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情景模式的兰州新区生态适度人口测度

适度的人口规模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城市生态适度人口的确定取决于区域生态承载力与区域人口对生态资源的需求,生态敏感性分区和区域可利用土地资源评价是生态适度人口测算的前提。本文以兰州新区为例,针对新区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在GIS支持下对其生态环境敏感性进行综合评价,明确了生态环境敏感性分布规律。利用数字高程模型、遥感影像解译土地利用图和国土部门土地利用数据,测算和评价了兰州新区可利用土地资源的数量和空间分布特征。基于多情景模型方法,从用地空间、可供水量、绿地指标、生态足迹和生态敏感性分区5个方面测算了兰州新区的生态适度人口与最大人口规模。结果表明:兰州新区生态适度人口规模为82.28万人-119.93万人,生态环境和用地空间对兰州新区人口容量规模的限制作用较其它因素强烈,2030年新区人口将达到或接近适度人口规模。新区发展应统筹城乡各类资源的利用,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升土地生态承载力。     

黄土山丘区农村居民点整治优先度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建设用地需求及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整治工作的开展对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全文以黄土山丘区中的47个村为研究单元,以自然和社会经济为准则层共选取了15个指标,分别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求权重,将计算所得权重加权平均作为指标权重值,并利用综合评价法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综合值进行计算,最后运用聚类分析法根据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综合评价分值将研究区划分为4个整治优先度分区,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空间差异较大,一级优先整治区包含有8个村,占整个全区总面积的17.7%,该地区主要自然环境较差,居民点占地面积较多,但同时经济状况良好,应优先整治;二级优先整治区包含有7个村,占全区总面积的15.91%。该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相对较好,人口密度较低,整治潜力较大,但村庄整体经济水平相较一级整治区要差,整治的难度高于一级整治区;三级优先整治区包含有13个村,约占全区总面积的32.29%,该地区所处自然环境较好,采煤损毁状况轻,整治潜力不大;四级优先整治区:整治区包含19个村,约占全区总面积的32.51%。四级优先整治区居民点人口密度较高,交通便利,且几乎没有采煤损毁区域,整体状况较好,整治潜力较小。整治工作的开展不仅要考虑整治模式和整治手段,科学的整治顺序能使整治工作的开展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整治优先度的先后顺序取决于村庄所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危险性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前者决定了整治工作开展的迫切程度,而后者则决定了整治工作开展的难度大小。     

基于生态和社会经济约束的区域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研究

准确评价区域耕地整治、农村居民点整治、废弃地复垦和未利用地开发4种类型的土地整治潜力是实现区域统筹规划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前提。通过选取能反映区域四种土地整治类型内在和外在潜力的指标因素,引入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双重制约条件,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约束条件评价模型对研究区域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约束下的土地整治综合潜力开展定量评价,并采用K-Means聚类方法进行潜力分区。研究结果表明:高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能提高区域土地整治潜力水平,反之则制约土地整治潜力水平,同时根据约束条件的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土地整治高潜力区、较高潜力区、一般潜力区和低潜力区,与无约束条件下的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结果相比,该分区结果更加符合当地实际情况。该研究一方面可为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土地整治潜力评价提供新方法,另一方面可为新一轮土地整治统筹规划提供有效的依据和参考。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土地开发度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

土地开发度（LDD）是衡量区域人类活动对土地开发利用的程度。分析土地开发度的时空差异和驱动机制能更加深刻的认识人类活动与区域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为研制区域差别化的土地管控政策提供依据。通过分析全国345个城市2009~2015年土地开发度的时空差异,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其驱动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研究表明：（1）全国土地开发度从2009年的4.1%持续增加到2015年的4.47%,并在东、中、西3个区域上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2）345个城市的土地开发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土地开发度高的城市主要在城市群集聚,并在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区域表现较快增长。（3）全国土地开发度由投资驱动和人口驱动为主转变为产业驱动和人口驱动为主,东、中、西3个区域土地开发度的主导驱动因素有所差异。     

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研究——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土地整治是对低效、空闲和不合理利用的土地进行治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活动,是各类土地整理、复垦、开发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活动的统称,其实质内容之一是从空间上对土地利用进行优化布局。农村居民点用地是我国进行土地整治的重要区域,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进行分类研究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土地整治的前提和基础工作。曲周县位于黄淮海平原的中部,黄淮海平原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农村人口的集聚地,对于其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进行研究,对于实现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论文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从发展基础、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的评价指标,利用量化后的指标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运用聚类分析法将曲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型、重点发展型、限制扩建型和迁移合并型四种类型。研究结果符合实际,为当地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于其他类似地区具有借鉴意义。     

