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塔堡河中致嗅类挥发性有机硫化物污染现状及来源研究

为研究白塔堡河中致嗅类挥发性有机硫化物(VOSC)的污染现状及来源,采用吹扫捕集(P&T)与气相色谱(GC)/火焰光度检测器(FPD)联用的分析方法同时测定水体中14种致嗅类VOSC的浓度,并依据综合营养状态指数(TLI)对白塔堡河的富营养化程度进行评价,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分析其污染来源.结果表明,所调查的31个点位中,各目标化合物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浓度范围为0~35.98 μg·L^-1;甲硫醚(DMS)为最主要的污染物,其均值为3.36 μg·L^-1,检出率为100%,变异系数为2.30.河流整体处于中度富营养化水平,其中,城市段水体重度富营养化,农村段和城镇段VOSC浓度与TLI显著相关(r>0.70).14种致嗅类VOSC的污染来源可由3个主成分来反映:第一主成分(硫醇类、DMS、甲乙硫醚(EMS))代表由微生物厌氧分解造成的二次污染,其贡献率为44.42%,这是水体富营养化和生活污水、含蛋白质的工业废水及养殖废水排放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主成分(乙硫醚(DES)、二乙基二硫醚(DEDS)、甲丙二硫醚(MPDS)、1-丙基二硫醚(1-PrDS))代表农业面源,贡献率为30.77%;第三主成分(二甲基三硫醚(DMTS))代表工业源,贡献率为7.83%.     

环境水中总挥发性有机硫化物的检测方法

建立了一种捕集、解析、氧化、紫外荧光检测技术,用于水中痕量总挥发性有机硫化物的检测.自行研制的低温捕集－热解析装置实现水中痕量挥发性有机硫化物的富集,富集的有机硫化物在高温和助燃气作用下,充分氧化为二氧化硫,采用紫外荧光法检测二氧化硫含量,从而间接获得水中总挥发性有机硫化物的浓度值.方法的捕集温度5℃,解析温度150℃,氧化温度1000℃,气提室温度65℃,气提时间20min,精密度5.5%,检测限为6ng/L,加标回收率为91.6%~95.1%.利用该装置对青岛市某池塘水样进行检测分析,检测结果中总挥发性有机硫化物的含量为1503~1911ng/L.     

不同有机基质诱发的水体黑臭及主要致臭物(VOSCs)产生机制研究

目前在研究湖泛发生方面还主要停留在视觉(黑色)水平,嗅觉(臭味)因为更加难以判断,有关致臭机制及致臭物质的研究仍停留在检测分析和理论假设方面,缺乏有效的证据证实.采用自制室内模拟装置研究不同有机基质作用下黑臭发生的情况,以确定挥发性有机硫化物(VOSCs)的前驱物并初步研究其降解机制.结果表明,有机物只要达到一定负荷水平(1.0 g.L-1)对水体均有致黑作用,但含硫有机物能使水体在7～13 d就变黑,而不含硫有机物需要13 d以上才能使水体变黑,且含硫有机物能使水体颜色变得更深(最高色度值达410度以上).只有含硫有机物才具有致臭作用,其中二甲基二硫醚(DMDS)、二甲基三硫醚(DMTS)和二甲基四硫醚(DMTeS)是黑臭水体主要的致臭物质.根据蛋氨酸降解产生的VOSCs情况,可确定蛋氨酸为VOSCs的主要前驱物.蛋氨酸以生物降解为主,硫酸还原菌(SRB)是水环境中重要的蛋氨酸降解菌之一,添加SRB使蛋氨酸快速分解为以DMDS、DMTS和DMTeS为主的VOSCs,降解率在第35 d高达95%,并使黑臭暴发的时间从13 d提前至8 d;产甲烷菌对蛋氨酸降解有抑制的趋势,其大量存在可能会抑制小分子硫化物的形成,因此添加甲烷菌抑制剂使黑臭暴发时间提前1 d.非生物降解是蛋氨酸降解的次要途径,仅能使蛋氨酸发生初步降解而水体始终未变黑.     

