收敛特征,即:存在环境效率水平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追赶效应",城市规模、经济水平、财政能力和工业外向度对全国尺度环境效率的空间收敛过程具有促进作用,而工业增长能力则相反;不同区域的不同控制变量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作用不同,城市规模、经济水平、财政能力对东部地区环境效率改善及其在区域间的收敛过程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城市规模、财政能力、工业增长能力与其工业环境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城市经济水平、工业外向度则表现出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城市规模、经济水平与环境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