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条件下环境治理模式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工业化条件下的不同环境治理模式。首先,从分析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与治理的新特征入手;然后,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衡量工业化程度,以包含工业化这一解释变量的EKC模型为基础,利用中国2000-2004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工业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其次,讨论了工业化条件下开放度、引资能力、技术水平、环境后端治理以及各因素组合对EKC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不同因素组合作用下工业化对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变化;最后,总结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四种环境治理模式,考虑到环境资本的不可逆性,认为长期来看引进吸收＋前端治理模式对环境保护最有利,既能发挥中国的后发优势,又能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试论通过PPP模式处理我国城市垃圾

本文提出了通过PPP模式处理我国城市垃圾的新思路，对PPP模式的经济性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强调产业化，规模化，综合利用是PPP模式的根本特点。     

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绩效研究

继新农合实施以来,新农保也被党和政府提上日程。认识现有养老模式的优缺点是有效开展新农合的前提。本文将现有各种养老模式总结为三种理论模式,分别是个体时间平衡、家庭时间平衡、社会时间平衡。然后在回顾各模式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比了三者之间的绩效差异,绩效研究的视角有风险化解的有效性、个体福利和社会福利三个。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化解最为有效的是社会时间平衡,其次是家庭时间平衡,最后个体时间平衡;从个体福利的角度来看,个体福利最大的是家庭时间平衡、其次是社会时间平衡,再者是个体时间平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个体时间平衡和家庭时间平衡是能够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的,而社会时间平衡方式则不利于资本积累,相反有可能妨碍经济的长期增长。     

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模式与居民环境行为研究

运营模式的科学设计以及居民环境行为的有效管理是邻避型PPP项目能否成功的关键。针对邻避项目存在的低收益和居民环境行为转变难两大问题,本文基于计算实验理论与方法构建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模式与居民环境行为模型。通过对利益相关主体的社会属性与行为变化规律分析,进而设计运营商、政府、居民和从业人员等主体的计算实验交互规则。模型与计算实验研究了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状态和居民环境行为在自负盈亏与统一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统一价格、固定收益率与统一价格、自负盈亏与阶梯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阶梯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阶梯价格以及固定收益率与阶梯价格等六种情景下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1)阶梯价格能在短期内改善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状况,统一价格机制更有利于项目长远发展。(2)自负盈亏并不是邻避型PPP项目的一个理想方案,收益担保是一个相对稳妥可行的选择,而固定收益率是一个对政府财政有高要求的优化模式,可优化居民环境行为并降低PPP项目的邻避效应。(3)自负盈亏模式下运营商无心开展环境教育和提高从业人员待遇,固定收益率模式有利于推行环境教育并提高从业人员待遇。(4)邻避型PPP项目的环境投入-环境意愿-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时滞效应。这意味着,较难通过收益模式与价格机制的调整实现系统的最优化,市场的力量无法协调邻避型PPP项目目前存在的矛盾与冲突,需要政府统一管理价格并保证社会资本的回报。同时,改善居民环境行为和管理邻避项目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需要有系统的筹划与长期时间的积累。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的研究路径分析

日益严峻的农村环境污染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新重点和难点.农村污染具有污染源小而多,污染面广两散的特点,政府的大量投入相对于广大的农村来说实在有限,需要反思当前以完全信息为基本假设、以政府为主体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农村自主治理组织具有信息的直接性和充分性以及自发秩序的有效性等方面的优势,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研究成为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政策研究的新方向.本文以自主治理理论为基础,立足于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现状,构建了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的研究路径和框架:研究自主治理的基本条件和博弈均衡结构,对应分析我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的假设条件、博弈关系和政策供给;将自主治理的经济分析和治理结构相结合,在典型调研和面上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运行的关键因素、治理层次,以及典型模式,提出可供我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借鉴的框架体系;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环境的自主治理提出建议,并对土地流转制度下的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进行深入分析.     