春季东海挥发性有机硫化物(VSCs)分布的研究

于2017年3~4月首次对东海表层海水及大气中3种主要挥发性有机硫化物（VSCs）即羰基硫（COS）、二甲基硫（DMS）、二硫化碳（CS₂）的浓度分布进行观测,研究了海水中3种主要VSCs的相关性,并估算了3种VSCs的海-气通量.结果表明,东海表层海水COS、DMS和CS₂的浓度平均值分别为（1.0±0.4）、（6.8±6.8）和（0.6±0.4）nmol/L,总体来看东海表层水中3种VSCs呈现出近岸高、远海低的分布趋势.相关性分析表明DMS与Chl-a存在显著相关性,表明浮游植物生物量是影响东海海水中DMS分布的主要因素;同时DMS与CS₂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表明这2种物质的来源有着一定的共性.大气中COS、DMS和CS₂的浓度平均值分别为：（294.7±158.8）、（22.7±18.0）和（108.8±88.1）×10^-12,分布呈现出近岸高,远海低的趋势,主要受到人为活动等陆源输入的影响.此外春季东海COS、DMS和CS₂的海-气通量平均值分别为（4.0±3.4）、（25.8±33.8）和（2.6±2.9）μmol/（m²⋅d）,表明春季东海是大气中3种VSCs重要的源.     

水中微量有机物氯化物脱除复合膜的研制

采用溶液聚合法合成了丙烯酸及丙烯酸酯共聚物，并利用该共聚物可与环氧树脂交联的作用制备出交联聚丙烯酸及基酯的共聚物，并在聚砚底膜上涂膜形成可优先透过氯化有机物（THMs)的复合膜，以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等稀水溶液对丙烯酸酯系列复合膜进行了系统测试和研究，分别考察了不同制膜液、交联剂、操作压力、操作温度、进料液浓度、不同分离体系等条件对膜性能的影响，并优选出交联AB－AA－MAA／PS复合膜，表明效果良好，有很好的研究和发展前景。     

上海某垃圾填埋场作业区挥发性有机物变化特征及除臭影响

上海某垃圾填埋场填埋量大,垃圾成分环境风险高,亟需对其释放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变化特征及相关控制方法进行深入研究。采用GC-MS测定不同季节填埋场释放的VOCs各组分浓度,对比喷洒除臭剂对VOCs的影响,并评估其环境及健康风险,以判断不同季节VOCs的首要控制污染物、臭氧生成关键污染物以及表征职业暴露风险,以期为后续有针对性地控制和去除VOCs提供技术支撑。结果表明:VOCs总浓度夏季最高,以烷烃类和醛酮类为主,其中异戊烷、丙酮是优势化合物;除臭剂对臭气、NH₃、H₂S有一定去除效果,但增加了填埋场VOCs的种类和浓度、臭氧生成潜势、非致癌风险与致癌风险,但都在可接受范围内。     

夏季东海挥发性硫化物的空间分布与释放通量研究

挥发性硫化物（volatile sulfur compounds,VSCs）是大气中一类重要的痕量活性气体,对全球硫循环和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于2018年6—7月运用冷阱捕集气相色谱和气-质联用法测定了东海海水与大气中3种重要的VSCs即羰基硫（carbonyl sulfide,COS）、二甲基硫（dimethyl sulfide,DMS）、二硫化碳（carbon disulfide,CS₂）的浓度,分析了其与相关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并估算了它们的海-气通量.研究结果表明,夏季东海表层海水中COS、DMS和CS₂的浓度平均值分别为（0.47±0.33）、（4.46±4.52）和（0.13±0.07） nmol·L^-1,海水中COS和CS₂的高值区出现在长江口附近海域,DMS在东海南部海域的浓度远低于北部海域.大气中COS、DMS和CS₂的浓度平均值分别为（564.0±37.5）×10^-12、（70.7±83.5）×10^-12和（177.6±232.3）×10^-12（以体积分数计）,COS分布均匀,CS₂的分布呈现近岸高远海低的特点,而DMS的分布受海-气扩散的影响.相关性分析表明,夏季东海海水中COS和CS₂与海水中的营养盐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营养盐能促进浮游植物生长,而浮游植物生长过程中能释放COS和CS₂的前体进入水体,从而促进COS和CS₂的生产.此外,夏季东海中COS、DMS和CS₂的海-气通量平均值为（1.05±1.13）、（9.21±9.49）和（0.24±0.22）μmol·m^-2·d^-1,表明夏季东海是大气中3种VSCs的源.     

