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江淮地区县域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空间分异研究

农村发展已成为促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统筹的关键,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基础。以安徽省江淮地区6个市辖区、30个县(县级市)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由居住条件、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5个子系统组成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指数方法和空间分析方法,评价安徽省江淮地区县域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探讨其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差异性显著,呈现东部片区高于西部片区的特征;空间集聚特征明显,表现出东南片区(巢湖市)的高值集聚和西北片区(淮南和六安境内)的低值集聚态势;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受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其中水资源要素、农村人口吸引力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影响显著。     

中国省域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评价及发展对策

统筹城乡发展,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建立了一套由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居住条件和经济发展5个亚目标层组成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借鉴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方法的基础上,运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指数方法,计算各亚目标层评价指数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指数。结果表明,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指数、公共服务设施指数、居住条件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4个亚目标层指数以及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均呈现京津和东南沿海地区最高,东北、华北和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的规律;生态环境指数计算结果则相反,西部地区农村生态环境指数大于东北和华北地区,京津、东南沿海和中部地区较小。最后,结合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指数的计算结果,将全国各省域划分为优、良、一般和差4个类型区,并提出各类型区农村人居环境发展对策,以实现对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分类指导。     

西藏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成为我国当前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对西藏日喀则和那曲两市721户农户开展入户调查,利用广义最大熵Logit分析方法,从家庭禀赋和外出务工的视角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不高,环境整治参与意识有待加强;耕地(草地)面积、村干部经历、外出务工等变量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总收入、参加物资交流会次数与参加农贸市场次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部分有"经济头脑"的农户具有"搭便车"倾向;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越愿意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来,而距离集镇越近的农户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越低。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省生态环境质量影响因素探究

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探明乡村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方式及程度,对于区域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利用长时间序列的遥感生态指数(RSEI)表征陕西省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与变化趋势,借助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研究表明：(1)2000—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呈向好趋势,RSEI值从2000年的0.483 3增长到2020年的0.651 2,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好、较好区域面积占比由40.14%上升至63.43%,集中分布在陕南山区及延安市;(2)生态环境质量从2000—2020年总体呈现“快速变好→缓慢转好”的演变趋势,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区域面积远大于生态环境退化区域;(3)人口因子、土地因子和产业因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影响方式发生转变的因子有林地面积占比、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比、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和单位面积机械总动力。建议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制定出分区域、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政策,以实现陕西省乡村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近20 a克里雅绿洲人居环境适宜性时空演变分析

通过构建人居环境适宜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克里雅绿洲1995、2005和2015年的人居环境指数,从时空角度分析人居环境适宜性演变情况,定量揭示克里雅绿洲人居环境适宜性的空间格局和地域特征。结果显示,1995—2015年克里雅绿洲人居环境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人居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比较适宜人类聚居生活的区域面积逐年增加,而临界适宜区和低度适宜区的面积总体上减少,说明沙漠化对绿洲外围交错带的侵蚀现象依然严重。1995—2015年,克里雅绿洲不同人居环境适宜类型之间,尤其是地域上相邻类型之间相互转换的现象十分明显。绿洲内部各类型相对稳定,而绿洲外围各类型之间转换幅度较大。各单项指标与人居环境指数相关性的排序为:距集市距离距水源地距离地被指数GDP产值气温降水地形起伏度。人居环境中、高度适宜区主要分布在绿洲中部,靠近集市和交通线的区域,这些区域各指标的适宜程度较高,是人类比较理想的聚居地;不适宜区和临界适宜区主要分布在绿洲外围沙漠及交错带区域,这些区域受各指标条件的严格限制,不适宜人类居住生活;而低度适宜区主要分布在中度适宜区外围的草地区域,人居环境条件较差,人类居住和生活受到一定限制。     

城市人居环境评价体系的研究及应用

在国内外人居环境理论研究及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由系统层、子系统层和指标层构成的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系统层由社会经济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公共设施建设、环境资源保护和环境管理能力五部分组成,子系统层由16个指标组成,指标层由43个具体指标组成。利用统计分析法(Delphi)确定各指标的权值。同时,针对本指标体系结构提出了单项评价和综合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模式,并设置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指数和系统协调度两个综合性指标来全面评价城市人居环境质量。通过对重庆市渝北城区的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较客观地反映了该城区的实际。     

青岛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环境经济评价

根据数据的全面性、准确性和可得性构建了青岛市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环境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经济发展(Ec)、环境污染(Ep)、环境质量(Eq)、生活水平(En)、人口发展(P)、社会发展(S)和资源消耗(Ru)等7项综合指数，对青岛市环境污染与资源利用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其与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关联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青岛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其环境质量的逐年改善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环境质量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作用越来越小；但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资源消耗加快，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逐年增强，说明青岛市的资源—经济—环境系统仍需调整；另外，除1996年环境对可持续发展造成较大压力外，1994——2000年青岛市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对可持续发展造成的综合压力较小，说明其资源—环境—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能力比较强，子系统之间协调性较好。     