丘陵山区都市边缘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分析——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

分析丘陵山区都市边缘的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对于科学认识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交错影响下的新型农村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重庆市两江新区为例,从居民点用地规模特征、居民点空间分异特征、居民点分形特征以及居民点空间格局四方面对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两江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在区域内部,受高程、坡度、地质灾害分布、水系、城镇和交通的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分异特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点的交通及基础设施条件亟待改善;两江新区内农村居民点分形维数介于1.12~1.53之间,由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步增大,围绕城市呈现"扇形圈层结构"特征,距离城镇越远农村居民点斑块结构越复杂;从居民点空间格局来看,两江新区镇域尺度上的农村居民点呈现出集聚、均匀与随机3种分布状态,图斑尺度的居民点受地形约束总体上呈条带状分布,在此基础上城镇发展的极化作用吸引农村居民点向城镇集中,形成若干聚集区。研究结果可为丘陵地区开展土地整治及模式探讨、土地利用规划筹提供参考。     

城市周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研究——以重庆市南岸区为例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是夯实农业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以重庆市南岸区为研究对象,从基础地力、利用条件、区位条件3方面筛选出12个指标,构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综合评价体系,引入熵权法、障碍度模型等测算各评价单元的建设潜力和建设难度系数,最后以行政村为评价单元耦合两者评价结果,提出了南岸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结果表明:南岸区已基本具备高标准基本农田条件的耕地面积约76.6 hm~2,占永久基本农田总量的11%,其余624.19 hm~2耕地可通过土地整治逐步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在空间上,建设潜力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广阳镇,建设难度等级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分布规律,按照先易后难的建设原则,建设时序也需遵循从北向南的规律依次开展整治工程。研究结果可为南岸区高标准基本农田规划实施提供参考。     

基于生态适宜性的昆明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研究

城市空间增长是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生态适宜性评价的刚性增长研究还未得到充分的关注。研究结合昆明高原山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独特性特点,选取地形、地质、河湖水库、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土地覆被等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研究划定昆明城市空间刚性增长边界范围面积为782.45 km~2。研究表明:(1)对比刚性UGB范围和昆明城市总体规划的中心城区空间管制范围(852.93 km~2)发现,城市总体规划应制定更为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尤其是滇池沿岸的水资源环境保护;(2)现状建设用地超出刚性UGB的总面积为27.74 km~2,占总体建设用地面积的6.49%,主城区发展空间受限,未来建设用地最大增长余量为355.21 km~2,主要集中在呈贡新区和空港新区。需要从区域的角度进行宏观调控,进一步降低资源、产业、人口在主城集聚的程度;尤其是结合滇池流域水资源供给现状合理制定人口规模和产业规划等内容。提出规划建议:(1)加强生态管控和土地利用结构整合。在滇池沿岸及面山生态敏感区周边建立生态保护缓冲区(带),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安全;(2)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开发时序,分期完成城市内部更新及新区建设;(3)分阶段将超出刚性UGB范围的建设用地进行退让转移,保证生态安全本底边界和城市周边生态环境的完整性。     

基于小流域单元的怒江州泥石流易发性评价

开展泥石流灾害易发性评价,了解区域泥石流易发程度的整体特征和空间异质性,为区域宏观层面国土空间布局及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等提供依据。基于小流域评价单元,选择距断裂带距离、岩性、melton比率、流域延伸率、流域高差率、河流弯曲系数、流域水系密度、平均植被覆盖度、年均降水量、距道路距离、距居民点距离等11个评价指标,采用确定性系数模型CF和多因子叠加权重确定法开展怒江州泥石流易发性评价研究。将易发性评价结果划分为5个等级,并以研究区历史泥石流灾害对易发性评价结果验证。结果表明:极高易发区面积仅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31%,但发生泥石流灾害的数量占泥石流总数的29.75%;高易发区的面积占总面积的12.29%,发生泥石流的数量占22.59%。最后通过独立样本验证,易发性评价模型性能(AUC=0.742)良好。怒江州泥石流灾害易发性评价结果与历史泥石流灾害点空间分布较为吻合,表明选取的易发性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可行,评价结果可为怒江州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参考。     