中国室内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特征

近年来室内空气污染问题频发,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是室内空气的主要污染物之一,其成分复杂,来源广泛,严重威胁人体健康.本文综述了中国近十年来室内VOCs在来源、浓度水平、影响因素及健康评价方面的研究进展.研究表明,室内建筑装修材料、人类活动及室外污染等来源都会影响VOCs的室内浓度;中国住宅内甲醛、苯等VOCs污染普遍存在,家具市场是甲醛污染最高的公共场所;VOCs浓度受到温湿度、通风和装修时间等因素影响;中国室内部分VOCs对人体健康影响评估值超过美国环保署可接受水平.调查更全面的室内VOCs数据,探索对各类因素影响机制,提出更有效降低VOCs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措施将是未来室内空气治理重点发展方向.     

广州大田山垃圾填埋场空气中微量挥发有机污染物组成

以广州大田山垃圾填埋场为例，研究了在不同季节填埋场空气中微量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种类和含量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在春、夏季样品中可分别检测出47和64种化合物，其中有些化合物为USEPA优先控制毒害有机污染物；夏季样品中微量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浓度大多比春季样品高，有的甚至高1个数量级以上。因此加强对垃圾的卫生填埋，尤其是加强对夏季的垃圾卫生填埋的科学管理，减少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向大气中的扩散，应给予充分的关注。     

食品垃圾好氧降解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特征

采用实验室模拟方法,研究了混合食品垃圾(FW)及以橙子、生菜、土豆和西红柿为代表的4种植物性易降解有机垃圾组分好氧降解过程中排放出来的117种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排放量和组成特征.结果表明,混合食品垃圾好氧降解过程中VOCs总排放量为951.80mg·kg-1,主要为有机硫、含氧化合物和萜烯,分别占VOCs总排放量的43.1%、53.3%和2.1%.橙子、生菜、土豆和西红柿4种植物性易降解有机垃圾好氧降解过程中VOCs的总排放量分别为12736.72、118.67、57.40和228.08mg·kg-1,主要成分均为含氧化合物和萜烯;含氧化合物分别占橙子、生菜、土豆和西红柿4种植物性易降解有机垃圾VOCs总排放量的13.5%、80.9%、85.9%和79.5%,萜烯分别占4种植物性易降解有机垃圾VOCs总排放量的86.5%、16.6%、8.2%和15.6%.     

大气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对二次有机气溶胶(SOA)生成贡献的参数化估算

大气中二次有机气溶胶(SOA)是PM25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光化学氧化是其主要来源之一.从VOCs转化生成SOA的过程非常复杂,参数化方法是一种相对简化的估算方式,可以用于区分不同VOCs物种对SOA生成的贡献.本文介绍了基于二产物和基于挥发性分级两种常用的参数化估算方法,并总结分析文献报道的SOA估算结果.文章中也指出现在的参数化估算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准确量化VOCs向SOA的转化过程将是大气化学未来的重要研究工作.     

京津冀天然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研究

为探明2017年京津冀地区天然源挥发性有机物(BVOCs)的空间分布,将研究区划分成3 km分辨率的格网,并通过WRF模型提供气象驱动数据,MODIS影像提供植被功能类型和叶面积指数,最终利用MEGAN模型进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将BVOCs分成147个细类,其中主要有异戊二烯、单萜烯41类、半萜烯32类、其他VOC73类.2017年京津冀地区BVOCs排放总量为426.26×10~3 t,四大类别的排放比例依次为29.38%、12.32%、6.24%、52.05%.单萜烯中排放较高的类别是α-蒎烯、β-蒎烯、t-β-罗勒烯,而半萜烯中排放较高的是α-法呢烯和β-石竹烯.整个研究区域内BVOCs排放较高的区域位于北部森林与灌丛分布密集的燕山山脉和西南的太行山山脉,其中主要的城市有承德、北京、张家口、保定、石家庄等.排放量较低的地区为廊坊、衡水、天津等地.本研究通过模型模拟得到了京津冀地区2017年高时空分辨率BVOCs排放清单,同时可为以后的大气环境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北京市安定生活垃圾填埋场VOCs恶臭物质及其臭气强度

