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动态模式及其驱动机制

基于遥感和GIS技术获取了武汉城市群3个阶段(1980～1990、1990～2000、2000～2010年)的城镇用地信息,采用景观扩张指数、间隙度指数和相关分形维数分析了该地区城镇用地扩展的基本模式、空间形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主要结论：（1）城镇用地扩展基本模式呈现差异,第一阶段以边缘式和飞地式扩展为主,第二、第三阶段以边缘式扩展为主;（2）城镇用地空间形态处于演化变动中,第一阶段城镇用地扩展遵循“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城镇用地分布呈现“均一化”,第二阶段城镇用地扩展显著趋缓,增长空间相互分离,以中心城市的孤立扩展为主,第三阶段城镇用地扩展呈现“首位式”“集中化”趋势,武汉市中心性显著增强,核心-外围差别显著,局部范围的空间融合初露端倪;（3）城镇用地扩展经历了多点“开花式”均匀扩展期、散点“离心式”缓慢扩展期和集聚“首位式”快速扩展期,这种差别化的城镇用地扩展模式与空间形态演化主要受国内外发展环境、国家发展战略、城市建设方针以及土地管理政策的综合影响     

城市群发展的3D框架——以武汉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发展是当今世界竞争的主题。基于200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构建的城市群发展3D（Density,Distance and Division）框架,以武汉城市群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对于武汉城市群,在城市群经济空间分布格局影响中,经济密度最重要;（2）距离对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还较小;（3）整合在省内城市群影响不大,因此,现阶段增加城市群内经济密度和缩短城市群内各城市间距离比整合内部资源更为重要。3D框架为我们审视我国城市群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我国城市群发展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     

武汉城市群水资源利用效率测度研究

水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其利用效率是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武汉城市群2005~2015水资源利用效率,为提高该区域水资源利用率提供依据。以水资源、资金和劳动力为投入要素,以经济效益为产出要素,建立全要素生产框架下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估模型。采用DEA-Malmquist模型研究武汉城市群水资源利用效率、投入冗余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各分解指标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武汉城市群水资源利用效率在研究年限前期呈现下降趋势,2015年回升;2015年非DEA有效的城市水资源投入冗余率整体偏高;全要素的生产率变化呈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技术变化和纯技术效率变化对水资源利用效率成正效应,而规模效率变化则表现为负效应,其中技术变化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利用DEA-Malmquist模型可判断出研究年限期间武汉城市群水资源利用效率逐步提升,并且提高技术手段可大幅提高城市群水资源利用效率。用该模型可为城市群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分析提供参考。     

武汉城市群夏季热岛特征及演变

利用2000~2010年共11期MODIS地表温度资料和多源多时相的遥感影像分类结果揭示武汉城市群的夏季热岛效应,反演并计算出10 a间武汉城市群日间和夜间的热岛强度变化、土地覆盖类型和城镇用地面积。在对不同时相的地表温度数据进行热岛指数归一化处理的基础上,分析了武汉城市群热岛的分布特征及年代演变,定量分析了武汉城市群以及中心城市武汉市不同热状况区面积的变化和热场的变迁。结果表明,武汉城市群夏季热岛效应较为明显,其中武汉市是主要热源和热中心;自2000年起,武汉城市群城乡温度差异逐步减小,热中心分布向外扩散,城市热岛区域急速扩张,整体热环境趋于恶化;新兴城区的开发增加了武汉市的热源分布,人工表面的增加以及自然表面的减少导致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加剧。     

制度创新：依托武汉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

经过上千年的发育和发展,我国长江中游流域已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以武汉为中心、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落的雏形。通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分析以及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区域的比较,阐明了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和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深层次制度性障碍,提供了诸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跨行政地界的区域协调机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和促进区域内小城镇发展等一系列以区域整体协调和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圈层梯度推进、建设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战略。为实现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转移,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点,从而促进全国经济全面持续快速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与生态成本空间演化模式分析

