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产业生态化设计与政策选择

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典型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产业。钢铁产业生态化设计与政策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以烧结(球团)、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工序中节能减排、污染防治和落后生产能力淘汰为重点,以环境影响评价为导向,基于钢铁全生产流程物质流分析,融入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理念,以新型节能清洁工艺技术、装备技术和仿真、信息化技术的开发应用为切入点,融入生态文明、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理念,完善钢铁生态产业链,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强化生态技术创新。本文从市场引导、政策促进、环境监管、技术创新、过程控制、内部循环、外部联合、责任延伸、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等10个层面,构建促进钢铁产业生态化的政策体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行业、中介组织、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作用,在规划、机制和技术层次上全面落实钢铁产业生态化政策,全面推动我国钢铁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长江口南港近期的演变及其与重大工程之间的关系

长江口为典型的多级分汊中等潮汐河口,口门宽阔、径潮流强劲、泥沙运动复杂、河槽交替多变,给河口综合治理带来困难。长江口各分流汊道演变过程中,此消彼长是永恒的主旋律,其产生、发展、扭曲、萎缩、消亡具有周期性演变规律。为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优势,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长江口先后实施了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南北港分流口处的新浏河沙护滩和南沙头通道限流工程,以及中央沙促淤圈围工程和青草沙水源地工程等,南北港和南北槽分流口河段得到有效控制,对长江口未来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基于南北港分流口以下丰富的地形、水文现场资料,对近年来南港地形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肯定工程稳定河势的同时,认为目前南北港分流口以下,尚存在南港主流偏离南岸致使发生近岸淤积,以及瑞丰沙中下段沙体刷深导致水流分散,不利于河势稳定等问题。并探讨了长江口“先下后上”治理模式的优缺点,建议在长江口河势尚未发生较大变化时,站在整体的高度,综合考虑河势、航道、水土资源、防洪潮及排灌、生态环境保护等诸多因素,尽快实施长江口综合整治工程。     

长江中游湿地系统驱动关系的演变及保护展望

简要介绍了长江中游湿地的概况,分析了湿地演变的现状。在自然和人为因素长期、综合作用下,长江中游湿地发生了显著的不合理演变,主要表现在：湖泊面积减少,湿地功能下降;湿地资源的过度和不合理利用,生物多样性下降;湿地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湿地整体价值受损。重点对湿地系统演变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驱动关系进行了探讨,包括江湖关系、蓄泄关系、湖垸关系和山湖（河）关系等。在此基础上,针对长江中游湿地演变的现状和利用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流域综合管理角度出发,对长江中游湿地的保护进行了展望,提出了基于流域管理思想的长江中游湿地保护对策和措施,主要包括：加强流域统一协调管理;遵循流域管理原则,理顺湿地系统的各种关系,做好湿地生态规划;加强流域生态管理模式研究;加强长江中上游流域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     

论中国林业现状及可持续发展战略

本文对中国林业的现状及其因在林破坏而引发的一系列生态和环境、经济和社会等问题进行了评述，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林业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然选择，并从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论述了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准则及对策。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现状、评述与改进方向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概念是中国的一项重要理论和制度创新,但其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如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资源类别未能达成共识,对资产、负债和权益的界定不清晰,价值核算还不准确等。此外,其编制工作也进展缓慢。本文认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基础理论和方法都尚不成熟,需要重新诠释概念,并引入新的核算方法,使其中的资产、负债和权益概念更加清晰,数量核算和价值核算方法更加科学。可以另辟蹊径,借鉴生态足迹的思想,从三方面做出改进:第一,将资源类别界定为耕地、林地、草地、湿地、水域、能源矿产和非能源矿产七类,以避免重复核算问题。第二,进一步明确土地和矿产两类资源的资产、负债和权益的含义,可以引入生态足迹方法,用土地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赤字分别衡量土地资产、土地权益和土地(过载)负债,使得土地过载负债的核算成为可能,且在土地权益核算时能够同时考虑土地面积和质量;可以用已消耗的矿产资源衡量环境负债,以避免环境负债价值的系统性偏误问题。第三,可以将生态足迹方法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结合起来,以估算土地的资产、权益和负债价值,以避免土地价值估算的系统性偏误问题;可以用改进的市场价格法核算矿产或环境的三种价值,避免环境负债价值核算的随意性。引入生态足迹方法可以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负债和权益概念更加清晰易懂,并使得资源的数量核算和价值核算方法更加科学,结果更加可信。     