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填埋场重要的恶臭源之一.为了深入了解造成填埋场恶臭的VOCs及其臭气强度情况,在2014年7—8月采用固相微萃取(SPME)-气相色谱(GC)-质谱(MS)联用法测定了北京市安定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内各代表性地点的VOCs.共确认了48种化合物,包括烷烃、烯烃、芳香烃、环烷烃、萜类、酯类、醛酮类、卤代烃、醇类及含硫化合物和含氮化合物.烷烃的种类最多,达到13种,其次是芳香烃,为9种.以内标法和外标法相结合测定了其中35种物质的含量,发现浓度在0.05~40 mg·m~(-3)之间.在厂区入口和作业面浓度最高的VOC是2,2,4,6,6-五甲基庚烷,在沼气干管是甲苯.从实际经验和臭气强度出发,建立了一种恶臭物质筛选方法,即首先以检出频次和各地点浓度比值筛选出可能的恶臭物质,然后由臭气强度确定最终的恶臭物质.筛选结果表明,填埋场内的恶臭VOCs是对伞花烃、对二甲苯、乙苯、甲苯和邻二甲苯,其中对伞花烃和对二甲苯对恶臭贡献尤为显著.这些恶臭VOCs浓度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明这些物质均来源于填埋场内生活垃圾的降解过程.     

廊坊开发区秋季VOCs污染特征及来源解析

使用ZF-PKU-1007大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线连续监测系统,于2018年09月25日~10月18日在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对99种VOCs进行了在线连续观测.结果显示,观测期间VOCs浓度为69.56×10^-9,烷烃、烯烃、芳香烃、醛酮类及卤代烃体积分数占VOCs比例分别为53.2%、5.9%、7.6%、10.5%和19.3%;使用OH消耗速率L_OH和臭氧生成潜势（OFP）估算了观测期间VOCs大气化学反应活性,结果表明醛酮类、芳香烃和烯烃是主要的活性物质;使用气溶胶生成系数法（FAC）估算了VOCs对二次有机气溶胶（SOA）的贡献,得出VOCs对SOA浓度的贡献值为1.13μg/m³,其中芳香烃对SOA生成贡献占比为94.3%,间/对-二甲苯、甲苯为优势物种;使用PMF模型对VOCs进行了来源解析,识别了5个主要来源,分别为溶剂使用及挥发源（39.6%）、机动车源（22.5%）、固定燃烧源（17.6%）、石化工业源（11.1%）及植物排放源（9.4%）,因此,溶剂使用及挥发源、机动车源及燃烧源应为廊坊开发区秋季大气VOCs控制的重点.     

青岛环境大气和海洋表层水中挥发性硫化物的测定

建立了采用预浓缩和GC FPD测定环境大气和海洋表层水中挥发性硫化物(COS、DMS和CS2)的方法.该方法对气态COS、DMS和CS2的回收率分别为(95±4)%,(86±3)%和(91±6)%(n=5),精密度分别为4 75%,8 26%和7 55%(n=5).对水体中COS、DMS和CS2的回收率分别为(86±8)%,(80±6)%和(97±12)%(n=5),精密度分别为8 17%,5 59%和11 70%.COS、DMS和CS2检出限分别为33pg,387pg和22pg.采用该方法测定了青岛近岸海域大气和表层海水中COS、DMS和CS2的浓度.结果表明,COS是近岸海域大气中主要挥发性硫化物,DMS是表层海水中最主要的挥发性硫化物.3种挥发性硫化物的浓度有明显的季节差异,夏季浓度远高于冬季浓度.     

