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支撑 科学发展——在2009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与新能源科技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是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施控污减排,有效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共同任务.中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出口大国,面临着经济发展、资源短缺、生态环境保护的多重压力.大力开展节能减排,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与中国环境立法

当今社会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过程中，而克服人类面临的严重环境危机，是建立生态文明的主攻方向之一。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修改完善我们的环境立法，从而规范预防各种破坏环境的行为，并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中国的生态足迹与绿色发展

从2008年开始,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联合,通过与国内外智库的合作引入"生态足迹"理念,从自然资源消耗与"生物承载力"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研究表明,2007年人类在消耗着1.5个地球。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生态足迹总量2007年已经是1961年的4倍,尽管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已经突破了1个地球的均衡水平。与全球平均类似,中国生态足迹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碳足迹,占54%。解决中国的生态足迹超支问题,关键是降低碳足迹。目前,中国的能源供给仍然高度依赖于化石能源,超过一半的能源供给来自于煤炭,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将面临化石能源枯竭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能耗大国,应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供给模式,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提前应对自身可能面临的能源问题。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决定了中国不能重复发达国家的高增长高资源消耗的老路,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为全球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探索的机会。     

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共生空间的演化理论

从产业-生态复合系统的视角研究人类文明演进与生态安全变化的一般规律。现有相关研究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的"质变"边界、如何克服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理论的局限性、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相互作用关系等方面尚有缺陷。为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人类文明史和共生理论,将产业系统与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已知类型拓展成完整的模式谱系。由此揭示出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演化的本质属性:共生属性。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论断,由共生关系谱系分别推演出人类文明的产业属性、科学属性和生态安全属性等。研究表明,人类文明的演进包含以下几个阶段:本色文明(即原始文明、采猎文明、天然生物文明),黄色文明(即农业文明、人工生物文明),黑色文明(即传统工业文明、天然化学文明),青色文明(即新工业文明,包含人工化学文明、天然和人工物理文明),绿色文明(即生态文明、后工业文明,包含防病式和健康式绿色产业文明,或天然和人工超生物文明)。其中,生态文明是从产业偏利共生向产业与生态互利共生演进的模式,它使生态安全达到稳定的健康状态,是一种比新工业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最后,将以上成果在产业-生态二维共生空间中进行集成,构建出完整的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椭圆演化模型。该模型深化和发展了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为我国乃至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文明带来严峻挑战,需要人类社会采取共同措施和行动积极应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最能体现人类共同命运的领域,深度参与并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也是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以共同价值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各国力量携手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良好载体和国际平台。文章通过分析可知,应对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三位一体"特征;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是前提条件,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要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和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整合各国力量方面,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社会基础;生态文明包容各国文明,凝聚价值共识,成为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既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价值基础,也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撑;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生动实践。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国际平台,也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案例。     

应对气候变化需以生态文明理念构建全球技术合作体系

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全球性环境问题,也是最大的外部性问题。IPCC报告显示,实现本世纪末温度升高不超过2度的目标,需要全球经济和能源系统深度的低碳转型,并在本世纪下半叶达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与合作需求。2015年底达成的《巴黎协定》提出了落实技术开发与转让的长期愿景,主张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技术创新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使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周期的早期阶段就能够获取必要的技术,从而为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保障。然而,基于工业文明的传统技术创新与合作模式难以满足保护全球气候的技术需求。减缓与适应技术是气候变化挑战下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公共财富。为保证其足够的供应,必须超越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狭隘,基于生态文明理念构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型技术合作体系。其核心是:实现多赢的合作目标,遵循"生态人"的合作原则,体现协同的合作内容,基于互信的合作形式,鼓励多元主体的参与,促进合作成果的分享。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对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国际合作有多元的利益需求。为有效落实《巴黎协定》,亟需以加速国际合作为契机,积极谋划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对外合作的总体方略和具体行动,有针对性地制定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国家间优势互补的合作计划,探索并引导"南-北-南"三方技术合作等新形式。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办同效应研究