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库区水环境现状

从丹江口库区的自然、气候概况、水量状况、水环境现状、水土流失等方面对丹江V口水库进行了分析。目前丹江口水库水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问题有：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覆盖率低，工业、农业污染严重，城镇、农村生活污水和养殖污水等大量排放，造成丹江口水库水质呈现中一富营养，并向富营养转化的趋势。要改善水库的水质现状，对工业污染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优化产业结构，全面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对城镇、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控制城镇生活污染，进行城市生态建设；对养殖污水排放，制定合理的养殖计划，实施生态养殖；对农业污染，在库区要大力推进自然保护区、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和环境保护的建设，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全面改善生态与环境，全面保护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水质。     

岷江上游脆弱生态环境刍论

岷江上游地区位于长江上游四川省西北部。该地区既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成都平原的水源生命线。但几十年来，该区域植被的大量砍伐和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引起了一系列生态失调问题，被列为南方山地典型脆弱生态环境区。在分析岷江上游地区脆弱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形成的自然因素：地质条件的不稳定性、地貌状况和地面组成物质的脆弱性以及气候类型的多样性和人为因素：土地的过度垦殖、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以及草场的过度放牧等，提出了改善该区脆弱生态环境的对策。结果表明，科学利用与发展林草植被，提高林草植被覆盖率、加大坡耕地的坡改梯力度，合理利用土地、重视干旱河谷的治理、聚落的重建与迁建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等既可改善该区生态环境，又可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最终使该区甚至整个川西地区的经济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中国灾害性对流天气日数的时空变化特征

采用1961~2016年中国2 481站的冰雹、大风、雷暴和闪电日数数据,利用多种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中国4种灾害性对流天气日数时空分布特征、周期变化规律和气候突变特征。结果表明：（1）在时间上,中国4种灾害性对流天气日数呈减少趋势,且冰雹和雷暴日数具有“先增 后减”的分段变化特征。中国冰雹、大风、雷暴和闪电日数分别具有3~5 a、2~3 a、1~2 a和1~4 a左右的振荡周期,且冰雹和雷暴日数分别于2002和1992年发生突变。（2）在空间上,青藏高原 四川西部地区是冰雹、大风和雷暴日数的高值分布区。同时长江以南地区也是雷暴日数的高值分布区。华南及其同纬度的西南地区是闪电日数的高值分布区。（3）在趋势上,中国冰雹日数主要在青藏高原地区呈减少趋势。大风日数变化趋势呈东部减少 中部不变 西部增减镶嵌的空间格局。雷暴日数在西藏、华北、重庆、浙江和黑龙江西北部呈增加趋势。中国闪电日数变化趋势在长江以南地区减少明显。（4）在波动上,中国冰雹日数在东南地区波动较大,大风日数在胡焕庸线以东波动较大。中国雷暴日数波动特征呈西北高 东南低的空间格局,闪电日数除在新疆北部和华南地区波动动较小外,其它地区波动相对较大。     

区域管治中的博弈效应

区域管治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多种利益集团的对话、协调、合作，解决区域内经济社会冲突，增强区域效力，其核心内容是协调和化解区域发展中的各种利益冲突。本文通过引入博弈论分析方法到区域发展研究领域，构造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政策博弈模型、地方政府-土方政府竞合博弈模型、政府-企业-公众冲突模型来分析和描述区域管涌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关系和过程，分析这些决策过程中各博弈方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规律和疚，并针对不同的利益博弈类型，提出优化协调方案，为下一步更好地协调各方利益、实施区域管涌、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奠定理论基础，也为我国在划定主体功能区后制定差别化的区域管涌政策提供参考。     

江苏霾灾害风险与地区差异研究

利用江苏省69个地面气象观测站1980～2012年的气象资料,采用适当的方法定义了霾时概念,讨论了重度、中度、轻度及轻微霾时数的时空分布特征。根据霾灾害特点,以区县为评估单元,综合考虑了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承载体易损性和防灾减灾能力4个因素,选取中度霾时数、重度霾时数、水域面积、植被面积、人口密度、公路里程、公共财政支出、每万人拥有医生数等8个因子作为评估的主要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霾灾害风险评估模型,并借助于GIS分析工具,进行了霾灾害风险区划     