辽西大凌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从政策、流域综合治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农民认知态度等4方面对影响大凌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进行了分析。同时运用农户问卷调查和驱动力分析结果,选取影响耕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因子,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迭代回归分析确定影响耕地变化的主要因子,并拟合出耕地变化的最优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1987—2002年期间,农田和未利用荒地面积在不断减小,而林地、果园、草地在不断增加,但1995年后变化边际度大大减小;主成分分析表明影响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影响因子是农业人口(A-POP)、总人口(T-POP)、农村经济收入(TIRE)、农林牧渔收入(IAFAF)和第三产业总产值(GTI);多元迭代回归分析表明耕地面积变化的最优回归模型中主变量是农业人口(A-POP)、总人口(T-POP)、农村经济收入(TIRE),这些变量能够解释95.1%的耕地变化。     

海河冲积平原区农用地综合生产能力空间差异

以海河冲积平原区为例,通过典型样点调查建立样点标准粮和相应的农用地自然质量等级指数的函数方程,求算理论生产能力;结合近3a(2003-2005年)的粮食实际产量,分析农用地的粮食增产潜力、农用地利用强度及其整理优势.结果表明:全区耕地粮食理论总生产能力为3.03×107t,远高于近3a1.49×107t的粮食平均实际产量,目前该区粮食安全的耕地资源保障程度较高.通过整理优势分析,划定了区域的不同整理优势级别,整理优势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冀中南冲积平原区,受灌溉条件、农田基础设施、管理水平的限制,粮食生产能力的开发程度低,粮食生产有较大的增产空间.     

西北地区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主要矛盾及协调路径

基于统计数据、文献研究与调研数据,分析西北地区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总体概况,总结典型区村镇建设对资源环境的胁迫特征及主要矛盾,并提出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协调路径。结果表明:(1)从区域总体概况和发展趋势来看,西北地区人口以减少为主,农产品产量总体增加,村镇环保设施建设水平低于全国平均;人均水资源量偏低且农业用水量趋紧,优质耕地大幅减少而化肥、地膜和农药使用量增加。(2)从地区胁迫特征和主要矛盾来看,灌溉农业区水资源瓶颈和土壤盐渍化程度加剧,村镇资源环境承载力总体较弱,农用地后备资源不足;高寒牧区极端气候造成草地减产、草畜间物流失衡,过度放牧导致草场严重退化、草畜矛盾突出,村镇产业结构性问题凸显,地域功能整体弱化;秦岭生态保护区矿山过度开采致使水土环境污染严重,村镇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环保设施建设滞后。(3)从协调路径来看,灌溉农业区应创新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因地制宜发展节水农业;高寒牧区应转变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合理规划缓解草畜矛盾;矿山开采区应加强管控重视生态修复,制定清单倒逼产业转型;地方政府应建立机制强化源头治理,多方投入控制村镇面源污染。     

上海市宝山区城镇化对农业用地环境质量的影响

利用环境风险指数法,对上海宝山区2003和2007年城镇农业土壤重金属Cd、Cr、Cu、Pb和Zn环境风险进行评价;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4方面构建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宝山区2003和2007年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探讨宝山区城镇化水平与农业土壤环境风险指数间的定量关系。结果表明,与2003年相比,2007年宝山区农业土壤重金属Cr、Cu、Pb和Zn含量增加明显,农业土壤重金属综合环境风险加剧,环境风险在空间上表现为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扩展态势;城镇化水平提升明显,城镇化水平与环境风险指数间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目前宝山区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利于农业环境质量保护。     

不同灌溉模式对广西蔗田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为了探讨不同灌溉模式对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糖料蔗节水灌溉试验区设置地埋滴灌、地表滴灌、管灌、喷灌、微喷5种灌溉处理以及无灌溉空白对照共6个样地,于2015年5—11月对大型土壤动物群落及土壤理化性质进行调查。共捕获大型土壤动物1 180只,隶属于2门10纲18目,优势类群为膜翅目(蚁科),占总数的71.44%;常见类群为蜘蛛目、等翅目(白蚁科)、革翅目、直翅目、鞘翅目、蜚蠊目、半翅目和等足目。不同灌溉模式各样地大型土壤动物类群数差异不显著。灌溉处理样地大型土壤动物密度、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Pielou均匀度指数(E)和Margalef丰富度指数(D)均优于无灌溉样地,Simpson优势度指数(C)则相反,并且地埋滴灌、喷灌样地与无灌溉样地间上述指标均差异显著。不同灌溉模式对蔗田土壤理化性质产生显著影响,地埋滴灌、地表滴灌、管灌、喷灌和微喷样地土壤含水率、有机质含量、速效氮含量、速效磷含量及速效钾含量均高于无灌溉样地,且地埋滴灌与喷灌样地上述指标值较高。节水灌溉增强了土壤的储水能力,提高了土壤的营养条件,改善了蔗田土壤的微环境。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在不同灌溉模式下变化显著,主要表现在大型土壤动物密度与多样性增加,地埋滴灌和喷灌方式样地表现尤为突出。     