环境治理的社会规范路径

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行为,引导个体实施环境友好行为是环境治理的基本思路。环境社会规范会对环境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是环境治理的重要路径。本研究在阐述社会规范的种类及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鉴环境社会规范激活的相关理论,阐明环境社会规范激活的影响因素及环境社会规范作用于环境行为的基本机理,分析中国环境社会规范激活存在的障碍,提出政府通过促进环境社会规范的激活来治理环境所应当采取的措施。研究结论表明,整体环境社会规范的激活水平决定着环境社会规范对环境行为的作用力,其取决于相互影响的环境描述性规范、环境命令性规范、环境个人规范的激活水平以及外部约束条件。由于受到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中国环境社会规范的激活存在一些障碍,导致环境社会规范激活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些主要的障碍包括环境消极描述性规范反向作用大、环境个人规范激活水平低和行为的成本、行为的技术障碍、行为的便利性等外部因素的制约突出。在此,提出的建议是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采取积极措施,通过提高环境社会规范的激活水平来达到环境治理的目标。政府相关部门可通过描述性规范信息的传递提高环境描述性规范激活水平。环境宣传教育中通过生态价值观确立、环境污染行为不利后果的明确认知、环境不利后果避免的正确归因来提高环境个人规范的激活水平。通过降低遵守环境社会规范的难度和成本消除环境社会规范激活的外部制约因素。通过完善环境立法并强化环境法的实施可有效提高环境描述性规范、环境命令性规范、环境个人规范的激活水平,从而提高整体环境社会规范的激活水平。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再论析:元治理视域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无论学者如何强调PPP模式的意义、如何强调社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研究最后基本都会指向政府责任。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重新强调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特别是将其置于元治理视域下进行论析。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元治理并不排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更加重视和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根据元治理理论,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可以界定为:农村环境治理成本的承担者和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者,PPP模式的设计和监督者,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者和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者。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担当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农村环境治理投入不足和治理体系不完善、PPP模式中政府监督责任弱化、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不足以及对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不够。元治理视域下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最主要治理主体责任,而且需要政府积极引领其他主体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来,形成治理合力。具体而言,应以财政投入增加和多元治理体系构建实现政府最主要主体责任,同时,政府应以监督责任强化为重点保障PPP模式实施,以发展能力提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以环境意识和制度信任水平提高等引导农民参与。     

户用沼气模式生命周期减排清单与环境效益分析

相对于传统农业活动,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生产具有清洁的能源生产和高度闭环的废物回收处置等明显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入户推广。本文综合考虑沼气工程建造、使用和综合利用等生命周期过程,分析了典型户用沼气池综合利用各阶段环境节能减排清单,并在此基础上评价其环境效益。结果表明,"猪-沼-稻-果"综合农业利用模式下单位沼气池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其中CO2、PM10、CH4和CO净减排量分别达3 060.700kg、19.820kg、12.960kg和75.590kg,总净节能达9 068.4MJ。其中,玉米秸秆、沼液沼渣的利用和燃煤替代对温室效应的减缓明显,畜禽粪便的利用和燃煤的替代减缓了环境酸化以及富营养化过程,而光化学氧化的减缓主要来自玉米秸秆的利用而减少的CO、VOC的排放,沼气工程对人体毒害的减缓主要是来自燃煤替代而减少的SO2和PM10排放。户用沼气利用对各种环境影响均有减缓作用,其中对光化学氧化、富营养化、环境酸化和温室效应的改善最为显著,对于降低能源耗竭、减缓对人体的毒性也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长三角环境治理地区差异研究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一体化范围扩大,区域经济地理格局随之发生变化,对区域环境治理产生深刻影响。该研究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3D分析框架,研究区域市场分割、密度、距离等经济地理因素对长三角城市环境治理的影响。基于2003—2019年长三角全域41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相对价格法测算长三角城市市场分割指数,构建环境治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全局熵权法测度城市环境治理指数,通过实证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长三角城市环境治理水平呈现提升趋势,环境治理有明显的地区差异,这种地区差异主要来自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差距,环境治理的地区差距整体上呈现收敛的趋势。(2)从经济地理因素对长三角城市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来看,市场分割对长三角城市环境治理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运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偏误后,市场分割对城市环境治理的负面作用更大;城市环境治理与经济密度之间以及城市环境治理与人口密度之间均呈现倒“U”型变化关系;交通通达度提高有利于促进城市环境治理改进,离区域中心城市的地理距离对城市环境治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不同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3)长三角城市环境治理具有正向...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研究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治理中的热门话题,尤其是近年来环保事故频出和极端天气频现后,社会各界对公众参与寄予厚望,因此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效果的研究具有适时性和重要性。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监督和激励理论,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构建了P-S-A(委托人政府;监察者公众;代理人企业)三层委托代理分析模型,对我国环境治理中没有公众参与、公众事后参与、公众事前参与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赔偿权等不同参与模式的治理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灵活的激励制度和治理技术水平的提升是提高环境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公众事后对企业实施低技术类型的监督,如举报企业偷排漏排行为等,反而会产生对政府监督的挤出效应,最终社会整体的环境治理效果不一定最佳;公众事前参与对企业或项目环境决策实施高技术类型的监督,如公众参与环评等举措,则会更有效地提高社会整体环境治理效果;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索赔权,则是改变目前我国环境软治理约束的根本性举措。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鼓励政策设计研究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剖析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激励机制内涵,当前建立激励机制面临的问题,如:缺乏治理收益回报机制、忽视环境资产产权等。提出了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激励机制的基础,提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激励机制体系构成,国家应出台财政、税收和金融扶持政策,建立治理权益回报机制、治理收益回报激励机制和行政激励机制。     