综合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及ESDA-GIS多种方法,在充分考虑传统经济影响因子的基础上,尝试引入经济发展生态成本指标,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成本的空间匹配及演化模式。研究表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低聚集特征明显,空间极化现象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生态成本空间集聚现象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且呈现出高高集聚减少、低低集聚增多的现象,生态成本消耗有所改善;2001~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成本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差异化空间格局,呈现出由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低生态成本过渡到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生态成本,进而发展到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低生态成本的空间匹配模式的阶段性特征;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生态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仍在大部分城市中存在,经济与生态空间协调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     

基于生态足迹的武汉城市圈生态承载力评价和生态补偿研究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生态建设的背景下,客观定量评价区域生态环境状态,是当前我国生态建设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之一。高密度的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超负荷的压力,通过生态承载力的分析能够定量测度这种状况,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基于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2008年和2013年武汉城市圈各县域单元的生态足迹/承载力,并进行了时空变化分析。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各县域单元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生态足迹逐年增加,生态承载力的变化相对较小,出现两级分化的现象。根据生态足迹/承载力进行跨区县生态补偿测算,得到2008年和2013年武汉城市圈48个县域的转移支付情况,表明如果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整个区域能够达到生态系统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的目标,缓解武汉城市圈的生态压力,实现武汉城市圈的可持续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

实现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区域一体化,既能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也能够向西部传递发展势能,缩小西部与中东部的差距。参照了世界银行从密度、距离与分割3个维度对区域一体化的界定,构建了区域一体化评价体系;采用2000～2010年数据,并结合层次分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内部区域一体化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研究显示：（1）长株潭城市圈区域一体化水平最高,武汉城市圈次之,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最低,但三大城市群一体化水平都呈现逐渐增长趋势;（2）三大城市群在市场一体化、行政一体化及社会一体化变化水平差异明显但总体差距逐渐缩小;（3）武汉城市圈在“两型”社会建设推动下一体化水平稳步提升,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进程最快,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后发优势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经济发展联动机制的政策建议     

城市群(圈)生态环境保护战略规划框架研究--以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为例

21世纪城市群将成为新的竞争单位，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城市群发展战略，并开始了城市群规划的编制工作。从战略环境影响高度，文章提出了在编制城市群规划同时应编制城市群环境规划，并就城市群环境问题辨析、城市群环境规划目的任务、规划理论依据、方法论作了阐述，同时，还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环境规划为例，对编制程序、主要研究内容等作了概述。     

我国中部地区将重点规划武汉城市圈等四大城市群

从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在安徽召开的中部地区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为落实党中央提出的“中部地区崛起”战略，适应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新变化规律，中部地区将重点规划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四大城市群。     

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县（市）作为研究单元,采用综合指数法,分别计算山东半岛城市群1986、2008年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通过比较各单元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的变化,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特点;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定量探讨了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经济活动有明显的经济中心指向、沿海指向,空间发展依然以极化为主,新的发展极已经出现,但分布在区域的边缘地带,带动作用不大;大都市区整体规模加剧膨胀,核心和外围地区出现极化和反极化现象;东部地区出现网络化发展的雏形。原有经济基础、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和经济全球化水平是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无锡市空间扩展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研究

伴随着城镇用地空间范围的迅速扩展，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与土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城市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的恶化已经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发展的目标，即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和长远的时间量度内，保证城镇在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和功能演进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在研究城镇用地空间增长和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就城市空间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评价。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业发展格局判识及空间体系建构