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时空分异及其协调性分析

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取数理统计和重心模型法分析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的时空分异特征；基于整治强度、整治潜力和整治难度等土地整治实施的核心指标，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综合评判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实施的协调性。结果表明：（1)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总体呈现出上升的发展态势，投资规模、建设规模、新增耕地规模和项目数量均表现为先快速增长后有所回落最后趋于平稳的特点，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鄂中平原地区高，鄂东和鄂西地区较低的格局特征。（2）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各实施要素的重心均位于江汉平原腹地，并在天门市-钟祥市-京山县一带呈波动式变化。(3）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协调度呈现低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和高度耦合协调3种状态，低度耦合协调状态主要集中在鄂北和鄂东低丘岗地区，高度耦合协调状态主要分布在鄂中平原地区，中度耦合协调状态分布较广，全省范围内均有覆盖。对区域土地整治项目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实施协调性研究可为新时期我国统筹区域土地整治事业发展及实施差别化管控策略提供有益参考。     

长江中下游低山丘陵区土地整治对区域水土流失变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是当前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土地整治作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全面保护的重要手段,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整治主要关注于农田生产条件的改善,对水土流失等关键环境问题的考虑不足。以宁镇扬丘陵区的典型土地整治区金坛区、溧阳市为研究区,通过土地整治水平的定量化评价与水土流失量的精准化估算,重点研究土地整治工程对水土流失的关键影响要素及其机理。研究发现:(1)土地整治显著降低了水土流失强度,整治后项目区水土流失量降幅达到43.1%;(2)土地平整度、投资强度、田块规则度3个指标对区域水土流失防治作用最为显著,对水土流失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达41.5%、28.1%、13.2%;(3)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应加大土地整治投资力度、加强土地平整工程、加强田块细碎化与规则化整治。     

基于宗地层次的合肥市产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

在我国城市产业用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土地闲置、浪费和低效利用等现象。实施产业用地的集约利用评价研究可以为城市产业用地优化配置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对城市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城市土地空间布局和利用强度角度出发,以同心圆理论、多中心理论等区位理论为支撑,采用定性和定量化方法结合,以科学、便捷、高效为原则,系统地提出宗地层次上的产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标准以及评价模型,并对合肥市商服业用地、重工业用地和轻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情况进行了评价,适当提出了一些用地建议。评价结果表明:①在所有评价的宗地中,有62.46%的宗地达到集约,总体集约水平较低;②在三类用地中,达到集约的宗地数量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商服业用地、重工业用地和轻工业用地,集约比例分别为66.64%,41.39%,36.02%;③合肥市4个行政区内的产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比较接近,庐阳区和包河区相差不大,分别为67.66%和67.36%,蜀山区略低,为62.08%,瑶海区最低,为53.77%;④不同区位圈层内的产业用地集约利用情况存在差异,从内圈层到外圈层,集约的商服业用地数量比例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状态,重工业用地则呈现上升的趋势,而轻工业用地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利用状态,只有35%稍多。综上所述,建议适当降低市区内商服业用地的建筑密度,提高市区外围的商服业用地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继续推进"退二进三"政策,优化城市产业用地布局,并提高轻重工业用地的利用强度;加强土地监管,防止圈地,闲置,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等现象。     

基于AHP与模糊综合评价的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效益评价

对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效益评价进行科学研究,对于规范与指导土地整治的实践活动,实现土地整治的科学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土地整治项目为例,以相关研究理论为指导,在充分收集项目区基础资料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由15个指标所组成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将景观效益作为一个独立的评价方面,拟为土地整治效益评价的完善做出有益探索。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因子的权重,以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评价模型,对项目区土地整治前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景观效益和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价研究。研究表明项目实施使得各效益均有明显提高,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另外,景观效益潜力巨大,在今后的项目实施中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效益评价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

从土地代谢理念出发,构建了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的测评指标体系。根据该指标体系,以"加权和与加权积的混合算法"和"因子障碍度测算"为模型基础,对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土地生态利用水平进行了综合测评。研究结果表明:①浙江省11个市的土地生态利用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整体上浙东北部较高,西南部偏低;②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关,但并不意味经济社会越发达,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就会越高;③土地污染物的高排放是影响浙江省城市土地生态利用的最大障碍因子,其中单位面积废水排放影响最大;④对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的测度根本目的不在于区分排名的先后,而在于找到差距和改善的方向。通过因子障碍度检验,发现构建科学合理的障碍因子管理体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推行清洁生产,开展土地生态文明教育是提高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的重要路径选择。     