1985-2010年南京市耕地变化轨迹及驱动力分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程度加剧,南京市的土地利用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1985-2010年覆盖南京市的Landsat MSS/TM卫星影像,利用最大似然法获取南京市历年土地利用数据,将其归纳为耕地和非耕地2类.基于分类结果,提取并归纳了恒定耕地、恒定非耕地、转变为耕地、转变为非耕地和短暂性耕地5种耕地类型的变化趋势,借助景观水平上的斑块占景观面积的比例以及散布与并列指数来分析5种耕地类型变化趋势的景观格局时空动态,以说明耕地扩张和遗弃的时空轨迹.结果表明：（1） 1985-2010年,耕地面积减少40.42％;（2）恒定耕地面积在方位3所占比例最大,为56.89％,转变为非耕地主要分布在方位1、6和8,揭示了城市扩张的主要方向;（3）恒定耕地类型主要分布于六合区,面积为895.92 km2,转变为非耕地主要分布于江宁区;（4）恒定非耕地集中于市中心附近,而恒定耕地则远离市中心分布;（5）恒定耕地仍占主导地位,转变为非耕地具有较高破碎度.短暂性耕地面积不稳定,较易发生土地撂荒乃至土地退化;（6）人口与产业重心转移、经济发展、政策和城市扩张是显著影响耕地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     

融合主被动遥感的乌海矿区土地损伤测度

煤炭资源开发战略加速西移,迫使西北矿区土地损伤迅速加剧。传统的矿区土地监测手段难以实现全空间覆盖的土地损伤诊断,该研究以乌海矿区为研究对象,采用Landsat TM/OLI影像和Sentinel-1A影像,利用3S、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InSAR)技术,通过提取植被损伤指数、地表形变指数和土地覆被类型等关键参数,以土地结构损伤函数与土地功能损伤函数为主体构建矿区土地损伤测度模型。结果表明:矿区土地损伤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开采工作面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衰减特征,土地损伤值为4.5～8.0的高损伤区面积为42.36 km~2,占总面积的2.68%;中损伤区面积为544.21 km~2,占比为34.43%;非损伤区面积为994.02 km~2,占比为62.89%。损伤测度结果有助于矿区环境修复精细化设计,为乌海矿区土地整治与修复提供决策参考。     

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以江西省水稻种植户为例

生态耕种对提升耕地保护成效、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有着重大意义。利用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基于最小二乘线性(OLS)回归和Heckman回归模型从整体上测度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再引入分位数回归模型深入分析生态耕种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效应。结果表明:(1)采纳生态耕种从整体上能够提高农户家庭的人均耕地收入,但会因农户的收入水平不同产生差异化的影响。(2)生态耕种对极低和低收入农户人均耕地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对中等及以上收入农户具有负向影响,仅对高等收入农户的人均耕地收入影响显著。(3)生计分化和耕地收入比重2个控制变量均会对农户人均耕地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鉴于此,提出了对低收入农户加大生态耕种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引导中高收入农户的非农就业、切实加强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等政策建议。     