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和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把脉二者协同效应,对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具有实践指导作用.在全国视野下,基于2011～2017年省级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运用熵权法-Topsis评价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研究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效应.结果 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中下游地区呈梯度递增空间格局,省际差异显著;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上中下游地区呈"V"型空间格局,省际差异较小;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与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协同系数普遍较低,且呈加剧趋势,主要原因是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建议地方政府提高对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重视程度,着力扭转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态势.特别要加大国土空间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力度,推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农业和工业生态化发展,普及生态文化,完善生态安全治理体系.     

新时代发展观:中国及人类进程视域下的生态文明观

探索中国乃至人类发展观的演进规律,由此论证中国新时代的发展观——生态文明发展观,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根据系统科学和生态文明理论,运用系统分析与系统综合方法,从中国治国历程和人类文明史两个视域的多条轨线,梳理发展观的演进脉络和规律,并揭示生态文明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从治国历程来看,我国发展观的演进符合系统论的观点,遵循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直至自然系统逐层拓展的逻辑顺序,经历了政治发展观、经济发展观、社会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发展观四个阶段。从人类文明史来看,通过对原始文明、农业文明、传统工业文明、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时期的发展观进行梳理,发现其包含多维度的演进规律。在认识观维度,经历了敬畏自然观、改造自然观、征服自然观、尊重自然观和"天人合一"观等演进过程。在共生观维度,经历了生态依赖观、产业拓展观、产业强利观、生态弱害观、绿色共生观等演进过程。在科学观维度,经历了天然和人工生物文明观、天然和人工化学文明观、天然和人工物理文明观、天然和人工超生物文明观等演进过程。在产业观维度,经历了采猎文明观、农耕文明观、粗放工业文明观(对应于简单线性经济模式)、集约工业文明观(对应于末端治理经济模式)、防病式和健康式后工业文明观(分别对应于循环经济和超循环经济模式)等演进过程。上述对中国和人类发展观演进规律的研究,得出了殊途同归的共同结论:生态文明发展观是当今和未来的新发展观。由此得到生态文明发展观的全面和深刻的内涵:从多层次系统构成的角度看,它包含生态政治文明观、生态经济文明观、生态社会文明观和生态环境文明观等内涵;从多维度观念构成的角度看,它包含"天人合一"的认识观、从浅绿到深绿的共生观、从天然到人工超生物文明的科学观、从防病式到健康式后工业文明的产业观等内涵。本研究从中国发展观的多层次系统拓展和人类发展观的多维度观念更递两方面的规律,探索了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内涵和路径。     

论生态文明政府及其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国家战略。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法定的环境"守护神",理应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鉴于政府具有行政主体和机关法人的双重人格,相应地,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亦应担负双重角色,即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者。据此,提出以"生态文明政府"作为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双重角色有机统一体的政策理论;并将其界定为,既依法履行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者的责任,又切实担负起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的义务,使所辖地区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三生"共赢状态的政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政府一方面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推动权力机关、审判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按照各自的职能和职责,参与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相对人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政府应当率先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在摈弃与生态文明理念相抵触的不良行为的同时,从绿色政府采购、绿色建筑、绿色办公、绿色出行等方面践行生态文明,对公众起到引领作用,促使生态文明理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开展的绿色政府行动计划,在规范建设和实施体制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根据我国的国情,建议从顶层设计入手,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循序渐进推动生态文明政府建设,并将实施绩效向社会公布。这既是对生态文明政府建设的监督,也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总之,建设生态文明政府,要以提升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力为出发点,以促进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为落脚点。只有建设生态文明政府,才能建成生态文明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对环境法理论变革的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环境法理论也随之发生着变革。近年来。众多学者对环境法理论的变革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生态文明的法律观。承认自然界及其生物具有内在价值。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学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