土地整治驱动下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变化研究——以上海市合庆镇为例

基于上海市合庆镇土地整治项目,通过土地利用指数、空间自相关性以及景观格局指数的分析:(1)土地整治带来的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情况;(2)验证土地整治是否能起到土地集聚的作用;(3)使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土地利用空间配置关系。结果表明,整治后的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明显减少,耕地数量明显增加,并且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等土地利用指数同土地整治活动之间存在相关性。使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能够很好地验证土地整治活动对土地产生的集聚效应,并且在5~10m的格网尺度下采用土地利用程度修正模型能很好地反映建设用地和耕地的局部集聚效应。此外,区域由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转向以农业活动为主,"斑块-廊道-基质"的景观结构变化显著。     

基于流域尺度的土地整治工程分区研究

为解决长河流域土地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小流域土地整治工程技术导则》的编制提供参考,本文采用空间分析法,以图斑为基本划分单元,按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空间聚类分析,参照地形地貌分区和土壤类型分区结果,对长河流域土地整治工程类型区进行划分。结果表明:长河流域土地整治工程类型区可划分为4个一级工程类型区和10个二级工程模式。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益评价

从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出发。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从经济、社会、环境等多角度对现阶段我国各省（区、市）城市建设用地的综合利用效益进行了定量化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土地利用效益偏低的省份为18个，占60％，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利用效益较高的省份为7个。主要位于东部沿海等地。本研究方法克服了以往单因素评价方法的不足，即片面追求经济总量不一定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高效利用。同时，为从空间角度调控土地利用效益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资源稀缺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合理的土地要素配置是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科学研判土地面临的稀缺瓶颈则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前提。文章选取2008～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先后运用核密度估计法、GIS空间分析、空间自相关以及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系统考察了城市土地稀缺度的时空演变、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为实现长江流域土地资源支撑高质量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结果表明：(1)研究时期内,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稀缺度呈现出“提速期”和“振落期”两个阶段,上中下游的具体增幅分别为26.9%、13.2%和9.5%;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土地稀缺度的高值范围逐渐减少,中低值区域逐渐增多。(2)城市土地稀缺度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集聚范围变化突出,但集聚效应并不显著。(3)不同区域影响城市土地稀缺度的主导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外商直接投资会加剧土地资源的稀缺,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环保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抑制作用。基于上述结论,长江经济带应因地制宜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大企业环保投入力度,通过高效、可持续的利用土地以破除政策约束下的要素稀缺困境。     

泰安市城市建设用地发展变化的分析研究

通过对2007~2014年城市建设用地的数据处理与比较,得出泰安市城市建设用地发展变化特点,为旧城改造以及城市规划工作提供参考,为区域城市建设结构提供依据。研究从两部分着手:一、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和Z-score标准化处理方法,研究泰安市城市建设用地数量变化特点。二、研究泰安市城市建设用地的信息熵值变化,分析该系统有序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泰安市城市建设用地数量呈较稳定增长,与山东省年增长率保持较高程度的一致性;泰安市城市建设用地信息熵在时间上,具有动态演变特征。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面积变化是有序度变化的重要原因。     

吉林省中部地区后备城镇建设用地潜力及空间分布研究

后备城镇建设用地潜力及空间分布研究是科学制定区域空间发展战略和优化城镇发展格局的基础。以吉林省中部地区为例,主要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综合考虑地形、土地利用类型、基本农田分布、土地利用规划、人口及城镇发展等因素,对区域后备城镇建设用地极限潜力和有效潜力的数量及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吉林省中部地区后备城镇建设用地极限潜力规模为14 913.32 km~2,丰富程度由北向南呈降低趋势,主要受行政区规模、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特征的影响;(2)极限潜力利用优势度指数为0.467 8,偏北区域利用优势度整体高于偏南区域,空间分布格局与地形和城镇密集程度密切相关;(3)有效潜力规模为2 214.91 km~2,丰富程度为中间区域高,西北和西南区域低,东部边缘区域为中等水平,空间分布格局与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密集程度联系紧密;(4)人均有效潜力规模为106.65 m~2/人,丰富程度整体为中间区域高,西部边缘区域低,北部、东部及南部3个地区的边缘区域为中等水平,空间分布格局除受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密集程度的影响外,与人口分布特征也有一定关系。