水分条件影响下玉米生产过程的生命周期评价

研究了不同水分条件对玉米种植全过程中的产量和环境排放的影响以及相应改进措施。利用山西省太谷县2002—2016年15 a间的气象数据、玉米种植过程的施肥和灌溉数据、土壤数据以及玉米生长发育数据,采用时间替换空间方法和经本地化校正的DNDC(denitrification-decomposition)模型和数值模拟方法,模拟玉米种植全过程中降水量和施肥量变化下CO_2、NH_3和N_2O排放量及硝酸盐淋洗量,利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评价玉米全生长过程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排放的定量影响,分析比较了降水量和资源消耗与环境排放的关系,并提出不同降水年型的合理施肥量和灌溉量。结果表明:(1)当降水量处于300～600 mm之间时,降水量与CO_2排放量、硝酸盐淋洗量、N_2O排放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NH_3挥发量呈显著负相关(P0.05);(2)年降水量大于560 mm(丰水年)条件下玉米种植全过程的环境影响综合指数为0.19～0.20,年降水量为380～560 mm(平水年)条件下环境影响综合指数为0.17～0.27,年降水量低于380 mm(枯水年)条件下的环境影响综合指数在0.3以上,不同降水年型玉米种植全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依次为枯水年、平水年和丰水年;(3)数值模拟结果表明降水量小于380 mm时,在施肥量不变条件下,增加灌溉能够增加产量,减少排放,环境影响综合指数降至0.2以下;在无灌溉条件下,将施肥量减少为210～315 kg·hm~(-2),环境影响综合指数可降低至0.2～0.3,产量降低幅度为3.15%;平水年施肥量减少到原施肥量的80%～85%时,产量无显著下降,但环境影响显著降低。温室效应、富营养化、能源消耗和环境酸化与降水年型相关。水分对玉米种植全过程的环境影响较大,当水分条件充足时,籽粒产量高且环境影响较小,当水分供给不足时,籽粒产量低且对环境影响升高。在枯水年建议有灌溉条件的地区增加灌溉量,无灌溉条件的地区减少施肥量;在平水年减少施肥量,可降低玉米生长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中国沿海区域旅游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及预测

中国沿海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主要以海洋资源和环境为依托,故处理好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中国沿海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区域旅游化程度可以反映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为探求中国沿海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态势和规律,首先,在构建中国沿海区域旅游化程度和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2000—2010年沿海11省(区)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加权主成分TOPSIS法分别对两个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其次,基于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对中国沿海区域旅游化程度和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度及其协调指数进行计算,并分析它们时空格局及其演变特征;最后,基于灰色系统理论,运用GM(1,1)预测模型对中国沿海区域未来15 a中国沿海区域旅游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耦合度进行预测。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沿海区域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两个系统在2000—2010年间一直处于拮抗期,但山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和广西省将在2015年前先后由低水平的拮抗期跨入良性耦合阶段,而其他省(区)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拮抗期,且天津市、辽宁省和海南省两个系统的耦合度有下降趋势。     

青岛市区土壤天然放射性核素的外照射水平估算研究

城市的辐射环境质量对于人居和发展规划有重要意义。利用伽玛能谱仪对青岛市区内的天然放射性核素进行了大规模高密度的现场测量,采用Beck公式计算了离地面1m高处的空气吸收剂量率,进而计算了外照射年有效剂量、外照射指数和等效镭浓度,对研究区的外照射水平进行了系统的评价。与和其他国家全国比较,虽然该区的空气吸收剂量率较高,但是其他衡量天然放射性核素外照射水平的指标均在容许范围之内。因此该区属于外照射水平的安全区域,人居环境不受影响。     

官厅水库、密云水库上游流域土壤砷含量特征与环境质量评价

按照差异性布点原则,采集官厅水库、密云水库上游流域土壤样品23851件,使用AFS-2202E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测定土壤As含量.利用Geo IPAS V3.2化探专业版软件绘制砷地球化学等值线图,按照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和地质累积指数法分别对土壤砷进行环境质量评价.结果表明,调查区土壤砷含量相对高值区集中分布在张家口盆地和河谷平地区,相对低值区主要分布在河道两侧.土壤砷含量最小值出现在草地中,最大值出现在耕地中.含量均值由大至小依次是耕地、园地、草地和林地,分别为9.61、9.44、9.08、8.84 mg·kg-1.土壤砷环境质量整体良好,潮白河流域优于永定河流域.Ⅰ类面积比例为99.96%,介于风险筛选值和风险管制值之间的样点共计11个,高于风险管制值的样点2个.调查区77.11%的面积保持砷背景值的含量水平,处于无明显累积状态,22.83%的面积处于轻度-中度累积,无重度污染区域,土壤砷的污染累积问题需引起关注,应避免量变的积累造成质变,最终引起土壤砷含量超标问题.     

典型城区山岳型风景区大气环境承载力分析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表征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问题的主要标志,但是以往研究多从综合的角度来开展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单独针对特定类型旅游区的旅游承载力研究不多.以典型城区山岳型风景区-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名胜区为例,主要针对大气环境来开展旅游区的环境承载力研究.在确定影响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大气环境承载力发展变量和限制变量的基础上.运用对比研究方法、大气质量指数ORAQI指数模型以及环境承载力指数模型等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了岳麓山大气环境承载力指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大气环境的发展变量SO2、NOx和TSP,限制变量为相应的一级质量浓度限值;1999-2001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ORAQI指数平均为83,属于"坏"的等级,这表明岳麓山的大气环境质量整体上有待进一步改善;3年来区域大气环境承载力指数平均为19.5,处于"较高"承载等级,这表明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目前仍有比较高的大气环境承载能力.结论为岳麓山风景名胜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中提出的大气环境承载力计算思路和方法也为同类风景区环境承载力研究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