在长江中游城市群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及构建区域性大型旅游联合体的战略背景下,识别现阶段区域旅游发展空间格局,评价未来旅游业发展潜力和趋势,并构建更为优化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发展空间体系具有现实意义。根据多维超体积生态位理论和生态位态势理论构建了可以分别测算生态位"态"、"势"的区域旅游生态位测度指标体系。根据生态位态势模型算法并结合GIS平台绘制了研究区域旅游生态位"态"、"势",以及旅游综合生态位的图谱。结果表明:(1)旅游生态位"态"值、"势"值、综合生态位最高和次高的生态元均聚集于武汉和长沙地域;(2)与"态"的图谱相比,旅游生态位"势"的图谱更为破碎化,反映了区域旅游发展态势相对复杂;(3)旅游综合生态位一般的生态元集聚形成了以南昌市、景德镇市为双核心的片区,和以宜昌市、襄阳市、荆州市、岳阳市组成的绵延区;(4)旅游生态位"态"值、"势"值以及综合生态位均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但空间集聚类型存在差异。最终根据旅游综合生态位测算结果,构建了"一核引领、两极驱动、三轴串联、四区支撑"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发展空间体系。     

武汉城市圈资源集聚能力的空间关联研究

提升武汉城市圈各城市间资源集聚能力的空间关联程度,对于实现该区域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1995～2015年武汉城市圈资源集聚能力的空间关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武汉城市圈资源集聚能力的空间关联特征显著,网络密度呈现倒"U"型,网络等级逐年下降,网络效率呈现"U"型;(2)武汉城市圈资源集聚能力在网络中呈现"中心-边缘"的特征,武汉市的点度中心度最高,在网络中属于中心城市,而其它城市属于边缘城市;(3)板块一(武汉、孝感、天门)属于"双向溢出"板块,板块二(潜江、咸宁)属于"净受益"板块,板块三(仙桃、黄冈)属于"净溢出"板块,板块四(黄石、鄂州)属于"经纪人"板块。鉴于此,从多途径构建资源集聚能力空间关联"通道"、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和推动城市分工协作等3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武汉城市圈资源集聚能力空间关联程度的政策建议。     

长株潭城市群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探讨

长株潭城市群绿心是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7年12月国家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面临巨大的蚕食开发压力。重点分析了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背景,论述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和绿心生态构建思路,强调“保护与开发并重,保护优先”的规划策略。通过构筑绿心生态安全格局,对绿心用地进行适宜性评价,并进一步对限建区进行细分,从而在非建设区强化生态服务功能和绿心生产功能,达到“保护中利用,利用中保护”的长株潭城市群绿心生态保护目的。〖     

武汉城市圈产业发展的空间优化

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市为中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和天门等周边8市共同组成的城市密集区。该区域具有悠久的产业发展传统,其历史轨迹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1949）为产业发展起步时期,第二阶段（1949~1994）为产业结构强化时期,第三阶段（1994~）为产业体系调整时期;与此相适应,区域产业的部门结构和空间结构均呈现典型的集中特征,以2003年区域制造业的增加值为指标,武汉市的空间集中度为50.5％,前10类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为60.6％。据此,目前的武汉城市圈是一个松散的“经济联邦”,但存在区域整合的产业、空间和创新基础。以2001~2004年武汉城市圈9城市的统计资料为基础,以制造业分行业的年均增加值和增长率为指标,计算和分析其区域产业发展潜力,结果表明：以钢铁、汽车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为依托,构建区域集群网络,能够充分发挥武汉市的产业组织和创新扩散功能。武汉城市圈应进一步调整产业发展思路,坚持创新驱动路径,通过完善集群网络规划、强化区域空间关联和引导产业集聚发展等政策措施,有效推动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联系研究

基于城市流强度模型和城市间相互作用模型,以长江中游城市群2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城市群内的城市辐射能力及其内在的经济联系。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集聚和辐射能力较弱,区域内中低级城市流强度的城市占多数;(2)城市群内第二、三产业辐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第二产业呈现出较强的辐射能力,而第三产业辐射能力较弱,并且其空间分布相对较为分散;(3)区域中心城市的核心带动作用总体较弱,辐射范围和辐射强度都有待加强;(4)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城市间空间联系不够紧密,且联系程度空间差异较大。省际城市之间联系贫乏,城市间尚未形成联系紧密的辐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