三峡水库支流神农溪库湾倒灌异重流特征及成因分析

三峡水库蓄水以来，库区干支流水动力变化显著。探明三峡水库支流库湾倒灌异重流的成因对库区水华防控调度十分关键。基于2018年野外观测数据，对神农溪库湾水流速度，水温，浊度等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库湾春冬季由于水温变化不大，泥沙含量很低，干支流密度差较小，导致倒灌异重流呈无规律状态；夏秋水温变化较大，泥沙含量大幅升高，水体多以中、底层倒灌形式从干流潜入库湾。库湾在汛期受泥沙含量较高的影响，导致水体密度增大形成异重流，且大部分出现在库湾中底层，其他月份异重流是由水体温差形成的，温差是倒灌异重流的主要成因；汛期6~8月，干支流泥沙含量升高，泥沙含量对水体密度的贡献率增大，最大为75%；其他月份水体密度主要受水温影响，水温对水体密度的贡献程度在各月均超过80%，最大贡献率为95%。     

经济发达城市人口承载力预测及其经济合理性评价——以无锡市区为例

在经济发达地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经济发展转型背景下,开展人口规模预测研究对协调人口、资源、经济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以无锡市区为例,核算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与不同时间阶段经济合理人口规模,分析土地资源人口承载量与经济合理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解析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无锡市区人口仍将稳步增加,外来人口仍将是常住人口增量的主体,但增速趋缓;2015、2020年经济合理人口分别约为404万和434万人,逐渐超出土地资源承载力所确定的402万人的合理人口规模;经济增长引起的就业人口的需求增长是导致人口总量增长的主要因素。未来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劳动生产率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等手段调控人口发展,以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和保障经济发展     

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进展:基于地理学综合研究的视角

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连接社会系统、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纽带,是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又彼此相对独立的矛盾统一体的关键所在。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重要方向。综合性与区域性、人地关系是支撑其发展的重要理论框架。本文对国内外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进展、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详尽的综述。国内外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经近百年发展,从最初的单一的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甚至农业资源承载力发展到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以及生态环境承载力。近几十年,生态足迹、虚拟水、能值分析等综合研究理论与方法兴起,极大地推动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定量化和模式化。目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面临着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主要表现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基础、学科范式和方法体系尚需继续完善;若干关键科学问题(包括:尺度效应、关键阈值、变化机制等)亟待解答;基础研究需要与实践应用加强联系等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主张从地理学综合视角重新审视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理论框架和今后研究的优先主题。通过建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地理学综合研究范式,能够拓展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理论深度和广度,有助于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水平。本研究提出未来相关研究应围绕以下优先主题开展:(1)资源环境承载力关键要素的变化及驱动机制;(2)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3)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动态监测与预警;(4)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国土功能区划与管控;(5)重点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恢复与提升途径。     

快速工业化区域建设用地问题与制度优化研究——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快速工业化区域是工业化快速发展、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经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新兴地域类型。普遍存在着建设用地总量急剧扩张、空间无序分散、城乡缺乏统筹等问题。本文从佛山市南海区典型案例入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归纳和解析了快速工业化区域城乡建设用地的主要问题，认为双二元管理体制、农村土地产权不完善、城乡土地市场发育不平衡和部门规划不协调等是建设用地发展的主要体制性障碍因素，并从管理、产权、市场、规划等方面系统提出相应的制度优化对策。     

新疆能源强度影响因素及其治理策略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趋势下,新疆过高的能源强度成为其自身发展和全国节能工作的"短板",会给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造成越来越难以解决的障碍,因此新疆面临严峻的节能减排挑战。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是一个地区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指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编制了1992、1997、2002和2007年新疆30部门能源投入产出表,采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SDA),全面并深入分析GDP变动、单位产出能耗(即直接能源消耗系数)、技术变动和最终需求(包括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和净出口)变动对新疆生产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基于节能降耗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和最终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992-2007年技术变动、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均对新疆生产能源强度的降低起抑制作用,并推动了产业结构中低能耗部门比重的下降。最后结合测算结果与新疆资源经济的特殊性,从技术投入、投资与消费引导以及民生扶持等方面提出了新疆能源强度治理策略建议。     