青藏高原背景站大气VOCs浓度变化特征及来源分析

采用大气预浓缩与气象色谱/质谱联用法,对2013-09-13到2013-10-14期间在国家大气背景站青海门源站所采集的大气样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本次研究共检测出38种挥发性有机物(VOCs),其中烷烃16种,烯烃11种,芳香烃9种,卤代烃2种.从组成成分来看,烷烃所占比例最大,达58.6%,烯烃和芳香烃分别占29%和10.5%,卤代烃所占比例最小,仅为1.7%.观测期间大多数VOCs物种呈现白天浓度低、夜晚浓度高的变化趋势,具有明显的高原站点特性,但异戊烷、异戊二烯、甲苯则呈现相反趋势.采用臭氧生成潜势(OFP)对VOCs各组分活性进行分析,各类VOCs中烯烃对OFP贡献最大.利用主成分分析VOCs物种,提取出4个因子,分别归类于燃烧源、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的泄露、工业源、生物源.结合HYSPLIT 4.0后向轨迹模型,进一步确定气团的来源与运输途径,发现来自南向的污染源贡献是门源地区VOCs物种浓度增加的主要原因.     

上海秋季大气挥发性有机物特征及污染物来源分析

综合分析了上海地区秋季典型月份挥发性有机物(VOCs)及其他痕量气体的污染水平及特征,VOCs平均小时浓度为63.64′10-9,非甲烷碳氢化合物(NMHCs)占挥发性有机物总量的67.43%;通过对VOCs物种浓度及特征比值分析发现研究区域大气老化现象明显;结合区域后向气流轨迹分析,考察了不同来源气流对区域污染特征的影响,发现陆地传输气流乙烷/乙炔(E/E)值较海上传输气流低,而两者的苯/甲苯(B/T)值没有明显差异.     

医院和实验室室内环境中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比较

分别采集了医院和实验室环境空气样品,通过GC-MS/FID对样品进行定性分析.共定性检测出116种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这两类环境中检出频次较高的VOCs物种包括乙烷、丙烷、正丁烷等烷烃;乙烯、丙烯、1-丁烯等烯烃;苯、甲苯、乙苯等芳香烃;氯甲烷、二氯甲烷等卤代烃和丙酮等含氧有机物.在实验室中经常使用的试剂如正己烷、甲苯、乙醇、丙酮等呈现较高的水平,高于室外1~3个数量级.在医院的部分候诊区中检出较高浓度的甲苯、乙苯、二甲苯,需要引起关注.     

沿海地区不同来向气团中非甲烷挥发性有机物的组成特征研究

在我国东部沿海城市两个采样点上对不同来向气团中非甲烷挥发性有机物(NMVOCs)的组成特征进行了观测研究.采用离线方法(苏玛罐采样、三级冷阱预浓缩、GC-FID分析)进行样品测定;利用拉格朗日混合单粒子轨道模型(HYSPLIT-4)模拟计算气团后向轨迹.结果表明,观测期间总非甲烷挥发性有机物(TNMVOCs)浓度的变化范围为4.31×10~(-9)～68.97×10~(-9)(体积分数,下同),主要受工业活动、溶剂和液化石油气使用影响;不同来向气团的NMVOCs组成特征有明显差异,陆地气团的NMVOCs浓度高于海洋气团,途经工业较发达地区的气团其烯烃、芳香烃和烷烃占比较高,受机动车排放的影响较大.     

Release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during bio-drying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Three treatments were test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ease concentrations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during the bio-drying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 by the aerobic and combined hydrolytic-aerobic processes. Results showed that VOCs were largely released in the first 4 days of bio-drying and the dominant components were: dimethyl disulfide, dimethyl sulfide, benzene, 2-butanone, limonene and methylene chloride. Thus, the combined hydrolytic-aerobic process was suggested for MSW bio-drying due to fewer aeration quantities in this phase when compared with the aerobic process, and the treatment strategies should base on the key properties of these prominent components. Malodorous sulfur compounds and terpenes were mainly released in the early phase of bio-drying, whereas, two peaks of release concentrations appeared for aromatics and ketones during bio-drying. Notably, for the combined hydrolytic-aerobic processes there were also high concentrations of released aromatics in the shift from hydrolytic to aerobic stages. High concentrations of released chlorinateds were observed in the later phase. For the VOCs produced during MSW bio-drying, i.e., malodorous sulfur compounds, terpenes and chlorinateds, their release concentrations were mainly determined by production rates; for the VOCs presented initially in MSW, such as aromatics, their transfer and transport in MSW mainly determined the release concent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