中国汽车生命周期数据库建设的理论研究

简要介绍了生命周期数据库的理论基础,综述了国内外主要的生命周期数据库,并进行了数据库的对比分析;在对比分析的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汽车产品生命周期数据库的主要内容和注意事项,为今后中国生命周期数据库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生命周期的高校生活用水方案研究

高校是城市用水大户,研究与改进生活节水技术与措施意义重大,尤其对于高校云集、用水高度紧张的北京市更是如此。本文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以生命周期的分析方法分析该高校的用水情况、中水处理情况,指出现行主要中水水源——宿舍生活、浴室洗浴废水——水量在时间上分布不均、峰谷明显,同时中水站规模有限,导致用水高峰期相当一部分的高品质原水的浪费,增加了大量非必要用水支出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运用生命周期的方法,以进入学校的自来水为摇篮,以排出学校的水为坟墓,分析整个生命流程,提出将宿舍盥洗用水直接简单处理用于下层冲厕,而通过以别的一次利用废水作为中水原水的方法减少整体用水量,尝试将智能水网概念引入高校供水系统。该方案具有良好可行性,初步计算能为北京师范大学节省用水量15-30万t/年,占年用水量15%-30%,具有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和推广的可行性。     

基于调查实验法的治理主体与环境治理评价研究

环境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对于环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在PPP改革项目中,政府和企业同为提供服务的主体,谁的工作更能得到信任,谁的工作更能提升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这在已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一致的回答。本文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以H市环卫改革为例,探究在PPP改革项目中,不同治理主体对环境治理评价的影响,并且基于KHB分解法验证治理主体影响公众评价环境治理效果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在PPP项目中,企业治理主体会使得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更高。接受企业治理文本干预的受访者与接受政府治理文本干预的受访者相比,前者比后者对环境治理的评价高0.110 5分。其次,企业信任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中介效应,25.48%的贡献来源于企业信任的中介影响。再次,公众治理效能感知也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17.98%的贡献来源于公众的治理效能感知。最后,媒体介入在治理主体与公众对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正向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PPP改革项目作为合作治理的模式之一,若想提高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在PPP项目运营过程中,作为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的最终责任主体,政府在财政融资、项目招标、运营管理、行业监管等环节应不断改进,并同时注重信息公开和媒体宣传。     

影响环境治理的地方性因素调查

相对于全国的情形,由于人情、地缘、经济诸多关联性,地方的环境治理更多的是受地方自身的因素影响.为了解地方性因素对于环保执法的影响,本文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以问卷方式调查了其环保部门执法人员对于地方性因素的认知.调查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之需求有影响但并不是影响环保部门执法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人情确是一个影响的因素,但也不是关键的,影响执法的关键性因素是地方政府.中国地方经济发展属于政府主导型的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说,环境治理也属于地方政府主控型.因此,需要在制度安排上给予环境利益相关人如村民、居民一个有效的监控机制,造成一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尽心尽职全力支持地方的环保工作.由此推论,目前媒体和民间组织可以成为这种压力源和群体.     