湖南省区域经济差异及时空格局特征

区域经济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与社会现象,适度的差异对宏观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差异过大不仅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危害,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全国,也是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湖南省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迅速提升,但省域内区域经济差异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计量统计为基础,分析了湖南省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时间特征,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和GIS技术,通过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湖南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区域差异的成因,并提出了协调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协同发展 "天人合一"

论述了中国入世对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机遇和挑战，讨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及影响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认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应包含：当代人要重视发展和持续性，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满足一个地区、国家的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国家的需求，并努力补救上代人所留下的资源、环境创伤。我们应认识七种要素：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必须协同处理。自然资源是发展的基础。中国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已有2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很多进展，目前需对严重环境问题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讨论了中国入世后面临的企业、农业、人才资源、高新技术产业、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和法制建设等问题，并着重研究了可持续发展文明观、加强绿色管理和绿色产品开发、知识经济和环保产业等关键问题。     

日本应对面源污染的法律措施

自1992年农林水产省首次提出“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概念以来,日本政府逐渐重视以农业污染为主的面源污染。此后,政府根据面源污染在各个时期的变化情况,把农业生产污染、禽畜养殖业污染、固体废物污染、高速公路和城市生活污染等方面的各种政策、目标和经济措施予以法制化,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防治面源污染的法律、法规。这些法规虽然不是防治面源污染的单行性法规,但其内容具有配套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的特点,惩戒措施也具有针对性和层次性的特点,而且经济措施与法律责任并举,客观上对防治面源污染起到了重要作用。借鉴日本的立法经验,我国防治面源污染立法应该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管理部门的职责,强化法律责任,通过多种手段引导公民自觉防治面源污染.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实施生态补偿制度是保障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该文在明晰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生态补偿原则和利益相关方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的基础上,提出并设计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生态补偿平台建设思路和生态补偿运行机制。生态补偿平台建设主要包括:建立由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交易市场平台;建立以生态补偿保险、生态补偿期货、互助基金、证券化交易为主要内容的生态补偿风险保障平台;建立以相关独立认证和监测(检测)、资产评估、审计、代理等机构组成的生态补偿交易中介服务平台;建立生态补偿监管平台。生态补偿运行机制需要将法制建设、财政扶持、税收调节和保障措施等系统化:推进《生态补偿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补偿协定》的制定;完善并建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转移制度纵向化、"环境财政"等制度;改革创新区域或专项税收制度;构建完备的生态补偿评估、考核、监督管理体系,等等。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 residues in the sediments and mollusks from the Bohai Sea coastal areas,North China: An overview

The Bohai Sea costal area is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zones of China and the sewage water from populous and developed cities, including Beijing, Tianjin, Qinhuangdao and Dalian is discharged into the Bohai Sea. Additionally, its semi-enclosed characteristic restricts water exchange, which leads to high accumulation of pollutants in the environment. This overview presents the residues of 6 classes of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including PAHs, DDTs, HCHs, PCBs and PCDD/Fs, in the sediments and mollusks of the Bohai Sea through analyzing previous literatures. In the sediments, the highest PAH concentrations were detected in the vicinities of Qinhuangdao, while the northeast corner of the Bohai Bay possessed the highest levels of DDTs and PCBs. The investigations on HCHs and PCDD/Fs distributions on the whole sea scale have not been reported. In mollusks, PAH concentrations were in the same order of magnitude in the whole Bohai Sea, so were DDTs, HCHs and PCBs, while the outlier maximum values of PCDDs and PCDFs occurred in Yingkou. In general, the POPs residues in mollusks collected from Shandong Province were higher than the other areas. The compositions of DDTs, HCHs and PCBs in sediments indicated their recent usage. By comparing POP concentrations in sediments with the recommended criterions, it was shown that some individual PAH compounds occasionally associated with adverse biological effects in the vicinities of the Liaodong Bay and Qinhuangdao, and the Liaohe River Estuary were heavily contaminated with DDTs, but PCBs were all below the threshold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transfer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Ps in the environment, further studies concerning with their behavior, fate and bioaccumulation in the different trophic levels should be programmed. Moreover,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enforced to ban the illegal usage of POPs-containing pesticides to guarantee health of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