转型管理:环境治理的新模式

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关于转型管理的理论研究逐渐在欧洲发达国家兴起,并日益成为环境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通过对国外关于转型管理研究文献的调研,运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力图对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观点、方法及其应用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以此为脉络,首先讨论了转型、转型管理、多层次框架等基本概念;其次,探讨了转型管理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重要进展,深入研析周期性的转型管理模型;再次,通过对荷兰低碳能源案例的介绍,分析了转型管理理论的实际应用。最后,作者认为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之中,其环境系统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环境治理变得异常复杂和困难,因此,作为一种环境治理的新模式,基于多层次视角下的转型管理理论是切实符合中国的现实挑战和需求的,并有助于中国的环境治理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的治理策略面临着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并重的转型困境。在这一转型背景下,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地方政府自身的环境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每一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激励或制约。本文通过对官员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分析,环境治理合作的群集型网络和松散型网络的探讨,以及对邻避抗争与公民参与的分析,提出地方政府自身环境治理行为的选择受到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影响;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彼此权衡合作风险与收益结果的制约;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地方政府与民众环境风险信息沟通情况和协商缓解机制建立与否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需要在构建与地方官员治理动机相兼容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间高度集群型协作契约的签订与执行,以及民众对地方环保政策的参与机制和邻避冲突的缓解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     

成本效益、政策认知与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环节,政策执行的本质是主体之间考虑利益得失的利益博弈过程,利益推动行为主体执行或违反政策。农户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直接利益主体,农户自身利益需求与补偿政策的差异表现为补偿满意度,明晰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对解决农户利益需求缺位,提高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执行效率意义重大。本文在理论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区域扬州市刘集镇农户补偿满意度调查,应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成本效益及政策认知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补偿满意度受其自身和家庭禀赋特征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多、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户,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性较低,补偿满意度会相应提升。(2)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成本效益因素显著影响,提高耕作便捷度、改善出行交通,会降低通勤成本,增加受益感知,进而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而日常消费上升、原有宅基地面积较大,会增加农户参与整理的成本投入,降低农户补偿满意度。(3)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政策认知因素明显影响,正面的政策制定评价、较高的政策执行满意度及农民收入增加的价值认同,均将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因此,应合理评估宅基地价值,重视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的长期影响评价,综合考量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实施前后农户的总成本和综合效益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以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并通过推进配套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策执行机制等措施提高整理区农户的社会福利及政策认同。     

区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与非均衡度比较研究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是各国工业化成长阶段面临的共同问题.山东、河南作为全国34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前两位的人口大省,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且两省面积相仿,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课题上具有很大的可比性.以山东、河南两省为例,从转移地域类型、转移产业类型、转移人口类型、转移时同类型和转移收入5个方面比较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指标体系,对山东、河南两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性进行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价.     

环境问责与投诉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自上而下的环境问责和自下而上的环境投诉之间的良性互动已成为中国当前环境治理创新的显著特征。这种良性互动不仅改善了环境治理的客观绩效,还影响了公众环境满意度,提升了环境治理的主观绩效。文章利用CGSS(2015)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和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认知或判断,对其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公众对环境问责的认知是否强化了其对环境投诉的判断,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环境治理满意度。研究发现:①公众认为环境问责越是有力,环境治理满意度越高,认为环境投诉越是有效,环境治理满意度也越高。②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还在其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与环境治理满意度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③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前述中介效应在城乡居民间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环境治理满意度更直接依赖于政府的环境问责机制,环境投诉有效性的判断未发挥中介作用,这或许与农村居民环境投诉经验不足有关。文章建议在提升环境治理客观绩效、加强环境问责力度的同时,还应引进柔性治理技术,推进公众环境参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增强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环境满意度,改善环境治理主观绩效。文章还建议,中国在环境治理、反腐败斗争等领域探索出的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良性互动的经验,还可以推广至社会治理的其他领域,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